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现在开始，今天我们要讲“中防御的功能”，如何跟防御做工作。第一，到底是什么防御？防御是一些的、心理的行动，它的功能是要去阻止个体理解任何所有内在痛苦的体验。通常来到治疗室会非常痛苦，我们会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同时你可以发现他看上去非常不安和痛苦，但是这个来访者会说我并不感到痛苦，然后你会对他说，你看上去像是在哭，他会说：是的，我知道，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痛苦。这就是刚才描述的防御过程，你可以看到在运作过程中，个体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我们在治疗里面跟来访者做工作，就是让来访者知道他所不知道的那部分。
我们最主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帮助来访者，让来访者对我们解释、阐述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总的来说，防御是有好处，也有坏处的，有时候防御是一个适应功能，但是有时候防御让我们无法从我们的内在去表达自己的痛苦。防御，作为一种心理功能，发挥了很多不同的功效。
我将会花很多时间来讨论防御和它在治疗中起到的作用，我们必须谨慎对待它的同时，认识到防御也是一件工具，在治疗中我们能使用的诸多工具之一，有趣的是，防御往往是我们使用的第一件工具。
某人给了你一个盒子，然后说，里面有一件对你很重要的东西。但这盒子是用螺栓拧上的，需要一个螺丝刀才能打开，而盒子内的东西还需要电池来运作，仅有一块电池是无法使其运作的。这就是我们的防御。
在他的论文<Neuropsychoses of Defense>(1894)中首次提出心理治疗中的防御概念。他提出，在我们的心理中有一名审查员，会筛查进入表意识的内容。而那时，弗洛伊德正在和他的同事就歇斯底里症的问题争论不休，他的同事Breuer认为是个体天生的更容易被催眠的特质使之发展出歇斯底里症的风险更高；而弗洛伊德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个体是经过后，产生了“审查员”，将有关创伤的回忆从意识中抹去，即歇斯底里症是由于后天创伤，在精神上造成的病症。弗洛伊德这样认为的原因，是他的两个病例露西·R和伊丽莎白·冯·R，对这二人的治疗发现，她们的症状都来自于性冲动与道德观念的冲突。
1900年，弗洛伊德完善了他的防御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心理理论和一套新的技术模型。他说，心理中还有更多内容，超越了意识和潜意识的部分，使弗洛伊德有这个转变的原因是他的许多病人有大量的内容需要倾诉，甚至会在被打断时斥责他。他把这部分内容称为“前意识”。
弗洛伊德认为，病人能够回答的内容是无关紧要的，而那些他们无法表述的内容，是潜意识的，是最重要的。弗洛伊德提出了假设，无法表达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内容是令人痛苦的。
这个观点来自弗洛伊德对梦的研究。他认为做梦也是一种思考的方式，与清醒时的不同。比如这样一个梦：我们梦见自己在父母家中，此时我们已经长大、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而孩子们却让我们去上学。我们不懂这个梦境的含义。弗洛伊德把梦的思考方式称为原始过程(primary process)，所谓“原始(primary)”是因为他相信这个思维方式是生来就具有的、原初的，而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长、对世界的和理解加深，他才逐渐学会了这个世界的逻辑思维方式——弗洛伊德将其描述为痛苦的，因为在孤独时，我们会感到难过，而发现周围的事物都不是真实的，又令人恐惧。所以弗洛伊德认为，我们日常的思维方式是令人痛苦的。所以他将“审查者”的概念带入了梦的研究，人在醒来时，审查者就会压制那些令人痛苦的部分。后来弗洛伊德和他的同事Breuer将对“审查者”的研究发表在了<Preliminary Communication for the Studies on Hysteria>上，他提到“在大部分的案例中，仅仅通过询问就想要找到心理问题的源头，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你问多少问题。一部分是因为来访者不喜欢你所问的内容，但主要的原因是，来访者真的完全无法回忆起来，而引起的的事件又看似与病理现象毫无关联。”简单地说，就是“我不知道我知道”。
为什么会不知道？这些内容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引起了弗洛伊德的兴趣。他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梦里。在《梦的解析》第7章中，弗洛伊德说：“做梦，是因为我们有未完成的愿望，往往来自于幼年”，他称之为“是童年期永恒的愿望”。白天生活中的事件触发了这些愿望，并以梦的形式出现，以期满足那个愿望。而当我们意识到梦境里所代表的欲望时，我们会感到不适，可能是因为梦代表了初始过程的思维模式，也可能是这些欲望过于原始，即使在梦中也会使我们感到不安——于是梦境的作用，就是以一种温和的形式来呈现这些欲望。有时候来访者呈报的梦境中，事件似乎是无关的，实际上在这些零碎的梦境事件背后，可能是相同的欲望，由不同的防御处理后呈现出来，所以个体才不会觉得不安。听来访者呈报这些梦，对于我们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可以思考这些梦境当中，防御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上面所说的这些梦境的过程是防御的结果，但我想声明一点，梦的作用并不是防御，梦的作用是帮助我们睡眠。弗洛伊德说，欲望确实在梦中给个体带来了一些不快的体验，但这些感受并非不能忍受的，同样地，在清醒时，当个体本来是为了得到快感而试图满足本能的愿望，结果却激起了一些不愉快的体验/回忆，伴随着、羞耻、内疚感，这些感受也不是不能忍受的。如果到达了不能忍受的程度，个体就会形成创伤。
那么被压抑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一些期的欲望？令人不愉快的内容？这些被防御处理过的内容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内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重要的影响，因为它们是理想化的，而只要它们不会引起我们的不适，我们就可以继续追求满足这些愿望；而当愿望变得使人痛苦时，我们就会试图离开——但不会真正放弃，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冲突来源，痛苦使我们远离，而欲望又将我们拉近。
弗洛伊德又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些愿望和“担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弗洛伊德相信，如果能弄清个体欲望和痛苦的来源，他就可以帮助这位来访者减轻痛苦，缓解冲突。他认识到这些愿望都是来自童年，然而童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经历了复杂的心理过程变化。为了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弗洛伊德将两条发展主线串联到一起：一条是力比多的性心理发展阶段，另一条是发展阶段。在这两条发展主线上，他试图追溯从彻底的依赖关系发展到成年期令人满意的双向的爱的关系这一过程中，个体要经历哪些挑战。尽管弗洛伊德从癔症中已经将压抑这一机制看的相当清楚，他同时也在大多数其他的心理疾病中发现了压抑的存在，甚至是在正常的心理功能中压抑也在起作用。弗洛伊德开始相信压抑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过程，它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体潜意识创造物的建构提供了一条独有的途径。至此，压抑兼具了两个功能，它既是防御过程的一个方面，同时又是个体其他防御程序的原型(Laplance and Pontalis, 19__)。有了这样的理解，弗洛伊德在于整体的防御过程时，对不同形式的防御的兴趣就大为减少，他将所有的防御过程统称为“压抑”。尽管还有很多例外的情况存在，但在1900年至1926年期间，弗洛伊德将“压抑”这一术语等同于全部的防御。在这一时期，他治疗中关注的焦点是压抑的表现形式，在治疗过程中，“阻抗”被当作是压抑的一种表现形式。弗洛伊德一开始认为治疗过程中代表着防御功能的阻抗是需要治疗师通过直接提问、施加压力或不断坚持才能处理的问题。这一点在弗洛伊德的病人伊丽莎白·冯·R的案例中再次予以了说明，这个病人拒绝向弗洛伊德透露她的一些想法也拒绝被催眠。他也开始理解妨碍治疗的那股力量就是阻碍感觉和想法进入意识层面的那股力量。此时他的治疗目标变成了将潜意识意识化。
早期的治疗
（弗洛伊德是如何处理这一临床障碍的？）
从癔症研究开始，弗洛伊德就运用了一个简单的治疗模型。他一开始使用了从夏科特和伯恩海姆那里学习到的催眠技术将病人的回忆带回到意识层面。但很快弗洛伊德就对这种方式失去了信心，逐渐的用建议取代催眠，然后对病人施加压力，以及/或者密集的提问。这一早期的技术演变过程发生在1892年至1896年之间（格林森，1967）。在这一时期，据琼斯（1953，pp.243-244）透露，伊丽莎白·冯·R责怪弗洛伊德的提问干扰了她向弗洛伊德讲述她通过自由联想得出的一些想法。通过“施压法”和“自由联想”，弗洛伊德探索到了病人潜意识的内容及伴随这些内容的被屏蔽的。弗洛伊德在中描述了这一过程：
因此我们告诉他，治疗要取得应有的疗效，取决于他要敏锐的觉察到并报告出任何出现在他脑海里的东西，而不会因为他感觉到这些想法不重要或毫无关联或对他来说似乎毫无意义就去抑制它，不要被这些感觉所误导。他必须采取一种完全公正中立的态度面对任何出现在他脑海中的想法，因为正是他评判的态度导致他无法在一般情况下解决他的梦或强迫观念或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1900，101页）
这个时期（1900-1920）是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最为活跃的时期，他深深的沉浸在临床数据的海洋中。尽管他一直试图建构起他的宏伟理论，但同时他也意识到他的后设心理学让人困惑，他的理论严重的影响着他的临床观察。但这些模糊不确定的感觉又让他敢于挑战所有的科学假设。
在这个阶段弗洛伊德写下了包括有关等最为重要的有关精神分析技术的文章（1912a,1912b,1914,1915a）。这时候的他似乎最关注移情的概念，他花了大部分的时间探寻移情解释的价值和重要性。如前面提到的，他深刻的理解了压抑及其阻抗，但他仍认为这些现象是治疗中的障碍，应该在治疗中有意识的直接通过建议来处理。移情则成为了指路明灯。
在弗洛伊德的三篇有关移情的文章中他详细阐述了他是如何逐渐意识到移情的重要性以及移情所呈现出来的临床上的困难的。他（1915a）提醒分析师们注意移情唤起的性质，从而揭示了他关注的是试图去影响病人而非分析移情。弗洛伊德对移情的重要性的理解能力有助于他从不同层面把握心理病理的本质。在他有关压抑的论文中，弗洛伊德谈到了他的心理拓扑理论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我们接下来就会涉及到这个方面的内容。
接下来就该涉及到弗洛伊德对其理论的最后修正阶段了（1919，1921，1923&1926）
当弗洛伊德将他有关焦虑的理论从创伤泛滥转变到信号焦虑，他（1926）重获了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即焦虑是防御的基本动机来源。下面我们将回顾心理学家及现代冲突理论家们的贡献。
弗洛伊德对防御概念最后的贡献——结构模型
弗洛伊德对心理模型的最终修订。这些新的心理机制包括了自我，超我和本我。弗洛伊德（1923）将自我的定义从“自己”改变为“连贯一致的心理过程的组织”（弗洛伊德，1923，p.17）。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的防御塑造着阻抗。他之所以会有这些发现是因为在他的临床工作中，他发现很难将这些防御意识化。他所面临的第一重困境就是他认识到防御被用来抑制满足。这更加清晰的说明了防御是次级过程而非原始过程现象。另一个困境和第一重困境在形式上很相似，与潜意识内疚有关。（？？强迫性重复？？）弗洛伊德选择重新构思他的心理模型，然后在自我和超我中都发现了潜意识、潜意识和意识状态的存在。弗洛伊德运用这一新的模型能够更好的解释环境和生物性的决定因素，目的和驱力以及快乐和现实原则。
弗洛伊德（1926d）提出了新的焦虑理论。他最初的理论认为焦虑是力比多的直接转化（1894，1895），他后来的理论认为焦虑是一种信号（1926）。弗洛伊德最初的理论认为，压抑（防御）干扰了力比多的释放从而导致了焦虑的产生。而弗氏后来的理论则认为，焦虑是一种“危险信号”，充当一种实验性的行为。此时的弗洛伊德从能量模型开始转变为以意义为本或更加心理学化的模型。“信号”模型的核心观点就是，童年期的愿望与童年期有关丧失的危险相关。弗洛伊德列出了这些危险，包括：丧失客体（重要他人），丧失客体的爱，丧失生殖器或生殖器受到伤害（阉割），超我惩罚的恐惧（内疚）。这一模型认为，一个威胁性的愿望即标志着危险，从而引发了焦虑，继而启动了防御。弗洛伊德观察的核心是自我，他试图澄清内在和外在的关系在整合他之前的客体关系发现中的作用。这在他的专著“群体心理学及自我的分析”中可窥见一斑（1921）。
在个体的心理世界中必然会有他人的存在，这个他人可能是一个榜样，一个对象，一个帮助者，或一个对手；因此从广义可以说，个体心理学从一开始同时也是（p.69）。
在这本专著中，弗洛伊德（1926）将掩盖在压抑这个表面现象之下的各种不同的，还原到了他们最初的重要性上。他同时也重新涉及到了潜意识的愿望-恐惧/担心连续普，这一连续普是他早在26年前就在释梦的第7章概述过的。童年期的危险是那些潜在的丧失，这些潜在的丧失可能发生在人生的不同时期。这些童年期的危险与阶段性的困难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后来的心理组织。当然，弗洛伊德强调了冲突是童年期危险的主要心理组织，但这并没有否定掉更早期提到的其他的心理组织。我们可以假设弗洛伊德有关焦虑的新理论放弃了焦虑是力比多创伤性的泛滥的说法，改为焦虑是即将来临的危险的信号。焦虑现在被看作是对早年发展过程中各种创伤的反应和警告。在弗氏早期的著作中，我们发现弗洛伊德正是从抑制，症状和焦虑这些概念中“开始识别出前结构理论中存在的错误：即压抑导致焦虑的构想。然后他从能量模型转变到意义模型，意义模型的核心思想是童年期的愿望与童年期有关丧失的危险相关。”（Richards & Lynch,1998, p. 4）
当时的分析师们对此有很多的担忧，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新的结构理论不过是一个平常无奇的理论，虽然也提供了一些见解但仍然与临床上遇见的病人相距甚远。这一理论上的变化经历了重重困难，直至今天，我们才能引申出一些稍有不同的结论。在有关后设心理学的论文中，那些临床案例资料，那些有关治疗技术的论文，弗洛伊德集中研究并理解了那些有关人生的戏剧中所呈现的心理内容和冲突的本质。他在这个时期的治疗技术从自由联想扩展到移情分析，他积极的处理了在治疗性质的关系中所呈现出来的影响了病人客体关系性心理发展的固着。虽然通过这些方法，弗洛伊德在临床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仍然努力在治疗上找到最佳的方法帮助病人参与到治疗过程中来。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会直接牵涉到我们在治疗的初始阶段如何确定我们的首要任务。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弗洛伊德关注的点转向了个体如何利用他们的能力去了解他们自认为“不知道”的心理内容。弗洛伊德在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个体究竟运用的什么策略来回避触及到他们生活中那些如此令人痛苦的经历的？这是弗洛伊德最后的谜题，他为了解开这个谜题，不仅改变了他的心理模型，还改变了他的治疗技术模型（例如，他在移情分析基础上又加入了防御分析）。因此我们大概可以说，早期引导弗洛伊德的临床目标（“将潜意识意识化”）后来升级了（“哪里有本我，哪里就有自我”）。从未知的地方开始，个体逐渐意识到他/她对他人的需求，同时也意识到他人在他/她的生活中的本性。也许有人会说，就如同格雷，戈德伯格，布什等人认为可以通过细致的分析病人易变的防御促进病人对分析师心理世界的洞察。所以说其实弗洛伊德的很多理论只不过是一个大概的构想草图。客体关系时代以及更具有说服力的防御分析理论价值还没有得到完善和整合。而这也将对理论的进一步探索导向了两个不同的精神分析分支：客体关系理论和自我心理学；二者均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整合重要的维度。这里涵盖了第一部分的内容。
自我心理学时期发展出的治疗选择
（自我心理学家们是如何处理这些由防御所导致的临床阻碍的？）
从安娜·弗洛伊德和海因茨·哈特曼的著作说起（结合克里斯和罗温斯坦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的领军人物们，努力澄清精神分析的任务。他们以及其他的一些人无疑是弗洛伊德结构模型的主要诠释者和开拓者，自1940年代开始，他们开创性的著作的发表：自我及其防御机制（A. Freud, 1936），自我心理学及适应问题（Hartmann, 1939）使得弗洛伊德的结构理论在美国日益流行。沃勒斯坦将这两本著作比作“自我心理学建构的两根支柱”（1894，71）。这两本专著标志着对心理过程和意识层面体验及行为功能的更深刻关注，（例如，由自我所调节的本我与超我或者“它”与“在我之上”直接由“我”指代）。
在安娜·弗洛伊德致力于关注防御的本质时，哈特曼则转而研究自我的适应功能。他们二人都寻找到了本能驱力的新的平衡点，及现在提到的力比多和攻击性。哈特曼的观点提供一个更为协调的生物-心理-社会依据，他认为自我的某些方面有着相对自主的发展，不太受到冲突的影响。安娜·弗洛伊德一开始聚焦于能够提供一种临床依据，在此基础上逐渐由浅入深进行研究。他们的合作非常谨慎努力的想要通过发展的视角以及从正常到病理功能的角度刻画心理运作的基础。这其实是实现了弗洛伊德最初的想象，即打造一个精神分析心理学总论。
我们可以结合安娜·弗洛伊德的身份和她的周游经历作为背景来理解她的人生和著作。她的贡献为心理模型，心理发展，心理病理以及治疗技术开辟了新的领域。在心理模型方面，她致力于研究自我如何调节本我，超我及环境的要求。她接受了她的父亲弗洛伊德对于防御的定义“自我在面对冲突时所动用的所有方法，而这些方法直接导致了的产生”（ S. , 1926, 163）。她在此基础上拓展了防御这一概念，她认为防御解释了心理保护自己免受各种不愉快的感受包括冲突和痛苦的情绪的多种途径。简而言之，防御机制被用于最小化或消除威胁带来的焦虑。她是这样描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