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oux, J. (1999). Psychoanalytic theory: clues from the brain: commentary by joseph ledoux (new york).Neuropsychoanalysis, 1(1), 44-49.
精神分析理论影响当代西方文化的方式无胜枚举。虽然我在自己的和大脑研究中从未真正测试过精神分析理论的各个面向,但是这些年来“类精神分析”的概念(如,,和情绪)已经成为我用来解释自己研究成果的关键方法(LeDoux,1996)。我使用“类精神分析psychoanalyticlike”这个词是因为我对精神分析理论并没有深刻的理解,而且,我对这一概念的借用更多源自于流行文化(电影,小说,只是些普通的常识),而不是的著作。我有时候会翻阅佛洛伊德的著作以获得研究灵感,但我从未在那里找到我实验上的创作源泉。由于缺乏可以真正理解佛洛伊德的训练和背景,我觉得自己不比那些在大学里受过教育的人所熟悉表面概念了解更多。因此,我受益于Solms和nersessian的文章,也许其他的家也帮了我一个大忙。虽然我仍未从精神分析理论中找到实验的灵感,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稍微了解了一些情绪理论,同时我也很感激他们用可理解的语言向我们这些从未在这个领域受过训练的人们翻译精神分析的术语。下面,我准备评论Solms和nersessian提出的几个观点,以便用一些和大脑的情绪与认知机制有关的当代研究对他们的一些观念作出我自己的翻译。我也会简短地评论Panksepp对他们论文的讨论。
“唯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符合
Solms和nersessian详细阐述了佛洛伊德“唯乐原则”。这个精神分析理论的主旨非常接近“效果律”,二十世纪初桑代克用“效果律”解释了学习发生的机制(Thorndike, 1913)。根据“效果律”,受到奖励的行为铭刻在记忆之中,受到惩罚的行为被镇压。“效果律”在学习理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早期实验心理学的核心。心理学史家传记作家,E.G.波林指出,“唯乐原则”和“效果律”与杰里米·边沁十八世纪的“享乐主义”理论有着历史上的联系,但是他们各自都做了一些改动:桑代克的“律”是基于过去事件的享乐主义,而佛洛伊德的“原则”是基于未来的预期的享乐主义(Boring,1950)。
有趣的是,心理学的两大传统,即临床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在历史上都把享乐主义作为他们的共同主题。虽然这两门学科在今天常常是完全分离的,但是这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在心理/行为功能运作方式的核心最终可能没有太大的不同,或者说,临床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至少都是建立一个共同的基本核心之上,这一核心可以作为精神分析和神经科学概念之间的桥梁。现代神经科学与实验心理学密切相关、又相互兼容,但在概念上又和精神分析理论相去甚远。如果可以融合实验心理学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逐步实现精神分析概念向大脑机制概念的转化,和减少痛苦。
当然,多拉德Dollard和米勒Miller(1950)在上世纪50年代尝试过将精神分析的概念转化为实验心理学的术语。在此其间,认知革命完全超越了实验心理学(加德纳,1987)。因此,多拉德和米勒的贡献仍然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件事本身需要翻译成现代的术语,尤其是认知术语。Matt Erdelyi在上世纪80年代在他的书籍《精神分析:弗洛伊德的》(1985)中努力将精神分析翻译成认知心理学,但据我所知,此后的事并不多。
认知革命的一个好处是对心智某些方面:如知觉、注意力和记忆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解有了新的丰富的发展。另一个好处是,无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的无意识是认知无意识,而不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的被压抑的无意识)变成了一个可以广泛接受的合理的科学概念(Kihlstrom,1987)。另一方面,认知革命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诸如情绪和动机,甚至学习等话题。例如,认知理论在记忆和创造中所起的作用很小。虽然认知理论的短视在过去几年已经退去,认知科学家对情绪和认知之间的关系和交互作用也越来越感兴趣了。
在我看来,我们已经为心智准备好了一种新的方法,一种包含了情绪与理论、学习理论、认知概念,甚至精神分析概念的理论,以努力理解我们的大脑是如何造就了我们。一些人提出了“情感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以此作为纠正认知科学的方法。我所偏爱的个无党派“心智科学”,包括了中立的情感和认知(以及心智的其他方面)。
作为对某些无意识在意识上之觉察的情绪
当代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意识观念通常认为工作记忆是意识的舞台,大脑中的网络可以代表我们在觉察到一些东西之时的觉知之物(参见 Kihlstrom, 1987; Johnson-Laird, 1988; Baars, 1988; Dennett, 1991; Kosslyn and Koenig, 1992; LeDoux, 1996)。Solms和nersessian描述的佛洛伊德的观念“体验到的情绪是一种意识上的觉察,这种觉察本身是无意识的”与工作记忆概念是兼容的。
例如,我们现在知道杏仁核是大脑系统中觉察和响应危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杏仁核并不直接对意识上的恐惧感做出反应。基于工作记忆的观点,我曾经提出,恐惧感的意识(参见LeDoux,1996)是在工作记忆被杏仁核早已觉察和响应的危险占据时产生的。杏仁核内隐地做了这些事情,也就是无意识地。当活跃的杏仁核(杏仁核和皮层区域的直接连接方式,要么先接通杏仁核和脑干的链接,然后用非特异性影响神经系统的化学物质信息充斥皮层,要么先接通杏仁核和外周反应控制区域的链接,然后再反馈给大脑)占据工作记忆成为事实之时,那么,我们获得了将体检转化为可怕体验的要素。工作记忆也能同时表现出外界刺激的知觉性质,以及这种刺激所激活的长期记忆。因此,即时的刺激,加上记忆对它的激活,以及杏仁核被动做出反应的事实,都会一起引起恐惧的情绪感受。对人类的杏仁核施加电刺激的时候,会诱导出恐惧的情绪感受(参见Gloor,1992),这并不是因为杏仁核“感觉到”了恐惧,而是因为被杏仁核激活的各种各样的网络最终提供了标记为恐惧的工作记忆输入。这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相一致,即,有意识的情绪是对那些基本上无意识事物的觉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