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把几种不同类型的事件划分为现象。他对共时性事件的划分标准主要有三个:非因果性、同时性和有意义联系。就是说,某些事件虽然同时发生了,其间却无必然的因果联系,但这些经历对病人来说却可能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那位女病人在描述梦中的金甲虫时与窗户上突然出现的类似金甲虫的小虫之间的巧合,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典型实例。但是,对于荣格提出的这三个标准,很多人都提出了疑问,从而引起了一些争论。例如,贾霍达(G.Jahoda)在分析荣格所举的那个女病人的案例时指出:“那正是金龟子四处出没的季节,这个事实可能与病人的梦恰好有因果联系,梦中的金甲虫或许正是对实际见到金龟子的一种思考,因为金甲虫在四处飞动,它们中的一只不慎撞到窗户上,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尽管屋子里比较黑。”[1]因此,贾霍达认为,对金龟子恰好在那个时刻出现做些解释是必要的,但对这类共时性现象做出有意义联系的因果解释则有些牵强附会,因为,即使共时性现象确实存在,那也只是人对意义的一种知觉,而不一定是两个完全相似的事件的必然联系。
荣格把心理状态与客观事件的巧合视为共时性现象,他所依据的是中国古代典籍《易经》。在荣格看来,这本书为中国经典哲学奠定了实验研究的基础,也为共时性现象奠定了基础。例如,一把小木棒的分布概率或三枚硬币的投掷,都可以形成一个六线形。荣格对此所做的解释是:“无论发明《易经》的人是谁,都会坚信,在某一时刻所形成的六线形是与以后形成的六线形在质量上而非时间上相符合的……因此,这个六线形可被理解为其形成的那一刻所流行的基本情境的预报器。”[2]实际上,中国古人用《易经》进行占卜,平均每一问都可以得到几百个答案,如果运用荣格的共时性观点,就要选择出最适合于占卜者的答案。所以,无论是用六线形还是用其他方式占卜,关键是要把主客观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顺依环境、见机行事。正是由于《易经》具有的这种深邃内涵,才使荣格以及其他后荣格主义者在遇到心理学困境时,总要查阅《易经》这本书。
还有人认为,天文学上的星座也是这种共时性现象的一个典型实例。对此,荣格及其同事曾用占星术来验证共时性现象的有效性。例如,他们曾经假设,已婚夫妇要比未婚的男女情侣更经常地根据有关星象结构所指示的预定安排来选择对方。为了验证这种假设,他们调查了483对已婚夫妇的星象结合,并把它们与未婚情侣的可能的星象结合进行比较。这个实验研究在第一阶段的结果是符合其假设的,但后一阶段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后来荣格等人在进行超感性知觉的实验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积极结果下降的现象。荣格本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在实验初期人的热情比较高涨,而后期却缺乏热情或积极性下降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从而使研究结果出现这种偏向。
但是,有人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例如,贾霍达认为,荣格所选取的星象的样本来自苏黎世、伦敦、罗马和维也纳的一些友好人士所提供的研究材料。这些材料最初纯粹是为了占星术的目的而拼凑在一起的,所以,这些材料的收集者最初并不知道当时收集的材料和目前研究的关系。而且,占星术的目的主要是通过星象占卜进行算命,这些样本的随机性本身便受到了怀疑。换句话说,如果样本的选择不是随机的,那么,其研究的结论也就和随机选择的样本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很大的差异,其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