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地，控制现象是师所面临最艰难的课题。
It cannot be disputedthat controlling the phenomenon of transference presents the psychoanalyst withthe greatest difficulties. ( 1912b： 108)
使用移情和来了解患者的内在世界是精神分析的正字标记。但，“移情”二字究竟所指为何?它与不同的模式又有何关联? 我们再度碰上先前几章讨论过的“弹性的”精神分析概念。
我们已经很清楚，精神分析领域对心智(mind)的不同诠释，以及对发展过程的不同意见，皆会影响分析患者的方法。理论既然不同，在解释移情和反移情概念时，必然也会互相冲突，因为此二者是无法抽离其脉络架构而独立存在的。将移情放进脉络中来看，人际取向理论者(interpersonal approaches)偏好用两个人的互动来说明移情，他们认为分析师和患者都有份于移情的发生；心理学(ego psychology)则主张移情是本能愿望的表达；而根据克莱恩学派的观点，移情则是潜意识幻想的表征。诚如第二章所提到的，在这种种看法当中，有些是本质的不同，有些则只是所使用的语言不同罢了。无论如何，没有一个理论是纯粹的，解释潜意识幻想不再是克莱恩学派分析师的特权，就像本能论不是自我心理学或当代学派的特权。一般来说，大家都同意移情是分析关系中的一个现象，而真正争论之处在于其内容为何，亦即究竟是什么东西被“转移”了。另一个重要的差异在于，各取向对于“以诠释移情为治疗核心”或“诠释移情是唯一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法”持不同的看法。有关此主题在临床上的争议将留待第八章讨论，本章将着重于理论方面的讨论。虽然移情和反移情密不可分，不过，在本章中，我们将分开来讨论。
移 情
最初，布雷尔Breuer和弗洛伊德(1895)将移情视为“有污染的影响”，它会妨碍或阻抗治疗中的宣泄(cathanicmethod)。弗洛伊德担心移情是医师对患者有不当影响的结果，因此，精神分析如果专注于这样的现象，会被视为一种变相的催眠或“暗示”。但弗洛伊德很快就了解到移情并非单由暗示所挑起，患者与分析师的关系是了解个人内在世界的首要途径；移情则是患者对分析师的病态伊底帕斯依附，亦即患者早期与父母(或主要照雇员者)的关系的再现(Freud1895, 1905c)。这样的了解使弗洛伊德发现了一种精神官能症式移情(transferenceneurosis)，它包含了正向和负向的移情，相似于原始伊底帕斯情境中的感觉和愿望，这些后来又在分析中重现。分析若要有效，分析师必须分析所有呈现在分析师面前的移情现象，否则，它将会阻碍被潜抑之幻想的浮现。为此，早期弗洛伊德就认为移情有两个面向：一方面，它是一种阻碍回忆的抗拒；另一方面，它是期冲突的“重现”，这样的重现对于治疗是有用的。
弗洛伊德(1912b)也区辨移情机制(transference mechanism)和移情动力(dynamics oftransference)的不同，前者反映了过去的经验，而后者则是被分析情境所挑起的。他将移情的机制视作一种“模板”(template)，或是贮存在系统潜意识里的婴儿影像(infantileimages)，由系统潜意识中产生了“动力移情”，亦即患者与分析师在分析情境中的情绪关系。当代精神分析师仍对移情的这两种面向争论不休，争论的主题是，究竟是“过去”的潜意识重要，还是“现在”的潜意识重要(Sandler & Sandler 1984)。有些作者认为移情是重建童年的主要路径；有些人则主张探索诊疗室中的移情才是治疗的重心。另外一个热烈的争论是，到底要从精神内在的角度(intrapsychic view)来看移情，或从人际互动角度(interpersonalaspect)来看移情,这两种论点的拥护者之间也有相当热烈的辩论。不管从何种角度来看，移情都是弗洛伊德临床理论的中枢，同时也是当代精神分析的核心主题。
Ø 诠释移情：古典观与现代观
首先，我们将由“古典”和“现代”(或称之为“当代”)实务与理念，比较移情的不同面向。为了方便的缘故，我们暂时使用“古典”和“现代”二词，事实上这两个词不该被视为互相冲突，而应是互相依存且概念重叠。移情动力最“古典”的定义是，患者将其过去与重要他人(如母亲、父亲或手足)的经验和强烈的转移到分析师身上，这些强烈的感觉包括依赖、爱、性吸引力、嫉妒、挫折、恨。患者没有察觉到此种错误的连结，在他/她的感觉中，这些情绪并不属于过去，而是直接与在他/她面前的分析师有关。以上的观点认为，诠释移情可以使过去的情绪再现，并让患者在诊疗室中再次经验过去，或重建过去的经验。当患者对过去的事件有了新的看法时，则能克服过去的创伤；持此观点者认为婴儿期的精神官能状态(infantile neurosis)是分析的焦点；它将分析师比喻为空白的荧幕，让患者投射其婴儿期的渴求；它强调过去经验的重建，并认为移情可能是一种抗拒。
相反地，采取“当代观”的学者认为，移情所呈现的并不一定是过去潜识的心理能量，也可能是治疗中由于强烈的治疗关系所引发的潜在意义。这假设能否成立必须靠检视过去的经验如何影响着今日的渴求、的形成和个人的期望。此派不接受早年的精神官能症是成人病态的唯一原因，也不认为移情官能症是治愈的单一途径。因此，它不强调过去经验的重建。在他们眼中，移情二字所包含的意义较广，它包括患者与分析师之间的互动、心理冲突的重现，并反映出内在客体表征之间的互动；它也是一种使个人内在戏码透过分析师而呈现出来的媒介；它是受过去影响的新经验，而非过去经验的重现(库伯Cooper 1987)。
布伦纳Brenner(1982)认为“移情式精神官能症”一词根本是多余的，应该剔除掉。事实上，现在已经很少人讨论移情式精神官能症了，转而代之的是移情。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94)认为虽然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但是无关质疑地，有些接受精神分析的患者在治疗情境里被涵容，并且随着治疗一天一天地精进，他们的精神官能症也渐渐从生活中消失。
移情的古典观和现代观存在着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参见表5-1)。当我们讨论当代理论家们满脑子想着的三个关键问题时，就会看见其中的复杂：
(1)移情是对现实的扭曲，或是受到过去经验影响的当前潜意识分析情境的表征；
(2)移情是一种普遍的或是一种特殊的分析治疗现象；
(3)移情是分析情境的全部，或只是分析情境的部分。
扭曲或真实?
古典精神分析认为移情是对现实的扭曲：移情是个体透过目前的关系，满足早期渴望的现象。因此，它是将过去的关系投射到目前关系的心理现象，个人所经验到的不是过去真实的关系，而是在目前的关系里经验过去的感觉。
表5-1 古典与当代观点看移情
| 古典 | 当代 | |
| 定义 | 将过去经验置换到现在，受到过去经验的影响 | 根据过去模式建构现在的经验 |
| 现实 | 扭曲-客观的现实 | 主观的现实 |
| 动机 | 与早年渴求、幻想、害怕有关的攻击/原欲驱力 | 适应性；组识知觉/情感/认知经验以建立一统整的自我(cohesive self) |
| 分析师 | 中立的/空白荧幕；客观的 | 经由互动而有所介入；主观的 |
| 介入 | 对扭曲的诠释 | 反映患者的自我建构，以及他如何建构其分析治疗关系 |
| 改变 | 减少早年的欲求与扭曲 | 僵化的心理基模变得较有弹性；分析的经验使患者以新的基模生活 |
有位年经的女士抱怨说，她的分析师似乎不欣赏她所做的努力，也不关心她的工作状况。分析师诠释，患者觉得分析师不欣赏她在治疗过程中所做的努力，也不关心她的进步。她接着说，她的母亲年轻时有成功的事业，可是因为患者的诞生，她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生涯。多年来，患者的母亲一直无法重拾其专业生涯，而患者觉得母亲在怨恨患者的学业成就、一点也不关心她在学校的表现，只是一味地说着，她多么希望自己能重回工作岗位。分析师诠释说，患者认为自己的成功只会导致别人的嫉羡和怨恨。因而，她认为分析师就像她的母亲一样怨恨着她的成功，而且放弃了治疗她的工作。
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在临床工作中，古典观和现代观交叠出现，很难清楚地区隔。分析师的第一个诠释采用的是当代观点，在这个诠释里，分析师将移情和患者眼中的治疗情境连结起来了，亦即当患者埋怨分析师不关心她的工作状况时，隐含的是患者对治疗关系的感觉。第二个诠释则是古典的，亦即患者过去与母亲的关系直接地扭曲了她对分析师的知觉。古典观点认为患者在诊疗室的反应直接与过去经验有关，因此认为诠释的重点在于藉由重现于治疗情境中的情感，来了解过去的经验。但，从当代的观点来看，患者对分析师的恼怒只是间接地与早年对母亲的挫败感有关，但却直接地与患者当时的渴求、幻想或期望有关(这样的幻想或期望不被意识所接受，因此需要透过移情诠释将它摊在阳光下)。因此，与分析师互动所产生的幻想本身，成了诠释的中心。由此角度看，动力来自于治疗情境的“此时此刻”，它只轻微地受到过去早年经验的影响。如此，移情则是一种正向的治疗助力，而不只是过去的重现，或是经由分析师的诠释后，患者得到领悟的工具而已，它像是一个探测器，会引出或勾出分析师的反应，而这反应则有助于了解患者更深层的需求。因此移情是一种互动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患者选择性地对治疗情境做反应，而这些反应又受到过去经验的影响。
患者对分析师的知觉显然受到过往经验的强烈影响，某个患者觉得这位分析师关心他、了解他，而下一位患者可能觉得这位分析师对他怀有敌意和拒绝。莱文森Levenson(1983)强调这些移情的扭曲成分(我们看见我们期望看见的、经验我们期望经验的)，也就是透过重复及僵化过去的关系，来抗拒对事实真象的了解。但是患者也许可以在潜意识中，根据分析师的行为，看见他的真实面——他布置房间的方式，安排其工作和生活的样子。治疗里的“现实”是由患者与分析师双方共同决定的，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经验到的是一位真实的分析师，以及他眼中的分析师，而分析师对患者的反应，一部分是因着患者这个真实的人，另一部分则受到反移情的驱使。
某些当代观点隐含着一个说法，亦即有一个潜藏的、可被了解的真理或内在“精神现实”(psychic reality)可经由对于防卫的诠释，以及扭曲的解套被呈现出来。持以上这种柏拉图式观点的分析师受了克莱恩和Bion的影响，克莱恩和Bion认为内在较“真实的”(truthful)状态被“死之本能”有关的式(psychoticanxieties)所围绕，而非弗洛伊德原先所认为的，与无法被完全了解的婴儿式精神官能症(infantileneurosis)纠缠在一起。他们认为理想化移情(idiealizing transference)和情欲移情(erotic transference)是病态组识的一部分，因此视理想化移情为一种防卫，用来抵抗对分析师的敌意和想毁灭他的想法，而不是一种抗拒。相反地，谢弗Schafer(1981)、吉尔Gill(1982)和思彭斯Spence(1982)对所谓的“可被了解的真理”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移情关系有个人主观的真实面，而不是一种对潜意识幻想中，精神现实某些基本面向的扭曲。对他们来说，没有所谓的重建(reconstruction)，只有从“此时此刻”来建构(construction)过去。其他学者同意这看法并认为，我们所重建的也许是有帮助的，但也许是从不曾发生的，而我们应该更多强调后来的经验如何修改了过去的经验。此两种对于真理到底是“一致”(correspondence)或“符应”(coherence)的争辩有其更深的哲学根源(卡维尔Cavell 1994, ch.p.21)。
理论的发展也影响了众人对移情的看法。投射-认同的概念和内在客体的外射很明显地与分析历程中的移情和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有关。康伯格Kernberg(1987)认为，移情分析主要在于分析发生于诊疗室中，早期内化进去的客体关系，同时也是在分析心理结构不同面向之间的冲突。他反对将当前的表征与真实的过去做过分简单的连结，并认为内在客体关系的形成同时来自幻想和现实。
这些观点都受到古典理论的影响，古典观认为移情是一种扭曲，或是错误的知觉，需要透过分析来消除。这种观点可以回溯到另一个更早期的想法，亦即认为移情是一种抗拒，虽然它也是引发治疗效果的必要因素。如同先前所提，现代观认为移情是诊疗室里潜在意义的显现，是正向的。斯莱文Slavin 和Kreigman(1992)主张，人类不太可能一直处在连续的错误知觉和扭曲中，他们建议由另一个角度来看移情，强调将习得的经验带到新的情境里，好让先前的经验在新的经验中得到修饰。因此，移情不是现况的扭曲，只是未经修饰的“先前观点”罢了。Sto1orow等人(1987)从存在观点，认为移情是个人藉由潜意识寻找原则以此了解周遭生活的方法。Bollas(1987)在说明“未想到的事，被理解了”(unthought known)一概念时，提到移情不只是早期关系的重演，也是重要的新经验，在此经验里，先前未曾“想过”的精神生活面向，在此被赋予了时间和空间。同样地，谢弗Schafer(1977)也主张移情是在治疗中被忆起的“过去情绪经验“，而不一定是真实发生过的事。
移情是普遍的或特殊的现象?
另一个争论的主题是，只有治疗情境和分析关系才会引发移情?或是任何关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目前，对此争论有一致的共识，移情存在于所有的关系里，也存在于我们对机构的态度。例如，有些人一再地对机构组识采取对抗和攻击的反应，可能是在重演他与其父亲未解决的争执，同样地，医院里的患者也许会对医院照顾他的方式感到失望。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所激起的埋怨，可能会因着早年经验而更加高涨，如，憎恨或气愤早年的主要照顾者未能按着他所要的方式满足他的需要。无论如何，分析情境鼓励移情现象的发展与观察。
是否所有的分析情境都与移情有关?
接下来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分析历程所包含的内容全都是移情吗(所有论)？抑或仅有部分是移情(部分论)？有人企图从较狭隘的角度看移情，但有人则宁愿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安娜·弗洛伊德(1936)从三个面向来界定移情：原欲冲动的移情、防卫的移情，以及分析情境引发的移情。这三种移情定义根据的是古典的说法，它主张早年婴儿期的渴望和先前的防卫策略或行为，会重现于分析情境。一般常用“行动化”(enactment)来描述以上状况，它可能发生在诊疗室内，也可能发生在诊疗室外。“分析情境引发的移情”指的是受到分析治疗的刺激，患者在治疗情境之外，将早年的渴求行动化了。这个概念和行动化(acting out)很相似，行动化不是移情的结果，而是因为患者无法将问题以移情的方式呈现。但这种说法已鲜为人用。晤谈时，当患者在诊疗室中以行动表达感觉时，则是分析情境的移情。
Strachey(1934)是第一个清楚地谈及移情的关系向度的人。在他眼中，基本上，移情是错误知觉(misperception)，亦即患者以超我的扭曲眼光来看分析师——将分析师理想化、贬抑，或视之为严厉的判官。在日常生活里，移情营造精神官能症的恶性循环，因为对方的行为会受移情的影响，并且反过来肯定了移情者的偏见(我们现在称之为投射-认同)，换句话说，对方会真的呈现严厉、不一致、拒绝等等行为。分析师的任务则是温和地保持中立、并仔细辨识发生的过程，最后再以“引发改变的诠释”(mutative interpretation)来传递他的了解，藉此中断此举性循环，让患者内化进去一个修正过的、较不严厉的超我。
克莱恩(1932)也认为移情是潜意识幻想的表征，它反映出内在世界的人我关系。将这样的概念放在“内在世界”的构架里来看，它指的是过去和现在的潜意识幻想、防卫，以及现实经验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就好像所有的心智生活(mentallife)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移情的影响。Joseph(1986)认为移情是“分析情境的全部”(total analytic situation)，但有些人则认为他的说法有过度涵盖的危险。
桑德勒Sandler等(1969)认为并非每一件事都与移情有关——我们不可忽略分析师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他/她带着明确的任务，投身于与患者的关系里。尤有甚者，如Strachey所言，患者与分析师的互动会修正患者对早期挫折环境的反应，因此它既非重复早期关系，就不是移情。
就像弗洛伊德和其他人一样，Greenacre(1954)认为“基本移情_”(basic transference)和“分析中的正典移情”(analytic transference proper)是不一样的。前者所隐含的信任反映了早年的母婴关系，有助于治疗联盟的建立；而正典移情则与日后发展上的冲突有关。在冲突的移情关系里，基本移情是导向有效治疗的必要条件。但是对Brenner(1979)而言，如此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他认为弗洛伊德所提的两种移情只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他根本就不承认有治疗联盟这回事，他指出，分析患者与分析师之间的“联盟”和分析抗拒一样重要。不同观点带来不同的治疗技术，持“部分论”的分析师会尽力去发展他与患者的关系里不受移情扭曲的部分，而持“所有论”的分析师则不会。持部分论的分析师除了用诠释修正移情造成的现实扭曲外，也会使用支持肯定，或和患者讨论实际情况。
例： 挥手打招呼的患者
某二十八岁有个疯狂工作并拒绝她的父亲，她和男人的关系一直是短暂的施虐——受虐式的。她说，她曾看见她的分析师骑着脚踏车经过，她向分析师招手，但分析师却没有任何回应地忽略了她。她开始在晤谈中责骂他，并指控他是个残忍的人。既然分析师真的没有看到她，便向患者说明虽然他了解她那回在街上感到被拒绝，但事实上他真的没有看见她，所以也就无法回应她的招呼。重要的是，过去的经验如何使她如此敏感于这种无心的拒绝。
这种针对现实状况所做的陈述，是为了在诠释潜意识幻想之前，先减轻病态的扭曲。在后来的晤谈里，分析师将此事与患者过去的经验连结起来，并诠释患者如何企图在分析情境中建构一个残酷而报复性的互动。更重要地，分析师也检视自己是否有任何属于自己的因素，或反移情促使他没看见患者。在他们的分析关系里，是否有他不想看的东西？
尚有一重要的争论是，用这种方式来确认患者的知觉，在技术上是否正确？或者，视诊疗室里所发生的每件事都是有意义的，并全然仰赖诠释为治疗的关键是否正确？许多分析师相信，这要看患者所面对的问题是在哪个发展层次。边缘性人格者的现实感不好，所以需要依靠分析师的“自我功能”(ego function)，对精神官能症患者而言，分析师对其内在世界的直接面质——亦即分析师的诠释不含有对现实之确认——可能有较大的影响力。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了解移情：
l 它是个人将过去的经验、态度和感觉转移到分析师和其他人身上的历程，而这些感觉是他在早年和重要他人的关系里，经常体验到的。
l 它是分析情境中和日常生活里，内在客体关系的外显。
l 它是治疗关系里的所有潜意识面向，包括非语言的沟通。
l 它包括治疗及治疗联盟的概念。
l 治疗过程里，可能存在着阻碍移情发展的抗拒，移情本身也可能成为解决潜在冲突的抗拒。
l 它可能是关系的探测器。
l 它可能是潜在意义的外显。它受了过去经验的影响，而在分析情境中藉由分析师再度被激起。
Ø 某些特定的移情模式
从分析严重精神病患可发现几种不同的移情形式。弗洛伊德相信精神病患和精神官能症患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没有能力发展出移情关系，毫无疑问地，他的看法是错的(这个例子正好说明了大师也有被理论蒙蔽的时候：弗洛伊德认为精神病是一种退化到的状态，就字面而言，处在自恋状态下的人，不可能建立任何关系，包括移情关系)。最近针对严重人格违常者所做的研究，清楚地描绘了在精神病患、性欲违常、边缘性人格、和自恋人格者身上所观察到的移情现象。当然，不同形式的移情之间会有重叠的部分；性欲违常的“移情”常有精神疾病的特质；而边缘性和自恋性“移情”又会有性欲违常的特征，有时也会有精神病的现象。
自我-客体移情
由于研究自恋人格而建立的特别注重自体(self)的发展。它认为“自体”包含了三部分：(1)自我抱负(self-assertive ambilion)；(2)理想和价值；(3)才能和技巧。每一部分都会引发自体-客体需求，也会导致“自体-客体移情”(self-object transference)。首先是镜映移情(mirroring transference)，当自我抱负受到损害时，个体会出现自我中夸大-爱现的部分(grandiose-exhibitionistic elements)。就好像父母可以从一大堆孩子里找到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会因此觉得自己是特别的，是母亲眼中的瞳仁，所以，患者会希望他/她在分析师眼中也是特别的。童年没有得到足够赞赏的孩子会无法建立起整合的自我，也会有较低的。在此情况下的孩子会不断追求完美，并且很爱表现，同时会继续渴望别人的认可和赞许。Kohut认为分析师要像个好父母一样，成为患者在追求自尊时的一面镜子，而非用一些过早的诠释来阻碍它。
第二种是理想化移情(idealisingtransference)，它与镜映移情正好相反，若个体未能建立起自我的价值感，则会不断夸大他人的完美，并以对方的完美来贬抑已经受损的自尊。在分析治疗的关系里，某种程度的理想化和共生是正常的，特别是那些早年未能正常地理想化其父母亲患者，这些人成年后会觉得所有的神都是不可信的。如同镜映移情一般，Kohut认为分析师应该接纳患者对他/她的理想化，因为过早的诠释会导致灾难的幻灭感及低落的自我价值感。
第三种是伴生自体-客体移情(twinship self-object transference)(Kohut 1984)。当个体对自己的能力和技巧没有自信时，则会转而投靠另一个虚幻的我(alter ego)，它让个体觉得自己具有稳固可靠的能力，并提供一个外在的自体-客体(self-object)，使个人在孤单、寂寞时能有所依靠。同样地，传统的诠释会将这种需求视为一种防卫机制，而认为个体用它来抵抗对分析师的依赖，或将之解释为个体面对自己的无能而产生的焦虑(阉割焦虑)。Kohut的缺陷论(deticit model)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分析师应该耐心地等候，接纳患者在治疗关系里所投射的必要的自恋，因为过早的诠释会增强患者的无力感，以及已经欠缺的自我价值感。
精神病式移情
“精神病式移情”一词被用来描述许多不同的分析情境，如分析师觉得碰触不到患者；患者迫使分析师替他/她思考。精神分析文献模糊地使用“精神病”(psychotic)这辞彙，它与精神医学之定义无关。精神分析师常用这个字来描述患者无法相信别人和他一样有会思考的心智，或是无法想象那些关心他的人会将他留在心里。这是“精神病式移情”(psychotic transfercnce)，因为分析师做为一个会思考的人，在患者者心中是不存在的，不过医师不会认为这样的现象就是精神疾病。
此外，“精神病式移情”(transferencepsychosis)也用来描述在精神分析的唔谈过程中，患者在面对无法忍受的痛苦情境时，瞬间出现的精神症状。分析师在接受这类人为分析对象时，常没认出其潜在病态的严重性。
Ø 例：有毒的分析师
有位忧郁的女患者在接受分析的同时，也因为忧郁的缘故去挂精神科的门诊。抗忧郁药物对她的情绪没什么用，所以精神科医师决定换另一种药。患者很快地和她的分析师形成强烈的连结，她将分析师理想化，觉得分析师是帮助她活下去的救星，所以她问分析师，她该不该吃新的抗忧郁药。分析师建议她应该遵循精神科医师的指示，所以她吃了新的抗忧郁药，但两天后，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接下来的那次晤谈，她指控分析师想毒死她，并拿出一份书面声名，里头谈到信任和背叛，她将这份文件读给分析师听，并要求她签名。她的信念促使她写信指控分析师专业上的失误，第二天，她没有再提这件事。
在唔谈中若出现像这样的暂时性精神症状，可能与早年经验比较有关，就这位个案来说，他们认为上述的症状与患者和母亲的关系有关——患者觉得母亲遗弃了她，把她留在酗酒又对她施暴的父亲身边，就好像她现在觉得分析师遗弃了她，把她留在那个想毒害她的精神科医师手中一样。这样的人通常不会崩溃为典型的精神病患，不过，继续治疗下去，很有可能出现边缘性人格违常的症状，像是引发诱惑或被诱惑的情欲移情。
Ø 情欲移情
Anna O意外地对Breuer有了强烈的情欲移情，使Breuer 断然结束治疗关系落荒而逃。他带着妻子到威尼斯去二度蜜月，然后开始远离精神分析。我们可以说精神分析实在是开始于一段情欲移情。弗洛伊德(1915)后来注意到在移情里，情意和情欲的感觉是极普遍的，并认为这些感觉是很有价值的分析素材。移情和抗拒反映了患者的主要病症，经由分析治疗可以使病症痊愈。有时患者和分析师的关系会受到情欲的感染，而使治疗效果降低，藉此逃避该面对的痛苦经验。此种移情式的爱与婴儿期的经验有关，而且，不论分析师和患者的性别配对为何，几乎在每一个治疗互动里，都会出现这样的移情；当患者觉察到自己有这种情感时，会无法接纳自己。且因此感到羞愧、不好意思。至于移情式的爱是在防卫什么样的痛苦经验则不甚清楚。Joseph(1987)和Steiner(1982)认为患者和分析师之间出现的兴奋和满足，是病态组织所引起的，而且可能并入情欲移情，成为一种防卫，来对抗忧郁心智状态的罪疚感和痛苦，或是对抗偏执-分裂心理位置的破碎。依附理论则认为，当一个人觉得他所在意的客体不会对他付出关怀时，他可能会使用这种方法来迫使客体有所反应。不管何种观点，当分析师能敏感于患者在性、爱、情感上的投注，并提供足够稳固的治疗情境，则能使分析有所进展。另一种移情的形式，称为母性的情欲移情(maternal erotic transference)，意指有创意地试图将患者-分析师关系从前伊底帕斯转化到伊底帕斯的主题，从母婴相互依赖转化到以母亲为爱的客体。此种移情包含了母婴早期关系中的各种感官交流。
相反地，性兴奋移情(erotisedtransference)则可能威胁到分析的本质。性兴奋移情与情欲移情、移情式的爱(transference-love)不同，前者对性满足的主要求是非常极端的，而且患者并不觉得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患者契而不舍地对分析师提出性要求，可能导致治疗的瓦解或分析师的行动化(acting out)。Blum在其研究中提出，常使用性兴奋移情的个案通常有类似的早期经验，如童年时的性诱惑、父母对不当“性活动”的失教，及家族里对乱伦/同性恋行为的容忍。如此看来，性兴奋移情其实是早期创伤的重现，也可能是企图控制早年“性创伤”的现象。性兴奋移情会引发分析师强烈的反移情，并进而导致分析师在技巧上仓惶失措，我们会在第九章针对这一点做进一步讨论。在此，要再强调的是，如分析要有疗效，分析师必须有足够的技巧和知识面对患者的性兴奋移情——就像Person(1985)和Breuer所说的，性兴奋移情“可以是金矿，也可以是地雷”。现在，我们将谈谈与反移情有关的一些问题，同样地，反移情可能是宝贵的治疗机会，也可能是致命伤。
反移情
分析师所能发挥的治疗功效仅止于自己的情结和内在抗拒所许可之地步。
No psychoanalyst goes further than his own complexes and internalresisitances permit. (Freud 1910： 145)
从弗洛德(1910)第一次介绍“反移情”以来，这个词的含意已历经数次重大变革。一开始，就像移情一样，弗洛伊德认为反移情对分析历程有害，当分析师出现反移情时，表示分析师本身需要进一步地被分析；而今日，反移情已成为分析理论与技术的核心。广义地说，“反移情”一词所指的是分析师在治疗过程中所体验到的想法和感觉，这些想法和感觉与患者的内在世界有关系，分析师可以利用这些想法和感觉来了解患者所要表达的真意，因此有利于。换句话说，是“患者引发的反移情”而不是早期所谓的“分析师引发的反移情”。
早期弗洛伊德及亲近的门徒将自己视为通译员，专门翻译患者的沟通内容和症状所隐含的潜意识意涵。身为专家，他将自已从晤谈的喧嚣中抽离出来，以权威者和仲裁者的身分判定何为正常、病态，何为真实、不真实。反移情使分析师无法正确地聆听潜意识历程，并导致分析师无法维持镜子般的姿态。他们认为反移情无助于了解潜意识的沟通。
Ferenczi(1921)是第一个挑战这种观点的人，在他所谓的“主动技巧”(active techniques)中，也提倡分析师和患者之间要多多彼此投入。不过，他仍然认为反移情是来自分析师自己的问题，例如分析师会因自己的自恋而鼓励患者阿谀的言行。此种观点一直持续到弗洛伊德离世。后来，英国客体关系学派和美国人际关系学派的兴起，开始推动一种较宽广的定义，Balint(1939)认为反移情这个概念应有更宽广的含意，而真正以实例来诠释这个概念的新含意者则是(1949)、Heimann(1950)和Little(1951)。对反移情的新看法促使精神分析运动至此兵分两路，有人比较喜欢新的看法，有人则宁愿坚守原始的定义，而认为反移情是一种潜意识的妨碍，它会削弱分析师的能力，使他/她无法正确地了解患者、并做出适当的诠释。而对人际关系派学者而言，这样的转变正好肯定了他们的立场——关系是分析治疗中最重要的因素，它也说明了早期分析师的独裁模式和僵化立场已到了穷途末路。分析师的独裁主义外衣已被丢弃，换上的是更多的平等、较多的民主和人性化；对英伦的分析师来说，这正是创意和论战的开端。
Paula Heimann在1950年所发表的论文奠定了当代反移情观点的基石。新观点的核心是，分析师被患者的言语和行为所引发的感觉、态度和联想，都有助于了解患者内在的潜意识历程，分析师一开始可能没能完全意识到这现象，经过小心地自我观察后，才能发觉它们的存在。Heimann更进一步地主张“分析师对患者的所有感觉”都是反移情，而反移情不单单只是关系中移情-反移情动力的一部分，它是“患者的创造物，是患者人格的一部分”。这样的看法无法避免地使已有的争论变本加厉，持此看法者又与克莱恩学派结盟，一起挑战弗洛伊德正统学说，如质疑将伊底帕斯情结视为理论核心的看法。克莱恩对修正主义者所持的反移情观点抱持谨慎的态度，也非常小心讨论反移情和投射-认同之间的关联，不过她的同僚却认为反移情和投射-认同是相关、甚至完全相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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