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框架下的具身 *
(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 430079)
摘要
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家认为社会关系与个体水平的认知一样都包含了具身方面,这一问题最直接的解释框架是 (Smith,2008)。Fiske认为人类有 4种基本关系类型:公共共享 (CS)、等级排序(AR)、平等匹配(EM)和市场定价(MP),前三种都是具身的,与不同的具身线索存在联系,也得到了实证支持。当前具身社会关系研究存在不足,例如解释范围有限、缺乏整合和深入研究等。未来可以从婴幼儿的发展性研究等入手。
关键词 具身认知;社会关系;关系模式理论
分类号 B849:C91
具身认知从最初身心关系的哲学思考进入到了实证领域 (殷融,曲方炳,叶浩生,2012),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叶浩生 (2011,2013)从理论出发,探讨了认知对身体的依赖性,陈安娜和陈魏(2013)也发现在杜威反射弧概念中包含了具身认知思想,这些都为具身认知提供了更充分的理论支撑。对于具身认知的说法各有不同,总体来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具身认知是指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叶浩生,2010)。而广义的具身认知,有学者将其等同于基础认知 (grouded cognition),不只强调身体也重视情境等因素在认知中的作用 (Reimann et al.,2012;谢久书,张常青,王瑞明,陆直,2011)。
在社会心理学领域,Meier,Schnall,Schwarz和 Bargh (2012)认为在具身理论发展和统和这些研究之前,社会心理家的工作已经开始揭示感觉、运动、知觉过程如何影响思维、感受和行为。具身认知引入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之后,许多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Niedenthal,Barsalou,Winkielman,Krauth-Gruber和 Ric (2005)认为:态度、社会知觉和的研究表明社会加工包含具身化,无论是在线认知 (online cognition,即社会对象在当时当下,能与知觉者进行互动时 )还是离线认知(offline cognition,即当知觉者知觉的社会对象缺席时),具身化都存在于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中。Kaschak,Maner,Miller和 Coyle (2009)认为:情绪、动机和行为之间的动态联结是具身的,并深深根植于认知系统和机体的基本感知动能系统中,此外非具身的社会互动也源自于具身。 Shepherd (2012)从读心理论 (mindreading theory)出发,认为个体的行为加工和状态对于读心 (mindreading)加工起重要作用,由此来解释社会认知的具身化。此外,我国学者对于具身社会认知进行了一系列总结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范琪,2012;伍秋萍,冯聪,陈斌斌,2011;王瑞安,桑标,2012;薛灿灿,叶浩生,2011;赵晶,石向实,2011)。
在引入社会心理学之前,具身认知一般用来理解个体水平上的活动,但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社会活动(社会关系等 )与个体水平活动一样都包含了具身的方面,这一问题最直接的解释框架是关系模式理论(Smith,2008)。
1关系模式理论
1.1理论背景
关系模式理论是 Fiske在综合了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及理论基础上,于20世纪 90年代初所提出的 (Fiske,1995)。最初源自 Fiske在西非的田野考察和对于世界各地民族学材料的比较,Fiske在对西非传统村庄进行考察时发现,有 4种互动模式在每一个社会生活阶段都一再出现,并且不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和理论家也分别发现了这4种关系中的一种或多种(Fiske,1992)。
这4种基本关系类型分别是:公共共享 ;等级排序 ;平等匹配 ;市场定价 (Fiske,1990)。该理论认为这4种基本关系结构是产生社会行为、理解和评估他人社会行为、合作、计划、编码以及回忆社会互动的认知基础 (Haslam,1994;Fiske,1995;Fiske,Haslam,& Fiske,1991)。
关系模式理论认为人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性的(交往性),也就是说人们是根据与他人的关系来管理自己的社会生活。人们主要的社会概念、关注、合作准则、最主要目的和原则都是来源于这 4种关系模式,它们是建构和解释社会关系的纲要(Fiske,1992;Fiske,1995)。不同文化中,人们都是通过这 4种关系模式来形成大多数的社会互动、社会和社会评价。也就是说,人们根据不同的文化规则,对 4种基本关系模式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组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 (Fiske,1993,2012)。
1.2 四种基本关系模式
公共共享 (Communal sharing,CS)关系。CS关系是基于群体中个体的等值性和无差异性,包含了身份共享的观念,强调群体成员的身份,个体特性是被忽略的 (Fiske,1992)。这一关系中的个体,不分彼此、资源共享,并且具有一些明显相同的特征,例如相同的种族等等(Fiske,1993)。
总之,CS关系就是一种等值关系,处于这一关系中的个体都是等值的,常常能在近亲或是有凝聚力的团体中 (部落)中看到(Fiske,1992)。例如亲密的亲子关系和爱人关系,其中包含的身份共享和关系中的部分都表明这是一种明显的 CS关系。CS关系中的决策是群体决策,通过舆论、寻求全体同意,或是一言堂来实现。在交易时,资源是群体共有,运作原则是“我的就是你的” (Fiske,1995;Fiske et al.,1991) 1)
等级排序 (Authority ranking,AR)关系。 Fiske (1992)认为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模式,
即人们根据一些等级体系的社会维度对个体进行线性排序,AR关系就是基于这一模式。 AR就是一种线性排序,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是可变的和非对称的。两个人不能互相居于对方之上,关系是线性的,不是环路式的 (Fiske,1992;Fiske et al.,1991)。AR关系中的个体常用空间顺序和大小顺序等来隐喻高等级和低等级(Haslam,1994)。。
总之,AR是一种非对称的、线性关系,这种关系常见于军队组织中,高等级人拥有低等级人所没有的特权,并且经常控制下属的某些行为 (Fiske,1992)。在分配中,高等级的人可以优先获得珍贵的或是有价值的东西。决策时,上级发号命令,下级遵守。在交易中,高等级的人可能会剥夺下级的东西,下级需向上级贡物。但是,上级需为下级负责,遵循“矍高者忧深 ”的原则(Fiske,1995;Fiske et al.,1991)。
平等匹配 (Equality matching,EM)关系。 Fiske (1992)认为这种关系是基于平衡和一一对应的模式,例如:平等主义的公平分配,以牙还牙的报复,以物换物的互惠主义等,目的在于维持人际间平衡。个体首先关注的是关系是否平衡,距离平衡多远,不平衡的方向和量都是非常重要的。 EM关系中的人常常用非常具体的平衡、比较或是操作来标记他们的关系,这能直观地表明大家都享有一样的权利(Fiske,1992)。
总之,EM是一种平等主义关系,关系中人们的目标在于维持平衡,一人一票制是这一模式中最普遍的决策方式 (Fiske,1995;Fiske,et al.,1991)。对抗运动的一些比赛规则常常体现出了 EM关系的特点,例如:轮流、相同的参数人数等。非亲密的熟人 (室友、同事等)常在此基础上相互影响:即个体知道自己与他人的之间关系是否平衡,并且尽量保持平衡 (例如,请客和回请) (Fiske,1992)。
市场定价 (Market pricing,MP)关系。这是一种基于比率的关系,处于这一关系中的人们常常根据某一公认的标尺来衡量不同物品的相对价值,并且通过参考该指标来组织自己的社会互动 (Fiske,1992)。关于决策,人们通过对收支和供需等的理性计算来进行决策,例如,市场决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以及怎么生产、在哪里生产和由谁来生产等,这些都是经过理性计算的 (Fiske,1995;Fiske et al.,1991)。在交易时,人们根据物品的价格比率进行对等交换,商业关系就是一种 MP关系,人们参考公认指标 (价格)来组织自己的关系,并且通过理性计算进行决策 (Haslam,1994)。
许多研究证明这 4种基本关系模式的存在,以及它们在社会认知中的地位。生活中常常发生误称、错误和搞混行为对象等现象,Fiske等人(1991)设计了 7个实验探究其中的认知特点,结果发现对于被试,被弄混的两人常常属同一基本关系模式,并且不受到个体特征或是日常角色的影响。为了考察这一结论的跨文化普遍性,Fiske在 1993分别对孟加拉、中国、韩国、利比亚被试进行了研究,也得到了一致的结果,为这一理论的跨文化普遍性提供了证据。另外,Haslam (1994)的研究表明社会关系是通过类别形式所表征的,并非通过连续性的维度或是规则所表征。并且个体对于自己的自由区分与关系模式理论非常接近 (Haslam & Fiske,1992)。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关系模式组织了个体对于同伴的自由回忆,个体通过关系而不是个体特点来对同伴进行管理(Fiske,1995)。此外,Fiske和 Haslam (1997)的研究也表明社会交往意向也是根据关系而不是个体特征所建构的。
2 社会关系的具身研究
Cohen和 Leung认为文化的核心是表现在日常生活经验中的,而不是抽象的规范或价值,并且可以通过特定社会的社会交往所传播 (引自 Fiske,Thomsen,& Thein,2009)。由此为出发点,Fiske等人(2009)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婴幼儿和文化外来者如何了解特定文化的社会结构呢?对于任意给定的社会事件或事件结果,人们都可以归纳出无数多个社会意义。除非事前知道社会关系的基本形式和每种形式构建和传达的方式,否则他们很难理解所处的社会和发展出有文化意义互动的能力。社会关系的具身性就是以此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即通过直观的方式让儿童或是外来者理解他们所处社会的意义结构 (Fiske et al.,2009)。
Fiske (1992)认为 4种基本关系模式中有三种是具身的,分别是 CS、AR和 EM关系,它们与不同类型的具身线索存在联系。 CS关系的构建是通过同一性的身体 (即同体论,consubstantiation);AR关系的构建是通过根据物理空间维度,大小、时间和力量来排列主体 ;EM关系的建构是通过操作切实的物体和具体的行为,例如:轮流。而 MP关系不是具身的,这是因为 MP的建构和运作是通过符号,而符号的指示物是任意的并具有文化特殊性 (Fiske & Haslam,1997;Fiske et al.,2009)。隐喻的观点也认为,人类概念系统是围绕一部分直接来源于经验的概念所构建的,例如,基本的空间关系 (上/下等)和基本经验或行为 (Landau,Meier,& Keefer,2010)。Barsalou (1999)也指出物理的接近、同步或是不同大小、不同高度的感性经验部分构成了我们关于关系亲近或是权力差异的观念。
2.1公共共享
CS关系意义的建构是成员共享一些本质特征,所以基于 CS关系的行为实质上与身体相关联:哺乳、喂食、共栖共生、拥抱等,或是通过身体的一些修饰(例如,纹身)来辨别和确认身份,这些都表达着成员的等值性 (Fiske et al.,2009)。所以根据 Fiske的理论,物质共享 (例如食物 )、身体接近和触碰、外表的相似和身体运动同步都表明了社会中个体的等值性和同质性。这些同质性的纽带唤起了 “同一性”的感受和相互照顾的责任,因此都是 CS关系的具身线索 (Fiske,1992;Fiske et al.,2009;Smith,2008)。本文只讨论身体接近和身体触碰。
2.1.1身体接近线索
对于身体接近这一线索,已有一些研究对此进行了考察,Cacioppo,Priester和 Berntson (1993)设计了 6个实验来考察身体接近 (手臂向外延伸 )和身体回避 (手臂向内弯曲 )对于一个陌生刺激评价的影响。首先筛选了 12个中性的中国文字分别作为身体接近和回避条件下的刺激。被试在进行相应动作时,12个文字相继呈现,被试进行一个简单判断任务,5分钟之后对刺激进行喜爱程度的判断。结果表明在被试身体接近动作时呈现的文字(刺激),比起在被试进行身体回避动作时呈现的文字,被认为是更积极的。也就是说身体接近和回避都对态度有明显影响,但是这一效应也只有当被试必须在刺激一呈现就要尽快判断的情况下出现。
Slepian,Young,Rule,Weisbuch和 Ambady (2012)进一步考察了身体接近或是身体回避对于一个社会目标态度的影响。研究使用中性表情的人脸作为刺激以提高生态效度,将被试分为接近组和回避组,让被试进行一个接近—回避任务。例如要求接近组的被试,在呈现人脸图片时进行接近动作,而在呈现房子图片时进行回避动作 ;而回避组则刚好相反。结果发现知觉到他人的信赖(相对于不信赖 )会增加身体接近 (手臂向内弯曲),相对地身体接近会增加信赖知觉。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具身线索越过动机、认知和情绪加工直接影响了社会知觉。值得注意的是,Centerbar和 Clore (2006)的研究认为具身线索可能与个体信念存在交互效应,只有当具身线索符合个体意识层面所持的信念时,这种效应才起作用。
2.1.2身体触碰线索
婴幼儿时期,抚摸、拥抱等身体接触唤起和培养母亲和间强烈的依恋。此后,儿童很可能把身体接触当做是分辨自己人的一个线索 (Fiske et al.,2009)。实证研究也表明,人际间的触觉刺激是影响人们社会行为的一个有效方式。即使是陌生人之间,无意的触碰也会增加亲社会行为和顺从,并且无论个体是否明确意识到触碰 (Gallace & Spence,2010)。例如,被服务生触碰的顾客会给更多的小费 (Crusco & Wetzel,1984;Kurzban,2001);Joule和 Guéguen (2007)发现在询问时被触碰,个体更愿意给予他人一支免费的香烟。Guéguen (2004)也发现教师对于学生前臂的触碰会提高学生回答问题的主动几率,也就是更加配合老师。此外,咨询关系中的触碰会促进当事人的表露 (Pattison,1973)。这些结果与神经心理学的证据一致,即人类生来会对于触碰产生积极反应,即使这种触碰是的也表现出了很强的效应 (Gallace & Spence,2010;Seger,Smith,& Percy,2008;Smith,2008)。
Pettigrew和 Tropp (2006)元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内群体的接触减少了内群体偏见,这一结果也并不是由于被试的选择和出版偏差所造成的,支持了触碰效应,并且这一结果可以推广至外群体。触碰也会提高对于被触碰者所属社会群体的整体性评价。 Seger等人(2008)设计了两个实验,考察触碰效应对个体所属社会群体感觉产生的影响。将被试分为两组:触碰组和非触碰组。实验一中触碰组的实验者 (非裔美国人 )简单随意地触碰了被试的肩膀,而非触碰组没有触碰。实验结果表明人际间的触碰减少了内隐的 (而非外显的 )对于实验者所属社会群体的偏见。这表明这种接触效应是自动的,而不是有意或是受推理的。实验二用亚裔美国人作为实验者,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这也表明这种接触效应是没有种族限制的。也就是说,身体的接近和接触都会对个体产生积极情感,都可以用 CS关系的具身性来解释。
2.2等级排序
AR模式是按照某一特定维度对不同个体的相对位置进行线性排序。人类的许多社会关系都是基于等级的,有趣的是社会等级关系的建构、交流经常都是通过物理或时间维度,例如高 —低、前 —后、早 —晚维度或是大 —小、多 —少或强—弱维度,这些维度是建构和传达 AR关系自然并且有意义的方式(Fiske,1992;Fiske et al.,2009)。Fiske等人(2009)认为对于一个婴幼儿或是文化外来者来说,了解陌生文化下的社会关系模式是通过直观的方式,那么这些维度能让儿童或是一个文化外来者直观地认识并且理解和参与到他们的社会等级关系中。人类学家的证据表明这种现象几乎是跨文化存在的,这可能是因为空间是一个理想的媒介(Fiske et al.,2009)。
Schubert及其同事对于权力的具身线索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Schubert (2005)认为,想到权力时包含了对空间的心理模拟,并且对垂直位置感知的差异也对其有影响。于是设计了 6个研究来对其进行验证。首先,对权力的意象图进行了评估,发现了垂直维度的隐喻。对于权力的判断受到群体在空间中的垂直位置和运动反应所隐含的垂直运动的影响,同时垂直位置也影响了权力判断结果本身。这些研究表明权力的概念部分是由感性形式例如垂直位置差异所表征的。 Giessner和 Schubert (2007)也考察了在领导者权力判断中是否同样存在这一现象。结果发现,呈现包含长垂线的结构图 (相对于包含短垂线的结构图 )、甚至是直接呈现长的垂线 (相对于短的垂线 )的情况下,对领导者的权力判断更大,并且存在反转效应,即关于一个领导者权利大小的信息会影响被试对领导者在组织结构图中垂直位置的排放。 Zanolie等人(2011)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行为和 ERP的证据。研究者要求被试首先判断一个词 (例如,国王、仆人)代表的是权力大的人还是权力小的人。每次做出判断后,被试需要识别一个视觉目标,目标呈现在视野中的顶部或是底部。结果发现当视觉目标呈现的垂直位置与之前判断任务中所感知的词语的权力高 —低一致时,判断速度更快,而当两者不一致时,判断速度较慢。并且当两者一致时,ERPs呈现出一个较高的 N1振幅。可见想到权力这一抽象概念可能自动激活空间“上—下”图像的心理图式(权力大—上;权力小—下),并且更注意与权力心理图式一致的空间位置。此外 Lakens,Semin和 Foroni (2011)的发现也支持了 AR关系的相对性。由此可以看出,权力至少是部分通过垂直维度来表征的。
Schubert (2005)指出,不仅仅是空间垂直维度,其他物理维度与权力这一社会概念也有密切联系,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说法。Schubert,Waldzus和 Giessner (2009)的研究表明,对于不同权力群体的判断会受到群体标签所用字体大小的影响。当字体大小与权力大小一致时,权力判断的速度更快,错误率更低 ;而不一致时则刚好相反,权力判断的速度变慢、错误率升高,但是这种影响可以通过给予信息和练习来克服。
此外,Schubert (2004)对权力的身体力量这一具身线索也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男性和对于身体压迫和身体力量的归因是不同的。男性将身体力量与获得权力相联系,而女性将其与表达失去权力联系起来。于是研究者提出假设:由于这种联结,表达身体力量的行为 (例如,握拳)会影响个体对于权力的评价,同时这种身体的反馈也能表现出男性和女性在联结上的差异,他的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些假设。总之结果表明这些物理维度建构(至少部分建构 )了我们关于社会权利的心理表征,是 AR关系的线索。
2.3平等匹配
EM关系建构包含了具体的操作例如,轮流、抽签、站在起跑线一起出发等等,这些明确的程序就是平等的操作定义 (Fiske,1992)。EM关系中个体常用具体的操作来标志他们的关系,所以 EM关系建构包含了具体的操作,对于婴幼儿和文化外来者,都可以直观地认知到由这些明确程序所创建的社会平等所包含的意义 (Fiske et al.,2009)。
Fiske (1992)曾对相关实证研究进行总结,共揭示了三种不同的社会比较动机:第一,忽略他人,只关心自己所得的结果 (无导向 )。第二,关心共同结果 (公共共享关系导向 )。第三,关心自己与他人结果的差异 (平等匹配关系导向 )。Fiske认为虽然个体对于 EM关系追求的热切程度可能存在差异,但是其中关心平等的动机是最常见的,而关心与他人差异的主要动机是对 EM关系的渴望,希望与参照群体中他人相等 (至少不要差 )。在我们的社会中,EM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在与非亲密熟人的交往中,个体都倾向于保持人际平衡 (Fiske et al.,2009)。
Fiske (1992)对平等匹配关系有过详细的描述:他指出 EM就像使用天平,人们知道如何操作以使其平衡。并且 EM关系的构建体现了线性顺序的特点,例如,联合法则(即(1+2)+3=1+(2+3),不论如何将分配额进行组合,不影响最后的分配结果);交互法则 (即 1+2+3=3+2+1,也就是说分配结果不受添加顺序的影响 )等。可以看出对于平等匹配关系的描述与平衡非常相似,而平衡是一种重要的内部感觉。根据 Reimann等人(2012)对具身实证研究的回顾发现身体感觉和运动与高级认知加工紧密联结,不论是内部感觉 (例如,机体觉,Risen & Cirtcher,2011;运动觉,Chandler & Schwarz,2009,Gangi,Sherman,& White,2011,Hung & Labroo,2011,Sherman,Gangi,& White,2010,Slepian et al.,2012)还是外部感觉 (例如,肤觉,Ackerman,Nocera,& Bargh,2010;味觉,Eskine,Kacinik,& Prinz,2011,Meier et al.,2012;嗅觉,Lee & Schwarz,2012,Liljenquist,Zhong,& Galinsky,2010;视觉,Boroditsky,2000,Schubert,2005)。并且 Schubert (2005)发现对于没有差异的命题个体倾向于用倾斜度更小的直线来表示。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常常用 “一碗水端平 ”来隐喻公平平等。根据隐喻理论,隐喻是概念系统的重要部分,是源概念和目标概念之间的概念映射,可以让人们用浅显具体的概念来理解抽象概念,概念映射包含了意义系统和隐喻关系中概念相应要素的心理联系 (Landau et al.,2010)。因而 Landau等人(2010)认为操控与某一概念相关的心理状态会改变与之隐喻相连的另一概念信息的解释和加工(隐喻转换策略,the metaphoric strategy),并且已有许多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我们常常使用平衡—公平的隐喻,那么对于平衡的操作是否会影响对公平的感知呢?公平是否是由平衡所表征的呢?平衡是否是 EM关系的一个线索呢?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EM作为一个重要的基本关系,其具身线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研究意义。
3 社会关系模式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
3.1存在的问题
3.1.1 解释范围有限
Spaulding (2012)认为具身社会认知面临的最主要批评是,它不能对社会认知有一个全面的解释。对关系模式理论来说也是一样,它的解释力可能无法涉及所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不同深度。
首先,从广度上来说,不能解释所有的社会关系。虽然 Fiske及其同事的一系列研究都表明,关系模式理论中 4种关系模式的存在,以及其在人们日常社会认知中的重要作用。但仍无法涉及和解释人类的所有社会关系,那么很显然基于关系模式的具身社会关系研究也是无法涉及和解释所有社会关系的,这是受其理论基础所限制的。
其次,从深度上来说,在社会关系的深度方面解释力有限。关系模式下具身社会关系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关注婴幼儿或是文化外来者如何直观地理解某特定文化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它更多的是研究社会关系了解和建构的初期。那么在这之后呢,具身加工是否还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呢?例如,在儿童建立了正式的符号语言系统之后,具身性加工的重要性是否会下降?是否会被符号性加工所替代?尽管这些问题还尚未得到解决,但仅仅用具身性加工来解释社会关系显然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在社会关系的深度方面,具身社会关系的解释也是有限的。
最后,过于强调身体作用从而忽略了一些重要的解释,例如读心 (mindreading)。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我们理解他人、与他人互动的能力可以解释为我们领悟他人的心理状态,对其进行推理并且再将结果赋予他人 (Shepherd,2012)。如果这一解释成立,不论是社会关系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读心都是不可忽视的并且非常重要的。这也反应出只强调身体作用是有局限性的,并不能完全解释社会关系的相关问题。
3.1.2 缺少整合和深入性研究
具身社会关系也缺少整合和深入的研究。例如,对于等级排序关系的具身线索已经有了一系列的研究,即垂直维度、大小维度、身体力量的强弱等,但是还没有研究者对这些研究进行整合。既然这些物理维度都与权力大小相关,那么哪一个是联系最紧密的呢?哪一个对于想到权力大小是不可或缺的呢?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样的问题还存在于许多具身社会关系的研究中,这将不利于理论的推进和发展。
3.2 新的研究方向和视角
3.2.1研究轨迹
Meier,Schnall等人(2012)认为具身社会研究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关注于描述而不是解释。他们从 4个方面考察了具身研究可能的研究轨迹,分别是基于现象的关注、理论的边界条件和中介变量、行为相关结果的测量和个体差异。这一设想同样适用于社会关系的具身研究:
第一,基于现象的关注 ;Meier,Schnall等人 (2012)认为考察一个概念或是隐喻是否是具身的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具身社会关系的研究大多数还处于这一阶段,例如对于 AR关系和 CS关系的具身现象的研究。
第二,理论的边界条件和中介变量的研究 (Meier,Schnall,et al.,2012)。对相关具身效应进行验证和描述之后,下一步就需对理论的边界条件和中介变量进行研究。具身社会关系领域已经有了相关的研究,但还只是小部分。例如,Steidle,Hanke和 Werth (2013)对具身性理论的边界条件等进行了考察。 Lakens等人(2011)的研究表明权力不是简单的绝对空间建构,高权力群体在垂直位置上的排放,受到低权力群体是否呈现的调节,并且只有启动权力相对差异才会出现权力的空间表征。
第三,行为相关结果的测量 ;具身方法最终目标是弄清具身因素对于行为的影响,而不是对认知的影响 (Meier,Schnall,et al.,2012)。在具身社会认知的其他领域,已经有许多关于行为的研究。而社会关系中,还缺少这类研究,这对于理论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具身线索会影响社会认知进而会影响个体的行为,例如 Fiske等人(2009)认为 CS线索会使我们更关心与我们有 CS关系人的需要,甚至为一个犯罪的亲人说谎掩饰等。那么类似这些研究的开展可以填补这一块的空缺。
第四,个体差异。具身认知理论主要关注基础认知过程,而不是个体差异 (Meier,Schnall,et al.,2012)。但是这一问题是具身认知以及具身社会认知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领域。对于个体差异,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观点。例如,Landau等人(2010)认为有回避抽象性或复杂性倾向的个体更可能使用具身隐喻去指导或是理解他们的行为。H.fner (2013)的两个研究发现重量 (轻或重 )对于价值判断和柔软性 (软或硬的椅子 )对于印象形成的具身效应受到个体内部感受性的调节。社会关系方面,Moeller,Robinson和 Zabelina (2008)发现在社会生活中占优势的个体 (处于 AR关系中高地位的个体 ),在一个视觉任务中,对于垂直维度(vs水平维度 )使用更为熟练。这表明个体差异的影响是值得重视的,但目前此类研究并不多。
3.2.2 对婴幼儿的发展性研究
此外,对于具身社会关系的研究,或许可以通过对婴幼儿的发展性研究来解决一些核心问题。Semin和 Smith (2002)认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具身化加工和符号加工对于社会认知、社会互动和社会交流的不同贡献。社会关系的具身研究也是如此,例如前文所提到的,具身社会关系研究多关注个体正式符号语言系统还没有发展或没有完全发展的时期 (也就是关系建构的初期 )。那么,正式的符号语言系统建立之后,具身性加工和符号加工哪个更为重要?其变化趋势如何?这些重要问题都可以通过对于婴幼儿的发展性研究得到解决。并且 Daum,Sommerville和 Prinz (2009)也认为对于具身化加工和符号加工这一问题,和儿童是理想的模型,因为,第一,婴儿主要依靠身体状态和动作的结果以及知觉来指导自己的社会世界 ;第二,儿童会逐渐形成正式的符号语言系统。总之,这类发展性研究可以让我们对于具身加工和符号加工与社会关系的联结,以及各自在不同时期影响的变化趋势进行了解,这对于社会关系的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