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积极共情指个体对他人积极状态的理解和间接分享过程。虽然它与在产生过程中都依赖于镜像神经系统和心理理论系统的活动 , 但是两者在产生难度上不同。对于积极共情如何在大脑中表征的, 不同的研究者观点各异：一些认为与消极共情一致 , 都集中在脑岛及其相关脑区 ; 而另一些则认为是大脑的愉悦系统。关于积极共情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共情主体和客体的方面。今后需要进一步了解积极共情在产生机制和情感表征上的特点, 拓展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并展开对特质积极共情的探讨。
关键词 共情; 积极共情; 消极共情; 神经基础
分类号 R395; B845
共情是指个体在认识到自身产生的感受来源于他人的前提下, 通过观察、想象或推断他人的情感而产生的与之同形的情感体验状态 (De Vignemont & Singer, 2006)。这种能力可以使个体快速的与他人情绪状态形成关联 , 在人们社会交往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De Waal, 2008)。学者们对共情问题的关注历时多年 , 但迄今为止大都集中于对他人消极情感 (如疼痛、厌恶、悲伤等 )的共情反应上 (Cikara & Fiske, 2011; Perry, Hendler, & Shamay-Tsoory, 2012)。例如, 在昀近的一项元分析中 , 作者总结了关于共情反应的 40项 fMRI研究, 其中有 30个关注的是疼痛共情领域 (Fan, Duncan, de Greck, & Northoff, 2011)。即使在特质层面 , 综观目前比较权威的测量特质共情的, 大多数所关注的也是个体在面对他人痛苦不幸时的认知及情感分享能力。关于这类对于他人消极情感的共情现象 , 研究者们将其称之为消极共情 (negative empathy) (Morelli, Lieberman, & Zaki, 2015)。消极共情是当前共情研究中的主流 , 当研究者提及共情时, 一般所探讨的都是此类现象。
事实上, 分享和理解他人的积极情感状态一直以来都是领袖、哲学家和科学家们长期探讨的问题。在中 , 随喜(mudita) (在他人的快乐和成功中寻求喜悦感 ), 连同慈爱、同情和平静等 , 是需要修炼的 4种美德之一 (Wallace & Shapiro, 2006)。在亚当 ·斯密所著的《道德情操论》中, 认为自己在不获益的前提下还能对他人的幸运感兴趣并为之感到快乐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感。不少心理学研究也在关注类似的现象 , 如共情喜悦 (empathic joy) (Smith, Keating, & Stotland, 1989), 对他人正面情绪的反应 (Gable, Gonzaga, & Strachman, 2006), 替代奖赏 (vicarious reward) (Mobbs et al., 2009; Morelli, Lieberman, & Zaki, 2015)等等。在此基础上 , 有研究者将这种对他人积极情绪状态理解和间接分享的过程称之为积极共情 (positive empathy) (Morelli, Lieberman, & Zaki, 2015; Sallquist, Eisenberg, Spinrad, Eggum, & Gaertner, 2009)。
虽然分享他人的快乐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 , 但是目前对积极共情的探讨尚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作为共情认知神经研究领域的新课题 , 其中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者进行探讨。为了更好的开展下一步的相关研究工作 , 本文将分别从积极共情产生机制上的特点、情感表征、影响因素等方面对过往研究结果进行回顾和述评 , 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1、积极共情在产生机制上的特点
根据共情反应产生渠道上的不同 , 可将其分为情感-知觉(affective-perceptual)模式的共情及认知-评价(cognitive-evaluative)模式的共情 (Fan et al., 2011)。前者仅仅通过对基本情绪信息 (如具体的动作刺激、面部表情、简单语音等 )的观察便可以自动诱发 , 背后的神经基础主要为镜像神经系统 (mirror neuron system) [包括顶下小叶 (intraparietal lobule)、额下回 (inferior frontal gyrus)、前运动皮层 (premotor cortex)等脑区 (Molenberghs, Cunnington & Mattingley, 2012)],其实质是一种基于具身模仿的情感共鸣现象 ; 后者需要共情主体将投射入他人所处情境中 , 想象或评价共情客体的心理状态才能产生 , 神经基础为心理理论系统 (mentalizing system)[包括内侧前额叶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楔前叶 (precuneus)、颞顶连接处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以及颞上沟 (superior temporal sulcus)等脑区(Frith & Singer, 2008; van Overwalle & Baetens, 2009)],其实质是对他人情绪感受将心比心的加工过程 (岳童, 黄希庭 , 2014; Bruneau, Pluta, & Saxe, 2012; Schulte-Rüther & Greimel, 2011)。
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 , 积极共情和消极共情产生时背后的神经基础是一致的。在以情绪面孔为共情诱发材料的实验中发现 , 不论给被试呈现积极还是消极的情绪面孔 , 都会引发额下回 /前运动皮层 (premotor cortex)的活动 (Carr, Iacoboni, Dubeau, Mazziotta, & Lenzi, 2003; Chakrabarti, Bullmore, & Baron-Cohen, 2006)。这说明 , 人们对初级情绪信息(如面孔表情)的情感共鸣反应, 不论其效价如何 , 都依赖于以镜像神经系统为神经基础的具身模仿过程。同样 , 当涉及到较为高级的积极共情反应加工过程时 , 负责推断他人心理活动的心理理论系统也会参与其中。例如 , 在 Perry等(2012)的研究中要求被试对描述他人积极或消极事件的句子进行共情 , 发现两种反应都激活了与心理理论相关的脑区 (如内侧前额叶, 颞上沟等)。同样, 在 Morelli和 Lieberman (2013)的研究中让被试对他人所处的愉悦 (如毕业)或悲伤(如母亲去世)情境进行有意的共情反应 , 结果也均发现了背内侧前额叶、内侧前额叶及颞顶连接处等脑区的激活。
但是, 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 这两类效价的共情反应在产生难度上存在差异 , 而且在不同的共情产生通道上表现出不一致的趋势。在基于情感 .知觉模式的共情反应中 , 人们似乎对正性的情绪刺激更容易产生共鸣。例如 , 在 Warren等人(2006)的研究中分别向被试播放两组不同的声音：一组是笑声和欢呼声 , 令人愉悦 ; 另一组是尖叫声和呕吐声 , 令人讨厌。脑成像结果发现, 两种声音都激活了前运动皮层。但是, 该脑区对愉悦声音的神经反应强度平均起来是讨厌声音的两倍。前运动皮层主管面部肌肉群组 , 具有镜像模仿特性 (Buccino et al., 2001; Carr et al., 2003; Leslie, Johnson-Frey, & Grafton, 2004)。也就是说, 当情绪信息较为直观和具体时 , 积极情绪刺激能引发个体更多的自动模仿行为 , 表现为对镜像神经系统的激活程度更大 , 从而使得人们可以快速与他人的愉悦情绪产生共鸣。然而 , 当共情反应的产生基于抽象的社会情境时 , 很多研究结果却发现人们更加难以分享他人成功获益后的愉悦感受。例如 , Perry等人(2012)发现, 看到他人的成功幸运事件 (如获得了奖学金 ) 相比于悲伤不幸事件 (如丢了钱包 ), 被试在内侧前额叶、双侧前脑岛 (anterior insular)和额下回等与共情反应有关的脑区上激活程度更小 , 表明人们更加难以将心比心的去分享他人的喜悦之情。
2 积极共情的情感表征区域
之前大量的 fMRI研究均发现 , 人类共情反应的核心情感表征区域集中在前中扣带回 (anterior medial cingulate cortex)和脑岛等脑区 (Fan et al., 2011; Lamm, Decety, & Singer, 2011)。但是也有学者认为 , 之所以得出以上结论是因为其中大部分研究都是以消极共情为研究对象的 , 这些脑区在个体亲身经历类似情感时也会激活 (Lamm, Silani, & Singer, 2015)。而共情的实质在于对他人情感直接或间接的模拟过程 , 昀后的结果是产生同形的情感体验。根据这种逻辑 , 对他人的积极情感共情时应当激活与自身产生积极情感相一致的脑区 , 如腹侧纹状体 (ventral striatum)、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眶额皮质 (orbitofrontal cortex)等大脑的奖赏系统 (Haber & Knutson, 2010; O’Doherty, 2004)。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 , 上述两种观点均得到了一些研究结果的支持, 本文接下来将分别对其进行论述。
2.1脑岛
很多研究者认为 , 不论是共情他人的积极情感或消极情感 , 都会在脑岛处得到表征。例如 , Jabbi, Swart和 Keysers (2007)的研究发现 , 对积极和消极味觉产生共情时激活的区域均为额下回和脑岛。 Morelli和 Lieberman (2013)比较了被试对愉快、开心和事件共情的神经机制 , 结果也发现对所有的情绪共情时都激活了腹侧前脑岛。以往的研究发现 , 脑岛在整合感觉、情感及认知信息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Craig, 2009; Kurth, Zilles, Fox, Laird, & Eickhoff, 2010)：根据 Craig所提出的模型 , 关于身体机能状态的信息会映射到脑岛后侧的部分 , 随后在前脑岛处得以表征并上升到意识层面 , 从而使个体得以获得主观的情感体验 (Craig, 2002, 2009)。这可能解释了为何很多研究者将脑岛视为共情核心脑区的原因。
尽管脑岛也被视为表征积极共情情感的核心脑区, 但是有研究者认为 , 与消极共情相比两者还是存有差异 , 主要体现在具体的表征区域上。例如, Gu, Hof, Friston和 Fan (2013)对 47篇关于共情的 fMRI研究进行了元分析 , 结果发现左侧前脑岛在积极和消极情感共情中都会得到激活 , 而右侧前脑岛在积极共情反应中没有激活。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左右侧前脑岛在加工情绪信息时的不对称性所致：右侧前脑岛可能仅仅加工消极情感体验; 左侧前脑岛的功能比较复杂 , 它可能对积极和消极情感都能加工 , 或者仅仅加工积极情感(Craig, 2011)。但这个假设是否合理 , 还需要在今后对脑损伤病人或因果模型分析中做进一步的验证。
2.2奖赏系统
也有很多研究结果表明 , 积极共情情感表征在大脑的奖赏系统。例如 , Chakrabarti等(2006)的研究发现 , 当被试知觉到愉快的面孔时 , 海马旁回(parahippocampal).中脑(midbrain).腹侧纹状体回路的激活程度与个体在共情指数量表 (Empathy Quotient, EQ) (Baron-Cohen & Wheelwright, 2004)上的得分呈正相关 , 表明个体共情特质越高 , 看到愉悦面孔时获得的自我奖励越多。在一系列以赌博游戏为范式的研究中也都发现 , 当个体看到朋友或自己认同的人获得奖励时 , 自身的腹侧纹状体也会得到激活 , 表明发生了替代奖赏 (意指看到他人获益后自身所体验到的愉悦感 )过程 (Mobbs et al., 2009; Molenberghs et al., 2014; Varnum, Shi, Chen, Qiu, & Han, 2014)。Lamm等人(2015)的研究结果发现 , 共情愉悦的触摸体验时所激活的脑网络与共情消极触觉时不同：前者激活的是眶额皮质中部 , 而后者所激活的是前脑岛。总之,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 对他人的积极情感共情的同时个体自身也体验到了类似的积极情绪 , 其神经基础主要为大脑的奖赏系统。
那么, 接下来的问题在于, 积极共情反应在神经表征上是否与自身亲历积极情感时完全一致呢？针对这个问题 , Morelli, Sacchet和 Zaki (2015)对探讨这两种心理现象神经机制的 fMRI研究进行了元分析 , 结果发现当个体直接经历积极情感及对他人积极情感产生共情时都会激活腹内侧前额叶(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两者所不同的是, 前者还会另外的激活伏隔核。这可能是因为, 腹内侧前额叶与个体主观的价值计算有关 (Bartra, McGuire, & Kable, 2013; Hare, Camerer, Knoepfle, O'Doherty, & Rangel, 2010), 它在两种心理现象中都会激活 , 说明当看到他人获得的积极结果时 , 被试自己也会产生同样的心理活动。但是, 由于共情是一种间接情感体验 , 其中涉及到复杂而抽象的认知和情感相互作用的过程 , 产生的情感强度有限。因此 , 当个体在对他人的积极情绪或事件产生共情时 , 可能仅仅会推测他人的心理活动并计算该积极结果的价值与自身的关系, 而不是真的像亲身经历一样获得强烈的积极情感体验 , 正是这导致了伏隔核等奖赏系统活动的减弱。
2.3小结
总之, 关于积极共情的情感表征区域, 目前研究者尚未有统一的看法：一些研究者关注脑岛在积极共情表征中的作用 , 而另一些研究者则发现了大脑奖赏系统在其中的活动。而且 , 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 , 这两种观点并没有出现融合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首先 , 脑岛在共情反应中是否激活可能与情绪唤醒程度有关。在 Lamm等人(2015)的研究中发现 , 不论是亲历还是共情积极情感 , 脑岛皮层都没有参与其中 , 他们认为可能是因为积极情绪刺激的唤醒度弱于消极情绪刺激所造成的。由此可以推知 , 在很多积极共情的研究中未发现脑岛的作用可能是因为实验刺激未唤起足够的内部感觉所致。其次 , 奖赏系统是否激活可能与研究范式的生态效度有关。可以看到 , 发现积极共情反应激活奖赏环路的研究多具有良好的生态效度 (如表情图片, 赌博情境), 足以引发足够的愉悦体验 ; 相反, Perry等人(2012)仅仅通过包含正性、负性情绪事件的短句来诱发相应的共情体验 , 可能因生态效度不佳 , 无法引发被试充分的积极共情体验 , 而仅仅激活了脑岛。总之 , 关于脑岛和奖赏系统可能均在积极共情的情感表征中起作用 , 未来的研究可能需要对此做进一步的验证和探讨。
3 积极共情的影响因素
虽然共情他人的积极情绪能使自身也获得类似的愉悦体验 , 但人们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分享别人的快乐 , 其效应大小往往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本文接下来将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 , 分别从共情者与被共情者之间的关系、主观感觉到的相似性及自我建构方式的差异等方面 , 论述它们对积极共情反应的影响。
3.1共情者与被共情者之间的关系
同消极共情相似 , 积极共情反应也受共情主体与的调节。而且, 很多研究都发现 , 相比于消极共情反应 , 积极共情对人际亲密度的要求更高。例如 , Molenberghs等人(2014)探讨了在个体赏罚内外群体成员时情感体验的差异 , 发现当被试奖赏内群体成员时 , 纹状体及框前额皮质等主管奖赏的脑区的激活程度显著的大于奖赏外群体成员时 , 说明个体更容易分享内群体成员获益后的愉悦情绪。但当惩罚 (施与电击 )内外群体成员时, 双侧前脑岛和前扣带回背部等表征消极情感共情的脑区则没有显著差异 , 表明相比之下对他人痛苦的共情可能更不易受内外群体区分的限制。Motomura等人(2015)的研究也验证了类似的结果, 他们发现个体的消极共情即使是对陌生人也可以产生 , 但是只有对朋友的积极情绪才能产生共情反应。国内赵靓 (2014)的研究也发现 , 人际差序性对积极和消极情感共情反应有不同的影响效果：面对积极情感时 , 与朋友和陌生人相比 , 家人所诱发的共情水平更高 ; 而对消极情感时 , 家人和朋友的共情效果明显优于陌生人 , 而它们两者之间不存在差异。这可以从进化的角度给予一定的解释：他人的不幸事件预示着可能危险的发生, 作为对群体依存性很高的动物 , 与他人保持密切的情感连接对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对内群体成员的消极情绪更容易产生共鸣; 相反,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资源匮乏时期 , 他人的获益往往预示着资源的减少 , 因此分享他人的成功获益可能对自我 .他人关系的亲密度要求更高也更难以发生。
3.2感觉与被共情者的相似性
基于客观人际关系的积极共情鸿沟并非绝对的,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也可以分享外群体成员的愉悦感受。而跨越这层鸿沟的因素之一 , 正是主观感知到的与陌生他人在心理上相似性。例如 , 在 Mobbs等人(2009)的研究中采用了经典的赌博任务(gambling task), 要求被试自己操作或观看有社会认可特质及社会不认可特质的个体进行操作, 并在这个过程中记录被试的脑神经活动。结果发现, 当看到社会认可特质的个体赢钱时 , 被试腹侧纹状体回路的激活程度比后者要更大。而且 , 被试主观感受到的与被共情者之间的相似性和腹侧前扣带回的激活程度呈显著正相关 , 而后者的活动大小又与腹侧纹状体激活强度紧密联系。该结果表明 , 被试感觉到与他人的相似性越高 , 越是能为其赢钱感到高兴。在这种情境下 , 积极共情超出了它的进化起源 , 延伸到了亲缘间内含适应性利益之外 , 使得人们可以根据环境的需要调整对他人的情感反应 , 这对于人们维系高水平的社会交往过程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3.3自我建构方式
事实上, 对亲密他人的积极共情优势也并非绝对的。有些人即使是面对朋友等亲密他人的积极事件 , 也很难为之感到高兴。这说明 , 共情者自身的特质也能影响积极共情的大小。目前 , 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共情主体自我建构 (self- construal)方式对积极共情的影响。其中, 独立的自我(independent self)建构者倾向于将自我看做是与他人分离的独立个体 , 而依赖的自我 (interdependent self)建构者倾向于将自我看作是周围社会关系中的一部分 (Markus & Kitayama, 1991)。Varnum等人(2014)发现, 当独立的自我建构方式启动后 , 相比于赢钱给朋友 , 赢钱给自己时双侧腹侧纹状体的激活程度更大 ; 而当依赖的自我建构方式启动后 , 两者的差异不再明显。这表明, 当人们的自我概念中与亲密他人有更多的重叠成分时 , 更容易为亲密他人的积极事件而感到高兴; 相反, 独立而具有排他性的自我建构方式会使人们更关注自己的获益而减小对他人的积极共情反应。与之可以相互印证的是 , Fareri, Niznikiewicz, Lee和 Delgado (2012)也发现, 在亲密关系量表 (IOS) (Aron, Aron, & Smollan, 1992)对好朋友重叠程度较低 (即主观评价与朋友亲密度较低)的个体, 看到朋友、对手和电脑赢钱时腹侧纹状体的激活程度之间无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人主要关注于个人得失而非社会角度的分享 (Vrticka, 2012), 因此很难分享他人成功后的喜悦感。
3.4小结
综上所述, 目前对积极共情影响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共情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方面：这种关系的远近既是客观存在的(如熟人和陌生人, 内群体或外群体等 ), 又受个体主观认知评价的调节(如感知与他人的相似性 , 自我建构方式等 )。总之, 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自我和他人人际距离越近, 越是能分享其积极情感。
4 总结与展望
积极共情是目前共情认知神经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课题。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 , 积极共情与消极共情一致 , 在产生过程中都依赖于镜像神经系统和心理理论系统的活动 , 但在产生难度上存有差异。关于积极共情情感如何在大脑中进行表征的, 不同的研究者观点各异：一些研究者认为与疼痛等消极共情一致 , 都集中在脑岛等区域 ; 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 , 共情他人的积极情感时所激活的是大脑的奖赏系统。关于积极共情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共情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上。总的来说 , 关于积极共情认知神经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 针对前文论述中存在的问题 , 未来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4.1进一步探讨积极共情在产生机制上的特点
如前文所述, 相比于消极共情, 积极共情在产生机制上有其独特的特点：面对他人表露出的初级情绪信息 (如简单语音 ),人们对正性刺激有一种自动产生共鸣的加工偏向 , 表现为镜像神经系统更大程度上的激活 ; 但是, 对发生在他人的积极事件, 人们却很难将心比心的去体验和分享。究其原因 , 可能是因为通过镜像神经系统的作用人们可以获得即时的情绪体验 , 快速与积极情绪信息产生共鸣也能让共情者本身感觉到快乐, 因此有更大的趋近作用 ; 而通过心理理论产生的共情反应与自我加工有关 , 他人的积极事件可能会造成社会比较 , 所以人们更加难以像分享自己快乐一样分享他人的快乐。但是这些都是根据已有研究做出的假设 , 未来研究需要更多的研究结果对此进行验证。
4.2对积极共情情感表征区域的深入研究
首先, 已有研究主要争议之处在于积极共情反应是在何处进行表征的 , 是脑岛还是奖赏系统。如前文所述 , 我们认为这种分歧可能是由于实验材料和实验范式的差异造成的。而且 , 目前关于积极共情的研究相对较少 , 不利于人们对此问题的全面认识。随着今后对积极共情认知神经机制的重视及研究数量的增加 , 该问题可能会得到更为准确的回答。其次 , 愉悦感受在大脑中有不同的神经生物基础：对愉悦刺激的体验主要由腹内侧前额叶、框前额皮层参与 (Spreckelmeyer et al., 2009); 而腹侧纹状体 , 在以社会刺激为线索的奖赏加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Kalivas, Volkow, & Seamans, 2005)。那么 , 对相应的积极情感产生共情 , 是否在大脑的奖赏系统中也表征在相应的区域呢？在以往的研究中 , 似乎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例如 , Lamm等人(2015)发现积极的触觉共情反应激活了个体的框额皮质 , 而对金钱奖赏的共情反应则主要表征在腹侧纹状体 (Mobbs et al., 2009)。但是, 由于目前涉及该问题的研究过少, 不足以支撑这种论断 , 今后可以对此做进一步的验证。
4.3扩展对积极共情影响因素的研究
首先, 在引发积极共情反应的刺激材料方面 , 目前大部分研究都在探讨金钱博弈情境下 , 个体看到他人获益后替代性奖赏的程度是如何受相关因素影响的。虽然替代奖赏是积极共情的一种典型形式 , 但并不能代表所有类型。因此, 今后在探讨相关影响因素时 , 可以考虑选择更多的积极共情类型 , 如积极事件、愉悦面孔等。另一方面 , 当前对积极共情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共情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方面。与之相比 , 关于消极共情影响因素的讨论是比较多的 , 被试的视角 (Singer & Lamm, 2009)、共情者的专业知识和经验(Cheng et al., 2007)等等, 都会影响个体对他人疼痛等消极共情反应的程度。这些因素是否也会影响积极共情 , 影响程度如何 , 目前还不得而知。因此, 在以后的研究中可能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4.4开展对特质积极共情神经基础的探讨
积极共情不仅仅是一种短暂的情感状态 , 也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 , 不同个体分享他人快乐的能力存在很大的差异(Morelli, Lieberman, & Zaki, 2015)。近些年来 , 研究者开发了一系列的工具对这种特质进行了测量。如 Sallquist等人(2009)针对群体编制的特质积极共情量表 (Dispositional Positive Empathy Scale), Morelli, Lieberman和 Zaki (2015)针对成人群体编制的积极共情量表 (Positive Empathy Scale), 等等。尽管如此 , 对积极共情特质的探讨仍处于非常起步的阶段 , 有待于做更加深入的研究。今后除了需要开发和完善相关测量工具外 , 还需考察造成人们特质积极共情高低有别的心理机制与神经基础等问题。目前 , 人格特质与大脑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之前的研究中 , 已从以上角度对特质消极共情的神经机制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Banissy, Kanai, Walsh, & Rees, 2012; Cox et al., 2012; Parkinson, Kohler, Sievers, & Wheatley, 2012)。未来可以考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特质积极共情的神经基础 , 以更为全面的认识积极共情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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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studies on positive empathy
YUE Tong; HUANG Xiting
(School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Positive empathy is a process where positive emotions are vicariously understood and shared among individuals. Positive empathy i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negative empathy, which also depends on the mirror nervous system and the theory-of-mind system, but they are different in terms of generation diffculty. However, opinions differ with regards to the cerebral representation of positive empathy: while some researchers think it is represented in insula and the related areas in the same way as negative empathy, others point to the reward system. Studie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sitive empathy have been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empathy. Further studies are needed to explore the neural representation and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positive empathy.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start the study of positive empathy as a psychological trait and to establish its neural basis. Key words: empathy; positive empathy; negative empathy; neural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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