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生活
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克莱恩开始觉得筋疲力尽，也感到身体不适，这种情形被误诊是老化和辛勤工作的结果，于是她前往瑞士度假，在那里她跟伊丝特·毕克（Esther Bick）见面，毕克是她的学生，也是她的朋友。但最后她因严重的出血而返回伦敦，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但可经由手术医治。住进医院的她松了一口气，虽然忧虑害怕，但仍觉得有希望。在医院时她完成了《一个分析的记事》。她为自己的死做好准备，将受督导者和病人交待给同事，并且和同事讨论未来的出版政策。梅兰妮•克莱恩基金会于一九五五年成立，作为研究及教学之用：她的著作版权收入全归入此基金会，她也安排了自己的葬礼，坚持葬礼中不可有任何仪式或生平叙述。
手术很成功，医师、家人、友人和克莱恩本人都很乐观，然而几天之后她跌下床，摔断了髋骨，产生并发症因而去世。汉娜•西格尔说：“尽管她年事已高，且生有重病，但她的过世仍然教人震惊。直到最后一刻，她仍然是充满活力和，常和友人、家人同在，也常出席精神分析团体，因此她的逝世令人深觉意外，也觉得还不是时候。”（西格尔，1979:160）
西格尔在她所著《克莱恩》（1979）—书中，指出克莱恩自诩是佛洛伊德和亚伯拉罕的主要接班人，她的雄心大志在于精神分析而非为了自己，虽然有一时候她会将两者混淆。西格尔写道：
虽然她还算宽容，能够以开阔的胸襟接受友人及学生的批评，但只限于那些接受她的基本学理的人，如果她觉得自己的基本学理受到攻击，她会以激烈的方式防卫。如果未受到朋友的支持，她会心生怨恨，有时候甚至是以非常不公平的态度对之。（西格尔，1979:170）
根据西格尔的说法，当佛洛伊德和琼斯未能完全支持她时，她用很不好的态度对待他们，虽然她知道这两个人是要对安娜表示忠诚。然而当琼斯过世时，克莱恩修改了温尼考特所写的讣文，请求他加添琼斯的仁爱与帮助事迹。她写道：
我认为相对于琼斯有时候尖锐、苛刻的态度，应更被强调的是他伟大的仁慈，他帮助了许多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态度是因为他憎恶谬误与平庸，对精神分析有着真正的执着，他痛恨以不好的或不真诚的方式表现精神分析。（葛罗库兹，1986:441）
克莱恩也被认为是苛刻的，她的观点是：“科学是不能妥协的，一个人不能为了安抚对手而假装事情可以‘有一点这样，有一点那样’。”西格尔写道：
在一次国际会议中，一位精神分析师发表长篇大论，说到如果掉入病人对分析师个人的理想化中，是很危险的。克莱恩女士回答道，如果这位X医师能够稍微费点工夫了解潜藏于理想化之下的妄想和负面作用，那么她对于理想化（self-idealisation）便不会觉得如此冒险。另外一次，在英国精神分析协会的讨论会中，他们谈到分析师不应要求完美——让病患自己去发现分析师的失败是有好处的，分析师的错误可以促进病患的发展。克莱恩女士则说，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失败与错误是值得自我庆贺的事情，那么她的这些同事必定非常接近完美。至于她自己，她发现无论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总是会犯下一些错误，当被指责有完美主义时，不是攸关犯不犯错的问题，而是承认错误，并予以纠正，因为每个人都会犯错。最重要的是不可提升错误，使之变成一种理论。（西格尔，1979:172）
克莱恩在世的最后一年，珍•麦克基彭（Jean Mac Gibbon）撰写了一篇有关克莱恩工作的论文，两人因此成为好友。她邀请她去看戏剧、参加宴会，她也享受在其中。西格尔说，她还很喜欢坐在那儿听的“倾诉”：葛罗库兹说过，她的孙儿都记得她始终准备好听他们倾诉。安娜•佛洛伊德的一个团体，有一个会员伊尔莎•贺蒙（Ilse Heilman）回忆起她和儿童相处的甜美方式：她就像快乐的好奶奶，说故事给他们听，跟他们一起玩。她的孙子迈可•克雷尼来和她一起度假，当她看到邻桌一个行为失检的孩子时，“克莱恩脸上惋惜、同情的表情，让迈可终身难忘”（葛罗库兹，1986:437）。
在伦敦圣约翰伍德所举行的克莱恩肖像揭幕典礼上，汉纳•西格尔以感人的口吻说了克莱恩的一段轶事：
除了接触病患和受督导者之外，克莱恩女士多年来主持一个定期的研究生讲习会，在会中她分享自已的发现，讨论她的理念，我们都受到她新手法的鼓励。身为一个老师，她是慷慨的，是能够激励人的，且决不严厉。她能够激起人们的创造力，也不吝于提供协助和发表意见。她总是尊重、鼓励我们的理念。
我喜欢把这间房子看成是孕育新一代分析师和新理念的摇篮。她的个性丰富且多面，但最让人不能忘怀的是她令人感到温暖的宽宏大量，有时候甚至到了热烈的地步。她具备与人接触、与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天赋，而且丝毫不虚伪，我认为这是一种视人人皆平等的天赋。人们无法忘记她的价值，她自己也深知如此，尤其她在世的最后几年，她和友人的关系让双方都深觉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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