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40年代，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内部爆发一场影响全世界精神分析学发展的“战争”。以Anna 和Melanie 各自为首的精神分析师团体围绕幻想、本能与力比多以及与教学等一系列主题展开激烈争论，即历史上著名的“Freud-Klein论战”。这场“论战”就精神分析培训问题达成协议，并直接导致克莱因学派、维也纳学派和三“组”鼎立的英国精神分析时局。“论战”促使了精神分析与心理学的分离，推动了精神分析研究从驱力模式向关系模式的范式转变，奠定了后续精神分析运动发展的格局。
关键词 “Freud-Klein论战” 英国精神分析学会 潜意识幻想 精神分析培训 独立学派
1 引言
如果说Sigmund Freud的诞生是人类思想与文明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揭开了人类潜意识的神秘面纱，那么，20世纪40年代爆发于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ritish Psychoanalytic Society）（后简称“学会”）内部的“论战”（controversial discussions）无疑是精神分析运动史上“一段极具震撼并富创意”（King & Steiner, 2013）的大事件，不仅为英国精神分析学界带来巨大效应，甚至影响了全世界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论战”犹如中国春秋战国年代，孔孟儒家思想在战乱流离中对中国历史和思维的深远影响（King & Steiner, 2013）。它促使客体关系精神分析与自我心理学的分离，推动精神分析研究从驱力模式向关系模式的范式转变，奠定后续整个精神分析运动发展的格局。
20世纪30、40年代，世界局势动荡，整个欧洲都处于惨烈的战争之中。这一时期，Freud等一大批欧陆精神分析学家为了躲避纳粹迫害纷纷迁往英国，他们的到来深刻改变了学会的氛围，继而在学会内部催化出一场“战争”，史称“Freud-Klein论战”。当时的学会已然呈现出两大阵营，其中一方以Melanie Klein为代表，她的精神分析理论尤其受到学会的重视，其客体关系理论亦在英国生根、发芽；另一方以Anna Freud为代表，她作为Freud的女儿和被分析者，是精神分析衣钵的直接继承者。双方的冲突和争论由来已久，她们在儿童分析技术上的差异成为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导火索，而“精神分析之父”Freud于1939年的逝世则引爆了双方的“战争”。为了避免英国精神分析的分裂与学会的解体，学会决定召开一系列学术会议来讨论Klein及其追随者Isaacs、Heimann等人颇具争议的理论和工作。然而，这次会议的性质很快便从最初确立Klein观点的真实价值及不同观点间的本质差异，转变为争夺Freud的继承权和守护权以及精神分析的正统地位。可以说，这是一场两个“女儿”为争夺父亲的爱和占有权而展开的斗争。双方从各自的角度解读和诠释Freud的著作，并试图在后者的文献中寻找支持。幸运的是，这场“淑女之争”并没有无休止的延续，在Payne（当时的学会主席）的协调下和平落幕，并于1946年11月签订了“君子协议”，以学会的三“组”鼎立告以终结。
2 “淑女之争”的核心主题
1943至1944年间，以Isaacs的“幻想的本质与功能”、Heimann的“早期发展中内投和投射的某些功能”、Heimann和Isaacs的“退行”以及Klein未发表的“的生活与自我发展——论样心态”四篇论文为中介，两大阵营主要围绕潜意识幻想、本能与力比多以及精神分析培训与教学等主题展开了激烈且巨细靡遗的争论。
2.1 潜意识幻想
1943年1月27日，作为Klein思想的代言人，Isaacs向学会递呈了“幻想的本质与功能”一文，拉开了“论战”的序幕。潜意识幻想（unconscious phantasy）是“论战”中最主要、最基本的理论主题，即以“phantasy”来区辨意识中的“fantasy”，并逐渐变成区分各种不同理论和假设及其临床应用的理想词汇。关于潜意识幻想的争论主要聚焦于涵义、内容及出现的时间等方面。Freud早在“心理功能两种原则的构想”一文中便引入“phantasy”一词，强调患者和正常人的潜意识幻想都具有心理现实（psychic reality）。他虽未明确指出婴儿具有潜意识幻想，但在其关于幻觉（illusion）的描述中已作出预设，“我们以幻觉的形式来想象所渴望的一切，这是一种以幻觉来满足的尝试。”（King & Steiner, 2013）Isaacs将这种幻觉的能力等同于幻想，或是幻想的先决条件，进而指出潜意识幻想存在于生命的最早期阶段，“所有心理过程的原始内容都是潜意识幻想，这些幻想是所有潜意识和意识思维过程的基础”（King & Steiner, 2005）。同样，Klein也认为潜意识幻想从出生起便贯穿整个心理生活，她扩展了潜意识幻想的概念，使之涵盖了个体内部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即儿童通过内投（introjection）和投射（projection）等心理机制对幻想中的“好客体”和“坏客体”加以修正以形成真实的客体概念。Isaacs进一步指出，潜意识幻想是‘心理的必然结果，本能的心理表征’。”（Isaacs, 1992）这种心理表征隐含了婴儿与内在客体及外在客体（主要是母亲及其乳房）之间的原始关系。由此，Isaacs在最早的基本幻想和感觉体验之间建立连接，“本能在心灵中具有一个代表，我们称之为‘幻想’。每一种人类活动都源自某种本能，只有通过能够满足本能需要的幻想，我们才能够尝试在外部现实中实现本能需要。”（Isaacs, 1948）在Isaacs看来，最原始的潜意识幻想包括内隐意义、冲动中的潜藏意义、和感觉等。这些幻想充满着本能能量，是早期客体关系的重要基础。
由此可见，Klein和Isaacs改变、扩展了Freud的潜意识幻想概念，将其发展为一种基本的潜在活动（underlying activity），视之为构成潜意识内容最原始的基本元素，并将其提前至生命的最早期阶段。她们的观点既有人赞同，也不乏反对之声。一方面，Balint赞同使用“phantasy”一词，因为它具有“意义”的特征和心理作用的倾向，并隐含心理现象因人而异，与每一个儿童独特的心理机制有关的涵义。Barbara Lantos虽对潜意识幻想的内容及其在儿童发展与行为游戏中的动力作用存有疑问，但对其产生于生命早期的观点则表示认可。Adrian Stephen更是指出，“Isaacs将幻想描述为本能的‘心理表征’的论点与Freud完全吻合，且是正确的。”（King & Steiner, 2013）另一方面，Anna及其追随者反对潜意识幻想出现于生命第一年，认为它只有在压抑（repression）发展为儿童最主要的后才可能产生；而早期的原始潜意识幻想只能从临床资料中推论而来，但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年长儿童或成人的幻想来感知婴儿的真实体验，因为这种幻想会随着经验的积累发生明显变化。因此，她们怀疑Klein等人对婴儿的观察和建立理论的方式的科学性与正确性。Anna曾明确指出，只有在婴儿几个月大之后，才有可能谈论其心理生活。她认为克莱因学派的“幻想”并未丰富Freud原有的内涵，反而使其局限于潜意识的心理过程，潜意识幻想更是弱化了本能的作用。W.lder同样反对婴儿早期具有幻想能力，甚至指出幻想只在生命第三或第四年才会出现。Glover严厉地批判了Klein和Isaacs的潜意识幻想概念，指出“她们将潜意识幻想扩展至这样一种程度，即将这一概念变成一切，但却适得其反”（Hernandez-Halton, 2015），“Isaacs断章取义地引用Freud的文本来支持她的观点，其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元心理学”（King & Steiner, 2005）。Hoffer也批判Isaacs在引用Freud的著作时具有明显的主观性。此外，还有分析师站在中立的立场，主张先对“phantasy”概念进行界定。例如，Stephen强调在讨论前术语的一致性和明晰性。她虽支持Klein的观点，但也指出后者在概念使用上前后不统一。Jones亦主张，对于争论而言，需首先找到一致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探讨差异之处。
2.2 本能与力比多
Freud认为，生本能和死本能是两种性质与目标不同，但可相互融合、抵消或替换（郭本禹, 2009）且处于平衡状态中的本能，是心理冲突的两个对立面。Klein等人创造性地发展了本能和心理冲突的观点，主张生本能和死本能处于矛盾冲突的关系中，并将它们之间的心理冲突视为是神经症（如偏执狂）的根源。Klein曾指出：“这是我与Freud的不同之处，他似乎只是通过转向（deflection）来理解这一过程，即指向自我（self）的死本能转变成对客体的攻击。在我看来，转向这一特殊机制涉及两个过程，部分死本能被投射进客体，客体因而变成一个迫害者；而保留在自我中的那部分导致攻击的死本能则转向这一迫害性客体。”（Klein, 1958）对此，Bronstein进行了简要、清晰的概括，“在英国，克莱因学派观点的发展引入了一种思考心理冲突的独特方式。它将心理冲突置于生/死驱力的二元性之中。Klein使用作为自我基本构成成分的分裂、投射和内投来描述原始防御机制的发展。”（Bronstein, 2011）正因为克莱因学派重视死本能，强调与生俱来的力比多冲动和毁灭性冲动以及攻击幻想，其理论也常被一些学者视为一种消极、阴暗的理论。相比之下，维也纳学派的学者则认为婴儿最初几个月都是被快乐原则主导，重视需要满足对婴儿发展的影响，她们将重点放在婴儿生命中的生物方面而非情绪或认知方面，这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理论倾向。Isaacs支持Klein的观点，她曾宣称：“我十分肯定地说，Klein的观点源自Freud的理论和观察，二者在相当程度上是一致的，即使存在某些不同之处，也是对Freud工作的必然发展。”（Isaacs, 1992）然而，Klein在理论和临床上理解死本能的方式也受到了批判，被认为已远离Freud精神分析理论的主体。Anna等人指出，Klein与其追随者虽承袭了Freud的术语，但却建构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死本能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个别样的元心理学和心灵模型。
在古典精神分析学说中，力比多是一个重要的动力性概念，决定着个体的发展。婴儿刚出生时处于一种自体-性欲（auto-erotic）状态，即“未分化”或“无客体”的阶段，其显著特点是原始（primary narcissism）。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其本能需要和力比多愿望能否满足，且将客体感知为力比多满足的来源。Anna延续Freud对心理性欲发展阶段的解释，认为婴儿最需要的是遵循快乐原则，“在生命最初几个月，‘婴儿’只关心自己的健康状况。母亲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她服务或干扰婴儿的健康。她是一种满足或否认的工具，因而在儿童对事物的自恋模式中极具重要性。”（King & Steiner, 2005）在维也纳学派看来，自体性欲和自恋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都是力比多指向于内而寻求自体满足的现象。克莱因学派基于其死本能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主张自体性欲的特征在于它更多的是由积极的力比多能量占主导，而自恋还包含强烈的攻击倾向（如摧毁冲动等）。Klein重视个体在不同发展时期所表现出的样态（positions），并探讨特定的客体关系形式。作为一名儿童分析师，她尤其关注儿童早期的情结，并在其起源问题上与Freud存在分歧。她认为，儿童与母亲的关系决定其与父亲的关系，儿童所有的体验都取决于其与首个客体（乳房）分离的经验，这无疑将俄狄浦斯情结的根源追溯至婴儿早期的客体关系中。然而，Klein笔下的力比多并没有先天或生理的发展倾向，力比多的发展是指诸如口腔与肛门施虐、性器冲动以及罪疚感等原始幻想通过内投或投射的变化过程。Glover和Friedlander等人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它放弃了Freud概念中力比多的生理发展。Isaacs进一步提出反驳，指出批判者未能从Freud的著作中找到合理的证据作为批判的支撑点，而Klein明确支持力比多生理发展的阶段连续性，只不过这些阶段出现的时间更早，且存在诸多交错重叠之处。
2.3 精神分析培训与教学
精神分析培训与教学是学会内部的一个重要议题，因为培训候选者的权力不仅关乎哪一派的理论和方法更为合理有效，更重要的是候选者代表着精神分析的未来，获得了培训权就等于得到了精神分析未来的掌控权。1942年9月21日，Glover向培训委员会（training committee）提交了一份关于精神分析培训的论文，从教授什么、由谁教授以及以何种方式教授三个方面探讨精神分析的培训与教学问题，并指出所有的培训最终都应聚焦于对Freud的理论的忠诚度上。而Strachey认为精神分析的培训与教学是行政问题而非学术问题，主张以一种开放式的态度，包容并吸收各种存在分歧的理论和技术，强调确立一个适当的标准来甄选何人适宜从事精神分析培训与教学工作。对此，Glover给出回应，认为Strachey误解了问题的实质，培训不仅关乎精神分析的方法，而且是涉及分析师、分析方法、分析对象以及等多种因素的复杂过程。其中，儿童精神分析技术成为双方在培训和教学问题上争执的焦点。Anna和Klein是儿童精神分析的两大创始人，二者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儿童心理发展理论上，还聚焦在儿童分析的技术尤其是移情上。在Anna看来，婴儿没有Klein所说的幻想早期俄狄浦斯冲突的能力，亦不具备将对父母的幻想转移给分析师的能力，且儿童的神经症是“性冲突而非毁灭性冲突的结果”（Coles, 2015），因而不存在需要分析的移情。她将儿童分析视为由成人分析发展而来，并将儿童的梦和幻想视为潜意识过程的派生症状，因此，最主要的分析方法是对儿童的梦和幻想进行分析。此外，她还重视自我的防御作用，强调通过探究自我和前意识以获取潜意识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她认为治疗关系对于临床分析具有重要意义，主张在分析师和儿童之间创造一种治疗联盟。Klein反对Anna将儿童精神分析误解为成人分析的副产品以及忽略移情的作用，认为儿童分析和成人分析的区别就在于技术。她假设婴儿存在强有力的非言语（non-verbal）幻想，这些幻想受到婴儿对客体（母亲及其乳房等）的仇恨和嫉妒的驱动，而母亲的爱和包容能减轻儿童由先天死亡驱力所引发的毁灭愿望。因此，她强调通过分析儿童对分析师的移情感受，如俄狄浦斯情结、压抑和阉割等来分析复杂且原始的毁灭幻想。她认为，移情在儿童分析中会迅速建立，分析师不仅被视为一种实际的新客体，还是所有关于患者早年生活的投射的承载者。
在克莱因学派和维也纳学派之外，后来成为独立学派重要成员的Payne、Brierley和Sharpe针对技术问题亦都提出各自独特的见解。例如，Payne指出对移情的解释需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并注意其对患者的潜在意义。Brierley认为，由于每一个患者都是独特的，因而临床技术也应该是相应变化的，不同的患者需要不同的技术，分析师应该重视患者情感的变化，倾听患者并尊重和等待患者的自我探索。Sharpe并不强调某一特定技术的重要性，而重视一种灵活的分析过程，她将分析发展为一种相互倾听体验的过程，认为情感表达和倾听的能力比解释更为有效。对于候选者的培训和技术的传播，Sharpe给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论断：“我们不能传递‘技术’，因为它取决于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而非有意识地运用他人的规则和条例。每一代精神分析师都必须根据其自身的经验和挫折形成自己的技术。没有任何捷径，经验必定是至关重要的，且是令人信服的直接证据。”（Sharp, 1943）总之，双方关于儿童分析技术的争论具有重要的价值，诚如Steiner所说，“论战最重要、最有趣，对未来精神分析最具启示的特征是关于技术的论述。”（Steiner, 2015）
3 “君子协议”与学会的三“组”鼎立
3.1 君子协议
围绕潜意识幻想等核心概念的科学会议和学术争论历时近两年。随着学会内部的气氛日益紧张，双方的矛盾不断加剧且难以达成共识，为了避免学会的瓦解，Gillespie、Rickman和Payne被委任制订一个新的规章制度，以解决学会领导者的任期问题，并最终实现学会主席的定期换届选举。在这一背景下，Payne被推举为学会的新主席。
与此同时，学会内部还制定了一个新的培训章程，以在Klein和Anna之间寻求妥协。当时，英国存在两个培训精神分析师候选者的团体，一个是以Klein为代表的分析师小组，即A组，另一个是以Anna为代表的分析师小组，即B组。1946年，学会在Payne的协调下就分析师的培训问题达成妥协，决定开设两套并行的培训课程。候选者需首先接受Klein或Anna小组传统的培训，而其第二位督导者不能属于上述两个阵营中的任一个，也就是说，候选者必须接受所谓“中间小组”（middle group）精神分析师的督导。因而，“中间小组”在精神分析师的培训和教育中正式出现，并具有与其他两个小组同等的权力。至此，一项“君子协议”（gentlemen’s agreement）（亦被称为“淑女协议”）默然形成，一场源于两位的“唇枪舌战”最终以三位女性（即Anna、Klein和Payne）之间的“君子协议”告终。尽管这一协议在50年代中期便被取消，且受到某些分析师的批判，如Britton指出，“君子协议的一个消极后果是，对任何分析师的评价首先并非根据其个人特征，而是根据谁是他（她）的培训分析师！”（Hernandez-Halton , 2015）；但“君子协议”在精神分析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它不仅避免了争论双方的矛盾升级甚或学会的分崩瓦解，使得学会能够继续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促进英国精神分析在二战后继续发展，还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分析师确立自己的职业生涯和自我认同感，明确各自的身份、所属阵营以及所偏好的精神分析方法。
3.2 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三“组”鼎立局面
争论不会令事物消亡，反而会促进事物的发展。这场“论战”一方面为Klein和整个英国精神分析界提供了一个澄清观点和精炼理论的良机，另一方面直接导致学会一分为三：“A组”即以Klein为首的“克莱因学派”、“B组”即以Anna为首的“维也纳学派”以及“中间小组”即以、 Fairbairn和Balint等为代表的“独立学派”，从而形成了三“组”鼎立的英国精神分析运动时局。自此，学会便处于一种“三方对话”（trilectic）的状态，这种三“组”鼎立的稳定结构也为学会在“论战”后仍保持生机提供了重要保证。
克莱因学派是以Klein理论观点为基础、由Klein及其拥护者组成的富有内聚力的群体（王国芳, 2007），并对Klein保持绝对忠诚。它是英国客体关系学派即狭义的客体关系学派的核心，是在批判性地继承Freud的本能、驱力等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基础上所创建和发展起来的（王国芳, 2012）。该学派以客体和客体关系为研究范式和理论核心，重视客体关系在形成和人类行为中的决定作用，强调心理发展的动力是对关系的寻求。克莱因学派的客体关系思想为以Bion和Rosenfeld等为代表的“后克莱因学派”以及以Kernberg和Mitchell等为代表的广义的客体关系学派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石。维也纳学派是以Anna为核心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师小组，遵奉的是Freud的古典精神分析思想，宣扬“主义的精神分析”（Freudian analysis），并在内驱力与结构的理论框架内建构儿童精神分析理论。Anna及其追随者忽略了Freud的某些重要概念，如俄狄浦斯情结、阉割情结等，但重视自我及其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使精神分析的研究从理走向自我发展的健康道路，并最终开创了自我心理学与儿童发展相结合的研究先河。
中间小组由那些既不属于A组又不属于B组、致力于调解争论双方以实现和平的分析师组成，其成员多数为英国本土的分析师，包括Stephen、Brierley、Jones、Payne、Sharpe、Strachey和Winnicott等。中间小组是学会内部一股不可或缺的独立政治力量，维持着学会的平衡。它衍生于A组，于50年代早期在Heimann的建议下改为“独立小组”（independent group），并逐渐演变成现今所熟悉的“独立学派”。独立学派实际上并非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派，而是一个由具有相似背景和哲学思想的学者组成的松散群体，没有所谓的领袖、纲领或组织，其成员遵奉中间或折衷的理论取向，且批判性地对待两个对立阵营的观点。例如，Strachey斥责Klein自认为其对精神分析的贡献是不言自明的，但他亦认为Anna的态度是荒唐的，即精神分析是一种属于Freud家族的“游戏保护区”（game reserve），且Klein的观点完全是破坏性的。独立学派的分析师汲取最合理的观点以丰富精神分析的理论与技术，这种包容和开放的态度促使其发展出非克莱因主义的客体关系理论，并至今仍活跃在英国精神分析领域，促进精神分析运动的继续前进。
4 评价与展望
历史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可以说，精神分析的历史是一部精神分析人物史和精神分析派系斗争史，是充满争议与变革的曲折前进史。精神分析的发展是各学派不断争论、批判、吸收、颠覆、再创造的过程，其分裂、整合与发展离不开精神分析学者以及学派之间思想的碰撞与辩论。学会乃至整个英国精神分析的命运都与这场“论战”息息相关，尽管它只是随着时间不断运动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个片段，并被贴上“毫无怜悯的斗争”、“激烈的争吵”、“难以置信的暴力”（de Oliveira, 2001）等标签，但却在英国精神分析历史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誉为“英国精神分析历史中最重要的时期”（de Oliveira, 2001），成为“精神分析历史中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Perelberg, 2006）。这场“论战”表面上似乎使英国精神分析的发展进路受阻，但却在一个科学的框架和民主的态度下，首次为澄清Anna和Klein及其追随者之间的理论差异以及双方对精神分析的贡献提供了空间和时间上的条件，且Klein的理论观点的发展毋庸置疑得益于这场学术争论；同时还间接地指明后续精神分析的发展方向，为精神分析运动留下了丰厚的遗产。首先，“‘论战’是一个成功尝试通过解释性的对话和不同观点间的比较、以一种创造性和宽容的方式容纳极大的紧张和争论的重要实例。”（Steiner, 2015）它促使精神分析思维传统的转向，即强调容忍、重视不同派系与意识形态之间共存。本世纪以来，精神分析内部的派系斗争得以缓和，各派系成员不再以公开竞争的方式开展对话，而是在一种真正且热情的气氛下彼此交流，成为“礼貌的辩论者”（courteous debaters）。作为当代精神分析发展的新取向和主要力量，关系精神分析学（relational psychoanalysis）便是整合各学派观点的重要结果，强调包容性、多元化和跨学科性。其次，尽管“论战”期间所讨论的主题或被当今的精神分析学家所抛弃而消失于精神分析的发展洪流中，或得以发展、修正、演变成全新的概念而披上了新精神分析的外衣，但这些引发激烈争辩的重要概念对精神分析运动本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潜意识幻想在当下虽未引发太多的关注和反响，但为更好地理解儿童早期尤其是生命第一年的心理发展提供了新视角；死本能至今仍然引发许多争辩，而力比多在心理发展过程中的动力性力量已被其他要素（如，关系）所取代；移情与概念虽不断演变而获得新的内涵，但它们依旧是精神分析治疗中一组至关重要的因素。最后，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争论为与治疗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心理咨询与治疗不能过于重视临床技术，更不能以技术为中心，技术只是一种辅助性工具，是在尝试与错误中产生且因患者而异；分析师应鼓励并尊重患者的自我探索，倾听患者的体验，这无疑引起了当代精神分析师的共鸣。犹如Steiner（2015）所言：“‘论战’期间所讨论的问题，以及由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培训委员会所提议的解决方案，仍然是当前的一种思维源泉，尽管它属于特定的过去。”
历史既已成实，未来又该如何？笔者认为，我们应秉承“以史为鉴”的态度，争取在“科学、民主、自由、公开”的气氛中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促使精神分析在充斥着分歧、争辩和残酷以及布满荆棘的学术环境下寻得一条明路。精神分析本质上是一门实证学科，是历代精神分析学家在大量临床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和建构的系统理论。作为精神分析当代发展的最集中体现，神经精神分析（Neuro-psychoanalysis）更是打开了精神分析通向“科学”的大门。只有具备充分的支持性证据和数据，才能确立什么是真正的精神分析，进而澄清其前进之路。我们可以断言，精神分析的未来会不断遭遇危机，但也必定会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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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ies’ Argument” and “Gentlemen’s Agreement”: Retrospection of the “Freud-Klein Controversies” within the British Psychoanalytic Society
Wang Lijun1, Lv Yingjun2, Guo Benyu1,3
(1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2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Guidance Center,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9)
( 3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Research,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In the 1940s, a horrifying war was sweeping the whole Europe. At the same time, particularly due to Freud’s death in 1939, another “war” broke out within the British Psychoanalytic Society, which ha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in Britain and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war, known as the “Freud- Klein Controversies”, lasted almost four years from 1941 to 1945. It happened between two important pioneers of child psychoanalysis --- Anna Freud and Melanie Klein --- and their followers and loyal supporters, including Susan Isaacs and Paula Heinmann.
During 1943 to 1944, a series of scientific meetings were held to solve the conflicts in the British Psychoanalytic Society, especially between Anna and Klein. Due to their new psychoanalytic ideas different with Freud, Klein and her associates were asked to present papers to make their works clear. The four papers were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phantasy” (Isaacs, 1943), “Some aspects of the role of introjection and projection in early development” (Heinmann, 1943), “Regression” (Heimann & Isaaces, 1943) and “The emotional life and ego-development of the infa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depressive position” (Klein, 1944). Then, the two psychoanalytic groups which were led by Anna and Klein debated intensely on a serious of topics, such as unconscious phantasy, instinct and libido, and the training and education of the psychoanalyst candidates. As a result of the “Controversial Discussions”, a “Gentlemen’s Agreement” was signed and mediated by Sylvia Payne, and an agreement on the training of the psychoanalyst candidates was also made by the British Psychoanalytic Society and the Training Committee. That is, each candidate should first be trained by A/B group that they belonged to, and then be supervised by another member from the Independent group which was not the same as A/B. What’s more, “Controversial Discussions” also directly led to the triangle situation of the British psychoanalysis: the Kleinian group, the Vienna group and the Independent group.
The “Controversial Discussions” was labeled as “struggle without mercy”, “bitter combat” and “incredible”, but it is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successful attempt to contain in a creative and tolerant way enormous tensions and dissensions of all sorts by means of a sort of hermeneutic dialogue and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views”. In conclusion, this debate promoted the separation of psychoanalytic schools between object-relation and ego psychology, initiated the paradigm shift of psychoanalysis from the drive model to the relational model, and established the pattern of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As Steiner said, some of the problems discussed and the resolutions proposed by the Training Committee of the British Society during the years of the Controversies are still a source of food for thoughts today,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y belong to a specific past.
Learning from this historical event of “Controversial Discussions”, we think that emphasizing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various ideas rather than disagreements and disputes is the only way that psychoanalysis can go further in the competing environment. We can assert that psychoanalysis will encounter a lot of difficulties in the future; meanwhile it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Key words “Freud-Klein Controversies”, British Psychoanalytic Society, psychoanalytic training, unconscious phantasy, independen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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