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情结及其启示
齐亚玲
在分析心理学理论中，阿尼玛（anima）由荣格首次发现并命名，一般指男人心目中的形象，
阿尼玛原型的发现，与荣格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女人紧密相关，而且对荣格的人生影响巨大。荣格说：“由于（阿尼玛）这一形象是的，因此它总是潜意识地给一个人勾勒出所爱的人的形象，也是上产生好恶的原因。”（《的发展》，荣格全集，第17卷，第198页）。很难说阿尼玛原型的形成过程中，来自于集体的遗传和后天影响的比例各占多少，不过从荣格的成长经历来看，这一原型的后天作用似乎也很大。
荣格的阿尼玛情结，彰显了荣格作为一个人的伟大与局限。
一、家庭生活中对荣格最具的三个女人
1、母亲：双性阿尼玛
由于父母的不顺遂，家中气氛压抑，荣格的童年里常常有很多恐惧、的梦，“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内在的心理因素：房内的空气开始变得无法呼吸了。”（《荣格自传》第13页，刘国彬 杨德友译）。那时候的小荣格，苍白瘦弱，敏感，胆小羞怯，易受伤害，孤独孤僻，郁郁寡欢，自卑感强：“说到底，我从来就没有自信过……我往往认为自己是个堕落而又远远不如他人的人。”（《荣格自传》第30页，刘国彬 杨德友译）。另一方面，或许因为出身于宗教气氛浓郁的牧师家庭（荣格的家族中，父亲及八个叔叔都是牧师），从一开始，荣格就感觉自己命中注定是被上帝赋予职责、执行上帝意志的人：“我被责成去干上帝去干的事而不是去干我想干的事，这给予了我力量，使我敢于自行其是。”（《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第36页，刘国彬 杨德友译）。这种上帝情结，当然也是对内心虚弱的高度补偿。反差如此巨大的矛盾性格，贯穿了荣格的一生。而这一点，与荣格母亲的影响息息相关。
荣格回忆中的母亲，比父亲强悍，高大壮实，十分仁慈，温暖，热心听别人说话，也喜欢说话，对人友好且生性愉快，极为好客并十分富有幽默感，城府很深，面相威严，拥有无懈可击的权威性——而且做事毫不犹豫。
荣格说：“我母亲具有双重性……在我母亲的两种人格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还是个小时便经常做些有关她的忧心忡忡的梦的缘故。白天，她是个可爱的母亲，但到了晚上，她便显得成了不可思议的了。然后，她更像那些预言者之一，这种人同时又是一种奇异的动物，像是洞穴里的一个女祭司。富有古风而无情：像真理和大自然那样无情。在这种时刻，她就是我叫做‘自然精神’的代表。”（《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第38页，刘国彬 杨德友译）。“一到夜里，母亲就显得古怪、神秘。”（《荣格自传：回忆· 梦· 思考》第13页，刘国彬 杨德友译）。“我确信她拥有两种人格：其一是不抱恶意且富有人性，其二是神秘诡谲。”（《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第38页，刘国彬 杨德友译）。“荣格继承了母亲的诸多性格特征，例如热心助人，关心人的内心世界，本能洞察力非常之强，年轻时因治愈第一例患者，曾被当地人誉为“巫师”这个响当当的称号。
母亲的这种双重性性格，对荣格后来形成的类似分裂样人格（荣格称之为“第一人格”与“第二人格”的分裂）显然有直接的影响。荣格说：“在所有的事情中，我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我虽设法阻止但却无法克服自己内心的分裂，即我内心被分成了两个世界。”（《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第57页，刘国彬 杨德友译）
1878年，3岁的荣格得了湿疹。荣格认为这场病一定与父母的短暂分离有：“母亲在巴塞尔的医院里躺了几个月，她的病大概起源于婚姻上的麻烦……母亲的离去使我深深地感到痛苦。从那时起，有人一讲‘爱’这个字，我就有一种不信任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女人’在我心中引起的是一种固有的不可靠的感觉。而‘父亲’却意味着可靠和——没有权力。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精神开始人生之行的。后来，这些早期的印象有所改变：我信任男人，但他们却让我失望；我怀疑女人，可她们并没有让我失望。”（《荣格自传：回忆· 梦· 思考》第2页，刘国彬 杨德友译）
母亲，是人在头脑中形成最初的、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阿尼玛原型的基础。荣格母亲的身上，既有阿尼玛的积极面：温暖，热情，慈悲，滋养，包容，爱，直觉等，也有阿尼玛原型的一些消极面：神秘，隐蔽，诱惑，毁灭，吞噬，烦躁易怒，寡欢，反复无常，忐忑不安，多愁善感，冷漠无情等。从荣格身上，同时能看到母亲这个阿尼玛原型对他的双重影响，特别是母亲上的困扰及照料上的疏忽，造就了荣格对女性的非常矛盾的内心冲突。
2、女仆—继母：神性阿尼玛
在荣格不甚快乐的童年印象中，有一个形象最美好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他家中的女仆：
“母亲离开后，女仆也来照料我。我现在依然记得她把我抱起来，把我的头靠在她的肩上的情景。她有一头黑发和一副橄榄色的面孔，和母亲完全不一样。就是现在，我还仿佛看得见她的发型轮廓、她的喉，那深深的肤色和耳朵。她的一切在我看来那样奇特，但也格外熟悉。好像她不属于我们家，而是只属于我一个人。好像她是和一些我还不能理解的神秘事物联系在一起似的。这一类姑娘后来成了我潜意识中异性人格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她所传达的那种既生疏又始终为人所认识的感觉，是后来在我心中象征女性本质的那个形象的一种特征。
“从父母分居的时候起，我的记忆中还有另一个形象：一个美丽的、非常漂亮的、迷人的姑娘，她有蓝色的眼睛，美丽的头发。是她引着我在蓝色的秋天，在瀑布下面沃思城堡附近，沿着莱茵河，徜徉在金色的枫树和栗树下。阳光穿过婆娑的树枝，黄色的叶子飘落在地上。这个姑娘后来成了我的继母。她崇拜我的父亲。后来直到我二十一岁时才再次见到了她。”后来，这个女仆还救过小荣格一命——那时的他，无意识中就有自杀冲动。（《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第2—3页，刘国彬 杨德友译）
这段回忆性文字写得格外优美、深情，充满温馨。可以推断，在母爱缺失的那段痛苦的日子里，女仆用她真诚、温暖的母性之爱，抚慰了这个幼小的心灵，使三岁的荣格从这个崇拜父亲的女仆身上，得到了相当大的情感滋润，替代性地满足了对母爱的渴求。在这个后来成为他继母的女仆身上，荣格的几乎全是阿尼玛原型的阳光面，特别是具有感情滋养作用的、灵魂性的一面。
3、夫人（Ema Jung,1882-1955）：贤妻良母式的夏娃
荣格与爱玛可谓一见钟情，当时的爱玛只有15岁。1903年，28岁的荣格与21岁的爱玛结婚。爱玛的娘家相当富有，拥有一家国际钟表公司（IWC），这是瑞士手表行业的名牌企业。当时的瑞士法律允许丈夫对妻子的资产拥有完全继承权，这使得荣格在与决裂之后事业处于低谷、辞去教职后一度收入不够稳定之时，也依然维持着一个资产阶级绅士的体面生活。荣格说：“在此困难关头，我妻子在现实和道义上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对此我深表感激，没齿难忘。”（《转化的象征》瑞士第四版序，孙明丽 石小竹译）
1910年荣格曾帮助爱玛做了几个月的，当时弗洛伊德赞同但又警告荣格，这会给他们的私人关系带来危险。后来，爱玛也接受了弗洛伊德短时间的分析。随着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冲突的加剧，爱玛曾利用她的特殊关系，试图从中协调，但始终没有成功。（《心理分析：理解与体验》第158-159页，）
爱玛是一个迷人、优雅的女人。在丈夫的鼓励下，她后来成为了一名颇具才华的心理分析学家、讲师和作家（1916年，分析心理学俱乐部成立时，爱玛被选为第一任主席，是荣格之外最早的心理分析家）。她是个贤妻良母，而且毫无疑问，荣格终生都很爱她。1911年，在魏玛召开的国际大会期间，爱玛在荣格涉入与托尼的婚外情时，曾与荣格爆发激烈的争吵，但荣格拒绝爱玛让他放弃婚外情的要求，坚持认为托尼对她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没有她根本不行。既然不能离婚，爱玛必须适应这种情况，并且把托尼作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来接受。看起来是爱玛向他让步了，这既是由于决心要保住自己的婚姻，也是由于害怕他神志崩溃。当然，对两人来说，这都是一段创伤性的时期，并且完全可能是从1913年底起长期折磨荣格的心理障碍的一个诱因。（《简析荣格》第202-205页，Stevens著，杨韶刚译）
爱玛撰写了《阿尼玛与阿尼姆斯》一书，1941年出版，这是能够简明阐述有关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原型意象的最好的专著之一。尽管除此之外，爱玛·荣格并没有更多的著述留下，但是，接受过爱玛分析的人，都十分尊重其专业的素养。实际上，她养育了5个子女，也照顾了整个家庭，使得荣格能够自由地从事他创造性的工作。当爱玛去世之后，荣格几乎是完全崩溃了，持续好长一段时间。在任何安慰与都没有作用的时候，荣格的儿子为父亲找来“石头”，那是荣格治愈自己的特殊方式。荣格在一块纪念爱玛的石头上，用中文刻了这么几个字：“你是我房屋的基石。”（《心理分析：理解与体验》第158页，申荷永）
可以说，在夫妻关系中，爱玛更多地扮演了一个宽厚、隐忍的母亲角色。
如果说荣格在母亲、夫人爱玛的身上，主要投注的是阿尼玛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夏娃”（男人的母亲情结）——的形象和感情，那么他在女仆身上，则更多地投注了阿尼玛发展的第二阶段“海伦”（象征男人的性爱对象）、第三阶段“玛丽亚”（象征男人爱恋中的神性）、第四阶段“索菲亚”（象征男人内在的创造源泉）的形象和感情。
或许这就使人不难理解，成年后的荣格凡是遇到类似于这个女仆形象的、具有这类阿尼玛原型特点的女性时，为什么会不可救药地一一迷恋上了她们。
二、荣格的女病人：性爱和创造源泉的阿尼玛
荣格的病人中，大多是接近中年、反省能力较强、受过高等的中产阶级，其中又多以女性为主。毫无疑问，这些病人对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的孕育和形成、对继承和传播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一点，正像他在前文所述的那样：“我怀疑女人，可她们并没有让我失望。”
荣格在自传中坦承：“我的患者大都是女性，这些人往往以非同寻常的自觉性、理解力和聪明才智而参与这方面的工作。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她们，我才有可能在治疗方面开辟出种种新途径……我的病人使我得以深入人生的现实并进而得以从他们身上懂得了不少带根本性的东西。对我来说，遇见过如许之多的各色人且这些人的心理状况又是如此不同，比起与名人们所进行的片言只语的交谈来，其重要性实在无法比拟。我的一生所进行过的最美好和最有意义的谈话，都是与那些默默无闻的人所做的。”（《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第123页，刘国彬 杨德友译）
但是，正像荣格本人在一次复信中所说的“我所知道的自传实在太多了，不是自欺欺人就是满纸彻头彻尾的谎言”（《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绪论，刘国彬 杨德友译）那样，他在自传中的夫子自道，也未必就很诚实——起码他在自传中有意无意地略去了他和数名女病人之间的性爱关系。事实上，无论婚前婚后，荣格的性爱关系一直持续着，而且绝大多数都是荣格的病人、后来的助手和分析学家。比如，玛丽-路易丝·冯·弗朗兹(Marie-Louise von Franz)和芭芭拉·汉娜(Barbara Hannah)，两人都是一生追随荣格而终生未嫁，死后双双埋葬在了荣格家族墓地的旁边（《心理分析：理解与体验》第160页，申荷永）。
在荣格的女病人中，对荣格学术研究启发最大、影响最大的，是下面这两位。
1、萨比娜•施皮尔莱因（ Spielrein，1885—1940）
1904年，18岁的俄国犹太女孩萨比娜•施皮尔莱因来到荣格所在的布尔格霍尔兹利精神病院，被诊断为“精神歇斯底里”。荣格治疗她一段时间后，她的病情稳定了下来，并发现自己也爱上了荣格，被献身的念头所诱惑，内心更多的是敬畏而不是欲望。荣格承认自己对她有欲望，但他说他们必须控制自己。直到荣格受到自行其是的弗洛伊德学派的分析者、沉溺于毒品的奥托•格罗斯（Otto Gross）的影响——他们进行了一场12小时的谈话——后，荣格喜洋洋地说他对一夫多妻有了顿悟，说他压抑了自己的感情，但除了爱玛，她其实是他最亲爱的朋友。他们做了爱，并合做了一首散文诗以示庆祝：“为你，与惊涛骇浪搏击；而今，作为胜者：我舞动双桨，你恰是天赐。”荣格说，他是因为她动人的激情，并可以深入他的无意识深层而爱她。
可是当与他已有了两个女儿的爱玛又生了个儿子时，荣格的感情变化了。萨比娜接到荣格一封含混地说他不能再欺骗妻子的信时，深受打击。但当荣格发现他不能平静地结束时，维持了他们的关系。爱玛认为她已忍受得太久，1909年1月，萨比娜的母亲接到了一封匿名信，要求她着手把女儿从荣格大夫那儿拯救出来。她母亲给荣格写了信，荣格回信时并没有否认恋情，只是指出他“并不是利用职业之便，因为我从未收费”，最后希望对方能选择“普通的解决办法”。
他告诉萨比娜他们必须停止见面。三周之后，萨比娜带着小刀来到了荣格的诊室。当他伸手夺刀时，她反抗起来。荣格突然变得面色苍白，用手拍着左太阳穴说：“你弄伤了我。”萨比娜明白过来时发现自己已处在屋外，哭泣着坐在担架上，周围是询问的人们。她的手和胳膊上有血，但却是他的。很明显，在他们争夺小刀之前，她打了他耳光。
荣格给弗洛伊德写了信，说是为一位讨人厌的女病人，但仍然没有提到病人的名字：“在她面前，我总是表现得彬彬有礼，但是在与我过分敏感的良心相较量时，我并不觉得全然无罪，而这正是最痛苦的，因为我的目的是高尚的。”
1910年9月，在萨比娜写作博士论文期间，他们再次见面。根据萨比娜的日记，“我们见面的最主要的后果是我们再次陷入热恋，我对他的爱以一种疯狂的激情压倒了我。有时我强烈地反抗，但另外的时候我让他亲吻我的每一个手指，我全身好像粘在了他的唇上，因为爱而昏厥。”荣格说萨比娜的论文使他陷入狂喜：它证明了精神病的思想结构与神话的模式完全一致。他提出在论文发表前和她一起工作，并介绍她加入精神分析学会。
荣格有步骤地把不稳定的病人引入宗教和神话的想像，萨比娜就是第一位接受这种非正统疗法的病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唤起了两人对对方的热情。到11月时，他们再次成为情人。荣格喜欢她的自傲和他们那些彼此互相缠绕的思想，但并不打算与她结婚。他说他从根本上还是一个俗人，要求不高，只需要爱玛营造的典型的瑞士式家庭生活。尽管萨比娜讨厌被荣格当作“的替代物”，但恋情仍然继续下去。她整个人“充溢着爱”，她向命运祈求：“让我高贵地爱他。” 两人缠绵之时，有时荣格温柔而充满深情，但有时他又“摆出一副唐璜的姿态，让我觉得非常讨厌，尽管他认为我忠于爱情，但他说我属于那种不是为母性而是为自由之爱而生的女人。”
荣格曾告诉一个朋友：“当我死的时候，恐怕没人能意识到躺在棺材中的这位老头曾是一个伟大的情人。”萨比娜认为荣格充分利用了他的受人爱戴：“荣格大夫根本不是个隐士，除了我，他还喜欢其他许多的女人。” 妒意渐渐渗入到她对他所造成的痛苦的谴责之中：“我才明白一个女病人的悲剧，开始被他诱惑，然后就抛弃，而后人们又开始谈论其他的这种‘韵事’。”
而荣格发现萨比娜不可抗拒的一个原因是：不像爱玛，萨比娜与他记忆中的一位脸黑黑的女仆相对应，这位女仆在他母亲住院时曾照料了他一段。在描绘这位女仆的形象时，他说，“这类姑娘”代表“我的阿尼玛形象”。荣格相信，因为遗传了一个女性的集体形象，每一个男性所选择的配偶，都是直觉告诉他，这位女性是能接受他投射到她身上的阿尼玛形象的女性。她因此代表他的精神。
荣格发明的“积极想像”方法，是基于与他的阿尼玛和幻觉形象的交流。他让患者画出梦中或幻觉中的形象，然后向它们发问。这就像向一个内心的神祈祷，“因为答案就在你心中，只要你不惧怕它们。”这就是“让无意识浮出表面”。
荣格与萨比娜•施皮尔莱因的恋情，在经历了长达七年的时间之后，最后似乎是以比较平和的方式结束。萨比娜•施皮尔莱因后来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治疗，因为仍然留恋着荣格，她认为也许弗洛伊德能帮她“脱离暴君”。1912年初，她与一位大夫结婚，但在怀孕四个月时，她仍然迷恋着荣格。（《卡尔•荣格与萨比娜•施皮尔莱因的疯狂之爱 》，罗纳德•黑曼著，彭牧译）
1940年（一说是1941年）,她死于纳粹军队的枪口之下。
可以说，荣格在他的分析心理学理论渐成雏形之时，萨比娜•施皮尔莱因，这个曾经的女病人、后来历史上的第一个女性精神分析学家，对于启发荣格发现和研究阿尼玛原型、死亡本能、积极想象技术等，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托尼·沃尔夫(Toni W0lf，1888-1953)
托尼·沃尔夫是爱玛之外对荣格最具影响力的女人。先是荣格的病人，后来成为荣格的助手和精神分析学家。
托尼出生于苏黎世的一个名门贵族家庭。父亲多年在外做生意，不仅仅从东方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东方的思想。托尼深受父亲的宠爱，1910年父亲去世之后（时年22岁），被送到荣格那里接受的治疗。1911年，曾随荣格夫妇参加在魏玛举办的国际精神分析大会，随后不久就成为荣格特殊的终身伴侣。她一生未嫁，荣格是她寄托命运的男人。
接受荣格分析后不久，托尼成了荣格的助手、最早的荣格心理分析家之一。与爱玛的情形相同，许多早期的病人，在接受荣格心理分析的同时，也都接受托尼的分析。而且，接受过她分析的人普遍都有一种印象：荣格的分析主要处理的是原型层面的心理问题，而托尼则表现出更接近病人的实际心理困惑。托尼在爱玛之后接任分析心理学俱乐部主席，并且在1928—1945年间都一直担任这一职务。1948—1952年仍然是该俱乐部的名誉主席。托尼·沃尔夫的代表作是《女性心灵的结构形式》，1951年用德文出版。
托尼不仅仅是荣格的“病人”，荣格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另外一种存在。在荣格的私人《红本日记》中，记录了与托尼分享梦和积极想象体验的经历。托尼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去世的当天她仍然在工作。托尼的死对荣格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悲伤的荣格用中文在纪念托尼的石碑上刻写了这样的表达：“托尼，莲花，修女，神秘。”（《心理分析：理解与体验》第158-159页，申荷永）
三、荣格的现实观、女性观及阿尼玛情结：
荣格与女性的多角关系，既展现了荣格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人性的复杂，也有着鲜明的个人因素和个人特色。
荣格这样做，首要原因是他权衡利弊之后审慎考虑的结果。荣格无疑很明白自己非常需要在爱欲与名利、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他既需要女性激发灵感和创造的激情、分享探索心灵深处的诸多乐趣，但是也需要有现实性的根基，以保证自己的职业形象、现实生活不受太大的影响，以“昭示大众”，完成心目中的上帝赋予他的历史使命。
综观荣格的一生，都是在幻觉和现实生活之间寻找一个支撑点，“而我可以说，我的家庭和我的职业工作便是我的这个支撑点。在这个现实世界里过着一种正常的生活并以此来抗衡那个奇异的内心世界，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的家庭和我的职业一直是我可以随时回归的根基，它们起着肯定我是一种实际的存在，一个普通人的作用。潜意识的内容本来会把我弄得失去理智。但是我有家庭，此外我还知道，我有一个一所瑞士大学颁发的医科学位证书，我必须帮助我的病人，我有妻子及五个子女，我住在库斯纳克特市西斯特拉斯228号——这些实实在在的存在对我提出了种种要求并再三再四地向我证实，我确确实实存在着，我并不像尼采那样是一张白纸，在精神的强风中到处翻飞。尼采失去了其立脚的根基，原因就在于他除了他思想里的内心世界外便一无所有——应该说，他的内心世界拥有他要比他拥有前者更甚。他断了根并在大地的上空飘荡，因此他不得不采用虚夸和不现实的办法行事。但对我来说，这种不现实却是可怕的根源，因为说到底，我是以今生今世作宗旨的。无论我是如何执著或如何洋洋自得，我总是懂得，我正在经验到的一切，最终总是归结到我的这种现实的生活的。我决意要履行生活的职责并使生活的意义更臻于完美。我的座右铭是：于此务须立即以真实行为昭示大众，不可搪塞！”（《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第165-166页，刘国彬杨德友译）
在探索潜意识的未知道路上，处处风险重重，失去理智、被潜意识的黑暗吞噬者大有人在。荣格担忧自己会像尼采一样过分沉溺于幻觉世界不可自拔而发疯，因此他脚踩大地的现实观无疑是可取的，而且他说得非常清晰，无须再加注解。但从更深的心理动因上看，这与他的女性观、特别是阿尼玛情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同时代的心理学家中，荣格的女性观，无疑也是超前的。他对女性的出色能力赞赏有加：“妇女是具有特别天赋的。她们往往具有极好的直觉及犀利的批判性洞察力，可以看出男人暗地里的心思，有时甚至还能看透男人们本能性的种种诡计。她们能看出男人们所看不到的某些方面。没有什么女人会相信自己的丈夫是个超人，原因就在这里了。”（《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第113-114页，刘国彬杨德友译）。
另一方面，荣格对女性的态度也很坦率。荣格曾向弗洛伊德承认，在自己身上存在“一夫多妻的成分”，宣称“在我看来，一桩美满婚姻的先决条件就是允许不忠。”（《弗洛伊德与荣格书信集》，第289页，1910年1月30日）
荣格认为，“对一个男人来说，有两种女人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他需要一个妻子来营造他的家庭，并且生养他的孩子；另一方面他需要一个精神的伴侣(femme inspiratrice)来分享他的幻想，为他最伟大的著作提供灵感。这种主张很可能起源于他自己的阿尼玛（anima,他潜意识中的女性情结）的分裂，而这一分裂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源自他4岁（注：荣格在自传中说的是3 岁）的时候，当时他和母亲分离，由父亲教区的一位年轻女仆照顾。后者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他80岁的时候他仍然记得她……这个临时的保姆是母性的附属物、精神的伴侣、对其心灵孤旅的慰藉的第一次具体体现。尽管他对作为妻子的爱玛非常满意，但他的阿尼玛仍然要求出现另外一个爱的伴侣和知己的女友，他将与他共享他最近做的梦和最新的想法。至少有两次，这一诱人的形象以病人的面目出现在他的面前，首先是萨比娜·施皮尔莱恩（Sabina Spielrein）的短暂关系，而他和安东尼亚·沃尔夫(Antonia W0lf)的关系更为持久，她成为他终生的密友和同事。此外，在荣格周围聚集了很多女性崇拜者（苏黎世的智者们不恭敬地称之为Jung frauen[注：德语，太太]）,她们来到苏黎世跟随他进行分析和研究，却再也无法使自己离开，仿佛他早年与母亲的分离进行教导了他，使他决不可能信任一个女人的爱，而必须总是在许多女人中寻求安全。”（《简析荣格》第202-204页，Stevens著，杨韶刚译）
这种分析，从上文所述的、荣格自传中的这段话得到佐证：“母亲的离去使我深深地感到痛苦。从那时起，有人一讲‘爱’这个字，我就有一种不信任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女人’在我心中引起的是一种固有的不可靠的感觉……我怀疑女人，可她们并没有让我失望。”（《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第2页，刘国彬 杨德友译）
四、荣格的阿尼玛情结对的启示：
荣格与女病人的多角关系，似乎基本上都是以“你情我愿”的圆满方式收场的。
那么，治疗师与女病人（下文通称来访者）的这种性爱关系，究竟是相互救赎，还是残酷的两败俱伤？是相互成就了对方，还是双方都是饮鸩止渴？
不可否认的是，咨访关系的确有相互滋养、促进双方成长的作用。治疗师在满足来访者、治疗来访者的同时，也在无意识地治疗着自己，满足自己隐秘的心理需要。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心理治疗的整个过程，更是一种充满艰辛和风险的过程，“从而使助人这一专业，成为最能给人带来精神满足，同时也最能耗竭人的情感的人类活动。”（《心理治疗师之路》序，[美]Jeffrey A . Kottler著，林石南 黄秀芹 黄思旅 译）
问题在于，治疗师在满足来访者、治疗来访者的同时，对自身的耗竭、伤痛等问题，怎么办？
荣格的这种观点颇受争议：“医生是只有在他本人情感上受到感染之时才能起作用。‘只有受过伤的医生才会医伤。’但要医生的个性之强犹如一身盔甲之硬时，他是起不了作用的。我对我的病人是认真加以对待的。我也许也会遇到像他们那样棘手的问题。往往有这种情形，病人正好是医治医生痛处的一贴良药。”（《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第113页，刘国彬杨德友译）
确如荣格所言，在传统的心理分析治疗中，往往只有当治疗师受到来访者感染时才能起到治疗的作用。如果治疗师勇于打开自己的内心，允许和承接来访者内心的爱恨情仇等种种复杂的情绪体验投射到自己身上，让来访者借助强迫性重复的力量，将“那时那地”带入到“此时此地”，治疗师感受到这些情感，但是以悬浮注意的方式去理解来访者的内心世界，通过或神入、澄清、解释、领悟、修通等技术，帮助来访者获得成长。一句话，强迫性重复，正是为了强迫性修复，是为了促进人格的独立和成熟。
然而，来访者正好是医治医生痛处的一贴良药吗？治疗师的伤痛要来访者来医治吗？
在心理分析治疗这种温情脉脉的情境中，如果治疗师被来访者的理想化、色情性移情等击中，过分了来访者的病理性需要，将自己的反移情、尤其是负性反移情付诸行动，这就等于让来访者强迫性重复了早期创伤，等于是来访者给治疗师医伤了——这就与心理治疗的目标背道而驰了，治疗师的行为必然是有害的。这样的心理治疗，注定是会失败的。
这样的治疗师，一般来说，或者有与来访者类似的情结，或者没有修通自己的创伤、没有把自己的创伤性体验转化成助人的资源，于是无意识地需要来访者来满足自己夸大自体的全能幻想等等自恋需要或拯救情结，那么他很可能便会以“爱来访者”的高尚名义付诸行动，这就成为来访者内在创伤的简单重复，甚至加重了来访者的创伤感，因而危害到治疗。
所以，治疗师自身的耗竭、创伤等种种问题，不应期待来访者承担治疗自己的义务——否则就成为“咨客掏钱，医生医（自己的）伤”了。治疗师应该去寻求上一级的来完成这一任务。
一般来说，理想化移情或色情性移情在心理分析治疗中是常见的，尤其是在异性之间的咨访关系中。基于治疗的需要，治疗师通常会营造出一种安全、自由、包容的氛围，来访者在这种抱持性氛围中很容易对治疗师产生理想化移情或者色情性移情，就像是真的爱上了治疗师一样。弗洛伊德（Freud ，1915）曾说：“在移情关系中的爱是真实的。”这并不是说来访者对治疗师的爱是真实的，而是来访者在退行时，很可能无法体会和分辨自己爱的并不是治疗师，而把治疗师当成父亲或母亲来爱。可是治疗师心里必须清楚这一点。此时，治疗师最需要做的，就是对自己的情绪与欲望保持敏锐的洞察力，识别、消化、处理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被扰动的情结，尽可能在治疗中保持情感的相对中立，以避免付诸行动；然后，引导来访者觉察和面对自己的情绪感受、深层的心理动力和心理上的真正需求，以此修通来访者受创的，进而修通来访者的情结；最终，让来访者的获得成长，从而促进来访者的人格成长。
以上的过程，既是心理分析治疗本身的要求，也是心理治疗规则的要求。这意味着治疗师不能滥用自己的权威，不能从来访者身上获取咨费以外的其他利益，不能借此满足自己的自恋需要——特别重要的是，永远不能与来访者发生性关系，因为性关系会毫无例外地破坏治疗效果。
一个来访者曾这样描述她与治疗师的关系是亲密的：“毋庸置疑我对父亲的信任和爱转向了X博士，因为我觉得他拥有智慧并对我的进行无条件的关注。那时我没有意识到移情的发生，因为我确实把他看作父母亲一样的人物，因此我依旧依赖他，并在治疗中努力配合他，渴望他的接纳和赞同，并相信他是我得到肯定的唯一来源。”（Bates and Brodsky 1989: 18）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X博士在治疗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关注性问题，鼓励来访者卡罗林谈论她自己的性行为，并解释了他对随便性交的肯定态度。他还解释卡罗林可能压抑自己对他的性欲望。后来她把这一现象描述为“治疗关系的性化过程”。他开始在咨询结束的时候拥抱卡罗林，然后吻别。在一次咨询过程中，他提出卡罗林对他性吸引的否认表明她是同性恋。
在治疗的第九个月中，X博士介绍了一些放松训练，包括让卡罗林躺在咨询室的地板上。在一次治疗中，他强奸了她。她报告了“恐怖”、“分离和羞辱”。在接下来12个月的8或10次疗程中，性行为持续进行，总是发生在治疗开始的时候。在治疗过程中，X博士开始较多地谈论他自己的问题。最终，在与治疗师有过性行为的两年后，她能够克服自己的依赖感和麻木感，然后结束了治疗。
接下来的几个月是一段“沮丧和混乱超过希望的”时期：“我自己有一个黑暗的秘密——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心理治疗的失败者……谴责自己发生的一切” （Bates and Brodsky 1989: 41），常做恶梦，还有自杀的想法。当卡罗林与另一个咨询师开始心理治疗时，她开始有可能面对发生的一切，并对X博士提出控诉。尽管还有六个X博士的女性来访者作证她们也是类似性剥削的受害者，但民事法庭的这一经过五年才取得了法庭外和解。法庭出场包括详细的交互询问，这又增加了羞辱性和悲伤性。在国家认证管理委员会的也场更加痛苦，考虑是否要废除X博士的专业鉴定合格证。媒体对向从业者索赔的过程也给予了关注。在最后，他又重新申请，而且被授予了从业许可证。（《导论》第374-375页，[英]约翰·麦克里奥德著，潘洁译）
这种情况并非特例，即就是在美国这样明确禁止与来访者有性接触的心理治疗界，也照样存在。波普等人（1986）对美国心理咨询从业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结果发现9﹒4 %的男性治疗师和2﹒5 %的女性治疗师承认与来访者有性关系。（《心理咨询导论》第373页，[英]约翰·麦克里奥德著，潘洁译）
荣格式男女平权主义者罗特（Rutter,1989）在他的著作《禁忌区域的性行为》中，认为专业男性和女性之间（不仅仅包括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还包括牧师、教师、医生和经理）发生性行为时，他们对女性处于权力或权威的地位，这一不正当的性行为是由根深蒂固的文化神话对男性和女性的意义不同导致的。罗特认为许多男人压抑和否认他们自己的感情痛苦和脆弱性，但是他们坚持一个幻想，即他们可以通过与一个富有同情心和善解人意的女性融合来实现这一切。因此与一个女性来访者的性行为是无意识的寻求康复和完整性的一部分。当然这是解决男性困境的一个暂时手段，很快这种性亲密就变得虚假，然后这个女性将被拒绝。
对治疗师性行为动力学的解释与霍兹曼（Holtzman，1984）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他采访了与治疗师有性关系的女性来访者。少数女性谈到照顾治疗师，满足他的情感需要。西尔（Searles，1975）描述了来访者无意识地充当治疗师的治疗师。
罗特（1989）认为，这种情况将会终生攻击女性的自尊，终生被别人认为不够好，尤其是她们的父亲。在与一个强有力的男性的工作关系的经历中，这个男性欣赏她们的能力和品质，并试图帮助她们实现自我，这对女性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康复性相遇。因此，由性剥削引起的对这一亲密和希望的背叛破坏性是很强的。凯斯勒（Chesler,1972)采访了10位曾经与她们的治疗师有性关系的女性。所有的被采访的女性都是没有安全感、低自尊并谴责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波普和布霍特斯(Bouhoutsos ,1986)提出那些受咨询师性剥削危险较高的女性，通常是那些在早期生活中经历过乱伦或性虐待的女性。（《心理咨询导论》第376页，[英]约翰·约翰·麦克里奥德著，潘洁译）
以上文所述的荣格这两名女性来访者为例。托尼· 沃尔夫的抑郁症，很明显与早年父爱的严重缺失、而父亲又突然去世高度相关；萨比娜·施皮尔莱恩的具有暴力倾向的歇斯底里，与她童年受到父亲的多次殴打有关。这些情结仍需要在接下来的治疗中继续修通。然而，荣格在这种双重关系中却充当了一个永远的、全能且博爱的理想父亲的角色，他甚至需要这些女性来访者来治疗自己早年的创伤，这样就使这些女性终生没有机会修通她们的恋父情结，她们的人格也没有机会得到足够的成长，而是停滞不前，固着在此：她们终生未曾获得独立的人格，只能依附于荣格——她们再也无法离开这个上帝般的父亲了。这一点，与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终生忠诚和献身于父亲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事业、生活在父亲理论的羽翼之下，以满足父亲的恋母情结和自恋损伤，何其相似。只是在辉煌的学术成就和炫目的职业形象之下，这种对双方人格成长的隐性损害，往往看不见，甚或不自知，甚或很少为人所知罢了。
2012-8
附：托尼·沃尔夫对分析心理学的贡献，见荣格撰写的《托尼·伍尔夫〈荣格心理学研究〉序言》，《文明的变迁》第364—369页，周朗 石小竹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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