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中，我准备讨论我与他人交往时采取的态度、方式所经历的发展和变化过程。我不仅要叙述我作为一个职业心理学家所采取的方法多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还将谈到我作为个人的处世方式发生的变化。
我从我的童年时期讲起。我生长在一个虔诚信奉原教旨主义的家庭里。我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我的父母用以衡量他人的价值观念。我现在无法确定当时我是否真正相信。但我知道我是按这些观念行事的。我想我们对于自己这个大家庭之外的人所持的态度归结起来大致是这样的：别人的所作所为是很成问题的，是我们这个家庭绝不赞成的。他们当中不少人玩牌、看、吸烟、跳舞、饮酒，甚至于一些让人说不出口的事。所以，对待他们，最好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因为他们可能是些无知无识的人；最好是生活在自己家庭的圈子里，避免与他们发生密切的交往。《圣经》中的这句话就是我们遵守的明智信条："生活于人群之中而洁身自好。"
就我所及，在我上小学的时候，这种不自觉的、离群索居的高傲的态度一直是我的行为的特点。我确实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当时有一群与我同龄的男女孩子常常在我家后面的街上一道骑自行车，但我从来没有到他们的家里去过，他们也没有到过我家。
关于与家庭内部其他人的关系。我喜欢和我的弟弟们在一起，和他们玩耍，我感到非常快乐；我妒忌我上面的一个哥哥，对我的大哥则钦佩备至（尽管我和他的年龄差别太大，彼此之间很少接触）。我知道我父母爱我，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把我个人的或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告诉他们。因为我知道，如果这样做了，他们就会对这些思想品评一番，而且会认为我有负于他们的期望。因此，对于我的思想、我的幻梦和我当时能够体验到的些微感情，我都秘而不宣。
可以这样来总结我的童年时代，以我现在的观点来看，我在那一期间完全没有与他人之间的亲密的、互相交往的人际关系。我对待家庭以外的人总是采取秉承于父母的那种疏远、冷淡的态度。
我在一所小学上了七年学。从那以后一直到我研究生毕业，我从来没有在同一所学校里度过两年以上的时间，这一情况无疑对我发生了影响。
从中学开始，我相信我渴望友情的愿望有所增强。但是这种愿望的实现受到了阻碍。首先是因为上面谈到的我父母的态度，其次是由于我所处的环境。我曾在三个不同的中学上学，但在哪所学校也没有待满两年，每一所学校都要乘很远的火车才能到。因此我一直无法在学校的社会里扎下根来。无法和其他学生一道参加课余和晚上的活动。我尊重、喜爱我的一些同学，也有一些同学尊重并且可能喜爱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彼此相处的时间过短，不足以形成友谊。我确实没有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结成一种亲密的相互发生影响的私人关系。在中学期间我仅有过一次和女孩子的约会——一道去参加高年级的聚餐。
就这样，再对人的一生起重要影响的，我没有一个亲近的朋友，只有与他人的一些点头之交。我曾经有过几位比较理解我的老师。在他们教我的那两个学期里，我在英语作文中还表达了有关的情感。在家里，我与倒数第二个弟弟日渐亲近起来。但是我和他相差五岁，这使得我们很难深交。在此期间，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完全是一个局外人，一个旁观者。我相信，那时我对于收养较大夜飞蛾的强烈科学兴趣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我对与他人亲密相交的需要。当时我意识到我是一个性情乖僻的、不合群的人。在这个由个人组成的世界里我几乎没有或者说很难寻得自己的位置，除了一些一般的交往以外，我完全没有进行社会交际的能力。那一时期，我的幻想是极其离奇古怪的。医生多半会把它们归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妄想，但所幸的是我没有去求助于心理学家。
大学生活第一次打破了我这种孤独状况。我进了一所农业学院，而且几乎立即就进了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讲习班。起初我们只是偶然地走到了一起，但是后来这个小组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活动内容丰富、不断创新和自行选择方向的团体。我在这里第一次领会到身边有了同道甚至朋友。我们对有关伦理道德问题的种种观点和态度进行了生动活泼、饶有趣味的讨论。在小组里特别是在两位成员个别谈话时，我们甚至能对一些个人生活中的问题交换意见。在整整两年里，这个小组在我的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直到我转到文理学院学习历史以后，才逐渐和它失去了联系。
在这段期间，可以说我对自己今后从事的职业开始了最初的探索。当时我是一个男孩俱乐部的主任。我也很喜爱这项工作。我认为，俱乐部里只能举行那些可以让孩子们直接从事的活动，例如远足、野餐、游泳之类。我不记得我曾鼓励过或举办过有关孩子们感兴趣的事物的任何讨论。那时我已明显地开始意识到自己与平辈交往的可能性。但我大概从未想到过与这些十二岁的孩子们交往的问题。
我还在一个吸收贫苦家庭的孩子们参加的夏令营里担任辅导员，负责指导另外八名辅导员和一百名男孩子的活动。我们组织孩子们打零工收摘樱桃，接着安排了体育活动。照我看来，这是一个挺不错的计划。我记得就在这次夏令营期间，我第一次尝试建立一种"帮助他人"的关系。现在看来，这种尝试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的宿舍里有几件东西和一些钱不见了。有证据表明这是某个孩子干的。于是，我和其他几位辅导员和他单独谈了话，希望他承认这件事。那时还没有"洗脑"这个词，可是我们实际上就是那样做的。我们又是恐吓，又是诱导，又是耐心地分析；态度时而亲切，时而严峻，还有人甚至恳求他承认，可是结果却让我们大失所望，他顶住了我们的一切努力。当我回顾这件尴尬的往事时，我认识到当时我所理解的帮助另外一个人，不过就是使他承认自己的恶劣行为，以便指导他走上正路。
在其他方面，我的社交活动逐渐增多。我开始和女孩子们约会，尽管我仍然对此视为畏途，但总算迈出了第一步。我发现我在年龄较大的姑娘们面前更感到自如。当我还是一年级学生时我和几位高年级女同学有过约会。我还开始了和海伦——后来她成为我的妻子——的交往，从此，我和她开始日益深人地交流各自对希望、理想、目标的看法。我发现，原来隐秘的思想和对未来的梦想也是可以与另一个人互相分享的。这段经历对我的成年大有裨益。
我和海伦在大学里同学两年以后就分隔两地了。但是我们仍然保持了恋爱关系，又经过两年多频繁的接触才结婚。回首往事，我感到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另外一个人结成的真正互相关心、息息相通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是我生命中的头等大事。结婚后的头两年内我们学到了极端重要的一课。我们从偶然向对方提供的帮助中认识到，在我们的关系中那些看起来无法交流的东西，如内心隐秘的骚动和不满恰恰是最值得交流的。获得这一经验的过程是艰苦的，它充满风险，令人生畏，从那以后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重温这一课。它对我们俩都是一种十分丰富并不断加深的体验。
我们俩在尤君思神学院研究生院期间，学习的课程中有几门是相同的，同时我们又各有自己的方向，她逐渐向艺术方面发展，以后她做了母亲，才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孩子身上。我则继续自己的学业。尽管我的兴趣逐渐转向有关的课程，但我在这一期间的两段经历仍然在我对待他人方式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第一是一个由学生自己自发组织起来并且没有校方插手的讲习班，我们共同确定研究的课题和办班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讨论我们的疑问和我们个人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个相互信任的团体，我们讨论了一些具有深刻意义的问题。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就是在这种讨论的影响下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我的第二种体验是在古德温·沃森主持的一门叫做"与青年一道工作"的课程中获得的。沃森现在仍然是一位活跃的师范训练实验所导师和教育界的进步领袖。我通过这门课程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与人密切合作是可能成为一种职业的。
这一认识使我放弃了宗教研究。在这段经历的影响下我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范学院，在那里，古德温·沃森成为我的论文指导教师。我开始研究医疗心理学，同时在威廉·赫德·基尔帕特里克的引导下后来证明这些见解对我是十分重要的。我懂得了，与他人进行深入的思想交流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启迪心智的。我还懂得了，在亲密的关系当中，那些看来是"难以启齿"的思想正是最重要的对双方最有益处的部分。我发现，可以信任一个小组，放手让它的成员密切交往，卓有成效地进行自己的学习。我甚至开始领悟到，导师也可以信赖他所指导的学生，这会使学生尽快地成熟起来。我体会到，我们还可以帮助遇到困难的人们。但在如何帮助他们的问题上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与此同时，我从医疗心理学的研究生课程中学习了两种对待寻求帮助的人们的主要方法。师范学院采取的方法是通过测试、数据、问诊以及有关治疗的规劝等途径来了解其人。不过我们的教师利塔.霍林沃思的个性却给这种冷冰冰的处理方法来了温暖的气息。我们从她的中比她的讲授中学到的东西更多。后来我到当时新建的经费充裕的指导研究所实习，那里却又是一种十分不同的气氛。尽管学家在这个研究所里处于统治地位，但我仍然对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认识到，没有一份七十五页以上的详尽病例，我们就不可能了解一个人。这份病例应当载有其祖父母、父母、父母的兄弟姐妹的人格动因；最后是"病人"本人的情况：出生时是否受到，断奶方式，对他人的依赖性，与兄弟姐妹的关系等等。接着要进行经过精心准备的测试，包括新近从国外引进的罗夏法；最后要与孩子进行多次谈话以后才能制订治疗方案。方法几乎总是一样的：孩子由医生用精神分析法给予治疗，孩子的母亲则交给采取同种方法的社会福利工作人员。有时也请心理学家来指导孩子。我还是在那里治疗了我的第一个病人。起初我给予指导，后来我们之间促膝交谈越来越多了，我从中体验到那种亲眼观察到一个人的行为逐渐发生变化的欣喜心情。但我无法断定究竟是我的热情还是我使用的方法导致了这些变化。
回顾这段经历。我感到我之所以对谈话疗法发生兴趣，肯定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幼年的孤独生活有关。谈话疗法是一种为社会所公认的与人们结成真正的亲密关系的方式，因而它正好满足了我当时无疑怀有的与人交往的愿望。它还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既能与人交心，又不必经历与他人逐步加深了解的那种长期艰难的过程。
到我结束了在纽约的工作时，我象一切刚刚接受过训练的人那样自信我已经懂得应当如何以一个专业人员的身份去待人了。尽管师范学院和研究所这两个地方很不相同，但它们使我得到一些同样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可以表述如下：
"我将收集有关此人的大量资料：他的经历，他的智力，他的特殊禀赋，他的性格。在仔细研究这些材料以后，我就能对他目前行为的原因，他对付他的环境的个人和社会应变能力，以及他对未来行为的推测等问题做出准确的诊断和了解。我将尽量把这一切用通俗的语言向负责治疗的机构，向父母，也向孩子--如果他能理解的话--讲明。我将提出一些切实的建议，如果按照这些建议作的话就会改变患者的行为。我还经常通过与患者接触以加强我所提出的建议的效果。我在全部过程中要保持客观的和专业人员的态度，除了为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关系以表示必要的个人关切外，我将和这些遇到问题的人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种见解对现在的我来说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但是我确实有过那样的看法。我至今还记得我当时是如何看不起精神病医生的（而非看不起精神分析家），他对待那些有问题的儿童的方式简直像他喜爱他们似的，他甚至把孩子们带到家里去。很明显，他从来不懂得保持专业人员身份的重要性！
当我到纽约州罗彻斯特的"儿童研究所"（实际上这是一个为犯罪儿童和由于恶劣的家庭环境而受到社会组织保护的儿童们开设的一个指导诊所）工作时，我对自己要做些什么已胸有成竹。我非常自信，我还不无痛心地记得我曾对家长教师会和当地的团体说，我们的诊所就象一个汽车修理厂，你们把问题交上来以后就会得到专家的诊断和解决问题的建议。
但是，我的观点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于我住在一个居民稳定的地区，我发觉我必须自食我的建议和劝告所产生的后果（而这恰恰又不是良好的后果）。我治疗的孩子当中不少人临时住在我隔壁的少年拘留所里，因此，我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们。使我深深为之惊讶的是，有时在我和一个孩子进行了一次个别"恳谈"向他解释导致他的错误行为的各种原因之后，他第二天居然会拒绝见我！因此我必须再次取得他的信任，以便找出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这样，我开始边干边学。
后来，我担任了罗彻斯特指导中心的主任，这是一个新建立的独立机构，它取代了原来的儿童研究所。主动要求就诊的病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些人不具有任何象我们对孩子或其他父母对孩子那样的权威。因此，如果我们要对他们有所帮助的话就必须同他们建立起一种私人关系。
当时发生的几件事情使我大大改变了原来的观点。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我过去曾经谈到过，但我仍想在这里重提一下。有一位智力良好的母亲把她的一个极为调皮捣蛋的儿子带到我们诊所。我亲自向她了解了孩子的病历。另一位心理学家给孩子作了检查。我们会诊后确定，这位母亲对她儿子表现出来的摒弃态度是问题的症结，并决定由我与她一道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由那位心理学家对孩子施以游戏疗法。在一次又一次的谈话中，我努力帮助这位母亲认清她摒弃孩子的方式及其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当然我十分客气而有分寸，这位母亲的态度也十分微妙）。然而这一切努力却毫无效果。经过十几次谈话以后，我告诉她我们俩都作了努力，但不会有什么结果，看来，我们应当结束此事了。她对此也表示同意。当她准备走出房间的时候又转身问道："你们这里向成年人提供过帮助吗？"我困惑地回答她说，我们有时也接受成年人就诊。她听了以后回到刚刚离开的椅子上，开始滔滔不绝地倾诉她与她丈夫的关系如何陷入了危机以及她希望得到某种帮助的强烈愿望。我被弄得完全不知所措。因为她说的与她以前对我描述的那幅美好的家庭生活图景大相径庭。我不知如何是好，大部分时间是听她讲。经过以后的多次谈话，最终不仅她与丈夫的关系有了改善，而且，随着她变得越来越诚实直爽，她儿子的乖张行为也逐渐停止了。这里我要提一下后话：她是我的第一个在后来多年中与我经常保持联系的病人，直到她的儿子进入大学并且各方面情况良好，我们之间才停止了接触。
这件事给我上了极端重要的一课。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我是跟着她的思路走而不是我的思路走。我仅仅在听，而不是诱导她去接受我的先入之见。这是一种个人色彩浓得多的关系而不是那种"专业化"的关系。然而，效果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
大约就在这个期间我和奥托·兰克一道参加了一个为期两天的讨论会。我发现在他的疗法（而不是理论）中对某些我正开始领悟的东西十分重视。对此我感到鼓舞并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雇用了一位社会福利工作者。她在费城的社会福利学院学过兰克的"关系疗法"课程。我从她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因此我的观点发生了越来越大转变。我在1937一1938年间写的《对问题儿童的治疗》一书详细阐述了这一转变。在这本书中我用了很长的一章论述关系疗法，但其余各章基本上仍然贯穿着诊断--处置法的研究。
1940年我来到俄亥俄，给一批聪明好问的研究生讲授我的临诊观点，我也从中大大充实了自己的理论。在这里我还开始意识我正在阐发有关与病人进行谈话和心理疗法的一些新的（甚至也许是独创的）见解。我以此为题目写了一本书。我要把治疗性谈话记录下来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它使我得以把集中到这种谈话中得到的不同反应上。这就大大提高了使用技巧（即所谓"非指示技巧"）的重要性。
但是我又发觉，这种新近建立的对病人探究和解决自己问题能力的信赖可以——尽管是令人不安地——扩展到其他领域里去。如果我信任病人，我为什么不能信任我的学生呢？如果这种信任对于一个陷入困境的人有助益，那么它对一批遇到问题的行政人员就没有帮助吗？我发现，我开创的不是一种新的方法论，而是关于生活和人与人关系的一套独特的哲学观。
在俄亥俄州期间我解决了其中的几个问题。当我得到机会在芝加哥大学组建由我领导和选择工作人员的新咨询中心时，我已经胸有成竹，可以提出关于人类相互关系的一种新理论并把它付诸实践了。我想我可以把它简要地叙述如下：
"在任何密切、持续的关系中，如果我想创造出一种真诚、关怀、理解的气氛，我就必须信任人们，信任他们反省、理解自我以及认识他们自身问题的能力，信任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我敢于对工作人员组成的集体寄予同样的信赖，努力造成一种气氛，使每个人都感到他要对整个集体的行动负责，而集体也要对每一位成员负责。人们给了我权力，我要把它完全交给集体。"
"我将进行试验，放手让学生和班集体自己选择方向。并且以他们自己选定的标准去衡量他们取得的进步。"
我在芝加哥期间收获甚丰。我有充足的机会去检验我刚才提到的设想。我还把我们以前提出的有关治疗方面的设想大量投人实践，以检验其效果。到1957年，我已经在治疗方法方面和治疗中医师与病人的关系等方面搞出了一套严密的理论。我提出了"改变人格治疗的充足条件"。 所有这些条件都是指医生的个人态度，与他们的职业训练无关。这篇论文很有一点自以为是的味道，但是它提出了一些有待验证的假说。我在后来十五年中有相当一部分工作就是围绕它们展开的。总起来说，我的研究证实了这些假说。
在那段时间里，我的学生们敦促我结识了马丁.布伯（我先读了他的著作，后来与他面晤），也读了索伦·克尔凯郭尔的著作。我惊讶地发现我自己摸索出来的这套新的方法论在理论基础上可以追溯到存在哲学，这使我感到莫大的鼓舞。
最后，在那一时期，我还大大丰富了个人的生活经验。由于我在一次治疗过程中（实际上与治疗无关）与病人的关系处理不当，因而陷入了一场深重的内心危机，最后不得不求治于我的一位同事。我体验到这样一种心境：前一天心中新颖的思想如泉水奔涌，第二天又被突然袭来的绝望一扫而光。但当我逐渐从这种精神状况中摆脱出来时，我终于领会到许多人幸运地从开始就学到了东西。我认识到我不仅可以信赖病人，工作人员和学生，我同样可以信任自己。我逐渐学会信赖那些不断在我心中涌现出来的感情、思想和目标。"要领悟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但它是极有价值的并将不断持续下去的经验。我发觉我变得更加自如，更加真诚，在处理与病人和其他人的关系方面我也更能理解他人的思想了。
我越来越多地从我与一些小组的交往中学得上述知识。起初是我们早在1946年开办的讲习班，后来则是我近年来与之关系极其密切的一些小组。它们都是些"交朋友"小组。虽然这个词在很久以后才出现。下面我简述一下我在威斯康星和拉霍亚两地工作的情况。在威斯康星我再一次发现了我在芝加哥已经有所觉察的现象：总起来说，大多数心理学者是不肯接受新思想的。或许我自己也是如此，尽管我曾努力与这种墨守成规的习俗作斗争。而学生们则象过去一样，对新思潮异常敏感。
在威斯康星期间，我有一次违背了我付出巨大代价才悟到的一条经验。从而也了解到这样做会造成怎样的灾难性后果。当时我们为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心理疗法问题组织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小组。我把权力和责任都交给了这个小组。但我却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去造成一种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开诚布公地进行交流的气氛，而这种气氛对于他们担负起这样一种责任是至关紧要的。后来。当危机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时，我犯了一个更严重的错误，即设法收回我已经交给小组的权力。一个不难理解的结果就是人们纷纷表示反抗，思想更趋混乱。这是我一生最惨痛的教训之一：那就是在进行一项新的事业时切不可让参与者分担领导责任。
相比之下，我在拉霍亚期间的经历则愉快多了。一批志趣相投的朋友，逐渐汇集到一起组成了人格研究中心。这是一次非同平常、激动人心的试验。在这里我将只谈一谈这个团体在人际关系方面所作的研究工作，因为要把小组成员们从事的全部活动都叙述出来是不可能的；这些活动的范围极广，从肯尼亚到罗马和爱尔兰，从新泽西到科罗里达及西雅图。从心理疗法到写作问题以及奥秘研究，从如何与各种组织进行协商到各类小组的领导方法，从研究集体学习在提高学习效果方面的作用到提倡教育方式的改革等。我们从心理上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集体，我们互相批评。虽然我们的主任担负一些日常事务方面的责任，但是谁也不受另外一个人的领导。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或单独或与他人合作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各人解决自己的经济来源问题。目前我们仅有一笔由私人基金会提供的数目不大的款项。我们不喜欢大笔的或政府的补助款的那些附加条件（虽然往往一开始看不出来有这些附加条件。）对人的尊严、能力以及彼此间不断深入地、真诚地交流思想的共同兴趣是把我们这群人联结在一起的唯一纽带。对我来说，这个组织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实验，它将对人们是否能够完全凭借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建立起具有效能的集体（实际上是一种非组织形式）的问题提供了经验。
由于我对人格指导中心的深厚感情，我可能对它说得太多了。我还想提一下我的理论的另一源泉。我开始注意到这一点是由于多年前利昂娜·泰勒的一封私人信件，她在信中向我指出我的思想及行为似乎是西方和东方思想的一个中介物。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想法，但是近年来我发现我确实十分赞赏及禅宗使用的一些方法，尤其是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哲学家老子的警句。让我在这里读几句体现老子思想的话，它们曾在我心中激起深刻的反响：
致虚极，
守静笃，
万物并作，
吾以观复。
有一段话把我喜爱的两位思想家的见解联系在一起。马丁·布伯一直在力图阐述老子的"无为"思想。无为实际上是完人的行为，但它在发挥最高效力的时候却是如此轻松自如，以至人们常常称之为"无为"，以致这个词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布伯在解释这一概念时说："试图干预万物生长规律的人必将损害这些事物和他自己……颐指气使的人具有的是微小的、显露在外的力量，而无为的人具有的却是巨大的、内在的力量……
"有修养的人不去干扰存在物的自然生长规律，他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但他能促使'万物自化'（老子）。通过自身的谐和，他引导万物趋向谐和，他使它们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本性，自由地趋向自己的归宿，他把它们内部固有的'道'释放出来。"
我认为我在助人的工作过程中正越来越倾向于"使他们自由地表现本性，自由地趋向自己的归宿"。
如果我们想说明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得力的团体领导人的话，我们也只需看看老子的几段论述就行了：
领导人最好是："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侮之。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道德经》十七章）
但是，我最喜爱的并总结了我很多更为深刻的信念是老子的另一段话：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五十七章）
我承认这段话过于简练，但对于我来说，它道出了我们西方社会迄今尚未完全领悟的真理。
结 论
我相信我在上文中已经说明了这样一点，即在过去这些年里我已经大大改变了许多原有的见解，例如：人性本恶；从我们的职业来考虑最好把人看作一个无生命的物体；我们对病人的帮助取决于我们的知识和经验的多少；专家们能够对别人提出劝告、规定方向以至塑造人格来产生预期的效果等等。
作为对比，我想归纳一下我目前所持的而且准备信守的观点。正如我已指出的，我常常不能很好地利用这些经验，很多时候是因为种种小的疏忽，偶尔也有重大的失误。我不准备按照我获得这些体会的时间顺序而是以一种似乎更自然的次序来叙述它们。
我学会了珍视我的经验和我自身的每一个侧面以及我心中产生的各种情感，我对积极的和消极的情绪反应同样珍视，不管是愤怒、温柔、羞耻、痛心、爱恋、、慷慨还是恐惧。我也珍视我头脑中浮现出来的各种念头——它们有的愚蠢，有的富于创造性，有的荒诞不经，有的稳妥，有的繁琐，但它们都是我的一部分。我喜欢玩味指导我的行为的那些得体的、古怪的、雄心勃勃的、性的、凶猛的冲动。我愿把所有这些感情、思绪和冲动容纳在我胸中，成为我丰富的人格之一部分。我并不打算根据每一种感情、念头、冲动去行动，但是当我对它们兼收并蓄的时候，我就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我的行为也因而更能适应具体的环境。
我从自身的经验中发现，如果我能设法造成一种真诚、尊重和理解的气氛的话，就会出现一些鼓舞人心的情形。在这样的气氛中，人们和小组成员的态度会从僵死刻板转向灵活变通，他们的生活方式会从一成不变转向寻求发展，从依赖他人转向依靠自己，从墨守成规转向富于创新精神。从谨小慎微转向接受自身的现实。他们的这些行为是人们追求自我实现的要求的生动的例证。
由于我具有这种经验，所以一旦当我们之中形成了这种有利于人们成长的气氛之后，我就对自己、对个人和集体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信任。也是由于这一经验，我总是极力创造这样一种能促进个人、集体（甚至植物）成长的环境。
我体会到，在任何重要的或持续性的关系中，人们最好把那些萦萦于怀的感情表达出来。当以我的感情形式把它们表达出来以后，也许暂时会出现令人不安的结果，但是这种做法最终会比企图否认或深隐感情有益得多。
我认为，对我来说，人际关系最好表述为一种节奏——坦率、倾诉，继之以同化、流动、变化，然后是短暂的平静；风险、焦虑，通向短暂的稳定。我不能在一个无休止地开展交往活动的小组中呆下去。
对我来说，诚挚坦然的态度要比处处防范他人的态度有益得多。尽管要做到这一点（甚至部分地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但它对于推动人际关系的发展确实有益处。
我必须时时获得真实的经验。我不能在抽象的观念中生活。因此，与人们实实在在地交往，沾着泥土的双手，观赏花蕾，眺望落日，这些对我都十分必要。至少我的一只脚要立足于现实的土壤之中。
我喜欢让自己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面向外部世界。我固然珍视那些探索内心世界以求认识自我和反省沉思的时刻，但是就我而言，内省必须与行动结合起来，我需要与人交际，或者创造一些东西，这种创造既可以是培育花草，也可以是著书立说，或是一件木工活计。
最后，我还有一个深刻的信念——它现在还只能是一个假说——即我总结的并在本文中阐述的人际关系理论适用于一切与人有关的场合。我深信它可以应用于治疗、、父母与子女、师生、社会地位不同以及种族不同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我甚至不揣冒昧地认为它适用于那些目前仍被强权所统治着的领域，这些领域包括政治，特别是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要尽自已的全力向美国当前流行的"强权即公理"的观念挑战，我们的外交政策的每一个方面--尤其是我们进行的那些疯狂的战争一一都反映出这种观念。我认为这是一条通向自我毁灭的道路。我衷心赞同马丁·布伯和古代东方哲人的见解："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道德经》第33章）
（吴聿衡 译）
摘自（美）马斯洛等著《人的潜能和价值》，林方主编，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pp.113-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