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Linda Carter
将积极想象视为一种自发产生的心灵过程，在治愈方面有着创造性的潜力。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建设性的方法，积极想象可表现为舞蹈、绘画、写作、意象对话以及沙盘游戏。作为一种治疗技术，积极想象要求我们“从内容辨识自己”（荣格，1928，para.373），它与心灵内部和人际间超越功能的调节机制紧密结合。
霍多洛夫（Chodorow）曾说：“……区分象征性表达与无意识涌现或无意识认同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对无意识表达的意象进行区分的能力，对于识别这一辩证过程的涌现是必须的。抛开逻辑论证，超越功能得以发生，并最终使其成为一种象征。
那么，在创伤幸存者身上发生了什么呢？混合了创伤性经验的不断重复的意象也许会永远分裂，而非成为一种富有建设性的象征。甚至处于关系中的治疗师也会被视为威胁或潜在的伤害。他们会对治疗和治疗师产生恐惧性反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接触也许会刺激分裂的发生，这种分裂被当为一种防御来抵挡那些超出个体身心承载力的内容。积极想象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将这些意象进行关联并整合入叙事或故事的“观察者”，而创伤最初，通常缺失这样的“观察者”。
著名的创伤研究者贝塞尔·范德科尔克（Bessel van der Kolk）建议，在和创伤幸存者工作时，第一要务是帮助他们回到现实，回到这一刻，而不是把他们推入创伤回忆，进行宣泄表达。分裂体现在个体生理机能上的“假死”倾向以及处于一种低唤醒状态，这使得他无法与自我和他人建立富有创造性的关系，也阻碍了的健康发展。
在另一种极端状况下，创伤幸存者也会体验到一种高唤醒状态，表现出“战斗/逃跑反应” ，常见于、恐惧行为中。总之，缺乏组织性、迷失、分裂将会使创伤幸存者孤立、被压倒、感到破碎和无望。
荣格说，如果抛开意识来进行积极想象，就是将创伤幸存者丢到了混乱的意象洪流前，使其容易被伤害。这种强大的、荷载情感的意象未必能引发完整性和整合感，而我认为，这种完整性和整合感正是荣格使用积极想象这一方法所希望实现的。
创伤阻碍了心灵连贯性，也妨碍了自我组织形成一个更复杂的系统的自然进程。为了达成这种连贯，左右脑功能的整合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创伤幸存者而言，却并不容易。叙事和故事可以将左右脑的功能整合，给人一种整体而非分裂的感觉。不论是从自下而上的身体层面还是从自上而下的意象层面来说，这种包含了校正和创建关系的故事叙述都具有深远的治疗意义。
沙盘游戏是积极想象的表现形式之一，有将躯体与心灵相联系的潜在作用。它既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身体疗法，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心理疗法。它既开启了对重复性创伤体验的容纳与处理，同时，也使得最终涌现出真实的意象成为可能。沙子与沙具的实物性，与治疗师时间和空间上的亲密接触以及沙盘中限定的空间，能够稳固而有效地支持创伤幸存者当下的存在感，这对于创伤幸存者来说是一个挑战。
行动的能力以及掌控一个安全和容纳的空间的能力验证了心灵的真实性，而这是在传统的中难以看到的。当得到一个的他者的分享和支持的时候，心灵中原本太过强大的意象就能以非言语的方式表达出来。最终，言语和叙事就会通过治疗关系自然涌出。治疗师包容的态度为病人操纵实物提供了一个容纳的空间，这能够创造一种病人与治疗师同在的心理的、情感的和物理的环境，从而调节和扩大病人的“容纳之窗”。
丹尼尔·西格尔（Daniel Siegel，1999，P253）曾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容纳之窗’，通过它，大量强烈的唤醒被加工处理，从而不会扰乱功能系统的运作。”这一状态在高唤醒与低唤醒状态之间 “……从内在及外在环境中获得的信息得到整合……在最佳唤醒区，皮层功能的运作得以维持——这是对认知、情感和感知觉层面的信息进行整合的先决条件。”（Qgden,2006,27）
高唤醒区的特点是：感觉增强、情绪反应、高度警觉、意象涌现以及认知紊乱。而低唤醒区的特点是：感觉减弱，情感麻木，认知减退，运动减少。在最佳唤醒区，感受与反应是被容纳的，我们可以边思考边感受，我们的反应与情境相符。（Ogden. Minto&Pain,2006，P27）
自主激活模型
在自主激活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唤醒状态的临床表现为：感受过度、恐惧、冲动、高度警觉、防御、不、应激、思维奔逸。低唤醒状态的临床表现为：感情麻木、了无生趣、消极、感觉缺失、思维困难、无连贯性、停滞、不在场、及空虚感。在最佳唤醒区，感受与反应是被容纳的，我们可以边思考边感受，我们的反应与情境相符。（Ogden. Minto&Pain,2006，P27）
理解自主神经系统的唤醒基础，有助于我们评估和理解病人在某一特定时刻投入治疗关系及自己内在心理过程的能力。在与治疗师的调节性关系、治疗的界限以及沙盘的特定空间的共同作用下，病人更易进入容纳之窗，在那里，创伤可以找到身体及心理层面上的表达——这是一种新的、富有的表达，我想荣格分析师可能会称其为真实想象（true imagination）以及自我的表达。
我曾有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位五十来岁的职业，经历过一些早期童年创伤，在七年之中每星期都进行四次治疗，治疗频率在治疗之初就确定了，因为她当时有倾向，需要被容纳。通常，她带着治疗间隔期的愤怒，以一种高焦虑和高唤醒的状态进入治疗室。一旦在椅子上坐下来，她就进入了低唤醒状态，像尊石像般静静地凝望着我，无力动一动，也无力说话。我开始意识到，与她进行言语交流已不太可能，而沙盘游戏也许能帮助她表达。具体的沙具扮演了虐待性的消极母亲的角色以及救护性的积极母亲的角色，有明显的沙盘场景在表达与虐待有关的回忆和感受。
在沙盘限定的空间里，在有界限的治疗关系中，病人感到有足够的支持去处理那些多年来反复侵入她情感生活中的创伤，她开始能够调节和接纳自己曾经遭受过的一切。于是，另一个世界出现了，那里有许多有关抚慰、嬉戏和美的象征，体现在一些自然界的景象，例如水獭和山，还有一些如乐器之类的小玩具，以及代表着可爱宠物的动物形象。
通过沙盘游戏，我们建立了一个不断发展的接纳之窗。在那里，意象、创造力和自我能够涌现，并有足够的力量去承受创伤所带来的重负。在来自治疗关系的外界力量和她自己心中新生的内部力量的作用下，一个容纳了建设性和破坏性力量的治愈与整合的过程开始了。
基于荣格早期积极想象的观点，我建议，沙盘游戏治疗师需要通过病人从无意识内容中区分出自己的能力，来了解创伤经历对病人有效使用这一治疗技术的影响。如果处于一种高唤醒或低唤醒的状态，或没有位于容纳之窗中，想要触及真实的意象可能会受阻，甚至根本不可能。而沙盘中的沙具及沙子本身能够为病人带来抚慰，并给予病人足够的空间去认同/否认，以及使用玩具形象进行“我/非我”的游戏。从上文提到的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沙盘中的容纳空间以及调节性的治疗关系能够帮助病人建立一个能使容纳之窗涌现出来的环境，这个环境也为创造性的自我提供了坚实的立足点。
（本文选自《沙盘游戏》期刊2016年第一期，洗心岛出版社出版，转载请注明转自微信公众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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