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前锋
Main 曾经说，她和Fonagy 各自被心理理论研究吸引。心理理论这个术语指的是我们所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基于潜在的心理状态——包括信念、以及欲望，来理解自己和他人的行为。这个想法是指，从童年期开始，我们就发展出一种"理论"，它可以使我们根据我们认为他人心中所想的，来理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预测他人的行为。Fonagy 可能同样受那些影响了Main 的心理理论相关文献所启发，但他阅读了这些文献后，却发展出比她更为广泛的概念。
Peter Fonagy:心智化、体验模式和的互为主体起源
25 年以前，Fonagy 作为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初级讲师，被委任为协调员，为前来访问的具有荣誉教授资历的师组织研讨会和顾问活动——在1980年，来访问的不是别人，恰好就是John Bowlby。那一年，坐在台下聆听Bowlby 的教学时，Fonagy (现在他自己也获得了弗洛伊德荣誉教授资历)说他不仅被Bowbly 的思想、同时也被他浓厚的社会关怀所深深吸引:
Bowlby 对那些境况不如他的人的福祉富有献身精神。我发现他的愿景令人印象极为深刻——把科学和关怀个体及个体所具有的主体性相结合，同时还审视了社会力量和社会压力。对我来说，这依然是理论中最重要和最迷人的部分。
几年之后，Fonagy 和Miriam 与Howard Steele 共同发起了一项关于依恋模式代际传递的研究。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Fonagy 和他的同事得到了Bowlby 的指导，还从Mary Main 那里接受了AAI 的培训。
及"反思-功能"
受Main 开创性工作的启发，Fonagy 首先尝试对她的元认知能力个体差异的想法进行操作。Main 集中关注成人在AAI 里思考和回忆过程中的自我-监测，而Fonagy 则不同，他(从心理理论中获得线索)拓宽了关注的领域，研究成人对于心理状态的普遍性的注意，尤其是对他人心理状态的注意。Fonagy后来评论说，这是他称之为"心智化"能力的标志——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自己具有心智来调节我们对世界的体验" ——不是关于自我的知识，而是关于普遍意义上对心智的知识。虽然这类知识很大程度上是内隐的，Fonagy 和Target 使用了“心智化本身”来形容"外显地思考心理状态"这一活动。心智化的活动(比如说，女儿注意到父亲"拒绝"她，可能是因为他的，而不是他的敌意)植根于被Fonagy 称为"反思性功能"的能力中。
反思性功能使我们能够把自己和他人看作是具有心理深度的人，使我们对自己的体验做出反应时，不仅能够根据可以观察到的行为，还能够根据潜在的心理状态——欲望、感受、信念——使行为能够为人所理解，并赋予其意义。因此，反思性功能与我们的领悟和的能力密切相联。
为了评估个人心智化能力的强度，Fonagy和他的同事设计出了《反思-功能量表》。这个量表尽管是为研究目的而设，但也可以非正式地用于提高临床判断，判断患者接受哪一种干预会更加受益。在被访问者(或者是患者)呈现出如下现象时，更可能显现出强大的心智化能力——在治疗中，可能是患者对治疗师所作解释的接受能力:
＊对心理状态的本质的觉知——比如，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理解总是不完整的；人们可以调整心理状态来减少痛苦，人们可能故意掩饰内在的状态；某些心理反应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是可以预测的。
＊明显努力识别行为背后潜在的心理状态——比如，可以根据信念、感受、欲望等方面来解释行为的原因，能够理解我们自身的心理状态会影响到我们对他人的解释，认识到我们对某种状况的感受，可能与我们观察到该状况的某些方面不一致。
＊认可心理状态有"发展" 的方面——比如，昨天的感觉和今天或明天的感觉可以不一样；父母的行为既受到他们自己父母行为的塑造，同时也塑造了他们子女的行为，时期的观点经常需要根据成年期的理解而修订。
＊对跟访谈者(或治疗师)有关的心理状态的觉知——比如，如果患者没有告诉治疗师，那么治疗师无从得知患者知道的事情；治疗师对患者的故事可能有她自己独特的情绪反应；治疗师的个人史及所造成的心理状态可能与患者的非常不同。
Fonagy 说明了一点，我们在这里需要聆听的，不是有关心理状态的原则性声明("人永远无法知道其他人的感受")，而是有迹象表明这些原则被内隐地理解了("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确信妈妈不关心我，但是我听爸爸说起过，当我拒绝她时，她是怎么感受的，想到这一点，现在我不太确定她是怎么感受的了")。
1987年，Fonagy 和Steeles 招募了100对妻子怀孕的夫妻，用他们的量表对这些夫妻进行了AAI 研究。出于很多原因，这项研究非常令人瞩目。首先，它记录了父母在依恋方面的心理状态——在出生之前进行评估——可以预测这个婴儿12个月时在陌生情境实验中的分类。它同样表明，那些具有很强反思能力的母亲和父亲，拥有安全型孩子的几率，比那些心智化能力弱的父母亲离3到4倍。最后，它还证明了强大的反思能力可以打破"恶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具有不良依恋历史的父母通常养育出不安全型的儿童。
为了检验一个假设，即对心理状态的反思能力可以作为"解药"，在有问题的过往经历方面发挥作用。研究中把母亲分成了两组：第一组被试经历过严重的剥夺(父母亲的心理疾病、长期与父母亲分离，等等)，第二组被试则无此经历。结果表明，在第一组里，反思功能强的母亲中，每个人都养育出安全型的孩子。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在那些反思功能弱的母亲中，每17个人中只有1 人养育出l个安全型孩子。这清晰地表明，心智化能力的强度是一个保护性因素，它缓冲了早期负面体验的影响，同时降低了不安企依恋代际传递的可能性。
这些发现使得Fonagy 将心智化当成依恋的绝对核心。事实上，他甚至还说过，"依恋本身不是目的，它的存在是为了创造一套表征系统，我们可以认为这套系统为了帮助我们生存而一直在进化”。这套表征系统就是心智化系统，它提供了大量的进化生存的有利因素，帮助个体对其他人的行为进行理解、解释和预测。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社会智能的基石"，对工作、游戏以及所有类型的合作都至关重要。
在长达15 年多的时间里，Fonagy 和他的同事所开展的异常活跃的研究项目以及理论建构工作，使得心智化和依恋在、心理病理学以及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相互交织的角色。简言之，父母的心智化对促进儿童安全型依恋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而安全型依恋又为激发儿童自已的心智化潜能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从患者身上发现的大部分心理病理因素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反映出患者或者是抑制了心智化能力，或者是从一开始就未能发展出这个能力。相应地，心理治疗可以被理解为旨在重建或激发患者心智化能力所做的努力。
与Main 提出内部工作模式理论相一致，Fonagy也提出:早期依恋体验表征的关键作用，并不是在我们的心灵中记载下“模版”而是我们的心智化能力允许我们在多深的程度上探究自己的体验，尤其是那些由情绪掌控的体验。他提出了一个术语，“心智化”，用来形容同时感觉自己的感受以及反思这些感受所蕴含意义的能力。Fonagy 的杰出合作者——Mary Target，是这样阐释的:“反思功能，发展到极致，涉及到思考着感受并感受着思考”。
检验的模式
Fonagy 的大部分探索旨在帮助我们了解心理体验的模式，它们反映出我们对内在世界和外部现实二者关系的感受。Fonagy 描绘了三种这样的主规模式：心理等同、假装以及心智化。
在心理等同模式中，内在世界和外部现实被简单地对等起来，信念和现实之间没有区别。我们的思考和感受似乎反映了现实世界中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物，反之亦然。在这种心灵框架中，比如说，当我们遭受到不好的对待时，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是不好的——由于觉得自己是不好的，我们就"知道"我们将遭受到不好的对待。在如此一个封闭系统中，作为心理执行力的自我被淹没了:可以解释或创造出体验的、位于主体位置的"我"(I)就没有了，有的只是那个体验到发生之事的位于受体位置的“我”(me)。
在"假装" 模式中，内在世界与外部世界是相互脱钩的，我们逍遥于现实之外:任何想象中的事件感觉上都是真实的，而任何被忽略的事件都归于无关紧要。解离、否认，以及极度性的自大感，都是这种"假装"模式的例子。和前一个模式一样，在这个模式中，自我作为体验的解释者或创造者，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如果把现实考虑进来，那些想象中的事物就会受到威胁，同时那些已经被忽略掉的事物就会破门而入。
在心智化(或反思)模式中，我们能够认识到内在世界与外部现实是分开的，但又是有联系的。我们能够反思自己的思考、感受以及幻想，是如何影响真实发生的事件，同时又如何受真实事件的影响。在这个模式中，我们觉得主观体验具有解释性的探度，其结果是——因为能领会在事件和我们对事件的反应之间的差异——我们能享有一定的内心自由。心智化揭示了自我和他人的世界是丰富的、复杂的，并且是模糊不清的——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拥有这样的潜能，可以随着实际状况的变化，而修正我们对于外部现实的心理表征。
根据Fonagy 的说法，这些体验的模式在发展的过程中是依次展开的。首先，婴儿和幼儿无可避免地生活在心理等同的世界中，在其中，他们的主观体验极其强烈，有时甚至真实到令人恐惧。而后，他们通过假装模式获得了一种释放，在这个模式中，主观体验与现实是无关的：在游戏中，他们能够假装现实的各种限制从不存在。最后，在儿童的正常发展中，一般是到了4岁左右，他们逐渐将这两种早期模式整合起来。这时，内在世界不再与外部世界等同，内在世界也没有完全与外部世界分开。随着反思模式的出现，内隐地或外显地思考内外现实关系的能力也逐渐发展起来。
我们在心理治疗中看到的患者，通常很难脱离心理等同和(或)假装模式。处于第一种模式的患者，他们屈从于各种感受和想法，要按照它们行事，因为这些感受和想法在他们看来就等同事实。对于第二种模式的患者，他们总是飘忽于各种欲望的念想之上，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隔离了自己的感受，也远离了对自己重要的人。
对于心理治疗师、父母以及研究者而言，关键的问题应该在于:是什么促成了体验从心理等同和假装模式转化到心智化模式的? Fonagy 的答案——该答案详细阐述了Bowlby，Ainsworth 以及Main 的结论——就是：依恋的互为主体的关系首先提供了全面的情感调节，而后，但并非不重要，在一个反思性他人的面前，能有些游戏可以小试身手。
情感调节、代际传递和互为主体性
Fonagy相信，通往体验的反思模式的桥梁，是建构在情感调节的基石上。尽管依恋行为的"生物功能"是为婴儿提供保护，以远离掠食者，婴儿也需要依恋对象的帮助，以确保自己获得情绪的生存。从婴儿出生之际，他们就一直屈从于痛苦的感受，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装备好，能靠自己来处理这些感受。"感到安全"已经被描述为依恋的既定目标，为了体验到这一点，婴儿要依赖所依恋的对象帮助他们调节极端的情绪。
按照Fonagy 的说法，一般能成功"容纳"婴儿痛苦感受的父母，通常会养育出具备稳固的心智化潜能的安全依恋型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在情感调节、依恋安全以及心智化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密切关系?
成功的容纳和安全型依恋
精神分析师Wilfrid Bion提出，富有支持性的母亲能从心理上容纳婴儿的情绪体验，这些体验是婴儿自己无法处理的，但婴儿会设法在母亲身上唤起。这种容纳，要求母亲自己能够承受、能够加工婴儿所不能忍受的情绪体验，而后以一种能够忍受的形式，重新呈现给婴儿。受到Bion想法的启发，Fonagy提出，通过充满情感地与婴儿沟通，以及在对其身体进行照看的语言中，父母可以容纳婴儿的痛苦情感。父母这样做是在告诉婴儿: (1)他们理解造成痛苦的原因和其对情绪的影响；(2)他们能够应对痛苦并减轻痛苦；(3)他们能够识别出孩子正在表露出有意图的姿态——这意味着孩子能够推断出行为背后的意图，尤其是父母行为背后的意图。令人惊讶的是，Fonagy认为这第三种容纳的要素——父母识别出孩子是一个拥有自己心智的独立人，能够有潜能去解读父母和自己的心理——"可能是促使儿童形成安全型依恋的最重要的原因"。
父母如能够成功地容纳婴儿无法处理的情绪，对婴儿做出反应，报以共情，进行应对，并赏识孩子有意图的姿态，那么他们就参与了互动性情感调节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父母作为安全港和安全基地，强化了孩子对依恋关系的信心。通过认可孩子有意图的姿态，这些(心智化的)父母就为孩子提供了建立自己心智化能力的基石。在此，我们要注意到情感调节、安全依恋和心智化的协同作用。
镜映儿童的情感
……妈妈的脸是镜子的前身。
——D.W.WINNICOTT
Fonagy 观察到，能够在情绪上调谐的父母，会通过情感的镜映传递出他们自己可以共情和有能力应对的信息，这些镜映不仅是"随机应变"的，而且是"做出标识"的。随机应变的镜映是精准的: 父母的面部表情或声音的展现，与婴儿的情感相一致——其结果是，父母的情感表达成为儿童对自己情感最初表征的基础。由于要把这些随机应变的展现，看作是镜映儿童的情绪体验，而不是父母的，父母必须通过假装或"好像"的方式，对这些展现进行"标识"——比如，镜映情感时做得夸张一些，或者，对焦躁不安的情感混合进来一些与之相反的情感。通过这些方式，父母的反应就"将婴儿自己的自我送还给婴儿"。
这种从情绪上进行调谐的镜映绝对是关键的，因为正是通过"对婴儿显露出来的内在状态产生共鸣，予以反思并为其表达"的方式，父母可以让孩子逐渐发现自己作为心理状态而存在的情绪，并且这些情绪是可以被辨认，可以与他人分享的——这个发现为情感调节和冲动控制铺垫了基础。此外，当孩子从父母的镜子中看到的自己的形象，是一个有意图姿态的人，孩子就开始能够把自己体验为一个有感受、信念、欲望和心智化的个体，能够不仅根据外在现实、还能根据心理状态对体验做出反应。可能最为重要的，是通过父母镜映中的这些标识，孩子发展出这种觉知，即她的心智是属于她自己的:
在这些标识中，我们先把自己感受到的放在一边，同时还维持着自己的个体性。其结果，我们变成了孩子需要我们成为的那个人。这个过程是儿童显现出个体性的过程中核心的部分。如果照看者无法这样做——要么有太多属于自己的成分(并非随机应变的镜映)，要么有太多属于他们孩子的成分(并非做出标识的镜映)——那这个儿童就无法通过同样有效的方式来发展出分离性。
因而宽泛地讲，通过这个过程——在必不可少的关系情境中，高水平的随机应变的心智化，使互动性的情感调节成为可能——安全型依恋就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按照Fonagy的说法，正是心智化调节了这个过程，并可能使那些自己的依恋历史有问题的父母养育出安全型依恋的孩子。
不安全依恋的代际传递
Fonagy 指出了若干不利的情境，它们的共同主题是父母不能容纳孩子自己无法处理的情绪。迷恋型父母也许能够对孩子的痛苦进行共情性的镜映，但是却无法应对这种情绪。冷漠型父母可能无法传递出共情，但是能够成功地向孩子传达有能力应对和提供稳定的感觉。也有些父母，他们自己的脆弱损害了他们共情性反应的能力，无法回应孩子对于自己心理状态的有意图的姿态。父母脆弱的核心是父母自身心智化有缺陷，以及由孩子的分离姓所触发的回荡不已的。比如，一个怀孕的母亲告诉我，她对婴儿感到不自在，因为她确信婴儿能"看透她"。她害怕孩子看透她的什么?她蔑视并且容忍不了婴儿的哭闹、坏脾气以及脏乱，所有这些婴儿的事儿都会妨碍她自己的事儿。
当父母长期不能容纳孩子的痛苦情感，孩子就会产生特定的行为，反映出他们内化了父母对那些情感的具有特征性的反应。比方说，一个冷漠型的母亲，对婴儿的痛苦的反应是忽视或压抑的，这个婴儿可能会发展出一种回避对策，用以应对自己的痛苦情感——换言之，婴儿会回避或压抑它们。实际上，非安全型父母养育的儿童从父母那里"借用"了他们的防御，因此，父母的不安全通常给孩子遗留了类似相对应的不。
有问题的镜映
如果妈妈的脸没有反应，那这面镜子就只能看，却无法照见自己。
——D.W.WINNICOTT
Fonagy 提出特定类型的心理病理可能与特定的调谐及镜映失败有关。当父母的情感镜映没有做出"标识"时，可能会导致孩子感觉被自己不断蔓延的痛苦所击溃——因为他的痛苦似乎只是引起父母产生同样的情绪。一再地曝露在没有标识的镜映下，会强化心理等同模式，因为孩子的内在体验看起来常常和她对外部的体验相匹配，而且似乎没有其他出路。Fonagy 就此提出一个理论，即这可能是造成边缘性病理的起因。
相反地，"非随机应变"的镜映会导致内在空虚的感受，以及虚假自我这个主题上的各种变体——因为让儿童内化的形象不是他自己的情绪自我，而是父母的情绪自我。这时，由于儿童的内在体验和它响应外部世界的反映之间，二者的联系被切断了，所以非随机应变的镜映会促使孩子使用假装模式。因此，根据Fonagy的观点，经常曝露在非随机应变的镜映中的儿童，容易发展出自恋性的病理，其中想象的自大感成为空虚自我的一剂止痛药。
超越容纳
如果从心理等同和假装模式走出来的途径，是始于容纳和情感调节；那么，这个途径通往反思的领域是以游戏作媒介。当儿童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游戏中，想象的世界和现实似乎完全被分开了。但是，如果这个游戏被人观看，是父母或一个年龄大些的孩子，或者就是一个治疗师，那么假装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就可以开始重叠起来。一个点评，一个眼神，或者观察者的一个"解释"，内在体验和外部现实之间就连接上了，这样两者就开始有了联系——而不是等同或解离。这就为心智化能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进一步，为"元表征"——仅仅根据内在体验的表征性本质反思自己和他人的内在体验的能力——的发展奠定基础。
Fonagy 强调，这些发展只有在关系和互为主体的情境中才能发生。前面提到的情感的镜映是互为主体过程的核心要素，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从他人的心智中发现我们自己的部分。无论在儿童发展的过程中，还是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心理的、情绪的、反思的自我，似乎首先是被别人认识和理解了，自己才能发现(或创造)它。当然，这种认识和理解的最佳环境就是依恋的关系。
从依恋到互为主体性
对互为主体的觉知，在这个不断延展的辅导课程中，第一课通常是跟一个依恋对象一起进行的、这个依恋对象的出现和参与，对儿童的生存而言是必需的……
——KARIEN LYONS-RUTH
互为主体性已经成为婴儿研究者和精神分析理论学家的核心概念，然而大家对这一概念的含义却没有取得共识。互为主体性的含义多种多样，有人认为它是自出生起人类状态的特征，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发展性成就，以及(或者)它是心理治疗的一种理论。考虑到这个词语的多种使用方式，Beebe，Knoblauch,Rustin和Sorter建议我们从"互为主体性的形成"方面来思考。因为广泛地说，互为主体性描述了两个主体之间的互动——两个心智的交接——显然它对儿童期发展的关系以及作为本书主题的心理治疗都至关重要。
先天的互为主体性
婴儿研究表明，互为主体性的最初形式从出生之时实际上就已经存在，像是互为主体性的程序已经在我们身上预先就设定好了——即在神经系统中"硬连接"已经就绪[镜像的发现是这个议题的关键部分，本书将在第五章的依恋神经生物学中有所讨论]。Andrew Meltzoff是最早在新生儿身上发现被Trevarthen称之为"原始的互为主体性" 迹象的研究者。
Meltzoff 和他的同事发现，出生42分钟的婴儿会有意地模仿成人的面部表情。尽管刚开始婴儿因吮吸着"安慰奶嘴"而无法模仿，但他们还是观察着成人的脸部——嘴巴张大或者舌头伸出来。而后，大概过了两分半钟，当安慰奶嘴被拿走后，婴儿开始努力表现出接近他们刚才在成人脸上看到的表情。在婴儿6周大时，让他们和一个成人相处一天，让他看到成人的面部表情，第二天当他们面对这个成人"中性"的面部表情时，婴儿们就会模仿自己前一天看到的那些表情。事实上，特别年幼的婴儿也能发现，他们从其他人脸上看到的以及他们在自己脸上感觉到的，二者之间有呼应，并且他们保持着对这种呼应的心理表征。这种有意的跨通道的匹配，表明了人在与自我和与他人之间的互相联接性上，以及感觉到"我像你一样"这方面，都具有非凡的早期能力。通过模仿和对这种呼应的知觉，婴儿从他人身上发现了自己的模样。
和Meltzoff 一样，Trevarthen在新生儿的模仿中发现了天生的互为主体性。但是除了模仿，Trevarthen 还观察到在婴儿和成人之间的互相调节的沟通"每一方都能即时镜映出对方的动机和目的。因此婴儿和对方发生了即刻交互感应的联系"。产生这种联系的基础，是婴儿生而具有的能力，能探察到影响会随机而变——这就是，去识别什么时候对方的行为是(或不是)随着婴儿的动作而变化，以及识别反之亦然的变化。婴儿强烈地偏爱随机而变的反应，而且他们能够识别出这些反应的能力，使得对这些共同的行为进行相互调节成为可能。根据Trevartben的说法，恰恰是通过"解读"双方彼此在时间、形式以及强度上互相匹配的沟通性的行为，婴儿与对方发展出非言语的"雏形对话"。这些行动上的对话，揭示出一个细腻的相互间协调的过程，这似乎反映出双方不仅从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方面，而且从相应的内在状态方面——特别是动机和意图——部进行了匹配。Fonagy 认同Trevarthen 的说法，即人类天生预备了适应互为主体的联系："确实存在原始的互为主体性。我们生而相信我们的心智存在于他人。我们转向他人，去了解我们的心智是什么，去发现事物的意义”。
几乎是一脉相承的，Oaniel Stem提到，婴儿转向母亲，为的是寻找他们自己——同时为了发现他人和世界。根据Stem 的说法，大约在9 到12 个月大时，婴儿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他有自己的心智，妈妈有她的心智，而且这些心智的主体内容——内在的主观体验——还可以分享。比如，在一个经典的实验中，让一个一岁的孩子走过有点吓人的玻璃表面，去拿一个放在"视觉悬崖"另一端的诱人玩具。在面对这个两难情境时，孩子一定会去看妈妈的脸——和它传递出的主观判断——以决定他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主观体验:如果妈妈微笑，那么孩子会显得自己感觉足够安全，并大胆前行冒险，如果妈妈看起来很害怕，孩子看起来就很难过并且退缩。这种"社会参考"涉及联合注意的一种形式，经由这种形式，孩子探究他人的心智，从而构建自己的心智。
分享注意焦点是互为主体的联系的主要特质之一。还有其他两个，分别是:分享意图，以及分享感受状态，分享感受状态可能是最重要的。在Stem的术语中，情感调谐是用以描述情绪共鸣以及沟通的双重过程，这使得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和其他人感受相近的东西，同时也能向其他人传递拥有共同体验的事实。
Stem观察到，为了让婴儿感觉到母亲调谐了婴儿的内在状态，母亲只是模仿他的情感是不够的，因为这样沟通只是对婴儿行为的反应，而不是对他的体验的反应。为了表达自己能分享婴儿的体验，母亲必须对婴儿情绪上的表达行为给出一个"跨通道"的反应。比如，伴随婴儿身体上表达出来的兴奋之情，她可以有节奏地发出声音，或者在婴儿不高兴而哭泣时，她可以大声发出同样表达一时难过之情的叹息，以这种方式向婴儿传递出自己对婴儿的失望的调谐。具有沟通作用的行为，其时机、强度以及形式(此处Stem重复了Trevarthen的说法)都属于非言语的维度，通过这些非言语的交流，调谐之意得以表达。
对于Stem来说，意图、感受以及注意焦点的分享。决定了儿童互为主体的体验的本质，以及在适当的时候，儿童自己的体验。这里关键的发展性问题在于，什么是能够或者不能够分享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在相互考量和接纳的边界上，哪些体验是在范围之内，而哪些又超出了这个范围"。那些可以引发出调谐反应的，就是可以分享的，因此也可以被整合到儿童对自我的感受中。而无法引发出这种反应的意图、感受或注意焦点，它们既无法被分享，也无法被整合。从这个角度而言，互为主体的关系是塑造主观体验的重要情境。就如Stem 所说：“两个心智创造了互为主体性。但是同样地，互为主体性也塑造了两个心智。重心从心灵内在转向为互为主体”。
依恋、心智化和互为主体性
Stem 相信依恋和互为主体性是分别独立的并且互补的两个动机系统。依恋系统平衡了我们两种相互有关的需求，一个是由身体亲近带来的安全感的需求，另一个是通过探索而可能实现的学习的需求。互为主体的系统则受我们了解他人、也要被人了解的需求所驱动。如果依恋的存在是为了促进安全感，那么互为主体性的存在则是为了提升心理上亲密感和归属感的体验。和依恋相似，互为主体的体验也为进化生存提供了益处。一方面，它有利于团体的形成及有效运作(包括坠入爱河的两人团体)。另外，它也有利于自我认同的形成和维持。尽管没有互为主体的联系(比如)也可以产生依恋，没有依恋也可以形成互为主体的联系(比如有可能会遇到一个陌生人，似乎是个灵魂伴侣)，但是一般而言，依恋和互为主体性确实是相互促进的(比如心理治疗)。
Stem 将心智化看做是互为主体性的一个表现，但是，我猜测，他也认为两者是非常不一样的。心智化，如同该词的隐义一样，它是一个过程，让我们理解自己的体验和他人的体验，并为这些体验赋予意义。互为主体的联系，如同该词的隐义一样，多指在我们自己和他人之间取得共鸣、一致，并且能够"分享心灵中的景象"，而不在于理解和赋予意义。正是能够渗入或"相互穿透"个人的边界，才使得我们能够介入到其他人的主观体验中。就此而言，情感调谐作为互为主体性的标志，它可以被视为不仅跟沟通有关，也可以看成是Stem 所说的"人际共融"，即参与、在一起，或分享另一个人的主观体验，而没有意图要改变它。
互为主体性作为发展的成果
Trevarthen 和Stern 不仅强调了互为主体性是先天的，起源于人们知觉到在对自己的体验和对他人的体验之间存在呼应性，还强调了互为主体的体验是相互调节的这一事实。进一步考虑互为主体性这一概念，精神分析理论家Jessica Benjamin 提出，从完整意义上说，互为主体性不仅取决于呼应也取决于差异，不仅取决于相互调节还取决于相互认识。
Benjamin问道:"两个主体的相遇，与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的相遇，两者间有什么差异?"。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她提出互为主体的联系的能力是不断进化、永远无法发展到极致的，在极致时，两个主体——两个分别独立又旗鼓相当的中心，既能主动发起，又能体验——能够相遇。这是心灵的相遇，就如同Benjamin 所说"你知道我的感受，即使我想要或我感受的，跟你所想要或感受的相反”，以及"我们能分享这些感受，而不惧怕我的感受原来是你的感受" 。这类的互为主体的联系，示范了Benjamiin 所说的"相互认识"，即认识他人和被他人认识的能力。
与一种对他人的"心灵内部"的体验相比，这种认识是"互为主体"的体验的基础。前者基于我们将他人知觉为有别于我们的另一个的主体，主要存在于我们心理领域的运作之外。后者涉及到我们对他人主要是通过投射、认同和其他心灵内部过程而产生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他人基本上是一个存在于我们表征世界内的客体，可能被理想化或被贬低，但并没有被我们体验为真实的人。套用Martin Buber有关"人与人之间"对话哲学的术语，互为主体的联系创造了"我－你"关系，这种关系的标志是相互性、对话和以他人自己的方式体验他人的能力。相反的，在心灵内部进行联系则把我们限定在"我-它"的关系中，在这种关系里，相互性是缺失的，强制取代了协商，预先存在的体验类别主导着我们对其他人的体验。
一方面，Benjamin (重新表述了的说法)在有关心理治疗的目的方面明确表示，"客体在哪里，主体也一定在哪里" 。在另一方面，她相信(和Buber一样)两种关系类型——主体/主体和主体/客体——都是必需的，而且，自相矛盾的是，每一种关系都使得另一种关系成为可能。
为了澄清这个悖论，Benjamin追踪了互为主体性的发展历程，从婴儿最早对呼应性和相似性的觉知，到学步期儿童从一岁半时开始出现的、在分离/个体化和联接两者之间的和解冲突：
我们可以说它起源于"我们感受到这个感觉" ，而后发展为"我了解有另一个心智的你，分享着这一同样的感受”。但是，在和解阶段中，当儿童开始面对"你和我不想要或无法感受相同的事"这一差异的时候，危机就出现了。对这个发现的最初反应是对自我和他人之间的认识崩塌了:我坚持我的方式，我开始试着去强迫你，因此我把你的拒绝体验为一种逆转:你在强迫我。"
如果儿童快要开始获得相互认识的能力时，修复这种"认识的崩塌"就极其重要。当然，这种能力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个自小开始且持续终身的过程。这要求儿童首先能够坚守自己的现实，其次能够接受与自己相反的、他人的现实。
Beniamin 追随 的说法，她解释说，只有当儿童能强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愤怒，而后能发现他人可以"幸存于灾难" ——既不报复又不退缩——这个儿童才有机会学习到，事实上，他人是另一个独立的主体，而不是一个客体。这就是对于这个悖论的解决方案:当他人被当做客体来对待时，你会发现他人是个主体。当儿童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的尝试失败了，而且这个尝试在他人那里行之无效，通过这个过程，儿童发现差异并不一定是分享体验的障碍，而对话可以免除一个人必须主导、另一个人必须服从的要求。这个发现使儿童能更加充分地拥有自己的主体性，意识到关系可以有潜力为两个人都留有空间——容纳两种意愿、两种对现实的看法、两个主体。
要注意到，相互认识和心智化是两个概念上的同类近亲。Fonagy 在并没有参考Benjamin 关于主体和客体的论述下，对此加以区别，和她的说法相对应，Fonagy 认为，当我们心智化时，我们对他人的反应不是将他人当做客体，而是当做人。
作为心理治疗理论的互均主体性
Benjamin 称赞了Robert Stolorow 和他的同事，因为他们将"互为主体性"这一术语引入了临床理论中。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以拓展精神分析性的为特点，他们把分析情境中的互为主体性描述为“由两个主体——一个来自患者，一个来自分析师——的交汇而构成的特定心理领域" 。类似地，在《临床互为主体性初阶》中，Natterson 和Friedman声明，"互为主体性是一个总体的名词，指在处于关系之中的两个人，在意识和主体性上的交互影响"
尽管这些作者是在有关一种具体的治疗取向方面使用了"互为主体性" 一词，我却认为它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它像一个最好的统称，将过去20 年中逐渐形成的、有价值的临床研究囊括在内，这些研究既验证又延展了依恋理论和婴儿－父母研究在临床上丰富的洞察。使用"互为主体性理论"、"关系取向精神分析"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等词，对这些源于咨询室的发现进行各种各样的描述，这带来了临床领域的范式转变，它赋予我们新的工具，针对那些"不能言语的" 体验而工作，而依恋研究认为这种体验是最重要的。这个范式转变的核心，是摈弃了治疗师作为客观观察者的匿名性这一理想境界。在这个范式中，我们认识到自己无法避免地要参与到活现中，这些活现反映出患者和治疗师之间相互锁定的脆弱性——以及将这些潜在的障碍转变为治疗机会的挑战。
治疗关系中的依恋和互为主体性
Bowlby 如同种子般的开创性见解，以及Ainsworth ，Main和Fonagy等人的研究，都指出：在塑造我们的熔炉中，依恋关系具有绝对中心的地位。这意味着依恋关系也可以是一种情境——无论是在爱还是心理治疗中——在这个情境中，我们早年受到的情绪伤害最有可能得到治愈。因此，治疗师可以是一个新的依恋对象，在与治疗师的关系中，患者能发展出新的依恋模式。
Fonagy 尝试在依恋研究和临床实践之间搭建起桥梁，他强调指出，要使患者能够在治疗师的心智里找到自己的形象，发现自己是一个正在思考和正在感受的人，这一点很重要。根据这个观点，心理治疗是通过产生一个安全依恋的关系而"起作用"的，患者在这样的关系中能够发展出心智化和情感调节的能力。对于Fonagy 来说，这样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患者能从他人了解自己的过程里逐渐了解自己。
Fonagy 不是唯——个想在依恋、互为主体性和心理治疗之间搭建桥梁的临床工作者(研究者)。除他以外，Beebe和Lanchmann等人都对我们理解互为主体的依恋关系在发展中的角色做出了杰出贡献。可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Daniel Stern 在1995 年开展的合作性研究中做出的贡献。
在那个时候，Stem 把一群发展心理学研究者和精神分析师(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包括Karlen Lyons-Ruth, Louis Sander 和Edward Tronick)组织起来，形成了现在的变化过程研究小组。这个研究小组依照Stem的结论，即人类的互为主体性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强调，在儿童时期和心理治疗中，注意互动的细微之处并用来理解发展，这一点很重要。他们特别关注共同创造的、内隐的、通常是非言语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过程，在婴儿－父母的关系中以及患者－治疗师的关系中，改变都会发生。从他们的观点看，主要的治疗干预是鲜活的治疗关系，而不仅是关系被分析而已。Stem自己，或许是重新回到他早些年关注的主题，将情感调谐作为一种互为主体的共融，最近他又给出理由说明，对意义的追求可以是深化体验的捷径——尤其是患者和治疗师双方相遇的互为主体的体验，这个体验的过程以及这个体验本身，有时能够产生最重要的治疗性变化。这一点上，虽然Stem 没有直接提及觉察，但他强调聚焦当下时刻具有绝对的中心地位。
对这一系列贡献的回顾，勾勒出一种整合式治疗取向的轮廓，它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依恋理论在临床应用维度上的空白。这种取向把新的依恋关系放在治疗性工作的核心位置，对此后续章节将加以详细的描述。在这种共同创造的互为主体的关系的情境中，内隐的和非言语的沟通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我们能够去认识患者，同时允许患者重新造访自己未完成的发展性任务。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构建出治疗性的关系，让这个关系发挥保温箱的功能，去孵化患者那些或多或少未能发展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让他们可以自由地感受、思考，以及自由地去爱。Winnicott写道：“成熟过程的特点是被驱力推向整合" 。当我们能够让患者身上的驱力重新参与选来，新的依恋关系就开始发挥转化作用了。
www.nmgpsy.com内蒙古心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