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动力学中的非性机制：解释之外
介绍
精神动力派是怎么治疗患者的？长久以来，很多学者都一致同意想要治愈患者单单解释（把的东西成为可以意识到的）是不那么足够的，而针对到底是什么可以治疗患者也有很多讨论，这些讨论中则出现了很多对立的观点，比如心理行
为和心理言语的对立，心理结构改变和解放压抑的意识的对立，跟治疗师的变化和病人接收信息改变的对立等。许多作者在精神分析运动早期开始并逐步越来越多的，或间接或直接的提及这一话题。最近，这同一话题被 Ehrenberg (1992), Gill (1994), Greenberg (1996), Lachmann & Beebe (1996),Mitchell (1995), Sandler (1987), Schwaber (1996) and Stolorow et al. (1994).等人重新讨论。
这篇论文将要阐述对于非解释性机制的新理解，然后尝试展示它在治疗关系中是如何发生和怎么发生的。我们将以临床资料为例子，从发展的角度来进行我们的论证。
一些证据表明在大多数患者完成一个成功的治疗之后，她们通常会记住两类他们认为改变了他们的节点事件。一类是那些改变了他们心理内部结构的关键性解释，还有就是一些特殊的时刻，在这些时刻里他们经历了和治疗师一对一的真实联结，改变了他们与治疗师的关系，从而改变了患者对自己的感观。这些报告认为许多治疗失败和终止的原因并非是错误或被拒绝的解释，而是错过了与患者两人之间有意义的联结的机会。尽管我们无法认定患者的回忆深刻程度和治疗结果是否一定相关，但我们无法忽视的是真实联结的时刻和失败联结的时刻在治疗后患者都能十分清晰的回忆出来。
这篇论文将会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变化过程：解释，和联结的时刻。我们将讨论在治疗关系的那一领域这两类过程会发生。当解释和联结的时刻同时发生并可能互相促进和强化时，这两者的区别就不那么清楚了。这两者作为治疗成效的原因并没有优劣而言，且仍然时两种不同的现象。
就算是那些认为解释占主导地位的分析师也会同意，一个好的解释需要前期准备和一些不可分割的非解释性机制。当然这种对解释的包容性观点也存在一些未被解释的部分，到底这被扩大的解释性治疗中的哪一部分是非解释性机制，而哪一部分是解释中纯粹的洞见。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分别，那么想要探索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们不希望把这两种过程进行错误的比较，因为这两者是互补的；我们更希望对非解释性机制做更深入的探究，因为它并没有很好的理解。
我们将要展示一个理解非解释性机制的理论框架，并且解释它在哪里工作，怎么工作（Tronick，1998）。首先，我们要区分发生在不同领域的治疗性进展：显性的，意识语言层面的；和内隐的，关系层面的（Clyman, 1991; Lyons-Ruth，出版中）。然后，我们将发展性变化的动态系统模型理论应用到治疗变化中。这个模型很适合用于对双向关系中明显的步骤性过程的探究。
对于问题的研究方法
我们的研究方法结合了最近关于母婴互动的研究和非线性动态系统与心理事件的研究。在我们论证精神动力治疗中非解释性机制的过程中（如理解联结的时刻，真实的关系，和真实性等），会对这些不同的研究进行讨论。我们将在这篇论文中对人类发展过程和治疗过程做一个概述。
非解释性机制必须和精神分析中的其他过程区分开来。至少有两种知觉，两种表示方法，两种在动态的中构建和重组。一种是显性的（陈述性的），一种是内隐的（程序性的）。他们实际上是否是两种不一样的心理现象我们还不清楚。然而现在，我们相信为了更深一步的探索这两类过程必须被分开来讨论。
陈述性的知觉是显性的，在意识里的，或者随时可以进入意识。它可以被图像或者语言象征性地描绘出来。解释的内容改变了患者内心的意识体验。在过去，解释经常和心理内部动力而不是和与他人交往的内隐规则联系在一起，最近这种倾向开始慢慢改变了。
对于关系的过程性知觉是内隐的，是在主观意识和言语表达以外的，而这种信息被我们非象征性地称为内隐关系知觉。大多数对关系的过程性知觉的研究都是关于我们的身体与物质世界的互动（比如骑自行车）。还有有另一种对关系中人际交往和主体间关系的知觉，比如怎么和他人“同在”（ Stern，1985，1995）。比如说，研究描绘了在幼年时期渐渐了解怎么样的表达是父母喜爱的，怎么样的表达是父母不喜欢的（ Lyons-Ruth, 1991）。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种内内隐关系知觉。这种“知觉”把情感，和行为／互动维度结合在了一起，就像 Bollas（1987）所说的“不思之知”（ unthought known）或 Sandler（Sandler & Fonagy）所说的“过去的潜意识”，但是这些知觉可以为之后的象征性解读提供基础。
总的来说，显性知觉是在精神分析架构内（通常是关系）通过言语解释改变患者的内在知觉。内隐关系知觉，从另一方面来说，是在我们所说的“共享性内隐关系”的环境中，通过“主体间互动过程”改变患者的关系知觉。
“内隐关系知觉（ Implicit Relational Knowing）”的本质
内隐关系知觉是前言语时期婴儿的心理发展中很重要的部分。很多研究和观察表明婴儿和主要养育者的互动都建立在很多对关系的知觉之上，婴儿表现出预期和期盼，当结果与期盼不同时，他们就会表现出惊讶或者不愉快（Sander，1988； Trevarthen，1979；TRonick el al., 1978）。而且，这种对关系的非象征性表达从一岁开始，代表着儿童对内隐关系知觉的开始。这些知觉我们在他们的期盼和一些特殊的互动形式中可以很容易的找到。(Stern, 1985; Beebe & Lachmann, 1988; Lyons-Ruth, 1991)
对于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几个心理学家都强调早年在婴儿和养育环境间的一系列养育环境的适应任务，与其所涉及的谈判过程。(Stern, 1985, 1995; Sander, 1962, 1988; Tronick & Cohn, 1989; Lyons-Ruth & Jacobvitz, in press)在这一系列适应过程中所萌发的独特适应策略框架是每个人自己内隐关系知觉的最初发展。对于这个，有不同的术语和理论亚型来解释关系中产生的不同现象，比如说 Bowlby的关于依恋的“内在工作模型”（1973），Stern的“原陈述脉络”和“陪伴模型”（1995）， Sander的“组织架构”（1997），和 Trevarthen的“关系脚本”等等。关于这些适应策略是怎么表达的正式论述仍然是一个指的探究的领域。
内隐关系知觉在前象征期的婴儿来说并不少见。对于和别人关系的知觉贯穿我们的一生，包括我们和心理治疗师间产生的所谓的移情。这些知觉大多都不能象征性的表达出来，但是却不一定因为防御而被排除在意识以外。我们相信对移情的解释对精神分析师了解患者的关系知觉有一定的好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Guntrip（1975）报告的他和 的第一次治疗。Winnicott说：“我没有什么话好说，但是我怕如果我不说什么，你会觉得我不在这里。”
怎么能感觉到“内隐关系知觉”的改变
一个动态系统理论和我们研究相关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架构定律。将自我架构定律应用到人类心理架构中，我们可以认为如果没有了反向的动力，我们的心理倾向于将人际间的变化和改动用于继续创造和之前类似的内隐关系知觉。在治疗中，就算咨访关系没有被分析师认真分析（换句话说就是关系知觉依旧处于意识之
外），这种知觉仍然包括每个人对自己的知觉和他人对这段关系如何体验的知觉。就像解释是治疗的一种为了改变患者意识中显性知觉的手段，我们认为我们所说的 “神遇时刻（moment of meeting）”同时改变了患者和治疗师的内隐关系知觉。
正是如此，这个“时刻”最为一个基础单位，改变了内隐关系知觉，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一个“神遇时刻”可以促进个体间关系环境的变化。当感觉到这种变化，随之而变化的关系环境成为了一个全新的背景，有效地推动心理行为的改变并对过去进行重新建构。这些在内隐记忆里的关系改变了，并在这个不同的背景中改变了心理性行为。
这种认为新的背景将带来系统基本元素的新组成部分的理论就是普遍系统理论。这个理论也被 Freeman在中应用（ 1994）。他描述了兔脑中的神经如何被不同的气味触发引起不同的放电模式。当接触到一个新的气味时，神经不仅会建立一个独特的模式，并且之前所有的气味建立的模式都会被改变。这个新的嗅觉环境改变了所有之前存在的元素。
“神遇时刻”这一概念是从人类发展的适应过程中萌生的 (Sander, 1962, 1967, 1987; Nahum, 1994)。这种时刻被看作是改变状态和个体重建的关键。我们相信“恰逢其时的解释” 也是对这一概念的运用。
一种突然的质的改变是内隐关系知觉改变的主要主观特征。这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个“时刻”是这么重要的原因。这个“时刻”捕捉了分析师和患者的主观经验中隐性关系知觉的转变。我们将会对此进行深入的讨论。
从临床的角度来说，患者和分析师主体间交互性环境里最有趣的方面是两者因为咨访关系的性质和状态都互相了解对方心里的想法，包括了激发的状态，，感情，冲动，欲望，想法，动机或者思维的内容等等，甚至可能是它们的不同组合。所谓一个双向的背景关系，这些状态可能是暂时的，可能是持久的，这个占主导地位的背景关系是患者和分析师共享的。这种共享是双方认同而有效的。但是，这种对关系的共享性知觉可能仍然是不被察觉的。
从发展心理学角度看变化过程
婴儿期是人类发展最快的时期，而婴儿发展过程又同咨询进程的发展相似，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希望通过了解婴儿发展过程来了解咨询发展过程。一种被广泛认同的婴儿发展过程与咨询进程发展过程的类似之处在于，除了脑神经的发育，一种新能力的良好发展需要一个具有主体间交互性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婴儿和父母在
一起的大多数时间里，双方都不断进行着对自己或对方状态的双向调节，从而达成某些目标或目的。更多关于双向调节模型及其理论，见 Tronick（1989）和 Gianino&Tronick（1988）。我们将会继续讨论此模型的要点。
对状态的双向调节是核心共享行为（central joint activity）
“状态”是指在某特定时刻个体的整体半稳定结构。如 Tronick（1989）所述，两者之间的双向状态调节是通过感知系统的微信息传递，和母婴间被悦纳并回应的情绪表达所实现的。一开始需被调节的状态是饥饿、睡眠、规律的活动、兴奋还有社交，不久则变成了愉悦（水平）或其他情绪状态、激动或者兴奋（水平）、探索、依恋和归属感，最后则几乎是任何状态组合，比如心理状态、生理状态、动机状态的结合。调节包括增强和调弱，扩大，修复，支持，还有回复一些预定的平衡状态等。在众多因素之中，养育者是否能够精确地理解婴儿的状态决定了婴儿内聚性体
验的性质和程度。适合性给予共同的方向感并帮助决定了（关系）属性的本质和品质。双向调节并不意味着作用双方的影响是对称的，只表明影响是双向的。每一方行动者将他的历史经验带入到互动中，这样的话，形成所谓的适应性调控就成为可能。现有的发展心理学理论显示婴儿的内化是双向调节的过程，而并非是客体或部分客体单方面的影响( Beebe & Lachmann, 1988, 1994; Stern, 1985, 1995; Tronick & Weinberg, 1997)。正在进行的调节涉及了过去一系列经验的重复，且引起了一定预期，从而成为了内隐关系知觉的基础( Lyons-Ruth, 1991; Nahum, 1994; Sander, 1962, 1983; Stern, 1985, 1995; Tronick, 1989)。
调节是目标导向的
整个目标导向的双向调节过程大多数时候并不简单，也不直接，且通常不那么顺利，当然它永远不会按照我们理想中预期或者想要的来。这个过程反而会不停的斗争、协商、对目标丧失和修复、中途修正、辅助，还有回归一定范围内的平衡等，而这些都要求关系双方有着持久性和对失败的忍耐（当然这些要求并不是对等的，对养育者来说，他们承担了更多）。这种对同一目标的试差法和对目标的确定认同就是我们所说的“偕同前进（ moving along）”，这个名称是为了体现这个过程的普遍性和对通往唯一目标的过程中产生的异议。有时候目标十分清晰，双方可以轻松前进，就像婴儿饥饿需要喂食的时候，有时候目标并不清楚时，双方必须在前进的过程中发现和找到它，就像在自由玩耍或和东西玩的时候。
双向调节也涉及了主体间交互的目标
整个偕同向前的过程是同时向两个目标前进的过程，第一个是身体／生理上的，这种目标通常通过行为上的匹配来实现，比如说养育者把婴儿抱在怀里喂食与婴儿的吮吸与吞咽；或者说养育者对婴儿的大量面部或言语刺激和婴儿的大量愉快的兴奋和面部表情。在整个过程中，对方动机、欲望和潜在目标决定了他的行为和情绪，所以第二个同样重要的目标则是，双方对对方动机、欲望和潜在目标的双向认识。 (Tronick et al., 1979)这是一个主体间交互的目标。除了双方动机和欲望的交互理解，这个目标也暗藏了对双方交换信息的传递和接收的要求，所以必然存在着一种行为来确认双方达成共识。情绪的同调就是一个例子( Stern, 1985)。
我们不太可能来认定哪一种目标更为重要，身体／生理的，还是主体间交互关系的目标。有时候其中一种占主导地位，然而通常这两种目标在整个过程的前台和后场之间（主导和次要地位）不断前后变动，这种情形在所有的事件中都可以看到。我们在这篇论文里的中心讨论则更加关注与主体间交互关系的目标。
调节过程中的“涌现特性”（ Emergent Properties）
在偕同前进的时间里，就算可以做个大概的预测，我们并不清楚这期间会发生什么，或者在什么时候发生。这种不定性不仅是因为动态系统的特性，也是因为“现在”和中间目标的不断改变，还有整个过程的自主变化。就算是最经常发生的互动模式也很少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复，互动的主题经常处于进化和改变的过程中，在“自由玩耍”等类似的活动中尤其明显，因为这类活动的本质就是为了避免厌倦而在过程中持续引入变化。( Stern, 1977)。而且，就算是一个更紧密具体的活动，如喂养或者穿衣服，也从没法完全的重复。
这些互动的即兴本质让我们找到了最近有关非线性动态系统的理论研究，而这些理论发现了交流过程中的“涌现特性”这一概念( Fivaz-Depeursinge & Corboz-Warnery, 1995; Maturana & Varela, 1980; Prigogine & Stengers, 1984 and as applied to early development, Thelen & Smith, 1994)。这些概念为解释和了解“偕同前行”的整个过程和“神遇时刻”（ moment of meeting）（作为“偕同前行”中的“涌现特性”）的本质提供了最好的模型（见下文）。在“偕同前行”的整个过程中，互补性适应行为和为适应产生的主体间联结在“神遇时刻”中突然实现，而这一时刻不可避免地在一段时间之后出现，双方都有所准备却并无预期。这样的时刻是双方都参与其中并提供了一些特殊的东西。在这种理论中，联结如 Sander（1991）所设想的取决于认识的特异性。
具体关于“神遇时刻”的例子有：父母的行为符合了婴儿对睡眠的倾向从而触发了婴儿从清醒进入睡眠的时候；又比如当一系列的自由玩耍变成了爆发式的互动欢笑的时候；又或者通过父母的教导和示范，婴儿学到那个会叫的东西叫做狗的时候。在后面两个例子里，这种联结也是主体间的，因为双方都认识到相互的匹配，每个个体都意识到了另一个人目标中心的动机结构的重点。通俗的说，每个个体都对“现在在这里我们之间在发生些什么”有着类似的理解。
我们设想主体间的相遇对人类来说是具有目的性的。他们是目标的心理化版本。在系统理论中，这种联结需要个体与环境的联系，内部与外部的联系，从而引起了一个比系统本身更具包容性的状态。Tronick把这个更包容的状态称为意识在两元关系中的扩张。
神遇时刻能创造一个新的主体间环境和一个可改变的“内隐关系知觉”领域
一个例子可以很好的展现这个观点：如果在玩的过程中母亲和婴儿意外地进入更高层次地兴奋和愉悦，那么婴儿对未来高水平双向创造的正向兴奋的承受范围就被扩展了。一旦这种范围有所扩展，双方都会觉察到他们成功地在更愉快的方式中互动，由此之后他们的互动就会在这个改变了的主体间环境发生，这不是因为他们曾经做过什么，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曾近到一起到过那里。内隐关系知觉的范围因此改变了。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想象一个小孩和他的父亲去一个新娱乐场玩耍，这个小孩冲到滑滑梯边上然后爬上阶梯，当他快爬到最高处时，他感觉到了一点点紧张因为他才刚学会滑滑梯而这个高度已经是他滑过最高的滑梯了。在这个顺畅运行的双向系统里，他会依赖父亲作为一个可以调节他情绪状态的指导，而他的父亲带着温暖的微笑对他点头，可能还向他走近了一些。然后小孩走上最高处，感觉到一种新的掌控感和愉悦。在这种主体间关系中，他们分享着行为带来的情感波动，而这种帮助了孩童充满信心探索世界的时刻会不断出现。
改变主体间环境的“神遇时刻”的当下结果
当“神遇时刻”发生在一系列的双向关系调节中时，在双向关系中双方的分离和缓和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 Nahum, 1994)。 Sander（1983）把这种分离叫做“开放的空间”（ open space），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婴儿可以自己一个人呆着，尽管这时有另一方存在( Winnicott, 1957)。这里的“开放”指的是可能存在的新的开始，不必被维持平衡的必要关系调节所束缚。这种常见内隐关系知觉所导致的束缚被放开了，而创造新的东西成为可能。婴儿可以对新的经验进行重新架构。
在“开放的空间”的期间，双向的调节被暂时停止了，然后这段双向关系重新开始了偕同前行的过程。但这时，因为新的主体间关系和改变了的内隐行关系知觉，偕同前行的过程发生了改变。
在治疗中的应用
我们现在将对非解释性机制的描述性术语和理论基础进行讨论，并且说明其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的作用。
“神遇时刻”作为理论的关键，是“偕同前行”过程中的“涌现特性”，且改变了整个主体间的关系，也改变了内隐关系知觉。简单来说，偕同前行是由一系列的“现在时刻（ present moment）”组成的，在这些时刻中，各个主体一点点修正方向，慢慢前行。不时的，一个激起了高涨的情感的现在时刻，成为了治疗过程中的预兆。这些时刻被成为了“当下时刻”（ now moments）。当这个“当下时刻”被抓住了，比如说以一种真实，独特且个人化地回应了，那么它就变成了“神遇时刻”。这就是“神遇时刻”如何作为“涌现特性”改变了客观的关系环境。我们会对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元素进行深入分析。
准备过程：“偕同前行”和“现在时刻（ present moment）”
治疗过程中的偕同前行和父母－子女二元关系在很多方面都有很类似的地方。当然形式上仍然有一些不同，比如一个大部分是言语交流，一个是非言语，但是在形式以下的潜在核心却有很多相似。偕同前行在治疗中需要向治疗目标前行，然而这或明了或暗示地被患者提了出来。它包含了所有精神分析治疗中的元素，比如解释，澄清等等。在任何治疗里，就像亲子互动一样，双方向一个中间目标一起前进。在治疗中，一个中间目标是定义了他们一起该谈论什么样的话题，比如说在治疗中的迟到，患者昨天是否被正确的理解了，即将到来的假期，治疗师是否帮助缓解了空虚感，治疗师是否喜欢患者，等等。患者并不一定需要同意去讨论这些话题。他们只需讨论治疗中的互动关系流，由此才能理解在这个环境下，他们之间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双方的看法、想法，还有言语。他们合作着努力去定义这个主体间环境（关系）（intersubjective environment），偕同前行。在意识中觉察到的事件，如自由联想、澄清、质疑、沉默、解释等，推进了整个前进的过程。不象亲子关系中大量的非言语行为，言语内容经常很大程度上占据了治疗双方的意识层面。然而在背后，整个过程向着主体间分享和理解的方向前进着。言语的内容不应让我们无视朝向内隐主体间目标协同前行的平行过程。
和非言语亲子关系互动中的生理需求适应目标类似，我们认为成人治疗的“偕同前行”过程中也有两种平行的目标。一个是对意识里的言语性知觉进行重组，这包括寻找讨论主题，澄清，具体化，解释和理解。第二个目标就是双方对主体间环境的定义和理解，也可以通过主体间环境来理解内隐关系知觉和定义“共享内隐关系”。其中，需要一组较小的现在目标去微调节整个偕同前行的过程。现在目标不断在走向中间目标的过程中重整，修复，尝试，探索或确认互动关系流的方向。
就像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主体间环境是我们所说的：“共享内隐关系”的一部分。对主体间环境的讨论和定义是和对患者生活和移情的仔细分析同时进行的。这个过程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在意识之外进行着的，然而，这却伴随着治疗中的每一个步骤。偕同前行让互动双方更加了解他们在“共享内隐关系”内处于何种位置。
我们把偕同前行看作是一个可以被分成很多不同性质和作用“现在时刻”的过程。在临床治疗师中间，对于现在时刻的概念都有着直觉性的理解并且这时刻被证明是无价般珍贵的。这一时刻通常十分短暂，因为对各个主题来说，这是需要来理解“现在，在这里，在我们之间，发什么了什么”的时间。所以，这一时刻一般在几微秒到几秒钟之间。它围绕着意图或希望，还有因此在追寻目标过程中可以发现的明显张力痕迹（Stern，1995）。一个现在时刻是一个对话式交流单位，相对而言内容一致，情感相同，且向着目标的同一方向前进。以上的任何一种发生改变将会引导入一个新的现在时刻。
比如说，如果治疗师说：“你是否意识到你最近三次治疗都迟到了？这对你来说不太寻常。”患者回应说：“是的，我意识到了。”然后分析师又说：“那你对这个是怎么想的呢？”这样的交流组成了一个现在时刻。
这个患者回答：“我认为我对你很生气。”然后沉默。“是的，我是很生气。”沉默。这时第二个现在时刻。
这个患者又说：“上周你说的激怒了我。。。”这是第三个现在时刻。
这些现在时刻是偕同前行过程中的步骤。在不同时刻之间会有某种中断，但是他们仍一起向他们的目标前进，尽管步伐不那么平均。整个过程的形式很少是线性的。
简单来说，我们讨论的一系列有关主体的时刻，而在此期间为了实现对目标的动机，主体微调节了应该讨论的内容，并且调整了整个主体间环境。
婴儿紧密的循环活动（睡觉，互动，饥饿，玩耍等）确保了大量的重复，创造了一系列的当下时刻。同样在治疗中，现在时刻不断重复着变化过的惯常动向，同时缔造了每一个二元治疗关系的独特偕同前行的方式。现在时刻当然会被治疗技术的性质所限制，同样也会被治疗关系双方的性格还有患者的病理性症状所限制。
因为现在时刻经常只有很小的变化，所以他们变得让人觉得很熟悉，就像生活中与他人的熟悉时刻成为了被预期的标准，所以，在内隐关系知觉中，“与他人交往方式的模式”代表了现在时刻（Stern，1995）。这两者发展了一套微交互模式，包括了很多步骤入失误，干扰和修复(Lachmann & Beebe, 1996; Tronick, 1989). 这些重复出现的程序告诉了我们患者的“潜意识知觉”（ Bollas，1987）或 Stolorow & Atwood (1992) 所说的“前反馈潜意识”。他们是 Bowlby的工作模型理论和内化理论的基础。这些概念都不在意识之内，但却和心灵内部压抑的东西不同。
总之，现在时刻的集合组成了偕同前进的过程。但关系双方，现在时刻和偕同前进的过程都发生在双方都熟悉并个人化的框架当中。
当下时刻(now moments)
在我们的理论中，“当下时刻”是一种特殊的“现在时刻”，它让人变得主观和情绪化，并将人拉入感受完全的当下。他们可以感受到主体的力量，因为他们熟悉已知的主体间治疗关系突然被改变或者将要改变。“共享内隐关系”当下转化为开放的状态。这个对过往程序的潜在破坏在不同的时刻都会发生。它不一定会威胁治疗框架，但却需要一个特别且个人化的回应，也被人称为技术策略（technical manoeuvre？）
当下时刻并不属于那部分常态交互模式和偕同前进的现在时刻。当下时刻对专注有严格的要求，且也包含了是否要维持原有常态框架的选择。如果不维持，那么该做什么？他们迫使治疗师做出行动，他们必须做出对旧框架来说新的解释、回应或沉默。这样，当下时刻就像古希腊理论中的kairos，必须抓住的独特时刻，因为你的命运将会被你抓住的东西和你抓住的方式所改变。
从临床角度和主体关系角度来看，当下时刻和其他常态现在时刻是不同的，不熟悉的，毫无预期过的形式和时间，让人不安或者奇怪的，因此治疗师和患者了解到他们进入了当下时刻。他们经常会很困惑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该做些什么。这些时刻孕育了一个未知的未来，似困境似机遇。它们变得充满了主观的存在，就像完全的“真实时刻（moment of truth）”。这些“当下时刻”经常伴随了期待或不安，因为有做出选择的迫切和必须，而却没有立即可以参考的行动计划或者解释。这些常态技术行为的应用在这里是不足够的。分析师必须本能地觉察到这时候正是进行某些治疗重组或者改变的时候了，而患者也可能意识到他来到了一个治疗关系的分水岭。
当下时刻可能被描述为主体进化的三个阶段，首先是“孕育期”，主体感觉到了迫在眉睫的需求，然后是“怪异期”，主体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个未知且为预期到的主体间状态，最后是“决策期”，主体抓住或没有抓住当下时刻。如果被抓住了且一切都很顺利，这将会引出“神遇时刻”，如没有抓住，则就错失了当下时刻。
一个“当下时刻”是一个复杂动态系统的潜在涌现特性的表现。尽管它是否曾经出现无法查证，但是有些转瞬即逝和隐约的预示已经为它的出现做好了准备，就像是一段音乐中安静逐步进入主体的前奏。然而，当下时刻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形式仍然是无法预测的。
通往当下时刻的道路有很多。患者可能在治疗中发现一个事件，然后马上意识到主体间环境刚发生的改变，却没有和治疗师分享并允许它的发生。或者，患者并没有太过注意到这个事件但是在之后重新发现了它对改变主体间环境的重要性。这些事件是隐藏或潜在当下时刻的准备过程。他们可能会在某一天内做好了进入双向对话和我们所说的当下时刻的准备。
当下时刻可能在传统治疗框架将要，正在，应该遭到破坏的时候发生。
比如说：
－－如果一个精神分析患者停止了对话然后突然问：“你爱不爱我？”
－－当患者成功的让治疗师做了一些他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就比如说患者说了一些很好玩的事情，然后双方都捧腹大笑。
－－当患者和治疗师在意料之外的不同地点相遇，比如在影院前的队伍里，一个新的主体间交互行为的发生，或没有发生。
－－当患者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个永久的变化，好的，或坏的，而常理来说这需要治疗师一定程度的知晓和回应。
我们曾经提及过，在准备期间，复杂动态过程中仅有一个部分缓慢和逐步地进行着让人难以察觉的变化，直到达到可能改变其他部分运作的界限。从理论来说，当下时刻时互动中涌现特性的开始，而涌现特性就是我们所称为的“神遇时刻”。
最奇妙的当下时刻出现了，当患者做了些无法为归类什么的事情，分析师需要用一种不同、全新且个人化带有分析师自己主观状态（情绪、幻想或真实）的方式去回应。如果这发生了，他们就会进入一种真实的“神遇时刻”。在“神遇时刻”中，患者和咨询师间会建立一一种带着新的主体间互动，这种新就在于改变过的新“共享内隐关系”。
神遇时刻
一个当下时刻在治疗中中抓住且双方都意识到了，就成为了“神遇时刻”。就像在亲子关系一样，“神遇时刻”是十分特别的，双方都为这个“神遇时刻”的诞生积极贡献了自己作为个体独特和真实的东西。尤其是治疗师，或还有患者抓住了这个当下时刻，进行探索和体验，那么这就成为了“神遇时刻”。创造一个神遇时刻有一些必须的元素。首先，治疗师必须使用他自己个性化的特点以留下个人化的印记，其次是神遇时刻中双方相对不被平常治疗角色所掩盖的真实。同时，构成“神遇时刻”的行为必然不能够是常规的，习惯的或技术性的；他们必须是全新且为这唯一瞬间量身定制的。当然，这也暗含一定的，对情感和认知再评价的开放态度，有暗示的情感协调，回应和认同在“共享内隐关系”领域内在发生的一切，比如，对双方来说新的二元状态。
“神遇时刻”是过程中的一个节状事件，因为在它这个点上主体间背景产生了变化，从而改变了治疗双方的内隐关系知觉。
其他人也意识到了这些时刻的重要转化性。Lachmann & Beebe (1996) 强调过， Ehrenberf也描述她的变化治疗工作为在亲密主体时刻中发生的（ 1992）。
一个例子可以很好的帮助理解这一点。Molly，一个已婚三四十岁女子因为对自己身体，无法减肥，对失去身边亲近人恐惧的低来进入精神分析疗程。她是第二个女儿。她的姐姐曾经因为婴儿时罹患脊髓灰质炎而瘸了腿，所以她的父母都十分珍惜她健康的身体。当她是小孩的时候，他们会让她为他们跳舞，而他们在一边欣赏。
她在一开始谈论“身体”，且也把这个和一路来治疗室上她感觉到的性兴奋，还有一丝对分析师的愤怒联系到一起。“我脑海里出现了你靠在椅背上做着的画面。。。然后从一个高高在上的角度看着我”。这次疗程后期，她开始回忆起她父母观赏她的舞蹈，然后想知道是否他们也感觉到了一些性兴奋，“是否他们也想要”。之后，开始了一段比较久的针对她的身体体验的讨论，包括生理检查，害怕她的身体或感觉有什么不对。然后，在一段长久的沉默之后， Molly说，“现在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在看着我。”（这是当下时刻的开始）
分析师感觉被带回了到过去，被定在过去的时间点。她一开始想着是不是要持续沉默或是说些什么。如果她沉默了，Molly是否可能感觉到被抛弃的感觉？对Molly复述“你想知道我是不是在看着你？”却又显得很尴尬且有距离感。分析师如果说出自己的评论却感觉有些冒险。在这问话里的性暗示太过强烈，说出来让分析师感觉太过亲密而无法进行治疗。注意到她自己的尴尬也想理解这句话的来源，分析师注意到了这里面所关系到的主导性，意识到了她感觉自己被邀请来成为权威要不就服从Molly。在这时刻，她突然觉得她可以自由自发的向 Molly说出她的真实感受。
“这似乎让我感觉到你好像想让我注视你”她说。“是的”， Molly同意，并带着渴望（这两句话组成了“神遇时刻”）。“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分析师说。“渴望没有什么不对的”， Molly回答到。“对”，分析师同意她的说法。“问题是，这需要两个人去解决”， Molly说。“一开始是这样的”分析师回答。“我过去就是这么想的。。。现在能对这个进行思考很好。。。我现在其实能够感觉到些同情”“对自己？”分析师问。“是的”， Molly回道。“我很高兴你这么想”分析师说道。
在这个片段里，一个主体间的联结发生了，因为分析师运用自己内心斗争来理解患者，并通过特别和真诚的回应抓住了当下时刻。“这让人感觉道（特殊个人化的回应）你好像想让我注视你”。这把当下时刻转化为了“神遇时刻”。于此不同的是许多可能适合的技术性回应，它们把分析师独特的个人性在这一时刻从这情况中分离开来，比如说：“这是你你和父母交流的方式么？”或者“告诉我你正想象的东西”等等。
解释与“神遇时刻”的联系
当下时刻可以引出解释，而解释可以引出“神遇时刻”或者颠倒整个过程。一个成功的传统解释让患者能够用另一种方式看清自己，自己的生活和过去。这种意识毫无例外的伴随着情感。如果解释能够传递分析师的情感投入，一个“神遇时刻”可能就会发生，而“两个独立系统独特性产生了共鸣，协调在了一起”（Sander，1997）这样的情况就可能会发生。这与情感的共鸣的关系我们也曾在亲子互动中看到过（Stern，1985）。
假设分析师在对的时间做出了优秀的解释，那么无论这是沉默，或者简单的 “aha”，或者更可能是“是的，就是这样的”，这样的回应将会对患者产生影响。如果分析师没能够传达他／她的情感投入（比如就算是一个很简单的回应如，“是的，对你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却带着自己人生经历中的独特回应），患者可能会假设或认为分析师只是在运用技巧，从而患者就无法体会到重要的全新体验去改变已知的主体间环境。结果，整个解释就变得不那么有效。
严格来说，一个过分理性或者具体化或泛化的解释很容易推开一个当下时刻。但是，除非治疗师不仅仅解释，而是清晰的回应和意识到患者体会到的关系变化，否则新的主体间环境是无法建立的。一个无效的解释可能是正确的或者很好的阐述的，但它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被患者所接收。大多数有天赋的精神分析师知道这些，而运用了很多非解释性机制，甚至认为它是解释的一部分。但这并非如此，而这就是我们所想要讨论的问题。如果解释技术的范围变得太过宽泛而没有很好的定义，那么理论问题就变得从未有过的混乱。
我们必须讨论一下关于这两者的区别。一个当下时刻可以，也经常被认为发生在移情中，而最后被传统解释所解决。如果这个解释是以一种真实的方式来做的，那么这个和“神遇时刻”有什么不同呢？它的区别在于这里。发生在移情中的传统解释里，治疗师是一个个体，存在他自己的心灵里，并没有进入开放式的关系中，参与其中。共享内隐关系也没有被开放的审查。反而，这些治疗型的理解和反馈是以一种分析师的角色参与其中。“真实”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定义的。在一个“真实”的移情解释中，是不会存在脱去治疗角色外衣双方的“神遇时刻”。如果有，那么治疗师回馈患者移情的行为将会有。对比之下，“神遇时刻”中移情与反移情其实占了很小的部分而有很多的成分是互动双方的个人化，他们相对脱去了角色的限制，投入其中。评估相对较少的移情反移情和互动双方在专业设置角色以外来体验对方，这是当然是并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接受这个理论之后我们都意识到这样时刻的存在。我们将在之后回到这一点上来。
开放的空间
就像在儿童发展阶段的顺序一样，我们假设在治疗环境中，“神遇时刻”将一个因变化主体间环境而带来新平衡的开放空间放在一边，分离了防御过程的改变和重组。个人的创造性，在开放空间的个人框架中涌现，成为可能，就像患者的“内隐关系知觉”从过去习惯的束缚中挣脱开来（ Winnicott，1957）。
当下时刻的其他命运
如果当下时刻没有被抓住，或者没有被很好的解释时，其他走向可能有：
1、“错失的当下时刻”
一个错失的当下时刻就是一个错失的机遇。Gill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在我自己的一个分析中。。。我曾经很无礼地在分析中说：我敢打赌我会比你对这次分析做出更多贡献。我几乎从沙发上滚了下来，因为分析师回应到：“我一点也不会对此产生惊讶”。我一定在之后的报告中后悔没有对这次交流做任何程度上的深入分析。”
2、“失败的当下时刻”
在一个失败的当下时刻中，一些具有潜在破坏性的事件在治疗中发生了。当一个当下时刻被察觉了，却没有被很好的从主体间关系的角度进行联合，那么整个治疗可能就会有破坏的危险。如果这个失败没有被修复，两个可能的最坏结果，可能是主体间关系的一部分在治疗中被关闭了，更严重的可能是患者对治疗关系的基本性质的感受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以至于治疗不能再进行下去（无论他们是否停止）。
David，一个年轻的男性开始了分析疗程。在疗程开始几个月之后，他开始讨论他胸口小时候就有的一大片严重烧伤，并且认为这对他之后的发展有影响。因为烧伤，他的胸口留下了无法癒合的伤疤，在穿泳裤和短裤的时候一览无余，这让他一直都对这个很在意并且成为了他关注身体不同问题的重点。 David没有想太多弯腰开始脱他的衣服说：“在这里，我给你看。你就会知道我什么意思了”。突然，在他还没有突出伤疤之前，他的分析师脱口而出，“不要！停下来，你不必这么做！”两个人都对分析师的反应很惊讶。
David和他的分析师都同意他透露的东西对治疗并没有产生好处。但是 David感觉到，且也告诉他的分析师说，分析师那天对发生事件的回应已经导致了失败，因为他没有说他对他的反应感到抱歉，反而他仅仅说他并没有按照他自己的标准行事。
3、“修复的当下时刻”
通过与患者同在或者回到当时事件，失败的当下时刻是可以被修复的。修复本身也是一种积极的行为。对失败当下时刻的修复可以从某种意义来说将会带来一个或更多新的当下时刻。
4、“被标注的当下时刻”
一个当下时刻可能会被贴上标签。这些标签可能并不容易出现，因为治疗中二元关系实际上并没有名字，有着很微妙且复杂的特性。它们通常会有“有次当你。。。而我。。。”的名字。为它们标注一个标签是很重要的，不仅因为标签帮助了回忆和使用，也因为它给人际间的创造添加了一份联合感。标注可能也可以部分处理一个当下时刻的首次出现，以免错过这个时刻或者失败地处理这个时刻。这样，它可以给治疗师更多的思考时间。
5、“持续的当下时刻”
有时，一个当下时刻出现了，无法立即处理／揭露／分享，却一直持续存在。它一直持续了好几个疗程，甚至好几周。没有什么事情会发生，除非它确定了它的命运。这些持续的当下时刻并不一定是失败的。它们可能因为当时的条件无法提供一个通常的解决方法，可能因为当时的时间和条件并不成熟，或者因为所需要的主体间联结想要在一次交流中建立不太可能。因此，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同时这些时刻会在另一个包含了此时刻的当下时刻中得到解决。我们将在下面更深刻的讨论这个问题。
“共享内隐关系”是治疗中变化的场所
我们回到论文开头讨论的问题上来，“神遇时刻”和内隐关系知觉的改变发生在分析师和患者的治疗关系中的那一个领域？我们认为它发生在“共享内隐关系”中。
关于分析中的关系并不一定是移情－反移情的这样的观点一直都是很有问题的。很多分析师称，在临床环境下的所有联结都渗透这移情与反移情还有针对他们的解释，包括一些媒介现象比如治疗联盟，和它相关的概念。然而其他人坚持认为，必须有一种更真实的联结感来创造一个体验的环境，缺少了它，移情根本无法被理解，更不要说被改变了(Thom. & Kachele, 1987)。
对一段关系的共享内隐知觉组成了“共享内隐关系”，这种知觉和移情反移情关系还有被安排的精神分析角色所分离，却又平行发展。尽管双方对关系的内隐知觉是对他们本身来说独一无二的，他们的知觉之间的重合部分却就是我们所指的共享内隐知觉（这种共享内隐关系从来不是对等的）。
对我们来说，发现“共享内隐关系”的重要性是我们没有预期到的，这是在我们意识到“神遇时刻”的本质之后才得到的结论。因为“神遇时刻”只在个人、共享、技术以外和主观常规体验来说新奇的情况下出现，我们必须要重新考虑共享内隐关系的整个领域。
在我们看来，通过从出生开始婴儿与父母的情感交流和主体间性，有关婴儿的研究已经简化了有关共享内隐关系的思路（ Tronick, 1989; Lachmann & Beebe, 1996）。婴儿和主要养育者都被观察到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情感并且理解他人的情感表达。这个第一次出现的交流系统一直持续工作直到生命结束，它的“非言语”规则甚至吸引了我们领域的研究兴趣。我们很同意 Stechler（1996）的观点，尽管我们的专业责任禁止我们和患者分享同样的生活空间，但是去假设分析师复杂的情感体验可以（或应该）不让患者所感知却是错误的，而此“感知”是建立在一个常年工作高度复杂的系统的运作之上的。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这样的，这个系统的运作构造了“共享内隐关系”，而“共享内隐关系”是由关系双方的个人化投入所构成的，这份投入则是在主体间环境和内隐知觉的领域中逐渐构建出来的。个人化的投入需要时间从而构成了一段简单的历史。它牵扯到了基本治疗中超越了移情反移情镜像的易变扭曲，并持续更长时间，因为他们或多或少的包括了对分析师和患者作为一个人而言的感知。
当我们说到一个“真实”的联结，我们指的是能够透露自我的个人化方面，且被对方激起的情感性回应的交流。回过来说，它也让另一方看到了对方的个人化特征，从而创造出一个对双方来说全新的二元关系状态。
在分析师和患者之间稳定和内隐的知觉中，他们对双方互相的感知和理解，就是我们说的“共享内隐关系”。这种知觉经历移情关系中的起伏，甚至可以被微分析所探查到，但一般都是被第三方观察到的，因为第三方能更客观的看这些事件。
我们不得不因为“神遇时刻”及其再改变内隐知觉的作用而关注和检验这个共享内隐关系。这是因为“神遇时刻”的几个特征。
1、它的特点是并不以寻常方式进入治疗。它是一个在当下框架中无法找到的。它是一切平常的对立面。
2、如果分析师选择了一个让患者感觉很技术性的回应，它是无法持续或者成功出现的。分析师必须用治疗关系中独特经历过的事件，并且凭个人经历，做人的本性和个体的个性来表达这个回应。
3、“神遇时刻”不会在移情分析中出现。治疗关系中的其他部分都必须被包括在内。
4、它是关于“我们之间现在在这里发生了什么？”的时刻，而“现在”是“神遇时刻”最强调的，因为情感的即时性，它要求自发的回应，它通过分析师和患者成为对方的当下客体来实现。
5、“神遇时刻”与“我们之间现在在这里发生了些什么”这个问题相关，从来不需被言语所分析，但是，却可以在发生之后回过来进行分析。
所有这些关于“神遇时刻”的分析，将它超越了却并没有废除“职业治疗”关系，并从移情反移情的论调中部分解脱出来。
尽管可能超越了这篇论文所要讨论的范围，我们相信十分有必要对“共享内隐关系”进行更深入研究。
总结和讨论
尽管传统观念认为解释是一种在移情关系内并建立于其上的机制，通过改变人的内在心理环境来治疗患者，我们认为“神遇时刻”是在“共享内隐关系”内并建立于其上的机制，通过改变心理内部和人际关系间的内隐知觉来实现治疗。这两个互补的机制在治疗过程中是很多变的。但是，他们在经验的不同领域运用了不同的改变机制。
关于未来更多的临床探索和研究的目标，我们已经尝试为“神遇时刻”的现象学提供一些描述性的术语，比如说“共享内隐关系”。
要注意的是，内隐关系知觉中的变化和解释中意识言语知觉的变化有时候是很难区分的，尤其是在实际治疗中的交互过程中。“共享内隐关系”和移情关系是平行地流动的，他们交织在一起，某一个在某一时刻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对于联结来说内隐知觉的过程是一直存在的。解释，却是一个发生在某个时间点上的事件。
我们认为“共享内隐关系”从情感交流过程的一开始就已经建立了，它扎根于早期关系中。我们认为它由大量内隐知觉组成，而这些关系的改变会导致一系列的长期治疗影响。在分析的过程中，一些内隐关系可能缓慢并痛苦的进入意识显性知觉中。有多少会进入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这和精神分析所说的让潜意识变成意识不太相同。不同在于，内隐知觉并不因压抑而在潜意识的冰山底下，它也不因为减轻了压抑而浮到意识中来。整个解放压抑知觉到意识里的过程和解放内隐知觉到意识是很不相同的。他们使用了不同的概念，他们可能也使用了不同的临床程序，而这些不同都对技术应用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所说的模型更着重于过程而非结构，它是从观察亲子关系互动和从动态系统理论中获取的。在这个模型里，通过改变“相处方式”（ ways of being with）的变化，让“神遇时刻”发生在内隐关系的互动过程中。它并非是通过精神分析式共情来修正过去的共情失败，它也不会改变过去的缺陷，而是它在关系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然后改变了主体间环境。过去的经验在现在被重构了，因此一个个体的在一个新的心理环境下运作，从而在现在和未来有了新的行为和体验。
我们对治疗中的双向调节看法是从 Lachmann&Beebe（1996）的观点发展出来的。和他们的“高度情绪化时刻”（heightened affective moments）不同，我们认为“当下时刻”是有可能成为一个“神遇时刻”的。我们试图通过提供术语和细致的过程性的描述来讨论这些过程最终达到的“神遇时刻”。
我们同意很多当代同仁的想法，二元关系状态的改变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找到了关系双方“神遇时刻”的涌现点。我们在这些作者的基础上提出，因为大多数主体间环境都从属于内隐关系知觉，他们在治疗过程中成为了共享内隐关系的一部分。整个变化的过程，因此，发生在共享内隐关系中。最后我们期待这个关于在“神遇时刻”中改变内隐关系知觉的观点会提供一个新的且有用的角度来考虑治疗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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