汉英情感概念形成和表达的对比研究*
张 辉
（原载《外国语》2001年5期）
摘要：作为人类经验重要方面的情感 ，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点课题。本文试图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在“概念隐喻”的层次上，对比汉英在情感概念形成和表达上的异同。研究发现汉英使用了许多共同的来源域，这是因为汉英具有某些共同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不同之处在于，汉英具体描述了隐喻和转喻的不同方面。隐喻和转喻不仅反映汉英的文化特征，而且分别构成了其文化的一部分。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隐喻、转喻、概念形成。
1. 本研究理论背景
从人的经验与人对这一经验进行感知和形成概念的方式的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称为认知语言学。情感(emotion)是人类经验的重要方面，人们不仅在生理上且在心理上体验和表达情感，因此毫无疑问情感概念和与其相关的表达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点。由于这一问题较为复杂，关于情感概念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描写它们还没有达到共识。一般来讲，有三种主要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人们共有的基本情感(basic emotions)表现为一组有限的普遍概念。根据这一观点，语言之间的差异与复杂情感不同的概念有关系(Johnson-Laird and Oatley 1989)。第二种是，不管是基本或复杂情感，不存在任何普遍的概念。普遍的只是构建情感的组成成分(component)。虽然世界上的人们都有愤怒、高兴、害怕等情感，但在不同的语言中情感概念的形成方式是不同的。换句话讲，每一情感都是复杂的，都是由普遍组成成分按不同的安排构建起来的，这些普遍的组成成分就是语义元素(semantic primitive)(Wierzbicka 1992, 1998)。
第三种观点认为，我们日常用来谈论情感的常规化语言是我们发现情感概念结构和内容的重要工具。情感并不是基本的和难以言状的东西，而是具有相当丰富的概念内容。这一概念内容由转喻和隐喻复杂网络所构建。语言之间的异同都可在更深的“概念隐喻”这一层次观察到，其相同之处则是两种语言使用了相同的概念隐喻或强调和利用了相同来源域(source domain); 其不同之处是两种语言使用了不同的概念隐喻或强调和利用不同的来源域。我们这里将采用第三种观点。
本研究使用的“隐喻”和“转喻”不是用来构建语篇的辞格，而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认知和概念方式(Lakoff and Johnson 1981, Lakoff 1987, Johnson 1987)。 Lakoff(1987)给隐喻下了个定义：隐喻是以一个独立的域来概念化另一个域，即域之间的一种映现(mapping)。这两个域一个是来源域, 另一个是目标域(target domain)。
转喻是一种更复杂的认知方式。隐喻指的是不同认知模式（cognitive model）之间的映现，而转喻则是同一模式内的映现。换句话讲，某一模式内的一个范畴代表着该模式内的另一范畴。转喻表达的功能就是通过指称同一模式内的另一范畴来激活(activate)一个认知范畴。Croft(1993:350)举了一个例子：There are a lot of good heads in the university. 在大学环境下，“智力”与“头”联系起来。在人类这个模式中，我们用一个范畴“头”代表另一范畴“智力”。
Goossens(1990)认为，虽然隐喻和转喻在原则上是两种不同的认知过程，但它们并不总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作用的，Goossens创造了一个词叫“隐转喻”(metaphtonymy)来指同时利用隐喻和转喻的结构。
2. 语料与方法
本研究的汉语语料主要取自《汉语大字典》、《辞海》、《同义词词林》和《写作借鉴词典》，从中选出表示愤怒、高兴、悲伤、爱和害怕的五组同义词、句子和句群。英语的语料主要选自Athanasiadou 和Tabakowska(1998)中Wierzbicka, Gyori, Mikodajczuk, Taylor 和Kovecses等人的论文。在后面引用时不再一一注明。
对比采用历时对比和共时对比相结合的方法。采用这样的方法好处是，我们可以更全面地考察汉英语言中情感概念的形成与表达：对于语义不明析(semantically non-transparent)的字和词, 我们采用历时对比方法，研究其语义变化的词汇化过程(lexicalisation process), 例如对于汉语的“愤”“怒”“悲”“伤”“怕”“愉”“怡”和“爱”等字和词，以及英语中的”angry”, “fear”,”glad”, “happy”和”sad”等词，从共时的角度，我们无法观察其概念形成的过程，但从历时的角度（从词源上）可观察到其语义变化，寻找出其概念形成的轨迹。对语义明晰的(semantically transparent)词语、句和句群, 我们便从共时的角度分析出其隐含的概念隐喻或转喻，从而观察到概念形成的轨迹。例如汉语中的“大发雷霆”，“怒气冲天”，“义愤填膺”，“他一听就炸了”，“欢欣雀跃”“赏心悦目”“眉飞色舞”，“肝肠寸断”，“堕入情网”，“矍然失容”，“战战兢兢”和“杯弓蛇影”等。英语中的”She is boiling with anger.”, “He is a pain in the neck.”, “I am six feet off the ground.”, “I was tickled pink.”, “fear slowly crept up on him”, “He brought me down with his remarks.”, “His remarks threw cold water on the party.”等。
3. 历时研究
一个词语被语言常规认可(sanction)来指某一情感的情况可揭示这一情感概念形成的轨迹。人们选用一个词语作为某一概念形成(conceptualisation)的目标结构(target structure)，且语法又认可了该词语，这一认可说明了这一新的词语在语义上是有理据的。也就是说一旦认可目标结构，概念形成也被认可了(Langacker 1987)。Gyori(1995)认为，词汇化过程可与整个文化层次的范畴形成等同起来，文化范畴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包括语言编码, 因为只有通过编码, 这一文化范畴才能在文化中传播，才能成为这一文化成员认知结构的一部分。文化中某一概念的传播与历时语言的语言变化息息相关。创造一个新词语包含了语义的变化。
Gyori(1998)认为语义变化是一个认知的过程。语义变化是语言现象，但在这一现象中，语言的认知功能表现得最为明显。语义变化向我们揭示了我们的前辈对现实的某一部分进行概念形成的情况，因此词源的语义极(semantic poles)可看作为凝固的概念形成(frozen conceptualisation)。 我们采取这一观点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任何新词语出现时，反馈机制(feedback mechanism)总会起着作用。每当人们创制一个新词语时，作为目标结构的语言材料会发生语义变化，但如果同时有来自该词语常规意义的语义理据、这个目标结构就有可能被认可为一个新的词语。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说话人总依靠其熟悉的知识来解释新的目标结构。因此，大多数语言单位的产生，在语言体系内部是有理据性的（王德春 1997：33）。二是人类认知的基本特点之一是类推思维。语言可使类推思维在言语集团的层次上运作。语言的词汇定义了一系列该集团成员掌握的概念范畴，说话人利用这些概念范畴来形成语义上有理据的概念。王德春（同上：34）指出：“一种语言事实按其他事实的特征类推而改变自己的结构特征。这条规律在所有语言的一切发展时期都起作用。”三是说话人有能力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一个同样的情境(situation), 即通过不同意象(image)来构建情境。施加于情境的不同意象与不同的经验有关，因此一个词语所体现的意象是其构建情境的常规方式，构成了意义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Langacker 1987)。这一观点也可用于历时的语义研究, 从词源来分析不同语言的同义词语，可表明语义变化受说话人这一能力的影响。表达同一情感的许多同义词语就能说明这一点。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研究情感概念的语言编码能揭示概念形成的文化差异，从而从更深的概念层次了解汉英语言的不同。根据隐喻和转喻的定义，我们把语义的发展看作为隐喻或转喻映现，以词源为来源域，以某一情感为目标域。本节只举例说明, 分析放在第五节。
3.1 “愤怒”情感：
汉语：“愤”：《说文》：“愤，满也。”《论语x 述而》：“不愤不啓，不悱不发。”朱熹注：“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国语x 周语上》：“陽瘅愤盈，士气震发。”韦昭注：“愤，积也。”《淮南子》：“愤於中则应於外。”高诱注：“愤，发也。”以上分析说明，“愤”的原意是用行为或生理的反应代表情感，是转喻映现。并把“心”看作为一个容器，其隐喻为：+愤是积满于心的东西+[1]。“怒”：《说文》：“怒，恚也。”《字 x 心部》：“怒，恚也，愤也。”《淮南子x 本经》：“人之性，有侵犯则怒，怒则充血，血充则气激，气激则发怒，发怒则有所释憾矣。”“怒”也是由生理的反映表示情感。以下对“怛”和“愠”的解释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怛”：《说文》：“怛，憯也。”《方言》卷一：“怛，痛也。”“愠”：《说文》：“愠，怒也。”《隐歆》：“怛，心所薀积也。”
英语： “Anger”的原始印欧语是”angh”意为“疼痛，紧缩”。也是由生理反映表示情感。其隐喻与汉语相似：+愤怒是身体内的疼痛和紧缩的感觉+。
3. 2 “愉快”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