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中期，临床实务再一次强行将自恋这个议题推向舞台中心。第一次出现在1914年，当时佛洛伊德在数次小规模但却重要的步骤后，被迫提出一个较宽广的自恋概念。他藉此修订自己的原欲理论——这当时是精神分析概念的基础——并且为未来的临床与理论之重要转变做准备，凸显出这部自恋论文的绝对重要性。
不管是这个概念当初被提出时，或是它最近再度浮上台面后，都撼动了精神分析理论与实务的基础，而其原因显然都是类似的。不管是佛洛伊德自己的新理论或是Kohut的新理论，都威胁了现存的精神分析中心的冲突理论。不管在过去或是最近，自恋都因此卷入这场火热的争议中。难怪Gay(1988,338)形容这篇1914年的自恋论文“颠覆”了佛洛伊德自己过去的理论。它确实是个颠覆。根据May-Tolzmann(1988)针对那一时期（1914-22)的文献进行仔细而深入研究，认为就是这个原因让当时多数分析师对这个现象持负面反应，充满了迷惑与混淆。大部分人连其中某些要素都无法欣然采纳，而且大部分人漠视它，因为不知如何将这些新观点整合入既有的冲突理论中。Jones(1955,302-06)也提到他与其他佛洛伊德身边某些人也觉得这篇论文“造成困扰”（disturbing)。Jones的法说值得重新思考：“它给予精神分析迄今立论基础的本能理论一次令人不愉快的冲击。做为自恋新概念基础的观察是如此明确且易于确认，因此我们必须坦承地接受它，但是我们立即领悟到我们所熟悉的理论势必得做些改变。”（1955）
几年之后，这个理论确实被做了某些修改：原欲理论被进—步修订（,1915,1920,1923)，接着精神分析的基本模式被彻底重整（Freud,1923,1926)。当今很少人会质疑佛洛伊德这个作法是个革命性的举动——以三重结构模式取代地形学模式，将原我心理学模式代换为自我心理学模式——这也造成精神分析技术极大的转变。这些变化在自恋的新理论中可嗅出预兆。我们现在对它燃起极大兴趣是因为我们不仅可以在其中发现自我心理学〔它（自恋的新理论）在此达到顶点〕的核心，也可以找到理论与自体心理学的核心。
因此，佛洛伊德在《论自恋》一文中陈述的观点无疑是接下来的精神分析发展之基础。我们必得检视佛洛伊德论文，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评估他在1914年以及后来的自恋观点，关于它们对于精神分析演化的历史影响，以及它们目前在我们的领域中的理论地位。这也让我们得以将Kohut的观点置入它们该有的地位。
重读《论自恋》，以回顾的方式记录其中主张的过渡性质，以及密切注意它们后续的结局，应该让我们可以更自在地使用精神分析理论作为可抛弃之观察工具。重读提供我们所有人一次矫正性的经验（correc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回到这篇短文的特定议题之前，我们应该快速浏览一下写作当时的时空背景。佛洛伊德当时对于Adler(1911)与Jung(1913)的叛离反应相当激烈，并且针对他们各自的挑战，他以同时发表于1914年的两篇文章——《论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与《论自恋》——做出回应。在《论自恋》中，他的回应一般认为较“客观”且“具科学性”，即使有时他表现出一副就是要推翻其对手论点的样子，一点都不认可他们所提出之正当问题。佛洛伊德费尽气力驳斥Jung认为原欲理论无法解释史瑞伯案例中的特定现象（Freud,1911)。但是——如同Jones所见——佛洛伊德这时“非常难以证明冲突的其中一方，因此也难以定义任何自我的非自恋成分。他的科学生涯显然面临一次考验”（1955,303)。因此，对于佛洛伊德而言，这是个严重问题，而我们可以理解他尽可能地动用所有情绪与智力来反击。在第二篇文章《论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他更加公然地攻击他的对手，并且根据他自己的形容，显然是“怒气冲冲”。
这些处境无疑促成了这篇自恋论文的形式与内容。然而，若过度强调这些助长事件，并且视这篇论文主要是佛洛伊德的自我辩护，我们将会被误导。毕竟此刻他编织成为自恋理论之崇高设计的某些主题已经盘据他心中许久，并且已经从当中缓缓浮现出来，即使不时受到外在压力的刺激。我们所乐于追求的，正是这从内部浮现，精神分析演化的这个内部逻辑。藉由这么做，我们将会发现《论自恋》当之无愧为佛洛伊德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即使它站在原我心理学与自我心理学的转折点——因而会迅速被更新的观点所遮掩——然而，它包含了鞭策佛洛伊德在往后大约十年间改变自己的重要理论模式的所有元素（Freud,1923,1926)。
佛洛伊德之自恋理论中的关键元素：迈向自我心理学之路
欲进入这部复杂而多层次的作品，并适度地进行简短的历史与概念探索，必须将我们自己融入当时的精神分析架构中。佛洛伊德让我们轻易地了解精神分析在1914年当时的处境。为了远离阿德勒与，佛洛伊德小心翼翼地划清界线，刻意排除其反对者在这个领域之外（Freud,1914a)。
他认为精神分析理论是建筑于与阻抗的临床“事实”上。这在当时是以潜抑、以及性特质的理论来解释。这些事实与观点决定分析师的临床焦点。在他的探讨中，分析师寻求病患的潜意识、婴儿的性欲求与幻想（性本能的表征），而这与他的自我保存需求（自我本能的表征，而这会促进潜抑）彼此冲突。而就是这个冲突凸显出分析师的核心活动。冲突理论是如此重要与核心，以致于分析经常被称为一种“卓越的冲突心理学”（conflict psychology parexcellence)，而精神分析的这个时代则被称为“原我心理学”（“id psychology”）的时代。
然而，自始至终，佛洛伊德也关切另一面向的冲突：（自我本能的）自我、潜抑、审查制度、次发过程等等。他开始形成一个信念——不只是原欲的发展，还有自我的发展，促进构成了精神官能症与精神病障碍。
这就是1914年左右自恋概念被引进时精神分析的概况。理论的发展是缓慢的，在1914年之前一路上得到数次显著的进展。史崔齐（Strachey)、Jones以及许多人都提到这些进展，因此在此简短描述即可。
自恋概念的观察对象（Observational Referents)以及1914年之前的线索
“自恋”这个词汇在世纪交替（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之初就已经出现，这是来自于希腊神话中那西塞斯（Narcissus)的灵感。狭义来说，自恋是一种自体爱恋的倒错形态，此时身体成为他自己的爱恋客体。参照Sadger对某些形式呈现之自恋客体选择的观点，佛洛伊德首先将这个狭隘的概念扩大。佛洛伊德认为“这(自恋）并不是一个单独现象，而是从自体性爱过渡到客体爱恋的一个必要发展阶段。迷恋自己（自己的性器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发展阶段”（312)。
佛洛伊德接着进一步论述某些同性恋病患之自恋客体选择的议题〔Freud，1909，1910〕，并且对自恋额外多做出两个贡献。第一个观察与史瑞伯的妄想症有关（Freud,1911)；第二个则与《图腾与禁忌》（Freud,1913)中的万物有灵论（animism)及魔法（magic)有关。
在1911年的文章中，在尝试了解妄想症个案中被潜抑之同性恋愿望的角色，佛洛伊德使用的自恋概念是他前不久在他评论达文西的文章中所发表的（Freud，1910)。他在此更详尽说明于自体性爱与客体爱恋间之发展阶段所发生的：“个体在发展中有一段时间整合其性本能（这在此之前全心投入于自体性爱活动中）以获得一个爱恋客体；起初他将他自己，亦即他自己的身体，当作其爱恋客体，随后才从这里进行至选择一个有别于他自己的某个人作为他的客体”（1911)。“这个中间阶段”，佛洛伊德谨慎地说，“正常而言，或许是不可或缺的；然而似乎许多人很不寻常地久久滞留在此情境，而它的许多特征延续至他们较后期的发展中。在如此情况下被挑选为爱恋客体的个体之自体，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早就是其性器官”。原欲分布的心理经济概念（psychoeconomic concept)(将它发出投资于客体上，以及撤离后再度投资于自我）使得佛洛伊德能够诠释史瑞伯的“自大狂”，以及他从外界世界撤离回来，最后则终结为世界末日妄想。在自大狂中，从客体撤回之原欲被再度投资于自我（次发自恋），而这个投资被加总到原初的、婴儿式的“思想全能”（原发自恋）中。从客体撤回原欲导致内在心理（endopsychic)感受到病患内在世界的崩溃，而这表现在外化的世界末日妄想。
佛洛伊德对于自恋的第二个额外贡献可见于《图腾与禁忌》（1913)中。此处，思想全能的观点（原发自恋之观念成分）达成一个更大的任务，因为它替佛洛伊德打开一条路以诠释万物有灵论及魔法中运转的动力机制。
1914年自恋理论之观察对象以及主要构成要素
或许从这些脉络中编织而成的这个理论中，最令人瞩目的部分是其宏观的设计：佛洛伊德将大量各种不同的临床与理论议题置于广义的自恋概念架构下。随着这个扩充的理论，自恋的解释力大幅增加。无怪乎我们可以从精神分析大部分后来的重要概念一路追溯到这个关键作品。
1.极端或严重之自恋型态。佛洛伊德藉由聚焦于临床上可观察之病态型态来开始其理论的综合：自体性爱与性倒错；精神分裂症之自大狂与从外在世界退缩（世界末日妄想）。
2.较轻微与较广泛之自恋型态。他接下来立即提出一个概念，那就是在其他临床情境下，也可观察到极端自恋态度中个别、且较轻微的部分——譬如，在同性恋个案中，客体选择本质上就是自恋性。佛洛伊德此处谈到，较严重与较轻微的自恋形式构成其对于精神分析影响之感受性（susceptibility)的限制之一。
3.无所不在且正常的自恋型态。在不同的精神官能症状态辨认出严重与轻微型态的自恋，使得佛洛伊德假定自恋“可能在人类性发展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1941b)。佛洛伊德对于自恋的基本定义此刻浮现：基本上，他看待它“并非一种性倒错（亦即病态），而是对于自我保存本能之利己主义的原欲补充物（libidinal complement)”，因此，它是正常发展的一部分。
为了支持这些观点，佛洛伊德详细论述他已经说过之精神分裂症之自大狂与妄想。他加上对于与原始人类（这些人的行为是由他们对“思想全能”的信念所掌控）精神生活所做的观察，以及针对恋爱中人的观察，这些都足以说明自恋概念在正常发展中的重要性。他著名的阿米巴原虫意象刻划了他对于原欲分布的心理经济观点：灌注原欲于自我愈多，则可灌注于客体的原欲就相对变少，反之亦然。他将器质性疾病、虑病症、以及男女间的性爱生活加到已经提及的观察数据中，并且从原欲分布的观点透露出一个解决的曙光。
与原欲理论的扩充并行的是当时依旧处于雏形的自我心理学的扩充；这两者不可避免地在发展中很大程度地纠结在一起。它们彼此影响：任何原欲分布的改变似乎也会改变自我，反之亦然。佛洛伊德早已勾勒出自我是为次发性过程（secondary process)，是审查者，是潜抑、阻抗、现实感的煽动者；现在，他清楚地看到它是自我本能的所在地、原欲的贮存库、也是其分布部门。
但是，佛洛伊德思索得更多。至此，他建立了崭新且广义之自恋理论的主要观察性与理论性观点，他立即进一步检验其解释力，很意外得到非常具启发性、且影响深远的结果。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的重点是自我理想（并且定义了与其相关的升华与理想化）；并进一步论述良知的起源与发展〔并且解释了与其相关的被监视妄想，以及其正常的对等物：自我观察、自我批判、以及“内在心理研究”——佛洛伊德对于内省(introspection)之措辞〕；将自我（更精确地说，就是自我的）特别指定为潜抑的煽动者；考虑潜抑对原欲分布产生的后果；最后并且详细讨论自尊的来源与功能——这些全都源自于自恋，并且在这个新理论中得到解释。
在辨识婴儿式（原发）自恋的诸多变迁的过程中，佛洛伊德感到兴趣的是一般成人自我原欲的终极命运为何？他问道，是否可能所有皆变形为客体原欲？事实并非如此。他进一步描述自我理想这个新的部门是如何、而又是在何种情境下在自我之内建立起来。他的出现是响应我们称为良知的内在看守者(internal watchman)，而这又是回应来自于父母亲的批判以及众多他人的批判，包括整体社会。回应这些批判，以及他自身觉醒中的批判性评断，成长中的孩子不能再认为其真实自我是完美的。他试图在其自我理想中恢复失去的完美特质；这吸纳并且束缚其大量的自恋与同性恋原欲——这又被移转回自我，并且因此再一次充实自我。从此之后，达成这个理想会让他得到满足感。这个“良知”部门将会评估真实自我与自我理想之间的距离，并且注意到遵从自我理想就可获得所需的满足。
满足感来自于高涨的自尊（self-regard,self-respect,self-esteem)。这个自尊取决于“自我的大小”，并且有各种不同的来源。它一部分是原发性的（婴儿式自恋的遗迹）；另一部分源自于经验的全能感（自我理想的达成）；第三部分则来自的满足感（成功地配置客体原欲）。
用最广义的纲要检视这篇1914年的论文后，在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到接下来几年所衍生的问题之前，让我们停留片刻仔细省思佛洛伊德的主要命题。
佛洛伊德认为自恋是原欲对于自我保存本能之利己主义之补充——贮存于自我，作为其贮存库。作为正常发展的一部分，自恋是介于自体性爱与客体爱恋间的一个阶段，因此，这也是原欲理论的一个层面。职是之故，它受到原欲分布“法则”的支配，而这些原欲是以一定量贮存着。这意谓着投资于客体愈多，留存于自我则愈少，反之亦然。此处，“自体爱恋”(self-love)与“客体爱恋”（object-love)恰成对立。然而，对于佛洛伊德而言，自恋仍有其他层面是极其重要的。“自恋型客体选择”与“思想全能”无法轻易地套用于原欲理论中(尤其是其心理经济观点），即使佛洛伊德使用这两者作为其自恋理论的证据。在自恋客体选择中，人们“单纯地寻求他们自己作为爱恋客体”，佛洛伊德如是说。但是，那些“爱恋客体”的四种不同变化标示出的并非寻求原欲满足，而是促进、强化、以及完成自体。在思想全能中，人们有其自恋的层面，而这正是其自我发展的滥觞（Ferenczi的自我发展理论属于这类）。在这个例子中，同样难以想象它与原欲分布的主轴关联何在（Ferenczi并未将其现实感发展理论置于原欲理论中）。此外，自恋有一个更重要的成分——自我理想的部分构造的那个层面，从原欲理论的观点来看，它只被部分理解而已。接下来，我们应该检验这些观点的结局如何。
大体而言，自恋的单轴（single-axis)理论回顾起来一开始似乎就已经过于狭隘，因此无法顺利地容纳自恋的两个明显不同的倾向。后来出现的许多理论与技巧的复杂问题似乎就是与这些议题有关。
佛洛伊德之主要自恋观点在其后续著作中的命运
1.自恋概念最重要的部分——即其心理经济层面，以及将核心心理冲突置于性本能与自我本能之间的概念，已经明显跳脱出早期的架构——当时，性本能是受到自我打压的。（译注：此处也许是本文作者误植。在“论自恋”一文中，佛洛伊德是将核心心理冲突从他先前主张的界于性本能和自我本能之间，修正为发生在“客体原欲”和“自我原欲”之间，而自我原欲正是自恋，因此核心心理冲突是发生在“客体原欲”和“自恋”之间。）佛洛伊德持续不断重新评估他的原欲理论(1915,1917,但是特别是1920与1923)。重新评估的一个结果是，在1914年之后，他将攻击驱力定位在自我本能之内。随着心理三重模式（tripartite model)的提出，更进一步、或许是更彻底的修订成为必要的。佛洛伊德此刻认定驱力有两种基本类型，亦即性驱力与攻击驱力。在新的自我组织的脉络底下，自我保存驱力现在被纳入自我保存的自我利益（ego-interests)之下（因此不再被视为驱力）。
2.在这个新的自我心理学中——这成为精神分析的主要典范——再一次清楚勾画出冲突点是位于驱力（性特质与攻击）与自我的控制结构之间。驱力在“原我”中组织而成，而原我此刻被视为原欲的原始贮存库，并且在这一方面取代了自我。自我得到自恋灌注只是次发性的，因为它是来自于客体灌注的撤离。在新的自我中有一个特别的机制，亦即“超我”——自我理想的终极继承者——它藉由自我的防卫运作来影响驱力。
3.自我理想的概念在1914年与1923年之间经历多次的改变，在此期间它在佛洛伊德的著作中本质上是被超我取而代之。自我理想的发展也涉及“认同”，这后来被称为“自恋认同”（narcissistic identifications)(Freud,1917)。因此，这（伴随着相关机转，譬如：“投射”与“内射”）不但是超我概念的出发点，更广义来看，大致也是客体关系理论的出发点。换言之，透过这些概念，佛洛伊德也为客体关系理论打下基础。然而，客体关系在大部分论述中被视为与原欲紧密相关，因此客体关系理论未曾以一种个别、成熟的典范出现在佛洛伊德自己的著作中。这在自体心理学也相同，即使比较不容易明确指出其前驱物（precursors)，因为佛洛伊德将自我与自体交互使用。然而，当他开始将自我（一个精神部门）较精确定义为一个系统时，这样的互换性——如同Strachey细心地追本溯源——不再行得通；这变得令人迷糊。不过，自体未曾在佛洛伊德的著作中获得一个后设心理学的地位。“论自恋”一文中明显需要这么一个关于自体的精神分析概念，而Strachey的确也（刻意地）在某些地方犯错，而翻译自我：“自我理想也成为一个被较明确认定的，与外在世界、社会的桥梁，如同它的后继者，亦即超我的情形。然而，为了从精神分析角度了解团体形成与崩溃，超我似乎无法取代自我理想”（Freud，1921)。
在粗浅见识一下佛洛伊德关于自恋的观点后，我们现在可以跨出他自己的参考架构，从一些后起之秀的观点检视一下他的重要概念，这些人重新引导我们对于这些议题的想法，未必得改变佛洛伊德之自我心理学的基本典范，而仅仅（暗示或是明示，依当时需要而定）调整（或是，在实务上确实扬弃了）他的原欲理论。
自恋概念在后佛洛伊德时代之文献中的发展
超越佛洛伊德之自恋定义的第一个主要进展，无疑是Hartmann重新替它定义为“原欲灌注并非灌注于自我，而是自体”的“一小步”。Hartmann藉此给予自体在精神分析理论中一个重要地位，即使仍然只是三重心智装置的内容之一。他也订正了交互使用的词汇——“自我”、“自体”以及“自己本人”（one’s own person)。为了将自恋概念引入结构架构（structural framework)中，并且将它摆在三重模式中，这样的改变是必要的。这样的必然性也因为，关于自恋，我们处理的是不同的das Ich用法中的两个非常不同的议题：其一，我们指的是自我的功能与灌注（以区别对于不同部分之灌注），其二，我们指的是自体灌注与客体灌注的对立。Hartmann保留佛洛伊德在1914年与1923年对于原欲分布的心理经济学观点，并且加入攻击(与自恋概念未完全整合）。借着真正带来的改变，他为其他人开辟一条路以进一步追寻更精炼的精神分析概念。其中重要的是许多人努力建立一个自体心理学，与已完善建立的客体心理学共存。Kernberg从双重驱力理论（dual-drive theory)与自我心理学的观点，最广泛、也最深入地论述自恋的问题（1975与后来的著述）。
Hartmann从概念上将自体与自我分离之结果的众多例子之一，是成功地还原与重新定义自我理想，以及定义理想自体完全含括自我理想在其众多暂行架构中被认定的功能；而佛洛伊德对于这两者间的关系，在其著作中一直保有某种程度的模糊。Sandler与其同僚曾经为佛洛伊德在1914年与1923年间之自我理想定义变动做一叙述，并且有能力扩展这个概念，而得以与临床接轨。
另一个从根修正的努力牵涉到原欲分布的心理经济学原则。如同我们所知，佛洛伊德有能力运用这个观点来解释许多精神病、精神官能症以及正常现象，同时也能证明他修订过之新原欲理论的广大用途。但是，这个观点基本上是量化的，而临床精神分析需要的是质性的探讨方式。Joffe与Sandler在此处借着简短而发人深省的临床案例，让我们了解到原欲分布概念的局限性。他们将我们寻求了解自恋障碍的努力转向到自我状态（ego-states)或是状态（affect-states)：
对于自恋的任何考虑中非常重要的状态，不仅取决于驱力状态，以能量灌注之假设性分布而言它们也只能被部分瞭解……对自恋及其疾病的临床了解，应该明确导向就情感、态度、价值以及与这些有关的意念内容之后设心理学所做的概念化了解，并且要从现在的功能与起源学发展的双重立场来看。
他们的观点是聚焦于情感状态，而非驱力释放（drive discharge)(并未忽略后者）与其经济学观点，这是精神分析的重大转变。这个转变显然窄化了原欲理论的一般适用性，特别是在自恋障碍方面。
既然这是个重大转变，让我们检视Joffe与Sandler对于相关文献所做的回顾，而这也指向同一方向。他们发觉佛洛伊德本身，在其自恋定义中，视它为原欲对于利己主义的补充，而佛洛伊德“在叙述这个关联时，总是涉及后来被称为自我的态度”。Jacobson也认为尝试将诸如情感、价值、自尊、自我贬抑这些概念与能量值（quantitiesof energy)连结，徒增极端的复杂度。Fenichel提到“自恋需求”（narcissistic needs)与“自恋供给”（narcissistic supplies)，并未牵涉到能量值。他也将自尊与自我爱恋与婴儿全能感接轨，而非与驱力有关之经验。最后，A.Reich的焦点在于自我状态、自我态度、防卫构造、以及它们的调节模式，同样也指出这些在自恋障碍中是最重要的。
Joffe与Sandler论述自恋病理的本质，认为在那底下潜藏有痛苦的情感，而病患的症状与行为则是应付那些痛苦情感的努力。他们的论点的好处之一是，情感与态度不仅掌握主观经验的特质，并且也可供具同理心之观察者(empathic observer)在诠释过程中使用。
我们必须快速浏览一下他们在过渡到Kohut的自体心理学时的一个临床面貌：“我们可以从暴露癖驱力冲动（exhibitionistic drive impulses)释放的精神官能性冲突之观点，来评估一个患有暴露癖的孩子”。在这个评估中，他们说，“我们也考虑到孩子的暴露癖功能在于维持一种特殊型态的客体关系，以及作为一种获得崇拜与赞赏的一个可能技巧，以消除潜在的卑劣感、无能感以及罪恶感”。
我们必得提出下列疑问：这个特定孩子的两种病理学观点可以同时并存吗？它们彼此是互补还是对立？假使是互补，何者应该优先诠释？先后次序重要吗？倘若是对立，在此情形下我们如何决定何者适用？我们将暂且不回答这些疑问，待检视过Kohut对于自恋议题与自体心理学的贡献后，我们会再度回到这个议题。
然而，除了这些特定疑问之外（可视为在我们的领域中，反映出与自恋议题接轨时所出现的核心临床问题），我们应该将些许关于1960年代中期悬而未决之问题的评论，加到1914年之后所有对于自恋议题所做之探讨。
理论方面的进展比较容易辨认与评价。理论进展是实质的，即使依然令人混淆。然而，临床议题呢？我们在此处陷入更多的难题与更尖锐的争议。概括地说，自恋基本上是常态的概念自1914年以来已经论述得很清楚。但是，因为它被摆在原欲发展的单轴（自体性爱，自恋，客体爱恋）理论中，使得它被视为某种必须被克服的病态，即使不断重申不是如此。自我内部残余的自恋是一种固着状态，等待松绑并且转变为客体爱恋。一部分的原始自恋被“保留”在自我理想结构中。作为正常自恋传递者之自尊（此时与自我理想功能接轨）在治疗过程中并未完全独立发挥。这是因为分析的焦点多半维持在源自性驱力与攻击驱力以及超我所挑起的自我防卫之间的冲突，即使植基于客体关系理论的情形下亦然。定义的另一个观点妨碍了临床治疗过程：自恋——亦即病患的“自恋态度”（如同它被想象的）——严重限制病患受到精神分析影响的程度。
这些特殊缺陷（镶嵌在自恋理论上）好一段时间推迟了理论与临床更多的进展。依我观察，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基本上所有新的论述都保留了单轴的自恋理论，藉此持续看待自恋表征主要为防卫与阻抗。然而，Joffe与Sandler(1968)证实它们只差临门一脚就获致一个重要的进展。面对其病患之暴露癖时，由他们所呈现之想法推测，他们正隐约在寻找第二个发展路径，因为在其案例中，他们不必然得认为自恋是用来防卫原发的、与驱力有关的冲突。即使这是非常重要的，它最终并未让引领他们打破单轴理论。
在这情境下，移情的地位何在呢？将它们视为获得诊断的核心引导原则，终究会打开僵局。
Kohut的自恋理论中的关键元素：通往自体心理学之路
Kohut将他自己的著述与佛洛伊德的其中一个叙述接轨：“儿童原初自恋所面临的困扰，寻求保护自己免于这些困扰的反应，以及被迫这么做所依循的途径——这些是我建议搁置不谈的议题，将它们当作仍待探索的重要工作领域。”（Freud,1914b)。Kohut的著作广反而详尽地探索这些领域（1966,1968,1971)。
然而，Kohut被非以归纳整理自恋理论为开始，即使他发现Hartmann的定义有所帮助，并且认定自恋（起初）是原欲对于身体一心灵一自体（body-mind-self)的灌注。相反地，他的研究一开始就针对自恋性人格障碍的病患进行精神分析的探索，并且详尽地描述其移情作用。从研究这些（当时称为自恋性）移情的修通（working-through)过程中，Kohut得到其基本的临床与后设心理学概念。在此简短地描述这些移情，当作背景，有助于我们对他的自体理论的构成要素做进一步的省思。
Kohut在分析他的病患时发现他们的期待、需要、请求以及幻想群聚为两类主要议题（后来他又加上第三类）。首先，病患表达他们需要某个人作为共鸣（echo)，也作为肯定、赞同、赞美以及提升自尊之用。分析师重要之处仅仅在于病患能否感受到他堪能执行这些功能的程度。这个“镜像移情”（mirror transference)—旦被建立后，促成了病患功能的改善——如同分析师的角色是必要的“心理黏胶”（psychic glue)。每当病患的期待落空——当然这是无可避免的——移情破裂会反映在病患功能障碍的重现，或是彻底的瓦解。因此，分析工作必须聚焦于找出促成移情破裂的原因（通常与分析师某些“未能同理”的反应有关）。因此，重构分析中之促成因子（intra-analytic precipitants)(与此同时，往往也重构病患的脆弱性与易于瓦解倾向的起源学前驱物）可以恢复移情的统整性（cohesiveness)。
第二类经验，Kohut称之为“理想化移情”（idealizingtransference)，表现于某些病患亟需让他们自己依附在分析师身上，因而将他摆在极崇高的地位，视他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并且完美无缺，他们则藉此分享那种伟大与完美。当感觉到这些期待与需求被满足时，有助于病患得到某种程度的统整性、活力、以及内心的平静。然而，失望依然难以避免，而病患崩溃的倾向一旦如般被触发，自恋暴怒（narcissistic rage)接踵而来，其他我们熟知的理想化移情瓦解的后果亦会跟着出现。分析师此时的反应同样也必须是做出重构性诠释。
详尽论述这些移情经验与其修通，正面或负面的结果，让Kohut得以重构婴儿与儿童时期的创伤，这些创伤在精神中留下不能胜任的结构或或是过度的防卫结构——这些是他深入且彻底观察与描述的那些“自恋病理”（narcissistic pathology)的典型表征。Kohut假定上文简短描绘的这两种移情之发生与婴儿之“夸大自体”（grandiose self)(启动镜像移情）与“理想化之双亲影象”（idealizedparent imago)(启动理想化移情）有关。在这一部分，Kohut用潜抑以及/或是否认婴儿需求与愿望为基础发展出来的移情理论，与佛洛伊德以伊底帕斯情结做为移情精神官能症的基础的假定并无差异。这三个婴儿结构在临床与理论上之对等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自恋人格疾患现在也能被认为是可分析的。亦即，不只他们的防卫性自恋，还有（并且更重要的）他们的自恋缺陷或不足（表现出固着于这些古老自恋现象中的某一个或是两者）现在可以是他们的分析中的中心焦点。假设自恋与客体爱恋是两条个别的发展路径是Kohut的第一个理论创新。他的论述基础是修通这些移情会让古老自恋转变为更成熟的型态，而不会产生伊底帕斯移情精神官能症。因此，他选择从古典原欲理论中分离出自恋态度与自我状态（但是保留自恋的原欲本质之观点）。
这个极不讨好的变革所牵涉到的临床及技术层面是最重要的。分析师不再期待（并且巧妙地促进）病患舍弃自恋位置而选择客体爱恋。分析师必须在有助于从古老转变成较成熟形式的自恋之气氛与态度中进行分析。在镜像移情中，这意谓着达到一个较稳定的自尊调节状态；增加追求目标与目的的能力；以及增加享受身体与心灵的能力。在理想化移情中，这样的转变意谓着获得自我抚慰、自我镇定、自我控制以及驱力疏通(drive-channeling)的能力，其基础是自我基质（matrix of theego)的强化以及价值与理想的“蜕变性内化作用”（transmuting internalization)。
在此，我们必须指出佛洛伊德、大部分的后佛洛伊德文献、以及Kohut的论述之间的一些最显着的差异。第一个议题是关于原欲的性质。〔此处，我们应该记得，当Kohut提到原欲时，他指的是“关于基本经验的心理意义之抽象概念”(1971）〕。对于Kohut而言，原欲投资的目标或是方向（不管是针对客体或是自体）并非原欲性质的决定性因子。一开始他假定有两种不同的性质，自恋原欲与客体原欲。以这种方式，他强调人类经验的质性（情感）层面。藉由认清自恋〔后来是自体客体（self-object)〕移情，他得以表明“他者”（the other)可以得到自恋原欲的投资——亦即，可以被感受为病患自体的一部分。根据Kohut的观点，客体-本能原欲（object-instinctuallibido)某些情况下也可投资自体——譬如，在客观的自我评估中，或是在初期的精神分裂症中。这样的质性区别是重要的，因为对于佛洛伊德而言，客体只有得到或是没得到原欲投资这两种情形，这导致许多不正确的临床观察。譬如，拥有一个或是两个朋友可能意谓着强烈的客体灌注，然而拥有许多朋友可能依然是一个自恋灌注。
Kohut认为自恋本身是结构建筑（structure building)的正常“燃料”。在这种情境下的病态并非自恋的病态，而是自体结构的病态（不足、缺陷或是防卫构造），原因是不足的自恋灌注，而非过量或病态形式的自恋。
经由仔细的临床观察（详尽叙述于Kohut的所有著作）才导出以下这些理论概念：“自恋与客体爱恋是两条个别的发展路径”的假设，“自体客体移情”，自体客体之发展概念，以及经由“蜕变性内化作用”而达成结构建筑。
临床理论与后设心理学的修订必然导致发展理论的修订。在这样的关联中，Kohut可以回答佛洛伊德关于“儿童原初自恋所面临的困扰”之疑问，藉由重构“夸大自体”与“全能、理想化的客体”的发展——两者皆是企图因应原发自恋自然发生的早期障碍而有的古老构造。古老的理想化现象后来会转变成超我的自恋面向，确保其价值与理想之力量——这是想像佛洛伊德所称之自我理想的另一种方式。借着描述这些古老构造的发展与临床的变迁，Kohut为常态与病态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其中自尊调节扮演一个主导角色。
Kohut并未忽略驱力（只有驱力理论，而这是另一回事），不过是以不同观点看待它们，并且将它们整合入他的自体心理学中。他依然认为原欲与攻击二元论是将重要内在经验分类的好方法。然而，婴儿与儿童的“镜像”与“理想化”需求，对Kohut而言显然是心理发展的主要情绪营养品。佛洛伊德认为在性驱力与攻击驱力这一边，和自我的防卫运作（在超我的要求之下）那一边，两者之间的冲突是无可避免的，是原发性的：冲突是内建在精神装置之内。然而，Kohut根据他的临床经验，认为婴儿与生倶来即被调适成有能力从其具有同理心之自体客体环境中汲取所需。自体客体的回应从来就不是完美无瑕；冲突终究会出现。然而，更重要的是，严重而长期的自体客体的机能不全将会导致不完全或是畸形的精神建构。此处是个重大（即使仍具争议性）的差异；将冲突摆在首位，或是将缺陷摆在首位而冲突为其次，是当代精神分析争论的焦点。
从这个位置开始，只差一小步——却是重大的一步——就可以舍弃自恋而从自体-自体客体基质（self-selfobject matrix)的角度谈自体的发展，而不涉及原欲理论。从这个观点而言，夸大自体发展之变迁——最终导致自我肯定之攻击性的一极（pole)，以及理想化双亲影象的发展——导致理想性与价值观的另一极，让Kohut提出自体的两极的观点：双极自体(bipolar self)。位于心理世界的核心，双极自体现在可以被视为一个上级构造，对它的研究提供Kohut—个动力以修正精神分析，如同佛洛伊德在1923年对于自我提出新的概念，赋予他修正当时精神分析的一种动力。
在文章接近尾声时，我们现在应该依据自体心理学的观点，响应我们针对Joffe与Sandler为暴露癖孩子做出之临床解释所提出的疑问。面对完全相同的困境，我们会顺着主要而持久的移情的指引。这会帮助我们决定原发的究竟是暴露癖愿望所致的精神官能症冲突，抑或是崇拜与赞赏的需求；我们目睹的本质上是伊底帕斯移情（或是来自于它的退化现象）或是镜像移情。在这里只有移情的脉络才能引导我们。在镜像移情的情形下，“驱力释放”是次要的，为的是满足自恋需求——譬如，如同Joffe与Sandler所言，试图“排除潜在的卑劣、不足、以及罪恶的感觉”，或是耻辱感——从自体心理学的观点而言。倘若我们在处理的是镜像移情，将诠释焦点放在驱力释放，俨然它是原发的，将会让临床问题更恶化。就此意义而言，这两种观点是互相对立的。试图恢复自尊（若从自体的观点来了解）却失败所致的驱力释放非常合乎这个观点。我相信这就是Joffe与Sandler的意思，当他们提到这个孩子维持一个特殊的客体关系型态，而他的技巧是为了获得崇拜与赞赏。
这些疑问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才能获得更清楚、更可靠的答案。持续探索移情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个临床认识论（clinical epistemology)来促成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理论以及自体心理学处理方式的比较评估。目前为止，并不存在这么一个认识论。
www.nmgpsy.com内蒙古心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