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与
翻译：龚书
审校：陈淑芳
Greenson, R. R. (1972). Beyond transference and interpreta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53(2), 213.
在这篇论文中，我会试着澄清一些在之前发表的文章中较有争议的话题，即在病人和治疗师之间的“真实关系”和“非移情关系”（Greenson, 1967）; (Greenson & Wexler, 1969）。我还会试图阐释除了解释之外的干预对于创造和维系富有成效的治疗气氛的重要性。这些言论并不是怀疑对移情和阻抗的解释在整个治疗之中的核心地位。然而，我和越来越多的分析师都怀疑“仅凭解释”技术并深信病人和治疗师之间的所有互动都是移情现象，扼杀、扭曲了病人移情性的发展，阻碍他发展真实的的能力。“与现实发生关联性总是比移情的的演化和解决要提前一些，也使之成为可能。” (Searles, 1965) 我会用一些临床案例来说明以上观点。
病人生活中的非常事件
K太太是一名27岁的少妇，她因为总感到置身事外、麻木、丧失，活得像个僵尸而寻求分析。将她抚养成人的母亲热情、混乱、嗜酒，结过4次婚，但每次都难以维持超过3年。K太太当时刚和一个比她年长的男人结婚不久，但是她所期待的婚姻也不能解决她内在的麻痹感，这促使她寻求精神分析性治疗。在她分析的第三年，她怀孕了，不久之后她的丈夫意外身亡。我们花了大量时间来分析她因为犹豫是否将遗腹子带到世间来而产生的。我们也分析了腹中胎儿会好还是坏，会漂亮还是畸形，会是破坏性的还是毁灭性的。这有赖于她的内在身体意象，这又反过来取决于她与我的移情和非移情关系。
当K太太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宝宝时，她从医院给我打来电话。我祝贺她，还在电话上和她聊了一会儿关于生产的过程，并约了时间去医院探望她。鉴于她意外丧夫和过去的经历，我觉得这样的举动是有必要并且合适的。我到访的时候，病人喜形于色，但不久之后她告诉我，她仍然感到忧心忡忡和沮丧。我们简短地做了一个分析式的交谈，处理她的焦虑和。我告诉她，我下周还会再次去她家拜访她，后来我的确去了，结果和这次差不多，她同样高兴、焦虑和抑郁，还伴有其它她能控制、谈论的各种。宝宝很健康，体格健全，喂养得不错，使得病人打消了一些顾虑。
K太太在一个月之后重新恢复分析，那之后她经常提及我的探访对于她的意义。在此之前她“知道”我是一个和蔼的人，但是放弃自己的午餐休息时间和工作去探望她，这让她确信我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人。从这一点出发，K太太得以重新体验害怕被抛弃的恐惧，对那个不可信赖的母亲的渴望、愤怒和与其相关的抑郁，这些强烈的都是她之前不敢去感受的。通常，唤起这些强烈反应的触发点，是有关我抛弃或者拯救她和宝宝的梦和联想。由此，在病人生活中的一个非常处境之下，我的非解释性举动却让她获得对我俩关系的，从而鼓励她允许自己产生强烈的退行性移情反应，这些反应可以被有效地分析。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一个年轻分析师A医生的案例，A医生在接受我的督导，他告诉我，他的病人出乎意料地坐在等候室里，他的头和一条手臂缠着纱布。我问这位候选人：“那么，你做了什么？”他平静地微笑着说：“我只是像往常那样和他打了个招呼，然后我就坐到沙发后面等着了。这个病人一直沉默，所以最后我问他在想什么，但他还是非常阻抗并拒绝谈话。”此时，我有些费劲地说：“他可能一直在想什么呢？”A医生很确定地回答说，这个病人当时在想着事故。原来前一天晚上，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他的车被追尾，他撞到了挡风玻璃和方向盘上。病人被送往急救医院，处理了前额和头皮的裂伤及手肘的脱臼。他对撞他的那个男人感到暴怒，希望能获得丰厚的保险赔付。A医生告诉我说，他很困惑为何整节咨询病人都不情愿表达自己。一开始，他不知道是否是因为轻微的脑震荡导致的，然后他又想，病人可能正在体验对他的移情反应，因为他就坐在病人后面，可能病人感到A医生的解释也不期然地撞到了他，引发疼痛。他向病人提出这一点，但对方仍然不吱声。
我向这位年轻的分析师指出，尽管他的解释有可能是对的，但他在等候室初见这位被撞伤的病人时所表现出来的无动于衷，也可能增加了病人对他的愤怒。A医生回忆说，他当时看到这个病人也很吃惊，但是他尽力压制自己不要流露出来。“我不想在他面前表现出不安，不想使他不安，另外我也不想妨碍移情关系。”我告诉这位年轻的分析师，我觉得他起码可以做的事情是允许自己表现出他的惊讶，以及他的关心。这并不需要用言语来表现。他当时的表现，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过一样，这对于病人来说，势必意味着治疗师要么是不在乎，要么是自己也被吓着了。
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讨论，为何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有利于维护病人的可分析性，你必须在病人发生特殊情况或承受了巨大不幸时，明确地表现出对他的悲悯之心。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这一节，因为病人把这一周的其他几节分析都取消了。当他终于回归治疗之后，分析师得以与他确认——病人当时觉得A医生的反应很不人道，他感到被羞辱、被伤害，还很愤怒，但是他说服自己继续分析，是因为“也许分析师必须表现出那个样子......他们就是被设计成这样的。”这个分析最终也未能深入进行下去。
我希望这两个例子说明了分析师对病人正在承受的非常生活境遇的非解释性干预和自然的人性反应的重要性。如果一个病人病得很厉害；他身边某个亲近的人过世；他通过了一门重要考试，或是考试失败等等，我都会有类似的行为。这些反应并不一定要通过语言或是行动来体现，也不需要非常强烈。和分析师惯常的行为相比，普通而日常的反应就会凸显出来。比如，一个分析师可以在他的病人报告律师资格考试失败时——一件他倾注心力的事情，允许自己用一声可以听见的叹息来流露惋惜。对于不那么戏剧化的事件，我也会遵从类似的方式。见到一个外出度假六周回来的病人，我不会用好像昨天才见过他的方式来打招呼。同样的，与一个即将长期分离的病人进行最后一节分析，我也不会好像明天又要见他一样。分析师拒绝表达任何情感，可能表明，或者说让他看起来冷酷无情，或是遥不可及，这会阻碍发展出信任关系和富有成效的分析气氛。
对技术失误和行为过失的处理
技术失误和行为过失在任何一个分析中都非常容易发生，因此在本文中也不容忽视。不过，我只在此阐述几个评论和几个简略的案例。由于知识储备不足或者错误的观点而导致误解病人的现状，可能是造成技术失误的原因。这可能是由于缺乏经验、忽视或者过于偏倚一套狭隘的理论信念和技术实践所导致，对于病人都是有害的。让一个有着强烈偏执恐惧或是念头的病人躺在沙发上，你默默地坐在他身后，这就是一个失误的例子。不能识别和控制反应，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失误原因。这些都可能导致技术错误，或造成从人性的角度显得不得体的行为。我将进行简要的说明。
我当时正在对抑郁的L太太进行分析，她是一位年轻的离异女子。在多年分析之后，我才惊觉自己一直都会每节多给她5到7分钟。我的确对每个病人偶尔都有超时，因为我不喜欢打断他们的或者自己的思绪。而在L太太这里，超时却是通常的情况。我一旦觉察到了这一点，就决心严格控制时间，但又不致于唐突结束治疗。我还决定，对自己对她的感受做一些分析。很快L太太就带来了一些分析材料，表示她对我很不满意，最后还说她觉得我少给了她时间。我说她是对的，告诉她我最近察觉自己总是给她延时，而这是我所犯的错误。她很好奇这是为什么。我回答给她延时并非故意，但是我认为我个人的原因并不属于她的分析。然后，我们分析了她对我之前行为的很多幻想，以及她对我所声称的隐私权和分析情境的不平等的幻想。
在这个案例中，我识别并且分析了移情反应，使其处于可控范围内。我没有直接将之带入分析，直到病人自己对我的行为改变作出反应。我承认了自己的失误，但没有揭示决定我行为的无意识因素，来增加她的负担，满足她的愿望。接下来的分析来势汹汹，但是更加富有成效地往前推进。如果我改变行为之后只是坚持分析她的反应，而没有承认自己的反移情行为，那么我就是在像很多家长对待孩子那样。那样的话，我其实在说“我的行为和你无关”或者“你怎么敢谈论我？”
一天早上九点，我来到办公室门口，发现一个病人留给我的纸条，说他8点就到了，等了半个小时后离开了。我意识到我忘记了约定。我致电给他，向他道歉并告诉他，我可以第二天见他。第二天见面时，他试图否认受伤的感受、愤怒和嫉妒的幻想，但有片刻之后，他能够强烈地表达出这些。我问他，当我致电道歉时他是什么感受，他说“这样做很得体啊；事实上我都差点忘记这件事了，你不该提醒我的。”后来他又说，他觉得道歉对于一个精神分析师来说显得有失身份。这个行为使我不再那么神秘和神奇。这一点在之后也得到了分析。
我相信，当你的行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时，向病人道歉是正确的。不这样做是不尊重人和不礼貌的。然而，我还听过有分析师在分析时段睡过去，继而被病人叫醒之后，还保持沉默，或解释说这是因为病人的愿望让分析师昏睡的。我认为，在做解释之前应该为自己的恶劣行为道歉。在道歉之前就开始分析，会让病人觉得这是在试图模糊和最小化分析师对过失行为的责任。我发现道歉并不会干扰治疗进程。相反，在这种事情上不直截了当地处理，会在分析情境中注入伪善和压迫。
分析过程中的重要事件
我这里所指的是在分析中，当病人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所使用的非解释性干预。我认为，当病人在神经症冲突中向前或者往后走出重要一步时，加以承认或肯定是很重要的。我也承认病人有能力感知并正确判断。这一点可以通过语言或者语调来体现，也可以交织在解释中，又或者通过重复病人的发现等等方式来达成。以下是一个简要的例子。
多年来，我的病人Z先生都持续表达出对他叔叔本的轻视和嫉妒。他也很鄙视婶婶，认为他们的婚姻糟透了。数年来我一直都尝试依据他的材料做出解释，在Z先生的各种情绪之下隐藏着希望被叔叔爱的愿望，而他的轻蔑和嫉妒也只在感到被叔叔断然拒绝时才油然而生。我还告诉他这一点在与我的互动中也平行地发生着。这些年来他的态度基本上是这样的：“谁需要这些”或者“谁需要你”，总是否认他化的对爱的渴望。这个病人在理智上看到平行关系的存在，但却无法感受到它。在我最近一次给他做出这样解释的几周之后，Z先生在一次分析中告诉我，他有一个很有价值的发现。在一次家庭聚会上，他酒过三巡，突然感到对叔叔的爱并强烈地想要靠近他。起初他避免近距离地接触叔叔，直到他感到酒劲退去。后来Z先生走上前去和叔叔攀谈了数个小时。他惊奇地发现他的叔叔是那么的聪明有趣，而且他对叔叔也非常热情。友好的交谈让他觉得被拥抱、被喜爱。而且，当婶婶也加入到他们的谈话中时，他意识到叔叔和婶婶互相体贴感情很好。他才明白，原来他之所以错误地评价他们的婚姻，是因为他之前感到在他们面前是个外人。每当他感到被排除在外时，“身处其中的人”就显得可鄙、虚伪、一文不值。Z先生补充道，“是我惯有的防御性的愤怒赶跑了我身边的人，最后以制造出令人心烦的而告终，我恨透了它。”
这是一个重要的洞见，我想让Z先生知道我注意到了这一点。我做了这样的回应：“一旦你能够识别出在对叔叔的怨恨背后，其实你真的想被他爱，你就能允许自己做出其他重要的发现。你叔叔是一个聪明有趣的人，并不粗野，而且他和妻子的关系确实很好。”Z先生马上说：“我婶婶有她的缺点，但是她一心都在我叔叔身上，而且非常有吸引力。”接着他谈起了一些与情结有关的内容，之前从未谈起。
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肯定病人洞见的价值。我们经常只在能够解释病人幻想或行为中的扭曲时才说话。对病人有益洞见的认可，能鼓励他自己做更多的分析性工作，实现修通。这也可以培养他的独立性，提醒他和我们自己，他不仅是由神经质和婴儿化的部分构成。这种肯定促进了他对分析师的分析态度的健康认同。
精神分析师的职业危险之一，是在与患者的关系中习惯性地陷入“我就是比你厉害”的境地。把解释看得高于一切，不断地用我们所发现的无意识扭曲去面质病人，这很容易使我们无法觉知，我们可能在重复病人早年与父母关系中造成伤害的那个部分。当病人的移情神经症经常使他过分顺从时，他可能会屈从于我们的解释而不是去应对它们。分析师不断地追求对神经症冲突的新解释，可能会使他低估去承认病人的成长能力以及所获得的进展的重要性。分析师经常假设这是两个对手之间的竞赛。我们常常忘记分析情境的不平等性。分析要求病人揭示自身的所有一切，而分析师则被训练得尽可能不透露私人信息。诚然，我们不希望自己的个人特质干扰病人的移情反应；但是有时候，我们只是因为无应答和解释对我们来说更为安全和便利，才使用它们，而不是因为这样做对病人来说是最好的。
关于允许个人情绪反应、人道主义的关切和现实考量掺杂在分析情境之中的危险，我想对此做些总结陈述。我并不强调这个方面，因为传统的精神分析训练一直都在强调不去扮演匿名的空白屏幕的危险。
前往医院拜访K太太，最初使她把我理想化为一个圣人的形象，自我牺牲并极富同情心。我不得不一再指出她的反应太过夸大，这些反应又如何让她纵情享受亲近的幻想，到最后她又如何利用它们来防御自己的敌意。我的行为暂时使移情扭曲的解释变得更为困难，但是她的梦和我重复的解释的确令她能够体会到童年的愤怒和恐惧，这一点我在之前提到过。
承认技术失误或为过失行为道歉，会让病人误以为分析情境发生在两个平等的人之间。有些人会以此分析说这意味着现在我们是普通社交谈话中的朋友。因此很有必要指出，尽管我们有着某种程度的平等，而事实上，病人从某方面来说可能是我们的上级，然而在精神分析情境之下，他是对自己知之甚少的病人，而我们则是专家，但是我们会犯错。
承认病人做出了一个有价值的洞见，经常会诱使病人试图对自己所提供的材料立即做出一个解释。他变成一个“初级分析师”，工作联盟变得有些讽刺意味。这一点必须得到说明、解释，这样分析就不会变成一个教育研讨会或者猜谜游戏。我们必须圆滑一些，因为我们不想破坏病人想要开展自我分析的健康愿望。
关于非解释性干预的危险有很多可说的，但如果分析师觉察到他的行为可能产生副作用，那么病人的扭曲就是可分析，不会永久地干扰分析进程。
我希望文中的临床案例阐明了对病人的礼貌、对他困境的悲悯、出于人性对他的尊重、对他成就的认可，当病人发现我们所犯的错误时能够承认，这些是创造富有成效的分析气氛的至关重要的元素。这些元素超越了移情和解释，即便不是不可能教授，也是更加困难的。但它们不应该需要教授，而是应该被公认为治疗性精神分析的基本元素。
参考文献REFERENCES
GREENSON, R. R. 1967 The Technique and Practice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Int. Univ. Press.
GREENSON, R. R. & WEXLER, M. 1969 The non-transference relationship in the psychoanalytic situation Int. J. Psychoanal. 50:27-39
GREENSON, R. R. & WEXLER, M. 1970 Discussion of 'The non-transference relationship in the psychoanalytic situation' Int. J. Psychoanal. 51:143-150
SEARLES, H. F. 1965 Collected Papers on Schizophrenia and Related Subjects New York: Int. Univ. Press.
www.nmgpsy.com内蒙古心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