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18年5月14日早上7点左右，无线电123.7频道便一直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四川8633，成都叫”
“附近的飞机帮我叫一下，我叫不到它了”
“四川8633，成都叫你”
“四川的8633，成都叫你”
“四川8633……”
…………
当时，川航3U8633航班在飞行经过青藏高原时突发故障：驾驶舱风挡玻璃碎裂、自动驾驶失灵、仪表盘损坏、高空瞬间释压缺氧、副驾驶半边身体悬挂在窗外……
飞机上128条人命，都握在此时正在驾驶飞机的机长刘传健手中。
图片来自网络
机长刘传健曾在采访中如此描述当时的状况：
“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困难。你要知道，当时飞机的速度是八九百公里（每小时），又在那么高的高度（约9800米）。我给你打个比喻：如果你在零下四五十度的哈尔滨大街上，开车以200公里的时速狂奔。你把手伸出窗外，手能做什么？”
而早在2005年，塞浦路斯太阳神航空522号班机也曾发生过一起类似事故——驾驶舱瞬间释压，驾驶员当场昏迷，导致飞机在希腊坠毁，机上121人全部遇难。航空公司也因此遭受重创，银行账户被政府冻结，直接歇业。
不同的是，刘传健却在极端情况下驾驶飞机成功迫降成都，将一场原本足以震惊世界的灾难，变成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奇迹。
最近热映的电影《中国机长》，正是改编自真实的川航事件。
这部电影讲述的，不仅仅是一场紧张刺激的空中危机，更是一场128人在面对生死关头时的心理博弈——
每个人用最短的时间完成心理建设，并迅速拿出最理智的一面应对灾难。这才是奇迹来源。
下文含有
少量剧透
机长
剥离情绪干扰，保持绝对冷静
在不幸发生的瞬间，极少有人能真正剥离情绪干扰，保持绝对冷静——这需要极高的自我认同，以及对团队的信任。
极端恶劣的操作环境下，如果要为128条性命找到一个生存的机会，机长（电影中改名为刘长健）必须要在瞬间完成一系列强大的心理建设：
立刻接受飞机损坏的事实，避免所有消极情绪；
接受且不恐惧对事故原因的“未知”，信任自己与同事的职业素养；
调动所有认知资源和经验，快速判断目前工作台、飞机、副驾和自己的状态，找到自己能尽力挽回的地方，不逞强；
集中所有认知资源，全部投入到解决问题上面。
总结出来很容易，但要真正做到，每一点都无比艰难。
幸运的是，他拥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懂得保持冷静和抛弃一切不该想的东西。这种冷静和理性，往往是随着年龄和阅历逐渐积累得来的。人生的每次经历，都会不断刷新一个人的“情绪峰值”，峰值越高，能扛过的危机就越大。
只不过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这个峰值可能都是远低于机长的——比如我，像我这种“开车时发现快没油了”都会慌乱的人，大概连第一步“立刻接受飞机损坏的事实”都做不到吧。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厉害了，刘机长！
空乘
迅速转换角色，调节情绪
在地面不断呼唤失联的川航3U8633时，经历过几次剧烈颠簸的飞机内部已是一片狼藉。
如果说驾驶舱中是场目标明确的战斗，那机舱里，上演的就是人性的碰撞。
驾驶舱外的125人，不知道飞机发生了什么，正在面临什么，结局是什么。
未知就会引起焦虑。在未知带来的不确定性下，乘客们失去方向，失去指导行为的依据，强烈的焦虑在所有人心底发芽。
情绪是可传染的。当婴儿开始啼哭，尖叫声此起彼伏，焦虑和恐慌就会极其快速地在乘客间蔓延。
崩溃和混乱攻击着每个人的内心，有人的自我防御机制启动了，将焦虑促发的强烈敌意，转移到另一个群体身上——空乘。
机长要面对的是失控的飞机，空乘们要面对的则是乘客的人心。
这是个不亚于操控飞机的困难任务。危机关头，她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和自我认同迅速转化：
作为个体，她们有家庭，也许刚刚结婚，也许刚刚毕业，她们是焦虑和恐慌的；
作为空乘，她们不仅不能表现出丝毫的恐慌，还要安抚乘客，随时准备维持逃生秩序，她们需要获得乘客的信任以避免更大的混乱。
她们需要避免所有潜在的负面影响：通过动作和语言展现自己的专业程度和可靠性，进行包含必要信息和情感信息的沟通，表现出强大的纪律和组织性，让最敏感的乘客也愿意相信自己。
生死关头，对死亡的恐慌让所有乘客不由自主地关注空乘所有的行为信息，并进行分析判断。也就是说，哪怕只有一名空乘表现出一丁点恐慌，双方的信任都会毁于一旦，混乱就难以平静。
就像乘务长毕男，一面表情坚定、斩钉截铁地安抚乘客“相信我们”，一面转过头来坐下时双手发抖，无意识地抚摸自己的结婚戒指。
她们多坚强啊，像极了我们身边那些，明明自己很害怕很焦虑，却咬牙吞下所有情绪，强迫自己冷静，用微笑告诉你“有我在，不怕”的人。
乘客
在“死亡觉知”中，从恐惧到相互支持
再看乘客们，作为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之下，渺小、敏感、脆弱也无法避免地流露出来。
当然，这些反应是非常正常的。
人在“对死亡威胁做出本能反应”到“真正意识到死亡威胁”之间，总会有几分钟自我防御的封闭过程，此时恐惧的生理本能占上风。
当飞机开始频繁地猛烈颠簸，乘客们终于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并非普通的气流颠簸，终于产生了死亡的预感和意识——恐惧和宣泄焦虑，是此刻所有人的本能反应。
就像电影里一个灰色短发少女疯狂捶着椅子嘶喊着“我怎么这么倒霉”；
就像第一次坐飞机的四川阿姨眼神充满绝望，带着哭腔说“我想回家”；
就像一个胡子大叔，推着饮料车冲撞空乘和驾驶舱……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绝望和逃离，一切看起来混乱无序而自私。
图片来自知乎@罗罔极
但问题在于，单纯的恐惧并不利于生存。所以，在本能反应结束后，稍微冷静下来的人们开始重新寻求解答方案——与社会联结。这是漫长的进化写进我们基因里的经验，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是这种联结帮助人类一次次存活下来。
当人们真正意识到“死亡”有可能来临，这种意识会引导我们做出相应的一系列心理活动，这也叫作“死亡觉知”。
人天生有着对死亡的焦虑。
恐惧管理理论指出，人们在生活中会有意识加强一些社会认知的动机以缓解死亡焦虑，尤其是亲密关系、自尊和文化世界观这三者，可以让人在恐惧中获得被保护的感觉。
在死亡觉知后，人们对这些需求更加强烈，伴侣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紧密，亲子之间的羁绊会更加深厚。要在灾难中重新找回情绪，寻求亲密关系的支持很可能是最有效的办法。
乘客们也是这么做的。逐渐找回理智的人们，开始相互拥抱关怀，抚慰着彼此的焦虑。
男孩对身边的女孩表白，这或许是他第一次表白，却认真而坚定，没有任何青涩和拘谨，女孩含着泪比划手势回答道：“可我不会说话。”男孩说，有什么关系，我喜欢的是你。
不远处，一个大叔小心翼翼对妻子说：“对不起，我骗了你，我不是在大饭店做饭，我只是在工地给人做饭。”妻子笑骂着说：“我早就晓得哩，你做饭那么难吃，除了我谁愿意吃啊！”两个人都笑了。
虽说这些有戏剧化的成分，但灾难之下，爱是最有力的武器。
死亡面前的我们往往真实、敏感而脆弱，但也会怀着一丝希望。当灾难降临，要求正在生死关头的人冷静下理智思考来显然是无情冷漠的，但我们依然可以做些什么。
灾难发生时，我们可以主动给予身边的人支持，从关注过去和现状发生了什么转移为对下一步和未来的思考；灾难发生后，我们可以积极参与新的社会关系的构建，在专业心理人士陪伴下重新审视灾难。
灾难之后
对于飞机上的128人来说，人生忽然多了一次在死亡边缘徘徊的经历，很有可能会对心理产生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灾难性的。
心理学有个说法是“心理韧性”，反映一个人面对逆境时，有效应对、适应并从中成长的能力。
经历一场生死灾难后，心理韧性强的人可能会去反思生命，会试图给死亡这个话题寻找一个答案。会进一步探索自我、提升自尊，推动他们获得成长。
但对一个心理韧性弱的人来说，当他反复回想这次灾难，带来的很可能会是持续、漫长的心理创伤，也就是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是一种创伤事件后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一般会有三种表现：
1.持续的再体验创伤事件，在思维、记忆或梦境中反复、不受控制地浮现与创伤有关的情境或内容；
2.对创伤事件相关的刺激长期回避甚至刻意遗忘，对一般事物反应麻木；
3.时刻处于高唤醒状态，过度警觉，长期焦虑，严重时还会伴有抑郁症。
此外，PTSD的症状还有延迟出现的特点，一般在遭受创伤后数周甚至数月后才出现。而随着时间推移，引发症状的场景也会越来越日常，人们对环境也会越来越敏感……
在2009年的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迫降事件中，那位英雄“萨利机长”就被PTSD不断困扰，同时伴有长期失眠和高度紧张，在接受了数年心理治疗后才有所好转。
最后再说回《中国机长》和这次川航事件。
我曾想过，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如果我是那119名乘客的一员，我的做法会有什么不同吗？
后来我想通了，不会有什么不同。我会恐惧害怕，但也会信赖机组和身边的人，我会宣泄负面情绪，也愿意给他人温暖和希望。
回顾飞机上每位成员的表现，我更加相信，一个成熟稳定的心态，往往能成为度过灾难、问题解决的关键。
还是那句老话，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