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 Anne Laimboeck：的理解
2018年9月16日 (周日)
讲者：Dr. Anne Laimboeck
翻译：郑诚
主持人李晓驷：晚上好！大家知道中德班在我们中国发展史具有重大意义。中德班有很多良好的传统，其中有一个就是晚间的时候都安排了公开演讲。
今天带来首场讲座的德方教师，是Laimboeck，她是哲学博士，心理学家，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市协会教师，是该协会精神分析救援服务创始人及领导者。她也是德国及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成员。她最近出了一本书，题目跟我们今天晚上的演讲内容相似的。
《对治疗中情境的理解》。这个相对比较专业的，从情境当中来理解精神分析，通过情境来理解病人，通过情境理解来推动我们的治疗。我相信我们会有很多收获。
今天担任我们这次晚间翻译的是我们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合肥第四人民医院，也是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心理学院的郑诚，郑诚是我们中德班的翻译之一，也非常优秀，相信大家会对她的翻译满意。
Laimboeck：各位参与者，尤其是我们中德班学员和其他来自社会各界的参与者晚上好。今天晚上我给大家呈现的演讲主题是关于情境的理解这部分。接下来我们会对这个概念进行详细的阐述。
我们从两个部分来解释这个概念。一个是情境，一个是理解。
“情境”一词在戏剧领域十分常见。它指的是“在场景中放置一些东西”，或者英语国家更常这么说：上演一出作品。
作品中的“作”说明制作者在上演戏剧之前心中就已经有了一些雏形，称为“原始剧本”。
制作则是将原始剧本搬上舞台的过程。“理解”的过程则恰好与之相反。它揭露了剧中的原始剧本，使其一目了然。
只要去看戏，便能明显看出剧本与作品之间相隔甚远。但我们运用自身的思考和反省，可以将两者再次结合，往往能让看似耳熟能详的文字以全新的视角呈现出作者的想法。过去曾忽略的细节如今得以显现，甚至整个主题都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另一方面，剧本也可能会限制作品的变化。
与之相似，“情境理解”也需要同时处理剧本、作品及两者之间的差异。
从精神分析角度看，在分析师、患者身上以及两者之间，都在制造着的剧本、潜意识的情结和期的情境。分析师按照潜意识的剧本和被遗忘的情结，在各个作品中不同的表现形式来解释情境。因为制作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演绎，它和它的诠释是有新意的，却又不会脱离剧本。分析师把自己的见解分享给患者，这样患者就能再次知晓节目单上的内容，从而有选择性地进行删改。
在提出精神分析理念之前，癔症患者的戏剧天赋虽然众所周知，其作品却并未被视作为一种交流。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幅画，这幅画上是一个法国的分析师，叫沙尔克，他是法国最早研究癔症的分析师。他在众人面前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呈现出了癔症患者发作时的状态。后来在弗洛伊德提出了精神分析之后，我们对癔症研究迎来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我们开始去倾听这些患者，而不是仅仅去看他们的这种癔症性的表演。
在弗洛伊德之前很多癔症，其实已经沦为了她自身癔症疾病的一种符号，但是在那之后她们就有了诉说的机会。弗洛伊德的倾听其实是受到了这些女性患者自身的引导，她们已经发现倾诉是一种可以让她们表达自己以及疗愈自己的方式。
艾米冯恩有句名言：“闭嘴——什么也别说——别碰我”，因为那时候治疗癔症的时候医生会将手放在患者额头上，告诉她，“当我这样把手放在你额头上的时候，你就会进入那种状态……”，所以艾米冯恩就表示“别碰我！”还有我们熟悉的安娜欧，她将这种“时髦的疗法”称作“谈话疗法”。从那时起，分析师的觉察便集中于谈话之中，在倾诉与倾听之间传递讯息、建立关系。
患者躺在躺椅上、分析师坐在她后面的这种分析的方式和设置更强调的是专注于用言语进行交流。那些视觉的线索，比如说外在的表现、模仿的行为、手势，或者身体的姿态都被有意地减少。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分析师观察的空间变得更小，更专注。然后半躺的患者也可以降低很多活跃性。
虽然倾诉和倾听可以视作是理解癔症决定性的一个转折，但是它同时又否定了癔症患者的戏剧天赋。这种治疗会将我们的“谈话和倾听”去跟“理解”的过程相连，然后把“呈现和观察”去跟“付诸行动”联系在一起。通过情境理解的方式我们把呈现和观察在倾听的过程当中又重新整合在了一块儿。
通过“情境理解”，呈现和观察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重新整合在了一起。戏剧在“情境理解”的背景下不再被贬低为“作秀”，即一种虚构的、除了演戏其他什么都不是的东西，而是成了一种公认的艺术形式，呈现并处理了许多复杂的人性问题，并对其结果进行深度思考。
“情境理解”的概念起源于德国法兰克福的弗洛伊德研究院。
它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由研究院成员阿格兰德和洛伦泽提出的。当时的弗洛伊德研究院一直对精神分析的小组工作很感兴趣。首先是巴林特和福克斯访问了研究院，反过来也借鉴了英国研究院成员的小组经验，而且研究院也引入了巴林特小组。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猜测，如若情境理解不是自成一派，这种重点考虑情境的趋势肯定会受到小组中心论的青睐。
情境理解它的特别之处就是它跟我们、的发现有关。它还跟移情和反移情过程相关联的其他一些内心的觉察也有关系。
移情和反移情的过程其实就是情境理解所强调的那种分析师和患者之间互动的过程。所以我们把这个交互作用、这种互动过程称之为是情境性的交流，其实是在强调它的非语言过程。所以我们强调它是以塑造关系为目的的。这个时候，谈话的艺术性就显得非常地重要，而不是谈话的内容。
所以这种新的观点就认为我们仅仅有行动是不够的，还要有互动，这与以往单纯的观察有所不同。分析师是情境中的参与者，所以不再仅仅认为癔症患者是在将她的潜意识冲突付诸行动，而是在现实情境中不仅看见那位患者，也同时看见他自己。
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沙尔克那时候是可以用情境派的这种方式去思考的话，那么他可能就能观察到他自己的所做所为。在这个情景下，他作为一个很有风度的医生，好像是在他的命令下，这个癔症患者非常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些很怪异的表演。因为这个患者可能已经被这个医生所吸引，才会心甘情愿去跟随他的指令。
还有一种癔症类型，就像这个图中所呈现出的，患者呈现出一种“后弓”的姿势，整个背部变成像拱门一样的形状，一种反过来的僵着的状态。
根据这个新概念，信息被认为是一大堆的印象，首当其冲便是所谓“低敏感度”的大量信息，而根据节制的概念，这些都是禁忌的或受到限制的。如今“情境理解”让我们可以全面地利用患者的口头语言和感觉表达，对潜意识的过程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从那个患者的“反弓”姿势，以及沙尔克这出戏当中的癔症患者的姿势可以看出，她把自己就这样完全地向后躺过去，就好像完完全全地倚靠在了这个男人的身上，仿佛她把自己交给了这个男人，甚至是臣服于他。
戏剧这一隐喻源自“情境”的概念，让人觉得患者在分析性舞台上像个导演，在所有条件可任他支配的情况下，制作了他的潜意识情结。分析师也参演其中一个角色，就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这个范围内包含了所有的感觉元素，分析师和患者的一言一行都具有象征意义。
洛伦泽修正了精神分析中象征这个概念，使我们不再将视觉表达及其他表达看做低级符号，排除在言语范围之外，而是视之为更高级的象征层面的作品。
言语和非言语表达可以传达和塑造事物的复杂状态，好比在戏剧里，也是通过文字、姿态和交流将主题建立起来。
由于精神分析的戏剧并不是在舞台上表演，而是发生在医生的诊室里，有着咨访关系的框架，以疗愈为目的，所以潜意识的情结需要切合意识层面的情境，不能偏离轨道。
这就要看大家的情境能力如何，如果情境能力不错，就像是拥有了一种转变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所有关系中都会存在），它会让意识层面的关系不至于受损或被毁，而是加入了个人风格。阿格兰德认为人类的这种塑造人际关系的能力属于的情境功能。
现实的关系是“由患者的情境功能所塑造的，它将一个婴儿期的潜意识冲突集合引入了当下，带到分析师的面前。它不仅仅是一种重复，而像是在创造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新的东西，并通过修正稳定的婴儿期冲突形态的（完形）而最终成型”。
我想起了之前对原始剧本与舞台作品之间辩证关系的那些思考。或许可以解释通过潜意识的情结如何塑造情境，这个案例摘自一个精神分析治疗初始阶段的开头。由于此时尚未开始任何对话，所以开场阶段特别适合呈现患者在情境上的运作。这个情境中非语言的创作是显而易见的：
我最早是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很沧桑的女性的声音，她告诉我她有些问题。她的医生把她转介给了我。但是在她说话的过程当中，好像有些什么东西让我没有像往常询问其他的来访者一样，去询问她具体的信息。当时我对于她询问当中的一些忽视导致了后面的这些场景。
她来的那天，我在候诊室里面看到了一个满脸痛苦的女性，大概50岁左右。她的腿上缠着绷带，好像是只能单腿走路。我就立刻想到对于这个患者来说，她要爬三层楼上来到我的这个诊室一定是很不容易的。
那个地方其实有一个电梯，但是需要专门的钥匙才能开这个电梯，如果我要是早知道她腿瘸了这个情况的话，那么我一定会提前带着钥匙到那个电梯口等着她，这样她就可以免去爬楼之苦。
但是因为她的表情带着怨气，所以一方面我对她有内疚，另一方面又对她有反感。我的内疚就迫使我跟她表示道歉，说自己很惊讶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我要是早知道她腿脚不方便的话，我一定会在电梯那儿等着她。可是她却告诉我说“不需要，我很好”。然后自己拄着拐杖，拖着她的腿走进了咨询室，坐在我面前。
那个时候我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位患者，她是来寻求帮助的，但是她又告诉我说她不需要帮助。所以她显然是很受伤害，或者受过伤害，但是她却好像希望独自去面对这一切。她讲到她工作当中的经历，她是被从一个地方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好像带有一点降职、降级的意味。她原先的那个职位由她的领导的老婆所替代了。
在第一次的咨询评估当中，我们就发现她在潜意识当中有和母亲之间的，很明显期的冲突。她很伤心的是她妈妈没有帮她做好准备，没有把她的腿脚给安顿好，或者有轮椅之类的装备。如果她妈妈帮她做好准备，她上楼就不会这么地困难了。现在她就不得不依靠拐杖艰难地去爬楼。
电梯对她来讲又有了一种新的寓意，就好像是一种可以直上直下、不费力的捷径。她在第一次咨询的时候这样告诉我说，“其实你只要当上老板太太，一切就可以搞定了”。但其实这条路又被封上了，她不可能那么做，就像是这个电梯已经被封住了，没有对她开放。所以她产生了酸葡萄效应的那种感受，她甚至都不想听到有这种捷径，所以拒绝使用电梯这种捷径。
分析师的这种内疚其实镜映了她妈妈的内疚，分析师自己也没有从患者的角度去考虑、去帮助她做好准备，而是只是建议她乘坐电梯而已。所以很明显的是，在这一次的会谈当中，外部的情境和分析师都被拿去掩饰这个潜意识的冲突，而且在掩饰的过程中还没有破坏咨询的意识层面的情境。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接触，往往是要忽略潜意识的情境的，这样的话我们的交流会更加顺畅。但是精神分析往往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要去探索你的潜意识情境。所以分析师不会去限制你，而是尽量要让你潜意识得到最全方位的呈现。
这时候分析师就会尽可能的为你提供一个更大的舞台，而且为了使得这些演员能够在舞台上得到最好的发挥，分析师还必须保持中立。相当于他位居幕后，让患者没有必要受到分析师的限制去自由发挥，自由地展现他的创造性。
在此之外，分析师也很愿意去观察这些场景，并且不断地在观察的过程中跟上这些患者，因为患者在制作这出戏剧。他一边用耳朵听着这个患者在说什么，一方面眼睛还能看到剧本当中写的是什么。而且有的时候为了获得一些必要的角度，他还得暂时退居幕后，从一个倾听者或者一个解释者的角色变成一个旁观者。他不仅希望能够增强意识层面的咨访关系，同时还很乐于去接受一些意料之外的状况。
从哲学的角度上看，其实我们的分析师已经做好了接受负面体验的准备。因为他自己原先的那些偏见、经历或者学识，都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被质疑。
如果说沙尔克能够站在这个角度去看问题，并且能够乐于接受意料之外的一些事情发生的话，他就能同时看到患者，也看到他自己。他就会意识到除了那些科学的解释之外，还有别的问题存在于这个场当中。还有可能会想到“马戏表演”的那个标题，因为那出戏就像是在表演马戏一样。
在阐述、诠释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负性的体验，所以要求我们的分析师有足够自由的内心，能够去玩转他的所见所闻，并且把它用全新的方式来进行整合。就像这幅画面上一样，我们意识层面的情形或者我们原先的格式塔、完形，都是随着含义之间的那些差异和变化而皲裂了，分崩离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