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思医师——佛洛伊德的魔法师
琼思医师（ErnestJones；1879-1958）是英语世界里最早投入精神分析运动的一位，在精神分析学发展史上无疑站着一个十分举足轻重的地位。1910年代初期，在佛洛伊德的爱将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与荣格（Carl Jung；1875-1961）相继叛离之后，他成了佛洛伊德最倚重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作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创会会长，他前后也担任了二十年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会长（1922-1925；1934-1951）。佛洛伊德一家人之所以能在最后关头逃离纳粹的魔掌，大半需要归功于他。他晚年撰写长达1,500多页的佛洛伊德传，至今仍然是精神分析史的经典之作。
墨林（Merlin）的后裔
追本溯源，琼思是一位道道地地的韦尔斯人（Welsh）。韦尔斯虽然自13世纪起即为英国合并，成为「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UK）的一部分，却一直能够保留其文化、传统。即使到了琼思出生的十九世纪末期，韦尔斯语依然是当地通行的语言。韦尔斯人与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原来同是不列颠群岛的「土著」，都是凯尔特族（Celts）①的后裔，在五世纪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人入侵后，因地处边远，未被同化。凯尔特人一般被认为特别「乐天知命」；喜爱神话、音乐；富于想象、能言善道、也有点狡诈（这应该是统治者对弱势族群常有的偏见吧）。著名的阿瑟王与圆桌武士的神话背景，就是韦尔斯人对入侵外族的反抗。而在这些传奇里，始终隐身于阿瑟王背后，帮助他成就种种丰功伟绩的，就正是那位足智多谋、法力无边的韦尔斯魔法师墨林。如果我们把佛洛伊德比拟为阿瑟王的话，那么琼思就可以说是他的墨林。这应该也就是为什么一位为琼思立传的作者，将其书取名为《佛洛伊德的魔法师》的一个原因吧！【①凯尔特人自公元前三千年起即在欧洲大陆及不列颠群岛定居。他们使用铜铁器，相信巫术及万物有灵说（Animism），用高达两公尺的巨石建造户外殿堂，于春分清晨用活人献祭太阳。许多这些巨石至今仍然遗存，最著名的是位于英国西南的巨石阵（Stonehenge）。他们约在两千年前被罗马人征服，又在公元五世纪左右起被一波波的日耳曼族人（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侵袭同化，至今除韦尔斯、苏格兰、爱尔兰之外，在欧陆只剩下零星少数地区（如法国西北角的Brittany）仍然使用类似语言。】
但是琼思出生时，整个韦尔斯恰好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英国的工业革命带来对煤炭愈来愈大量的需求，而韦尔斯正是盛产煤矿的地方。开矿的同时，为了就地取材，许多工厂也就纷纷搬迁过来。原来偏僻宁静的乡间，因而逐渐转型为工业重镇，工商百业也跟着兴旺。随着这个潮流，琼思父母两家的世代经济社会地位从农耕、铁匠、造船师傅到白领阶级，逐代提升。琼思的父亲勤奋自学，从矿场工头被提升为会计师，后来又晋升为公司主管。进入了中产阶级，琼思一家人与英语世界的接触日广，认同也逐渐有所改变。琼思的母亲来自乡间，会讲一口流利的韦尔斯语，本来想把琼思取名为Myrddin（韦尔斯语的墨林；Merlin），但是他父亲认定英语是下一代发展必备的语言，给了他两个英文名字（Alfred Ernest），长大后他把前面的一个省掉，遂以恩尼斯特‧琼思（ErnestJones）传世。同样反映这个认同的改变的是，琼思父母亲虽然原属以韦尔斯语布道的浸信会，他的父亲却坚持全家在家里的祷告必须用英语。到了琼思九岁的时候，英国国教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在镇里盖了教堂，父亲马上转了过去，母亲则坚持留在家里念她的韦尔斯文圣经。琼思游离于两者之间，最后终于成了无神论者。琼思的韦尔斯语虽不流利，他的英语却带着韦尔斯腔，后来在念大学时成了同学取笑的对象，几经努力，才终于改正过来。但是他的姓（Jones = John's son）是韦尔斯最常见而在其他英属地区非常罕见的姓（他的小学同班里就有四个琼思，他因此被叫做琼思第四），所以尽管他的英语已变得字正腔圆，他的韦尔斯身分还是一目了然。
从许多方面来说，琼思可以说是一个十分成功的边缘人（marginal man）。他成长的地方，一边是「原始」纯朴的乡村，另一边是工厂林立的新兴城镇；他的母亲是讲韦尔斯语的浸信会信徒，他的父亲则一生致力把自己改造成如假包换的英国绅士；他既是韦尔斯人，又是英国人；他可以在不同的认同、群体之间随机应变、来去自如。多年后，当他在精神分析学界的影响力如日中天的时候，许多反对他的人往往忽略了他这从小习于同时兼具多重身分、认同的背景，轻易地就把他归类成是一个狡诈、不可信任的投机分子。
琼思从小聪慧好学，在学校表现优越，总是名列前茅，唯一常被批评的是他太多话。但是不久他这个「缺点」也变成了他的优势：他加入了辩论队，所向无敌，赢得许多金牌银牌。十四岁时他荣获韦尔斯首府卡地夫（Cardiff）最负盛名的一所公立学校的全额奖学金，经济独立，同时也因为住校的需要而离家。他在这思想开放的学校里博览群书，尤其迷上了赫胥黎（T.H. Huxley；1825-1895）②的著作，从此成了达尔文的终生信徒。【②赫胥黎是与达尔文同一时代的名英国生物学家，支持进化论最力。】
十六岁时琼思放弃剑桥大学的奖学金，选择留在卡地夫一所新成立的大学念医学，两年后转往伦敦大学修习临床课程。那世纪交替的时代，也正是现代医学急速发展的关键时刻：疫苗接种日渐普及；伤寒霍乱等流行病的病因及预防方法，也已逐步厘清；李斯特（Joseph Lister；1827-1912）发明的无菌手术逐渐被推广，活人无数；神经医学大师如沙考（Jean-Martin Charcot；1825-1893）③等人对脑神经系统细致的探讨以及对歇斯底里的研究，让人以为心智情感的奥秘，已是科学所能探究的议题。琼思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勤奋学习，的确乐在其中，如鱼之得水。他的刻苦耐劳与聪明才智，得到他许多知名师长的赞赏。二十初头的琼思自信满满，相信他的前途必然无障无碍、一帆风顺。【③沙考是十九世纪中末期名声最著、影响力最大的法国神经医学家。他发现许多神经系统的疾病，被公认为是现代神经医学之父。他同时对歇斯底里及其他种种「精神官能症」（neurosis）也都有深入的研究，被誉为「精神官能症的拿破仑」。佛洛伊德于1885-1886年间学习五个月，由此奠定他后来有关歇斯底里症之病因及疗法的基础。】
年少轻狂
1902年琼思医学院毕业时，他相信他只需要到地区医院工作一两年，累积足够临床经验，就可以回到他的母校伦敦大学医院任教，不久就会是功成名就的正牌教授了。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此后十年，等待着他的竟是一波又一波的飞来横祸。这十年里，在英国、在北美，他好几次因为「行为不检」而被控告、被解职，有一次还差点被病人枪杀。琼思真的就是这么倒霉的一个人吗？细究起来，这些事件之所以会发生，其实是有因可循的。他的自大、傲慢、好出风头，使他常常成为同事的眼中钉。一旦有事，平常觉得被他压制、忽略、奚落的年轻医师、护士，甚至护士长，自然也就冷眼旁观，甚或落井下石。他对想要讨好的人——尤其是漂亮女孩——的殷勤体贴，常让人误会，甚或让人因此而疯狂地爱上他。等到他开始接触到佛洛伊德的学说，而经常忍不住去探问病人的私生活时，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1903年琼思在一家小医院因为几次值班时不在岗位上（他说是因为女朋友临时生病）而被解职时，或许还不清楚事情的严重性。他没想到这件事从此成了他的记录上抹不去的污点，此后申请医院工作四处碰壁。即使他随即以优越的成绩通过医学博士及皇家医学学院资格的考试，也还是找不到全职的工作，只好在许多家医院来回奔跑、四处打工。回到母校伦敦大学的梦想，自然早就泡汤了。
两年后琼思的父亲出资让他与大他七岁的好友，神经外科医师特洛特-加龙省（Wilfred Trotter；1872-1939）④一起开业，琼思的生活才比较安定下来。次年他却又卷入另一场风波。这次是他在一所学校兼差检查弱智儿童的语言能力时，被四个儿童指控他有猥亵的行为，后来因为证据不足（法庭不相信弱智儿童的指控），逃过一劫。也差不多就在这时期，琼思因特洛特-加龙省的引介，开始阅读佛洛伊德的作品，愈读愈着迷。与此同时，David Eder医师（1865-1936）⑤风闻琼思很会考试，慕名而来，请他帮忙补习。经由Eder，琼思认识了一位荷兰犹太富商之女萝琦（“Loe” Louise Dorothea Kann；1882-1944），两人坠入爱河，旋即同居。大概是因为萝琦的赞助，琼思在1907年9月得以去阿姆斯特丹开会，从而结识荣格（Carl Jung；1875-1961）及葛罗斯（Otto Gross；1877-1920）⑥，再到慕尼黑跟随克雷培林（EmilKraepelin；1856-1926）⑦见习一个月，之后又专程到苏黎世（Zurich）再访荣格，并与同为访客的布列尔（A.A. Brill；1874-1948）⑧结识。【④特洛特-加龙省后来成为琼思的妹婿。他是英国名神经外科医师，也是贡献卓著的社会心理学家。他后来被任命为英王的荣誉外科医师，也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著有《人在战争与和平时的盲从本性》（Instincts of the Herdin Peace and War）一书。⑤Eder是犹太裔英国人，原为开业医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军医，治疗无数因受炮击而罹患创伤及心理问题的士兵，由是开始对精神分析学发生兴趣，广泛阅读并翻译荣格及佛洛伊德的著作，后来成为佛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师。他也是犹太复国运动（Zionism）的积极参与者。⑥柯雷培林为十九世纪末最负盛名的精神医学家。他用长期客观观察的方法研究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临床症状及病程，首先提出精神分裂症（时称早发性痴呆）与躁郁症的概念，被誉为现代精神医学之父。⑦布列尔出生于奥地利，15岁只身往美，一面打工一面上学， 28岁（1904年）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跟随麦尔（AdolfMeyer；1866-1950）学习精神医学。1907年赴瑞士苏黎世大学Burghölzli精神专科医院从荣格及布雷勒（Eugen Bleuler；1857-1939）习精神分析术（当时的荣格仍然是佛洛伊德的钦定接班人），并开始翻译佛洛伊德、荣格及布雷勒的主要著作，包括佛洛伊德的名著《梦的解析》及《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1911年他主导创立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及美国精神分析学会，与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保持一定距离，并极力反对佛洛伊德训练及容纳不具医师身分（包括心理学家乃至「俗人」分析师[lay analyst] ，例如安娜‧佛洛伊德与艾瑞克森）的治疗成为精神分析学会会员的主张。他对美国精神分析学界乃至整个精神医学界的影响力在1929年至1936年间达到颠峰。】
1908年3月琼思再度出事。这时他已因四处宣扬精神分析术的功效而小有名气。他兼职的一家神经科专科医院正好住进了一个十岁的女孩，一只手无故麻痹。他的主管说，既然你那么相信佛洛伊德的理论，你何不去看看你能不能问出病因。琼思果然发现小女孩发病之前，学校里有一个年纪比她大的男生意图非礼，女孩用一只手把他推开。这之后她的那一只手就痲痹了。他没有想到，这女孩一回病房就宣称「琼思医师跟她讲脏话。」一经调查，医院院长发现以前已经有人对他有过类似的抱怨，随即将之解职。这个事件广为人知，琼思名誉扫地，在伦敦已无容身之地。幸好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多伦多大学的奥斯勒医师（William Osler；1849-1919）⑨及克拉克医师（CharlesClarke；1857-1924）①联袂到伦敦寻才。他们对琼思的履历十分中意，相谈甚欢。虽然多伦多大学的神经精神医学部两年后才会开张，他们马上邀请他先到克拉克医师的疗养院工作。【⑨奥斯勒医师是加拿大人，先后在McGill University及宾州大学等名校任教，也是霍普金（JohnsHopkins）大学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他力倡临床教学，致力于医学教育改革，著作等身，被公认为是现代医学与医学教育之父。①克拉克医师是加拿大精神科医师，家人世代经营疗养院。他一生致力于推动精神医学医疗与教育的改革，并努力推动小区心理卫生。他是多伦多大学精神科专科医院的创院院长。目前在多伦多以药酒瘾研究而享盛名的克拉克研究院就是以他为名。】
多伦多的哈姆雷特
虽然不曾有过结婚仪式，琼思与萝琦那时候已经出双入对、形同夫妇了（琼思在介绍萝琦时，也常直称她为琼思夫人）。不幸萝琦从未去过新大陆，对加拿大有无名的恐惧。或许部分因为这个因素，他们的多伦多之行一延再延，直到半年后的十月才成行。这期间琼思先到Salzburg参加第一届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大会，首次面见佛洛伊德，聆听他长达三小时的演讲，「如沐春风」。会后他又与布列尔联袂到维也纳造访佛洛伊德，参加那出名的星期三晚上讨论会。接下来这两位北美洲精神分析学未来的领导人又一起去布达佩斯拜访法郎克齐医师（Sandor Ferenczi；1873-1933）。②从那里琼思独自回到慕尼黑，去拜见不久前在阿姆斯特丹开会时结识的葛罗斯和克雷培林，白天在克雷培林的医院实习，晚上到葛罗斯流连终夜的咖啡屋，接受他的分析，也经过他在那里认识许多文艺界名人，包括小说家劳伦斯（D.H. Lawrence；1885-1930）及其夫人。琼思那时渐渐发现葛罗斯身陷严重的药瘾问题（海洛因[heroin]及古柯碱[cocaine]），生活糜烂、关系复杂、婚姻濒临破裂。五月初葛罗斯被迫到苏黎世住院，接受荣格治疗，反而对荣格产生无可挽回的影响。直到六月底葛罗斯翻墙逃出疗养院，回到慕尼黑，这期间一个多月，葛罗斯托琼思治疗其妻Frieda。琼思照顾过了头，后来在他的自传里，对他这一段美好时光多有隐射。【②法郎克齐是犹太裔匈牙利人，极早就加入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行列，贡献匪浅。晚年因对医疗的时限及治疗师的主动性想法与佛洛伊德不符而遭排斥。他对兰克（OttoRank；1884-1939）、罗杰士（Carl Rogers；1902-1987）、乃至法国的拉冈（Jaques Lacan；1901-1981）等人，都有重大的影响。】
从慕尼黑回伦敦的路上，琼思绕道苏黎世再访荣格。之后不久，他又动身去巴黎，师从沙考的得意门生Pierre Marie（1853-1940），④在那里学习了六个星期。至此琼思可以说在神经医学、精神医学及精神分析学等各方面，该学的都学到、该认识的人都认识了。他也终于说服了萝琦，出发「西征」去了。他们一家六口除了两人之外，还加上琼思的两个妹妹以及萝琦的两个女佣。琼思在临行前写给佛洛伊德的信上，戏称他自己这一趟行程是「妻妾成群」。琼思及家人在多伦多的适应并不怎么好，琼思后来形容那个地方是文化及学术的「沙漠」，虽然是言过其实，不过他们应该是相当寂寞的。但是寂寞也有寂寞的好处。琼思认真工作，心无旁骛，论文（多半还是神经科的题目）一篇一篇出炉。同时他也随时抓住机会，到处宣扬精神分析理论。加拿大之外，他一有机会就往波士顿跑。他的精力与热情，改变了北美许多学界名人对精神分析术的疑惧。琼思最引以为傲的是，时年62岁的美洲神经医学界泰斗普特南（James JacksonPutnam;1846-1918）本来对佛洛伊德学说还模棱两可，居然被29岁的琼思说动了，由此转而成为精神分析学坚定的支持者。【④Marie是沙考事业继承人，以研究脑下垂体及脑内分泌系统出名，也是Charcot-Marie-Tooth disease的命名人之一。】
1909年秋的另一件大事是佛洛伊德与荣格的北美洲之行。此行两人在麻州克拉克大学的演讲极为成功，奠定了精神分析学在北美发展的基础。学术大老终于亲眼目睹佛洛伊德本尊，发现他律己甚严，并不是洪水猛兽，都松了一口气。琼思在与佛洛伊德会后长谈，依依话别之后，对精神分析学的信念益深。佛洛伊德也终于对美洲的重要性有具体的了解，益发看重琼思。两人自是书信往返，如胶似漆。受到佛洛伊德的鼓励，琼思深入探讨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的心理意涵。在这剧本里，哈姆雷特的叔叔杀死了他的国王父亲，又占有了他的母亲。身为王子，哈姆雷特理当为父复仇。但是哈姆雷特始终犹疑不决，到底缘由何在，一直是个千古悬案。但是如果从伊底帕斯情结的角度来看，疑团似乎就迎刃而解了。如果我们认为哈姆雷特在潜意识里本来就已有强烈的恋母弒父的冲动，那么他的叔叔就有如他的替身，替他完成了他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如此想来，也就难怪他的复仇之举，会是那么地难上加难了！因为杀了叔父，等于是又一次的弒父，也等于是杀了自己。琼思一生里大多数著作，常被批评为缺少创意、流于通俗，但是至少他的这一篇哈姆雷特，应该可以说是道道地地的经典之作。
琼思对女人的魅力，跟着他飘洋过海，似乎有增无减，四年内谣言与报怨的密函，四处传播。这些信的内容充满了写信的人对他的爱慕渴求，但是并没有真正指控他勾引或非礼。但是蹊跷的是1911年他在芝加哥开会时有一位妇女从加拿大追踪而至，在大庭广众之前企图枪击他。这威胁严重到他不得不请全天候的贴身保镖。他又主动提供美金五佰圆（相当于他一年的薪资）给对方，而更加让人起疑。
不幸的是，他的魅力对他的「妻子」萝琦似乎愈来愈不管用了！萝琦的吗啡成瘾问题日趋严重，心情也愈来愈低沉。她在自杀与离异之间来回摆荡，把他搞得七荤八素。1911年秋琼思去德国威玛（Weimar）参加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三届大会时，向佛洛伊德尽情抱怨，没有想到佛洛伊德居然主动提议，让萝琦接受他本人的治疗。琼思以为要劝说萝琦答应，得要大费一番工夫，没想到萝琦马上就同意了！恰好此时琼思在多伦多大学也已晋升副教授，足以载誉而归，回英国重起炉灶，他们就此告别「新大陆」。
赔了夫人又折兵
琼思的确是「载誉归国」。他人还在路上，伦敦已经有两个病人在等他来做长期精神分析。那一年秋天，他的《精神分析学论文集》（Papers on Psycho-Analysis）问世。作为英文精神分析学的第一本专书，这本书十分畅销，其后多次再版，琼思的名声也就跟着继续水涨船高。他回欧的时机也真是恰到好处。就在那一年，阿德勒与Wilhelm Stekel医师（1868-1940）⑤相继出走，连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会刊《Zentrablatt》也一起被绑架掉了！同时荣格在苏黎世蠢蠢欲动，荣格所控制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及其会刊《Jahrbuch》也随时可能沦陷。琼思倡议组织「秘密小组」（“Secret Committee”），护卫佛洛伊德。小组成员包括他自己和柏林的亚伯拉罕医师（KarlAbraham；1877-1925）⑥、布达佩斯的法郎克齐医师及维也纳的兰克心理师（Otto Rank；1884-1939）与萨克斯（Hans Sachs；1881-1947）⑦。他们保证绝不乖离佛洛伊德的理论，彼此互相审查论文，他们之间的信件同时分寄所有成员。他们还定期秘密集会，检讨其他精神分析学会成员的「忠贞度」。为了暗中标识他们的特别身分，佛洛伊德特地给他们每个人一个镶刻希腊字母的戒指，随身携带。多年后这个秘密小组的存在被发现，事关学术及思想自由，引起许多争议与非难。【⑤Stekel医师是佛洛伊德最早的学生及同事，也是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创会会员。他对梦的象征意象十分专精，对《梦的解析》一书之写成颇有贡献。他在性功能障碍的问题也颇有着墨。与佛洛伊德决裂后他自行开业，另立门户。1940年他在伦敦服药自杀。⑥亚伯拉罕是犹太裔德人。他在苏黎世Burghölzli医院实习时得识荣格，而开始接触精神分析学。1907年他赴维也纳从学于佛洛伊德，1910年回柏林开创柏林精神分析学会，自1914至1918年间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会长。许多德国及英国第一代的精神分析师都是他的学生。⑦萨克斯原为律师，在涉猎精神分析学文献多年后，于1910年加入维也纳的星期三定期聚会，1912年成为《Imago》杂志总编。1920年移居柏林，从事治疗及督导。他的学生包括佛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及Michael Balint（1896-1970）。他于1932年移居波士顿。】
萝琦在维也纳接受佛洛伊德治疗，果然进步神速。没有多久她结识了一位陪其父亲从美国中西部到维也纳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诗人，也姓琼思（Herbert“Davie”Jones），开始与之谈恋爱。与此同时，琼思医师在等待萝琦「病愈」归来的中间，也纠缠上了萝琦的女佣丽娜。这个四角关系到了次年春天终于曝光，萝琦结束了她与琼思医师七年的恋情，佛洛伊德理直气壮地认为他的介入让他们两人的人生都有了新的转机。但是为了补偿琼思，他任命琼思为秘密小组的主席，同时也建议他去布达佩斯找法郎克齐做为期两个月的分析。到了八月底分析结束，琼思回到伦敦时，他感觉自己已是一个新生的琼思，可以与已为人妇的萝琦和平相处。萝琦还坚持继续出资并亲自监工，把琼思的诊所整修得焕然一新。
35岁的琼思生意兴隆、收入日丰。他引起女性病人发生「移情作用」的能力丝毫未减。她们常常彻夜不眠，动不动就给他写五页、十页的热情长信（包括名精神分析师如Joan Riviere［1883-1962］及Edith Eder［David Eder的夫人］。幸好琼思界定治疗关系的能力似乎颇有进步，没有再引发不可收拾的丑闻。但是他与萝琦前女佣丽娜半公开的同居，则继续引人侧目。尽管如此，当芳龄十八的安娜‧佛洛伊德（1895-1982）在1914年7月到英国旅游时，琼思还是不假思索地展开热烈的追求。事先已得到萝琦及佛洛伊德警告的安娜，自然对他保持距离。但是几十年后，琼思还是念念不忘他的这一段情。
仙女奇缘，何其短暂
在韦尔斯古老的传说里，墨林这位法力无边的魔法师最后却为情所困，栽在湖中女仙薇薇安（Viviane）手里。有人说他从此困居石室，也有人说他遁逸山林。琼思这位现代墨林在1917年初终于遇到了他的湖中仙女——同样来自韦尔斯，时年25岁，韦尔斯语流利、美艳动人的天才作曲家、钢琴家墨菲德‧欧文（MorfyddOwen；1891-1918）⑧。他们的爱情同样地短暂，也同样地以悲剧收场。但是与墨林不同的是，从这场悲剧里消逝的是红颜薄命的墨菲德。琼思在一个韦尔斯人的社交场合认识墨菲德，惊为天人，日日夜夜热烈追求，两个星期后就正式求婚（之前一天为丽娜另寻居所，也为她找了一份工作），等不及岳父母到达，就去法院公证结婚了。虽然因为琼思愈来愈喜欢一有空就住到他们离城四五十哩的乡间别墅，又因为好客而常常在那里招待许多来访的朋友，干扰了墨菲德音乐生涯的发展，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一年多的婚姻生活应该是十分甜蜜的。可惜好景不常，结婚周年才过后不久，当他们去看访琼思时已退居乡间的父亲时，墨菲德忽然得了急性盲肠炎，来不及送去医院，只能找来邻近的外科医师，拿厨桌当手术台。不幸手术引发并发症，琼思眼巴巴看着她陷入昏迷乃至断气，无力回天，作为医师的他，心里不知有多痛苦。【⑧墨菲德来自南韦尔斯，父母皆为业余音乐家。她自幼习钢琴，十六岁起兼习女高音及作曲，在她短短的一生里创作了180余首曲目，流传至今。】
得意春风
所幸琼思还有他的工作。他这时在英国已是声名远播，求诊病人应接不暇。他又召集了渐渐增加的英国分析师，创组英国精神分析学会，荣任创会会长。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奥匈帝国已经解体，作为战败国的德国也经济萧条、意气消沉，英美等英语国家势力大增。精神分析学如要继续发展，使用的语言势必要从德语转为英语。琼思倡议由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发行以英语为主的《国际精神分析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并成立出版社出版佛洛伊德著作的英文本。这样的想法一呼百应，琼思折冲其间，当然就更是忙得分身乏术了！
大战期间断航断邮，琼思与佛洛伊德以及秘密小组成员的联系，时断时续。战后琼思的首要之务，自然是重新建立沟通的管道。无奈当时战争虽已结束，和约尚未签定，英国国民仍然不能进入仍属「敌区」的奥地利。琼思四处奔走，终于得到去瑞士的签证，于1919年春在那里与兰克、法郎克齐、萨克斯等人会面，其乐可知。但是这一趟旅程最大的收获则是他终于找到了他的终身伴侣。这件事的起头源于他需要一位英德语双语秘书，来帮助他处理日益繁重的编辑工作。而扮演这牵线红娘角色的，则是在瑞士养病的萨克斯。原来萨克斯当时的女朋友的妹妹凯蒂（"Kitty" Katharina Jokl）刚从维也纳大学得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前途茫茫，萨克斯于是把她介绍给他。琼思在那一年秋天终于拿到奥地利的签证，途经苏黎世与凯蒂见面，两人一见钟情，工作面试变成了约会，进展神速。十五天后他在维也纳写给她的信上就已经这么说了：「我最最甜蜜的凯蒂，我不相信全欧洲此刻还会有谁比我更幸福！」
让他感觉幸福的另一个原因是，睽违五六年后，琼思终于又再与佛洛伊德会面了！他没有想到，消瘦不少的佛洛伊德看起来竟然更英俊、更炯炯有神、也更慈祥了！他带了佛洛伊德与兰克两家人到维也纳最高档的餐厅饱餐一顿，回到家里时法郎克齐也来了，一群人忙着规划精神分析运动未来的发展。佛洛伊德建议法郎克齐把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会长一职转让给琼思，也让柏林的Max Eitingon医师（1881-1943）⑨加入秘密小组。如此一来，一切似乎就绪，蓄势待发，整个集团充满了朝气。【⑨Eitingon是犹太裔俄人，父母经商致富，在他12岁时全家移居德国。Eitingon与亚伯拉罕前后在苏黎世Burghölzli医院从学于荣格，再转赴维也纳接受佛洛伊德五星期的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移居柏林，与亚伯拉罕一起创立柏林精神分析学会，并成为柏林精神分析联合诊所所长，建立完整的训练制度，自1927年至1933年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会长。他在1932年脑中风，次年移居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创立巴勒斯坦精神分析学会。】
与安娜‧佛洛伊德的重逢也让他庆幸自己当年没有得到她的青睐。他跟凯蒂说，一听到安娜冰冷严肃的声音，他就手足无措、浑身不自在。他真高兴，凯蒂与安娜那么地不一样。
千里救「父」
1934年到1938年间，奥地利的情势愈来愈危急，随时有被纳粹德国并吞的可能，大多数精神分析师纷纷走避，佛洛伊德却继续坚持要与维也纳「共存亡」。1938年3月14日，希特勒兵不血刃地占领全奥。琼思急如热锅上的蚂蚁，想方设法飞到尚未沦陷的捷克布拉格，又从那里租了一艘小飞机，直奔维也纳。那时琼思已是英国皇家掌印大臣（Lord Privy Seal）及英美许多政商权要的朋友，因为他们的帮忙，而得以成行。到了维也纳他直冲精神分析出版社，在那里撞上前来搜索、查封的德国军队，当场被捕。幸好他机敏善辩，说动德军放他一马。等到他赶到佛洛伊德住所时，德军也已先他一步，将家里的财物洗劫一空，正式的逮捕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他在那里不但要防范纳粹党人的再度侵袭，更困难的是要说服佛洛伊德离开奥地利。他费了整整五天的时间，日以继夜、死赖活缠，最后还引用了铁达尼（Titanic）号邮轮沉没后副船长被审讯时所说的答辩辞，才打动佛洛伊德的心意。那一句话是：「我从来没有离开那艘船，是那艘船离开了我。」
凭着他的精明、风采与毅力，琼思做到了没有任何人做得到的事。他说服82高龄、已与致命的癌症缠斗15年、行将就木的佛洛伊德离开维也纳，移居英伦。借着他的人脉关系以及不眠不休的努力，他打通重重关节，不但把佛洛伊德及其医师的两家人救出虎口，还继续营救许多其他的精神分析学同仁，把他们安顿在英国，为他们申请到特别的开业许可。进不了英国的人，他也尽力替他们安排前往南北美洲、澳洲、新西兰，甚至锡兰。
1938年6月4日，佛洛伊德一行人终于搭上东方快车（Oriental Express），途经德法两国，于两天后抵达伦敦维多利亚车站。在车站迎接的除了佛洛伊德其他已先到的家人之外，就是琼思一人。他们走出车站，接受媒体及群众热烈的欢迎。平常因眼疾不开车的琼思视力忽然好了起来，载着他们绕道经过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及市中心Piccadilly，终于到达他为他们安排的居所。此后一年多，琼思为他们忙进忙出、上下打点、无微不至。
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其时佛洛伊德又忍受了两次大手术，身体早已衰弱到极限。在英法向德国宣战那天，琼思写信给佛洛伊德，再次感谢他三十年来的栽培、教导。他说：「这次大战，幸好我们都站在同一边。我们也许都不见得能见证这次大战的结局，但是不论如何，我因为跟着您的脚步走，而有幸能对这个世界有一点贡献，我的生活也才能够过得如此的精彩多姿，的确已经可以是死而无憾了！」两个多星期后，他最后一次与佛洛伊德见面。琼思后来形容这最后的一面时说：「他睁开眼睛，认出了是我，挥了挥手。那一挥手，包含了多少的意涵！是致意、是道别、也是接受一切的一切。」
在告别式的哀悼词里，琼思说这个时刻让他想到他大学时代的校长常讲的一句话：「他这个人比任何人都更热爱生命，也因此比任何人都更不怕死亡。」他最后说：「我们在这里与他告别，依依不舍，因为我们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了！我们从心底感谢他。感谢他这样子一路走来，感谢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也感谢他的恩爱。」
烽火连天，焦头烂额
此后十年，琼思的日子，却是不怎么好过的。他面对的是两场战争。世界大战之外，他还被夹在两个强悍的女人的纷争之间。而这第二个战场，的确是把他搞得焦头烂额。这两个女人，一边是克莱恩（Melanie Klein；1882-1960），另一边是安娜‧佛洛伊德。她们之间的学术争论，在另文已稍有着墨，兹不重复。学术异同之外，也许更重要的是，她们两人都是琼思费尽心力才请到英国来的。而她们也自然而然地就各自认为，琼思理应站在自己这边。
克莱恩的童年过得非常的孤单痛苦，年纪轻轻就依母亲之命结婚、生育一女一子，但是婚姻关系长期不和。因为种种心理问题，她数度进出疗养院，也开始接触精神分析学书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布达佩斯接受法郎克齐的分析治疗。1921年她搬到柏林，从学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虽然欣赏她对儿童心理的创见，对她并没有怎么刻意栽培。1926年她结识琼思，随即受邀到英国发展。琼思非常看重她，替她引介病人，甚至把自己的子女及妻子也都带去给她治疗，克莱恩由是名声渐著。一些起初受教于琼思的分析师（多曾是他以前长期的病人），如Joan Rivière（1883-1962）、 MarionMilner（1900-1998）、Wilfred Bion（1897-1979），乃至Donald Winnicott（1896-1971）及John Bowlby （1907-1990），都深受其影响，成为「客体关系」理论之滥觞。
克莱恩既与安娜‧佛洛伊德差不多同时发展儿童精神分析学，两人立场却又天差地别，本来在学术会议上就常暗中较劲。等到安娜与众多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师迁移到伦敦之后，英国的精神分析学界遂分裂成了拥护安娜的「正统佛洛伊德派」及支持克莱恩的克莱恩派。两派人马逢会必争、裂痕愈吵愈大。琼思夹在中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两面不讨好，到最后干脆退居乡间，不闻不问，还是难保耳根清净。或许是因为这些烦心的事情，再加上他的大儿子在盟军1944年登陆时不幸一时成为战俘，以及他的旧情人萝琦过世，65岁的琼思忽然心脏病猝发，几乎一命归天。
名作传世
在琼思生命的最后八、九年，他的心思精力几乎完全放在《佛洛伊德的一生与成就》（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一书的撰写上面。佛洛伊德的家人原本对佛洛伊德传记的写作一事相当迟疑，对琼思也一直有些戒心。但是到了1949年，至少有三本未经授权的佛洛伊德传已经问世了。没有近距离的观察、接触，又不曾有第一手资料作依据，这些草草完成的传记，既无深度，又错误连连，甚至可以说是满纸荒唐。佛洛伊德几个最「忠贞」的弟子，如纽约的Ernst Kris（1900-1957）及旧金山的Sigfreid Bernfeld（1892-1953），虽有心搜集资料，但也都垂垂老矣！佛洛伊德家人考虑再三，最后终于同意把这个重责交付给琼思。接到这个任务，琼思的第一件要务就是赶快去与时日无多的佛洛伊德夫人马莎作访谈。他从她那里果然得知许多以前所不知道的生活点滴，包括她与佛洛伊德从相识到结婚之间那四年里，他们交往的细节。等到他把完成的第一章草稿交给安娜鉴定时，安娜看完大为感动，至此才把四千多封她父母亲当年所写的信件也交代给他。琼思从此得以详阅所有安娜收藏的种种文件书稿，工作就做得愈来愈起劲了！
这本巨著分成三部，每一部都长达五百多页。第一部《少年佛洛伊德——1856-1900》于1953年出版，初刷一万本在两个星期之内销售一空，印刷厂措手不及，急忙大量搜购纸张，应付后续需要，真可谓「洛阳纸贵」。琼思把这本书题献给安娜‧佛洛伊德，在序言里他特别提到两件事：开宗明义，他首先就说「这本书佛洛伊德是不会同意出版的。」因为，28岁的佛洛伊德在一封写给马莎的信里，就已经提到他把自己从小到大的所有的日记、文稿、笔记、信件，全部销毁了（他们之间的信件除外）。他说这是因为，「有一天许多传记作家会要上天入地去找数据，想要了解一个英雄如何诞生。我要让他们疑云丛生，找不到答案。」
琼思接着说，他需要坦白承认，他自己其实在初识佛洛伊德之前就已经对他有强烈的英雄崇拜了！所以他这本传记是否公正无私，或者有许多歌颂阿谀之处，只有由读者自己去判断。他讲得的确没错，他在有些地方难免是会「为贤者讳」的。当然在牵涉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对自己也总是比较宽容的。
第一部的成功使琼思写得更起劲了。第二部《成熟的岁月——1909-1919》紧接着在1955年出版，再两年后，琼思过世前一年，第三部《最后的日子——1919-1939》也出版了。这两本书同样地卖座、畅销。琼思最后的岁月，尽管病痛缠身，却依旧兴致勃勃，不肯服老，四处演说。一口气读完他的第三部书，已是成名剧作家及小说家的琼思的大儿子忍不住写信跟他说：「我服了你。你的书专家看得津津有味，一般大众也可以读得出神，真是雅俗共赏。」做一个父亲，能够得到子女这样的赞赏，应该可以说是琼思晚年最大的慰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