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化建构
与摄人营养相对的另一面就是，有机体将体内的各种产出废物排泄到外界。 人类文化发展史创设了各种特定的场所，形成了对进入这些场所的规定（例如将厕 所分为男用和女用），并且对人类自身的排泄物有特别的处理（与对动物的身体排 泄物处理不同，通常会把家畜的排泄物拿来当肥料，而不是人类的排泄物）。
在人类文化中，人们将排泄物看作是“脏东西”，身体会以尽快的速度排出排泄 物。从个体发生学来看，通过肌肉组织系统来建立对排泄过程的生理控制是机体 发展的任务之—。在个体发生进程中，它精确地发生在什么年龄是集体文化建构 过程的结果。与养育的发展过程类似，排泄的控制是生理成长的过程，集体文 化建构过程的不同方式（和在不同时间）对它进行干预。这种干预不是必需的一一 生物个体不管怎样，在童年期都会建立控制机制，这种控制机制一直持续发挥作用 直至老年。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文化在处理的排泄控制这一问题上有着 不同观点（通俗来说，就是排便训练）。在上世纪美国， 一些父母通过医学专家的活 动接受了排便训练的文化建构的引导，然而专家们所给出的意见则是十年一个说 法，不断变化。“排便训练的准备”概念具有其文化含义（通常的生理学术语表 达一一在x 年龄时神经发育上己做好准备），它对父母排便训练的活动产生影响。
针对父母的担忧和具体情况，专家会给出很早进行排便的具体建议（例如在 Bartlett 的研究中就有介绍如何训练一个月大的排便，从而使其体内肠蠕动规 律化Bartlett, 1932,p. 232) 。在20 世纪20 、30 年代的美国，人们普遍强烈主张 “要严格训练婴幼儿、儿童的排便”, 而在那段时期之前(1890s-1900s) 以及之后 (1940s-现今）的美国社会却很少关注这一问题，也不强调要对此严格训练．在一 个社会的历史中，这样的转变是文化动力变化的一般特征。在美国的文化历史中， 讨论在基于天性和基于教养两种观点之间来回摇摆。“天性”观认为只有在孩子的 生理器官达到一定的准备程度，才可开始排便训练，而“教养”观则认为应该尽可能 早地由负有社会责任的父母对孩子进行训练。这种翻来覆去的持续争论阻碍了过 去对个体发展本身的科学研究，也在不同时期影响了社会文化对孩子排便行为的要求。
天性（ 或者）教养
”等待做好准备”与“需要训练”一一就是上述争论的典型代表。与此不同的 是，如果我们把“排他性的或者”改为“包含性的或者”，就能克服这种分裂。这是 Lev Vygotsky 的“最近发展区“观点的中心，并在Digo 人的排便训练中得到了运用。
文化也通过日常生活中技术设施的更新而影响对儿童排便问题的做法。过去 在美国，母亲在处理孩子的非一次性脏尿布时必须手洗。尿布的改进（一次性尿布 的出现）以及洗涤技术的革新（洗衣机的发明）使得当代欧美社会中的人们（以及任 何地方的中产阶级）对排便控制的时间有了更为宽松的态度。但是在人类基本的 知觉层面上，尽快把排泄物清理干净的需要依然存在，因此所有的父母都承认忍受脏尿布的味道绝对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尤其在换尿布的时侯。
在一些非洲社会中，文化要求在个体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对婴儿的排泄活动进 行控制。Mary Ainsworth 在20 世纪50 年代惊讶地发现：乌干达父母早在婴儿二 至四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调节控制婴儿的排泄活动(Ainsworth, 1967,p. 77) 。不 过，在当地父母的这些努力过程中，却不见其任何、内疚、挣扎的迹象。婴幼儿 从很小开始就接受指导，遵循集体文化的清洁标准，不过人们并不要求孩子立即达 到标准，即便做不到，人们也不会认为这是（训练者）父母的失职。因此，乌干达文化在孩子的排便问题上，更多的是引导而非训练。
Digo 是一个生活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沿海区域的民族，语言属于班图语种。Digo 人的实践表明了引导婴儿控制其排泄活动的可行性(DeVries and De Vries, 1977) 。当婴儿有四五个月大的时侯，人们会让婴儿在小便时保持一 种特别的姿势，这种姿势是其文化所设置的。对于Diga 人来说，早期就养成 这种习惯有其实际需要的意义：由于Digo 人的住所直接建于泥地上，如果泥 土中混有尿液的话，则会生成难闻的强烈气味。因此，人们首先要让婴儿做到 的就是在屋外小便，不能在床上小便，当然这只有依靠养育者和婴儿的相互配 合才能做到。
仔细研究Digo 人的排便训练活动，可以发现在控制小便的过程中融合了一些 基本生理机制，包括经典条件反射、操作条件反射、行为的塑造等。在婴儿两三周 大的时侯，养育者就开始将其置于特定的位置，养育者坐着时，腿脚伸向外，让婴儿 坐在其脚上，背朝养育者。成人会发出低沉的“嘘”声，使其逐渐成为儿童开始小便 的条件刺激，这种情境的重复（日日夜夜）就形成了通便的一种文化小环境，希望孩 子能够习得“嘘声”和小便之间的联系。当孩子每次按要求完成了排泄活动后，还 会得到喂乳的奖励（如母乳），即运用了操作条件反射的原理。
Digo 人在对孩子的大便（肠蠕动）训练上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方式。养育者也 坐在地上，两腿分开，让婴儿坐在其脚上，面向养育者， 养育者的脚就像便壶的边缘 一样，婴儿的上半身由成人扶持着。在孩子大便训练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声音伴随。217 如果婴儿完成了排泄活动，就会被喂奶，以此作为奖励(DeVries and DeVries, 1977 ,p. 173) 。
Digo 人的实践是联想反射中的基本反射原理的运用(Vladimir Bekhterev: Bechterew, 1932) 。其所建立的情境包括：创设大便和小便的特定姿势。这两种 情境的创立，是用来区分婴幼儿养育者与孩子的其他身体接近时的状况，并且还对 这两种情境进行了区分（ 一种是面向养育者，另一种是背向养育者）。婴儿经由触 觉，能够感受到被扶持的身体在这两种情境中的精确姿态。个体能在生命早期建 立起“姿态联想反射”一—这一结论主要来自实验室研究的结果，而Digo 人每天都 在进行者这样的实际操作。小便的声音条件刺激是在结构（身体姿势）和触觉支撑 的情境中开始发挥作用的，事后的奖励则只是加之于这一程序。
毫无疑问，成人对孩子生理功能的干预可以被视为一种“暴力行径”，很容易产 生“对一个还未长大成熟的婴儿进行这样的排泄训练是极其残忍的”这样的评论。 但是，孩子在何时准备好做某件事往往都是由特定的社会文化来界定的，从而影响 父母对孩子的发展所抱的期望和相应的做法。孩子与主要养育者之间的联系 则是另一个重要内容，不同社会对这种情感联系的作用有着不同的看法，科学和社 会组织都广泛运用这些看法来指导成人对儿童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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