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情是指个体对他人和想法的感受及理解。近年来关于共情神经机制的研究日益增多 , 但多集中在共情、共情、生理性等方面 , 而对社会痛共情、和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由于研究范式及个体差异等原因 , 研究结果之间也充满着争议。未来研究可以设计更具生态效度的共情研究范式、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共情的神经机制研究、从神经机制角度探讨不同共情能力个体的特点及共情反应的调节因素。
关键词：情感共情; 认知共情; 疼痛共情; 积极共情; 不对称共情反应
分类号 R395; B845
孟子曾说：“恻隐之心, 人皆有之”。人类能够被他人的情绪所感染, 并且能够理解他人的感受, 这就是共情。共情是人际交往技能发展的重要因素, 有助于促进亲社会行为。因此共情神经机制的研究对社会、临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近年来有关共情神经机制的研究日益增多, 但是其背后复杂的神经网络还没有被完全了解。目前共情神经机制研究多集中在情感共情、认知共情、生理性疼痛共情等方面, 而对社会痛共情、积极共情和不对称共情反应的研究相对较少, 且研究结果之间也充满着争议。本文将从共情神经机制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入手, 对热点研究进行回顾及述评, 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展望。
1、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的神经机制
共情的成分划分因人而异, 且各有支持证据。部分研究者认为共情是共享他人情感体验的能力(Jordan, Amir, & Bloom, 2016), 不包含心理理论。成功的社会交往需要情感分享(共情)和对他人心理状态的理解(心理理论), 将共情和心理理论进行了区分。Kanske, Böckler, Trautwein 和Singer (2015)运用EmpaToM 范式揭示了共情和心理理论具有不同的神经网络。EmpaToM 是一种通过自传式叙述视频来同时考查个体对他人情感理解(共情)和认知理解(心理理论)的范式。视频的情绪效价分为消极和中性, 后者作为控制条件。该研究发现共情时前脑岛(anterior insula, AI)、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 IFG)、部分内侧前额叶皮质(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背侧前扣带皮层(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dACC)、背侧颞顶联合区(dorsal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及缘上回(supramarginal gyru, SMG)激活更强; 而进行心理理论任务时双侧腹侧颞顶联合区(bilateral ventraltemporoparietal junction)、颞上沟(superior temporalsulcus, STS)、颞极(temporal poles, TP)、楔前叶(precuneus)及部分内侧前额叶皮质激活更强。共情相关脑网络激活更强的个体在观看消极情绪视频后报告了更多的负性情感, 但这与他们心理理论任务的表现无关; 心理理论相关脑网络激活更强的个体则有更良好的心理理论任务表现, 而这与他们的共情行为测量结果无关。在此研究中,共情和心理理论任务都激活了内侧前额叶皮质这一脑区, 很可能意味着共情和心理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共情包括认知和情感成分(Cuff, Brown, Taylor, & Howat, 2016)。情感共情是共情的初级形式 , 指的是“感其所感 ”, 即我们的情绪会受到他人情绪的感染。而认知共情是我们能理解他人 , 知道他人感受到了什么。准确理解他人想法的过程包括观点采择和心理理论能力 (Shamay-Tsoory, Aharon-Peretz, & Perry, 2009)。已有研究证实个体共情时会激活与心理理论等认知加工有关的脑区 , 如在看到针刺入身体不同部位的视觉刺激时 , 非针灸医生的普通对照组被试的前脑岛 , 躯体感觉皮层 (somatosensory cortex), 水管周灰质 (periaqueductal gray, PAG)和前扣带皮层显著激活 , 而专业的针灸医生组被试这些脑区没有显著激活 , 反而内侧和上前额叶皮质以及颞顶联合区被激活了 , 这些脑区与情绪调节和心理理论有关 (Cheng et al., 2007)。这个结果表明 , 个体对他人的疼痛感受不一定立即产生情感共享反应, 也可能优先产生认知共情来了解他人的感受 , 同时进行情绪调节 , 这与个体本身的特点有关。当人们对描述他人积极或消极事件的句子进行共情时, 调节对他人情绪状态判断的神经网络有内侧前额叶皮质、脑岛、颞上沟和额下回 (Perry, Hendler, & Shamay-Tsoory, 2012), 其中内侧前额叶皮质、颞上沟都与心理理论有关。这说明理解他人和共情能力是建立在认知神经过程中 , 而不仅仅是感官能力。共情是一个协商的过程 , 需要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 而不是一种本能的、自动的反应(Krishnan et al., 2016)。
共情成分争议的产生与研究者如何界定共情的概念以及采用何种研究方法有关 , 由于对共情概念的理解不同 , 采用的研究范式及对结果的解释自然带有某种倾向性。 Cuff等人(2016)从众多英文文献中确认了 43个不同的共情概念 , 他们认为不一致的共情概念对研究和实践领域都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 如导致研究结果解释困难、削弱研究的可比性(Brown, Harkins, & Beech, 2012; Gerdes, Segal, & Lietz, 2010), 造成研究与提升共情能力的训练和教育过程中看待共情方式的不匹配。经过分析他们总结出共情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差异 , 并提出共情是一种情绪反应 (情感), 受特质和状态之间关系的影响 ; 共情加工可以被自动诱发且受到自上而下加工的控制 ; 个体意识到情感不是来源于自身 , 产生的情感类似于个体对刺激情绪的感知 (直接经历或想象 )和理解 (认知共情 )。我们也认为共情既有情感的共鸣 , 也有认知加工过程的参与 , 认知与情感加工互相调节、影响。其中认知共情更可能受到认知灵活性和心理理论网络 (即内侧前额叶和颞极 )的驱动(Cheng et al., 2007),情感共情反应则受到情绪模仿加工的驱动 , 包括与情绪体验有关的区域 , 如前脑岛和内侧前扣带皮层(Fan, Duncan, de Greck, & Northoff, 2011)。在研究中不应轻易将认知共情排除在共情概念之外 , 认为共情就只是情感共享。
通过对共情成分的划分和验证 , 研究者可以在各类复杂的共情神经机制研究中 , 从不同阶段对共情过程进行深化研究。以往共情神经机制研究主要涉及疼痛共情、积极共情和消极共情以及不对称共情等方面 , 而这些领域的研究却产生了充满争议的结果。下文将对各类共情神经机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 以期在未来研究中能针对这些问题的成因加以解决。
2、疼痛共情的神经机制
疼痛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感觉和情绪上的感受 , 目前疼痛共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生理性疼痛共情方面(Fan et al., 2011)。
大量的研究证明生理性疼痛共情与自身经历疼痛有共同的神经机制。如前脑岛和部分扣带皮层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产生反应 (Cui, Abdelgabar, Keysers, & Gazzola, 2015; Meffert, Gazzola, den Boer, Bartels, & Keysers, 2013)。其他支持性证据表明, 先天对伤害性疼痛不敏感的人对共情性疼痛也反应迟钝(Danziger, Prkachin, & Willer, 2006); 观察他人疼痛时大脑前脑岛和扣带回的反应与疼痛共情的主观体验相关 (Kanske et al., 2015), 并且与愿意分担他人疼痛相关 (Hein, Silani, Preuschoff, Batson, & Singer, 2010); 共情疼痛的大脑反应在安慰剂镇痛之后减少 (Rütgen et al., 2015; Rütgen, Seidel, Rie.ansky, & Lamm, 2015)。
除了生理性疼痛共情 , 近年来社会痛共情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社会痛是对令人厌恶的社会经历(如社会排斥、负面社会评价、恋爱受挫等 )的消极情绪和生理反应。过去 10年中, 有证据表明社会痛体验可能与生理性疼痛体验加工的某些神经区域相同 (Eisenberger, 2012)。神经影像学的研究证实背侧前扣带回与前脑岛在生理性疼痛和社会痛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Kross, Berman, Mischel, Smith, & Wager, 2011)。既然生理性疼痛、社会痛和生理性疼痛共情激活的脑区有重叠 , 那么社会痛共情是否也会激活同样的脑区呢？
然而有研究指出社会痛和生理性疼痛的共情神经机制可能并不相同。Masten, Morelli和 Eisenberger (2011)用 Cyberball范式考查了成人间社会排斥的共情神经基础。 Cyberball范式采用网络掷球游戏创设社会排斥情境。实验过程中 , 被试看到在三人传球游戏中有一个陌生人被另外两个陌生人排斥(即很少传球给他 ), 并且思考游戏中的人物可能会想些什么 , 有什么样的感受 , 他们怎样对待彼此, 以及他们用什么方式来决定每一次的接球人？结果发现被试的背内侧前额叶皮质和楔前叶激活增加, 这些脑区与心智化 (mentalizing,一种认识和他人心理和情感状态的能力 )有关。而参与情感疼痛加工的脑区 , 例如背侧前扣带回或者前脑岛没有显著的激活。但这也可能是因为该研究要求被试仔细思考这个游戏 , 所以激活了与心理状态归因有关的脑区。而且研究中的被观察对象都是陌生人 , 一个人的疼痛共情会受到对观察对象喜欢程度的调节 (Singer et al., 2006),因此社会痛共情的神经机制很可能也会受到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关系的影响。
于是, Meyer等人(2013)进一步采用这个研究范式, 考查人们对朋友和陌生人的社会痛共情的神经机制 , 结果发现了不同的大脑激活模式。对陌生人的社会痛共情激活的脑区有背侧前额叶皮层、楔前叶和颞极 , 这些脑区均与心智化有关。而对朋友的社会痛共情激活的是与情绪共享有关的背侧前扣带皮层和前脑岛 , 以及与自我加工有关的内侧前额叶皮质 , 即对关系亲近之人的社会痛共情与生理性疼痛共情激活的脑区有部分重叠。从某种程度而言社会痛共情激活的脑区更复杂, 因为与自我加工有关的内侧前额叶皮质也被激活。这可能与该研究在正式实验前让被试亲身体验过这个游戏 , 导致被试从自己的角度模拟了亲密他人的感受有关。之后 Novembre, Zanon和 Silani (2015)运用更真实、更具生态效度的真人 Cyberball版本来考查社会痛共情 , 发现膝下扣带回(subgenual cingulate cortex)是唯一在生理性疼痛和社会痛共情中共同激活的大脑区域。这支持了昀近的理论 , 即情感加工和稳态调控是共情反应的核心。然而这个研究只用了被试 , 单一性别的样本能否很好地推广到总体上还有待检验。社会痛和生理性疼痛共情神经机制的异同之处还需要更具可比性的研究范式来进一步研究。
3、积极共情的神经机制
从情绪效价来看 , 共情可以分为消极共情和积极共情。消极共情指个体对他人消极情绪状态的理解和感受的过程。迄今为止大多数的共情研究关注的都是消极共情 (Bernhardt & Singer, 2012; Fan et al., 2011), 关于积极共情的研究相对较少 (Morelli, Rameson, & Lieberman, 2014)。积极共情是指观察者对他人积极情绪状态的理解和感受的过程(岳童, 黄希庭 , 2016), 现有研究对于积极共情与消极共情的神经机制是否一致存在争议。
有些研究者指出积极共情背后的神经网络与消极共情是类似的 , 部分情况下可能存在激活程度或具体区域的不同。研究发现被试对描述积极或消极事件的句子进行共情时都激活了内侧前额叶、额下回等区域 (Perry et al., 2012)。被试在面对他人经历快乐、悲伤、时的共情反应都有腹侧脑岛和隔区参与其中 (Morelli & Lieberman, 2013)。另有研究者通过元分析发现积极共情和消极共情都会激活左侧前脑岛皮层 , 但差别是消极共情还能激活右侧前脑岛皮层 (Gu, Hof, Friston, & Fan, 2013)。
另外一些学者则通过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即积极共情和消极共情激活的神经网络是不同的。Lamm, Silani和 Singer (2015)运用功能磁共振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方式记录被试在直接经历和想象他人经历不同情绪效价的视触觉刺激时所激活的神经网络 , 发现积极和消极共情状态下所激活的脑区是不同的 , 积极共情时主要激活了内侧眶额皮层 (medial orbitofrontal cortex, OFC), 而消极共情时主要激活了右侧前脑岛。眶额皮层与积极情绪的调动有关, 这个结果说明积极共情与亲身体验积极情绪的神经机制一致 , 而与消极共情不同。但 Lamm等人的实验结果也可能是因为积极共情过程中刺激的唤醒度过低造成了共情反应的减弱。
上述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与实验范式以及实验材料的选取有关 , 当对方情绪显像化时情绪共情会变得自动化 , 有研究表明无论观看何种情绪面孔都会诱发背侧额下回和前运动皮层的激活(Chakrabarti, Bullmore, & Baron-Cohen, 2006)。但当共情过程涉及较多认知因素时 , 产生的神经网络就会变得相对复杂 (Perry et al., 2012)。另一个原因可能与现有研究技术条件的限制有关。比如积极共情和消极共情可能在某个脑区有一小部分激活的重叠 , 但大部分并没有重叠。也可能是部分脑区的激活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 比如刺激唤醒程度、注意等 , 而采用 fMRI技术很难澄清因果关系。积极共情背后的神经机制究竟是与消极共情一致, 还是与亲身体验积极情绪时的神经机制一致, 还有待探讨。如果条件允许 , 研究设计和技术手段可以更加精细化 , 以便更深入细致地展开这方面的研究。
4不对称共情反应的神经机制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对他人的情感产生共鸣。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 我们的反应与他人的情绪并不总是一致的。当对方与我们存在竞争关系、与我们属于不同群体、当觉得对方在我们关注的领域比我们高出一等、当我们不喜欢对方时都会催生与他人不一致的情绪反应。这种不一致的反应称为不对称共情(Yamada, Lamm, & Decety, 2011)。早年的研究发现了这种现象 , 但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 没能探索不对称共情反应背后的神经机制。近年来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兴起 , 研究者开始关注引发不对称共情反应的条件 , 并探索了其背后的神经机制。已有研究发现在竞争、外群体偏见、社会比较、不公平几种情况下 , 容易诱发不对称共情反应。
4.1个体竞争
共情会受到人际关系的调节 , 当两人处于竞争关系时 , 比如对方损失意味着自己获益 , 那么个体就会产生与对方不一致的情绪反应。研究发现在纸牌游戏中男性被试在一致 (与对方选择的纸牌一致 , 对方的笑脸意味着双赢 , 对方皱眉意味着双输)和不一致(与对方选择的纸牌不一致, 对方的笑脸意味着被试输 , 对方皱眉意味着被试赢)两种条件下 , 对对方表情(皱眉或微笑 )识别的事件相关电位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成分 N170在一致条件下对对方皱眉表情敏感 , 在不一致条件下对对方微笑表情敏感 , 这些情境都意味着被试输钱。表明对手赢的时候 , 即使看到对方的愉悦表情 , 被试仍存在消极情绪的加工 , 而内侧额叶负波 (medial frontal negativity, MFN)在自己赢、对方输时有更大的负偏向 , 并且在对方出现皱眉表情时的 MFN差异波(不一致条件.一致条件)与被试的主观愉悦感觉呈负相关 , 表明被试在不一致条件下比在一致条件下对他人输钱所体验的情绪更加积极 , 意味着 MFN可能与幸灾乐祸有关(Yamada et al., 2011)。
4.2群体间竞争
如果群体间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 , 群体成员会产生普遍的群体间偏见和敌意。如体育比赛 , 不同球队球迷对劲敌球队就表现出共情减少和不对称共情反应。当看到对手没有得分 , 甚至是输给排名落后的其他球队时 , 这些球迷报告了愉快的体验并且产生与 “奖赏”有关的大脑区域激活 (如腹侧纹状体 ) (Cikara, Bruneau, & Saxe, 2011)。即使群体间事先没有敌意 , 比如在某些情况下将成人(Montalan, Lelard, Godefroy, & Mouras, 2012), 甚至更小的孩子随机分配给各组 (红队或蓝队 ), 他们对组内成员有更强烈的共情 (Masten, Gillen- O'Neel, & Brown, 2010)。
4.3外群体偏见
人们特别容易对社会外或文化外群体成员减少共情反应或者没有共情反应(Chiao & Mathur, 2010; Decety, Echols, & Correll, 2010; Hein et al., 2010)。同样是陌生人 , 人们常常对属于不同种族、政党或社会群体的陌生人感到更少的共情 (Batson & Ahmad, 2009)。研究还发现当白人被试看到白人脸被针扎时要比看到亚洲人脸被扎时 , 其“疼痛共享神经回路 ”更加活跃 (Xu, Zuo, Wang, & Han, 2009)。白人被试和黑人被试在看到非自己种族人群被针刺痛手时都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共情 (Chiao & Mathur, 2010)。
4.4社会比较
人类有一种与他人的能力、财富和社会地位进行比较的倾向 , 以此获得对自身的认识。 Takahashi等人(2009)研究发现 , 当阅读一个与自己情况类似但又明显优于自己的人物材料时 , 被试产生了嫉妒, 并且激活了与疼痛相关的脑区 (背侧前扣带回 ), 而当看到嫉妒对象发生不幸时 , 被试感到幸灾乐祸 , 并且激活了与奖赏有关的脑区 (腹侧纹状体 )。在这个研究中被试并没有受到实际的奖励 , 但是奖赏脑区腹侧纹状体却被激活 , 表明人们没有通过绝对价值来评价对象 , 而是社会比较所起的作用。
4.5不公平对象
Singer等人(2006)研究发现 , 当看到线索提示要施加疼痛电击给不公平的人时 , 被试与共情相关的神经反应减少 , 而与奖赏相关的脑区 (伏隔核)激活增加, 甚至有报复的想法 (至少男性这样)。这说明社会互动中的公平会影响人与人的情感链接 , 有损他人的自私行为将破坏这种链接。这可能是因为认同感是感同身受的基本条件。我们易于对与我们相似的人 , 特别是关系亲密的人产生共鸣 , 而对我们不认同的、讨厌的人产生不对称共情反应。
总结以上不对称共情反应神经机制的研究结果, 发现不对称共情反应与共情的神经机制大体呈相反的趋势 , 即当观察对象痛苦时 , 不对称共情反应会激活与积极情绪相关的脑区 , 而当观察对象获得好处时 , 不对称共情反应会激活与痛苦相关的脑区。那么不对称共情反应中幸灾乐祸的开心或嫉妒的痛苦与共情时的开心和痛苦是一样的吗？已有研究发现 , 幸灾乐祸与真正开心的表情肌电反应有差异 (Boecker, Likowski, Pauli, & Weyers, 2015),但还没有神经机制层面上的探讨 , 因此需要进一步考查不对称共情反应与共情的神经机制之间的关系。
5总结与展望
目前关于共情的神经机制研究结果存在一些争议, 主要有共情的成分之争、生理性疼痛共情和社会痛共情、积极共情和消极共情的神经机制是否一致 , 以及不对称共情反应和共情产生相似情绪时的神经机制是否一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与研究者对共情的定义、研究设计、研究手段以及数据分析技术的不同有很大关系。由于文化、语言的不同 , 研究者对共情的概念界定很难统一 , 对共情的成分认定不一致 , 选用的研究范式各有偏重 , 分析解释也各有侧重。但我们又很难断定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对共情的理解在他们那个文化里面是否适宜 , 因此只能在研究设计、手段及数据分析技术等方面加以改进。另一方面 , 由于个体差异及人的主观能动性 , 在研究过程中 , 共情的大脑反应很可能受到不同个体对背景的评估、注意、预期、动机、情绪等因素的影响 , 在研究中应注意控制这些变量 , 以提高研究的可重复性。在今后的研究中 , 可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5.1进一步细化共情的神经机制研究
目前人类共情神经机制的研究大多采用非侵入式的神经成像技术 , 其结果实际上并不意味着某种反应和脑区的因果关系。如 fMRI技术大多基于血氧水平依赖原理来获取信号 , 而血氧水平依赖信号反映的并不是直接的神经活动 , 而是与神经活动相关的血流动力学变化 , 脑区的反应只能间接地说明该区域对某种刺激有特异性反应 , 但却难以说明脑区的激活程度对某种反应的贡献率是多少。如关于积极共情神经机制研究的不同结论可能与研究范式的不同有关 , 也可能是由研究精度不足引起的。因为采用 fMRI技术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对大脑活动的心理意义进行推论。有些脑区可能对多个心理状态有反应 , 即使积极共情和消极共情或亲身体验的积极情绪背后的神经网络类似也有可能反映的是不同的心理过程。再比如前脑岛和扣带回与疼痛共情有关 , 但却很难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前脑岛和扣带回的功能异常会直接影响疼痛共情。此外 , 有相同的大脑机制, 也并不意味着二者取决于同样的心理表征。比如直接疼痛经历和疼痛共情有相同的大脑机制, 但它们激活的脑区有可能类似于字母 H和 T的关系, 它们会有一少部分重叠的区域 , 但大部分并不重叠。直接疼痛经历和疼痛共情都会引起被试的唤醒、注意力、动机 , 而前脑岛和扣带回也对唤起和注意有反应 (Craig, 2009; Shackman et al., 2011), 因此很可能是由这些因素引发的这些脑区的反应 , 而不是由于直接疼痛经历或者是共情性疼痛引起的(Zaki, Wager, Singer, Keysers, & Gazzola, 2016)。
随着研究技术的发展 , 我们期待共情神经机制的研究设计和技术手段能够进一步精细化。比如光遗传学等技术的发展 , 已经在细胞分辨率水平上实现了对的操控 , 有助于研究者通过直接触发或抑制某种神经元活动来进行共情的研究(Rickgauer, Deisseroth, & Tank, 2014)。另外 , 在啮齿类动物身上测量和操纵细胞活性也为理解人类共情奠定了一些基础 , 已有研究发现 , 使小鼠的前扣带皮层 (ACC)和束旁或背内侧丘脑核失活 , 会减少其共情性疼痛的行为迹象 (Jeon et al., 2010)。这些技术都有助于了解某种神经元是否与某种特定共情有关。
5.2 设计更具生态效度的共情研究范式
共情研究采用昀多的范式就是疼痛共情的范式, 运用疼痛图片来唤起被试的共情。但是研究程序上的一些差别会造成结果的差异 , 导致研究的可重复性下降。比如引导被试评定疼痛的强度 , 可能将被试的注意力吸引到疼痛体验的感觉成分上(Chang, Gianaros, Manuck, Krishnan, & Wager, 2015; Wager et al., 2013; Woo et al., 2014), 而让被试报告对疼痛的情感不愉快程度就会将被试的注意力吸引到疼痛情感上(Corradi-Dell’Acqua, Tusche, Vuilleumier, & Singer, 2016)。现有研究中用单一图片诱发共情生态效度比较低 , 如竞争条件下不对称共情反应的研究 , 往往呈现的是游戏对手的一张面孔图片 , 这种单一的图片可能令被试质疑对手是否真实存在, 降低了研究的生态效度。
近年来, 研究者设计了一些更贴近真实情境的研究范式, 以提高研究的普遍代表性和适用性。如共情研究范式 SoVT (Socio-affective video task), 就是呈现给被试一段无声视频片段 , 这个视频中的人物或者处于困境之中 , 或者正在进行日常活动 , 要求被试在每个视频之后评定他们自己的感受以及对视频中人物的共情分数 (Klimecki, Leiberg, Ricard, & Singer, 2014)。在此基础上, Kanske等人(2015)设计了 EmpaToM范式专门用来同时考查对他人的情感理解和认知理解。这种范式通过自传式叙述视频来探测共情, 视频的情绪效价有消极和中性之分 , 具有良好的生态效度。
以上的研究范式真实感强、代表性和适用性也更好一点 , 期待未来的研究能更多地运用更加真实、贴近生活实际的场景 , 从而深入了解共情有关的神经机制。
5.3 深化社会痛共情神经机制研究
社会痛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 , 对他人社会痛的共情有助于促进亲社会行为。但大多数神经成像研究考查的都是生理性疼痛共情 , 仅有的几个关于社会痛共情的研究也结果各异。 Masten等人(2011)研究发现社会痛和生理性疼痛的共情神经机制不相同。 Meyer等人(2013)采用同样的研究范式 , 结果发现对朋友和对陌生人的社会痛共情引发了不同的大脑激活模式。对陌生人的社会痛共情不同于生理性疼痛共情的神经机制。而对朋友的社会痛共情激活了与生理性疼痛共情有关的背侧前扣带皮层和前脑岛 , 此外还有与自我加工有关的内侧前额叶皮质。 Novembre等人(2015)将 Cyberball范式改变成了真人游戏 , 这就更具有了生态效度 , 结果发现了在生理性疼痛共情和社会痛共情中唯一共同激活的大脑区域 ——膝下扣带回。
这些研究发现生理性疼痛和社会痛的共情神经机制有所不同 , 很可能是因为生理性疼痛的替代性体验依赖于低水平、自动化的自下而上加工 , 因此更容易自动激活 ; 而看到他人遭受社会痛 , 则可能需要更多的抽象推理。被试进行 Cyberball游戏时 , 必然会思考这是个什么游戏？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需要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 , 特别是对于自己不了解的陌生人 , 从而激活了与心理理论相关的脑区 , 而不是直接产生对观察对象的情感共鸣。更进一步来看 , 生理性疼痛和社会痛的共情神经机制之间的差异可能是被试对两种研究任务的反应方式不同造成的。如果能设计其他的可以考查社会痛共情的研究范式 , 与此范式相互佐证, 或者使用更具可比性的研究范式来考查对不同疼痛事件的共情, 将会使结果更加可靠。
鉴于这几个关于社会痛共情的研究虽然使用的范式类似 , 但研究结果却各不相同 , 今后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生理性疼痛和社会痛的共情神经机制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以及区别产生的原因。
5.4 从神经机制角度探讨不同共情能力个体的特点
一个人共情能力的高低会影响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共情准确性使得个体能够“读心” (观点采择), 有助于社会交往、产生亲社会行为 , 是适宜的人际交往技能发展的关键成分。而共情失败、共情缺陷则会阻碍人际交往 , 甚至与攻击性行为有关。 Pardini, Lochman和 Frick (2003)运用人际反应指标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进行研究, 发现冷酷无情特质 (也就是情感共情缺陷)与增加关注攻击性积极面和减少关注敌对行为的消极面之间呈正相关。情感共情缺陷使个体更容易有攻击行为, 这说明了不能准确共情的弊端。
但凡事过犹不及 , 准确共情的能力究竟是好是坏存在着争议。研究发现高水平的和焦虑 , 边缘性障碍和人身上也观察到高水平的共情准确性 , 这表明对他人内部状态过强的感知和敏感性可能产生消极的结果 (Simpson, Ickes, & Grich, 1999)。而对于从事某些职业的人来说 , 不宜产生过强的情感共情体验 , 比如医生、师等 , 否则会使其深陷痛苦体验不能自拔 , 而影响客观判断 , 这说明共情过程需要自我意识和自我调节。
以上提到的研究都是运用量表进行评定 , 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 未来研究可以从神经机制角度更加客观地验证共情准确性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比如理性而冷血的变态杀手是否一定存在情感共情缺陷 , 而认知共情正常 ; 不能理解他人意图的个体是否存在认知共情缺陷 , 而情感共情正常。共情的研究结果无疑会受到个体差异的影响 , 从神经机制角度了解不同共情能力人群的特点 , 对今后的临床、犯罪、发展心理学和干预研究有重要意义。
5.5共情反应的调节因素
一些因素包括认知评价、注意、动机、背景和个体差异等 , 有力地改变了共情体验 (Hein et al., 2010; Hein & Singer, 2008; Keysers & Gazzola, 2014; Meffert et al., 2013; Xu et al., 2009; Zaki, 2014), 改变了共情的强度和维度。
认知评价会影响共情产生的强度 , 研究发现疼痛共情时 , 认知和情感加工至少共享部分大脑网络, 前脑岛在脑网络认知 ——情感整合中可能是一个关键部位 (Gu, Liu, van Dam, Hof, & Fan, 2013); 当观察者密切关注群体内成员和社会目标时会产生强烈的共情大脑反应 (Hein et al., 2010);具有不同动机的人 , 比如伤者的家属和急诊室的医生对伤者的共情反应会不同 , 因为后者需要客观地对待伤者, 因此他们的共情激活脑区不同 (Voisin, Marcoux, Canizales, Mercier, & Jackson, 2011); 背景因素 , 如共情训练会增加自我报告共情, 甚至引发共情脑区的功能性变化 (Klimecki et al., 2014); 个体差异因素, 如有精神疾病的个体会有迟钝的共情神经反应(Meffert et al., 2013)。
以上种种因素都影响着共情反应及其背后的神经机制。未来研究应该注意控制这些变量来考查共情的神经机制。特别是关于认知评价调节共情反应的问题 , 10年前研究者就在探讨 , 但至今仍未能很好地解释共情自上而下加工和自下而上加工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另外可以通过操纵这些因素来了解它们如何调节共情以及不同类型共情之间的大脑反应 , 还可以考查如何应用这
些因素于共情训练 , 这对临床干预具有应用价值。如观点采择能够增加自我参照加工 (Ames, Jenkins, Banaji, & Mitchell, 2008), 可以增加对生理性疼痛的共情 (Lamm, Porges, Cacioppo, & Decety, 2008), 也可能调节情绪共享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Masten et al., 2011; Rameson, Morelli, & Lieberman, 2012)。但进行观点采择训练是否会增加对社会痛的共情, 还有待进一步考查。
综上, 共情神经机制的研究依然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任重道远。然而该领域的研究却意义深远, 不但有利于探索社会和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事件的缘由追溯 , 而且能够推动并促进社会、临床、发展心理学的理论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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