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妮·罗森巴赫·(Helene Rosenbach Deutsch,1884- 1982)是美籍波兰裔的著名学家和教育家、精神分析的先驱者、的追随者之一。她对精神分析的最大贡献是首次系统论述女性一生的发展,提出完整的女性心理发展理论。她积极参与精神分析的组织和训练,创办维也纳精神分析研究所,并担任维也纳培训研究所的主任。此外,她对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也作出重要贡献,如提出“治疗联盟”的治疗技术并强调控制分析等。多伊奇一生著述颇丰,是弗洛伊德最多产的学生之一,其著作主要包括《论女性性功能的》、《的精神分析》、《女性心理学》和《神经症和性格类型》等。她的整个一生可概括为:出生并成长于波兰,求学于维也纳和柏林,工作于美国波士顿。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精神分析及其教育事业,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一、波兰的成长史
多伊奇于1884 年10 月9 日出生于波兰东南部的普热梅希尔镇。父母对她的出生怀着殷切的期望,他们希望她是一个男孩,因为她的哥哥整日无所事事、一事无成,无法成为父亲的继承人。然而,父亲并没有因为她是个女孩而讨厌她,反而非常喜欢她,可能是因为她生有一双非常漂亮的眼睛。父亲威廉·罗森巴赫是一位著名的律师和国际法学者,深受父亲的影响,多伊奇在童年就开始热爱文学,并对政治和社会问题产生兴趣。母亲雷吉娜是一位狂妄自大、专横残暴的女人,她不喜欢多伊奇,甚至觉得这个女儿永远无法弥补其唯一儿子的不足。多伊奇是家里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姐姐马尔维娜和吉泽拉分别比她大11 岁和7 岁,哥哥埃米尔也比她大10 岁。马尔维娜对多伊奇非常好,甚至更像是一位母亲,而埃米尔却给她的童年生活带来诸多痛苦,甚至在她刚学会走路时对她性虐待。
多伊奇的童年充斥着一系列的矛盾。在与父亲的关系中,一方面,父亲给了她很多关爱,并期望她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她因此积极地认同并父亲,甚至陷于“家庭罗曼史”的幻想之中;另一方面,父亲十分软弱,在家中属于“妻管严”,对母亲言听计从而显得缺少男性气质,这又让她感到失望,以至于后来将认同对象转移到另一个人物(利伯曼)身上。在与母亲的关系中,一方面母亲专横冷漠,严格控制多伊奇的各种活动,这令她十分厌恶并拒绝认同母亲,她甚至觉得自己和父亲都是母亲的牺牲者;另一方面,尽管多伊奇认同父亲,但她仍然希望能够获得母爱。如在生病或受伤时,她希望母亲能够照顾自己。在与姐姐的关系中,一方面,姐姐马尔维娜充当了母亲的角色,她更像一位“好”母亲,多伊奇在她身上获得了积极的母性意象,并以之为榜样来建构;另一方面,马尔维娜也必须听从母亲的安排,嫁给了一个自己并不钟爱的犹太籍律师。在多伊奇看来,姐姐的是母亲一手造成的辛酸悲剧,同时让她觉得失去了母爱。
14 岁那年,多伊奇完成了当时社会为女孩规定的初中教育。在这之后,母亲希望她和自己一样过着闲散的生活,并在家人的安排下结婚生子。然而,多伊奇的倔强性格促使她断然拒绝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她开始自己喜爱的写作工作,并为《普热梅希尔之声》杂志写作。她的第一篇文章就受到充分认可,这次肯定使她戴上“天赋异禀”的帽子,随后便担任了周刊的专栏作家。这一事件奠定了多伊奇追求自由的坚固基础。多伊奇对知识十分渴望,但当时的高中不招收女生,因此,她私下里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然而,父母极力反对她的继续教育,她在无奈之下选择离家出走,并且威胁父母支持她获得大学入学资格,否则就不回家。这一任性之举赢得了父母的勉强同意和微弱的经济支持。
多伊奇在俄罗斯社会改革的影响下,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产生浓厚的兴趣。尽管她对当时波兰的政治状况失望至极,但这并没有减弱她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激情。自学期间,她认识了一位知名的社会主义领袖利伯曼,他年长多伊奇16岁且已婚。他们不久就发生性关系,对多伊奇来说,这段关系是其在与母亲的对抗中获胜的标志,同时也代表着她与父亲的早期关系的再现。这是一个典型的情结,即她不能同利伯曼结婚,就如同不能与父亲结婚一样。这段隐秘的关系长达10 年之久,直到1910 年国际社会主义会议之后才结束。
二、维也纳的求学史
1907 年2 月,多伊奇顺利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一直以来,她都以父亲为榜样,并想效仿父亲学习法律,但当时的法律院校不招收女生。同年,她在情人利伯曼的陪同下一起去了维也纳,并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在凯绥·珂勒惠支的影响下,她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儿科医生,但很快便改变了这一初衷,而决定成为一名学家。第一年的大学生活充满贫困,甚至是饥饿,直到第一次考试获得优秀的成绩才使她得到父母的经济支持。
1910 年暑假,多伊奇与利伯曼一道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大会,这次旅行是多伊奇青年时期的一个转折点,原本一次愉悦的旅行却以情感的重新定位而告终。会议期间,多伊奇受到女性改革家的影响,希望像她们一样成为追求自由和独立的人,但这一志向与她对利伯曼的爱相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她已经26岁并希望有个自己的孩子,而利伯曼却因责任而无法离开家庭。因此,多伊奇毅然决然地结束了这段被她视为是一种“纯粹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关系。然而,爱得越深,伤害越重。为了度过这段情感痛苦的时期,她决定前往慕尼黑,拜师埃米尔·克雷佩林,学习精神病学。世事变化无常,她在慕尼黑遇到了后来的丈夫费利克斯·多伊奇,并于1912 年即在医学院的最后一年与之喜结连理、修成正果。四年之后,她生下他们的唯一儿子马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