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龙：我讲了一个好听的故事
来源：《月刊》
编辑：王小屋 张茵萍
文图版权提供：Irvin
1970年，《团体：理论与实践》一书出版之后，我加入了教科书编撰者行列。没有想到，这一行一做就是一辈子的事业。虽然我在团体治疗领域内有些名气，但实际上我最喜欢。所以，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出版后，我又花了很长时间对存在主义哲学进行深入研究。我将自己的治疗集中在对“存在”的理解有问题的患者身上，例如一些危及生命的心理疾病、、中年危机、分居离异等。
通过这些年的积累，我认为自己已经体悟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怎么把这些内容写出来呢？最初我打算把《存在主义心理治疗》重编一次，后来又放弃了。这本书探讨的问题是人类永恒的困境，对这样的主题进行更新，那差不多就是犯傻。
“小说是他们赠予我的礼物”
于是我开始寻找一种更有力、更具启发性、更便于表述的方式以传达我的观点。我记得从9岁开始，我就开始用讲故事的形式来说道理。如今我还能清楚地记起9岁生日的情景：我正在发腮腺炎，心情很差，躺在床上。亲戚们来探望我。每个亲戚都给我带了一样礼物，丽雅阿姨的礼物《金银岛》是我最喜欢的。那本书有着光滑的亮蓝色硬纸装帧，封面上画着表情严峻的约翰·希尔弗以及他手下的海盗们。他们正向金银岛进发，在船底还放着财宝箱。一读起书来，我就把腮腺炎、我的卧床、我们家蟑螂孳生的小公寓、父亲在楼下经营的杂货店以及华盛顿的街道都忘了。我进入了罗伯特（Robert Louis Stevenson）笔下的神奇世界。
从那以后，我不断阅读小说，把自己代入到每一本小说的开篇、发展和结局之中。我对写出这些作品、创造了这些神奇世界的作家们怀有无限的感激，比如狄更斯、沃尔夫、法雷尔、哈代、吉卜林、司各特、梅尔维尔，还有霍桑……小说是他们赠予我的礼物，也是赠予全世界的礼物。几年后，我又接触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著作。从那时起我就相信，一个人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写出一本优秀的小说。直到现在我还虔诚地坚信这一点。
“我给他们讲了一个好听的故事”
进入医学院以前，我就倾向于专攻学，第三学年的一次临床实习更坚定了我的信念。我分到了一个病人。她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了，只记得是个压抑的同性恋少女，脸上有雀斑，火红的头发用粗橡皮筋扎成几条长辫子。那可是我的第一位病人。但我不仅不懂心理治疗，而且不懂女同性恋。我对后者的唯一就是曾经读到过普鲁斯特笔下的斯万偷看两个女人做爱。
让我拿她怎么办呢？我决定让她来讲，而我洗耳恭听，顺水推舟。她之前与异性的恋爱经验非常糟糕，我是第一个肯仔细倾听她讲话的男性。我被她深深地打动了。几周下来，我们建立了一种温柔的、甚至有些爱恋的。她似乎很快好转起来。她的变化有多少是实质性的，有多少只是为了回报我的关心和聆听？我一直说不清楚。
每周一次的研讨会，每个学生都要总结一个案例。轮到我的时候，我惶恐地环视四周，医学院精神病学部的教员全部到场，还有五六个从波士顿学院来的学术权威。我假装他们不存在，吞了一下口水，开口便讲——那是40年前的事情了，很多细节都已经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我讲述了与那位患者的会面以及我们之间的爱恋。会议室里一片寂静，甚至没有书写的声音，与会者连笔记都忘了做。每个人都用有些使人尴尬的溢美之辞表扬了我的演讲——很多人仅仅说我的演讲非常出色，无可挑剔。
那次会议对我而言像是天赐的启示。在那一刻，我完全确定精神病学就是我一生的追求。同时我也模糊地感觉到，我对精神病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当一个学术界中的小说家。在那次病例研讨会上，我为什么能够博得那些权威的肯定与赞扬呢？当然不是靠学术理论与实践，也不是因为治疗过程本身细致且有效。我所做的全然不同：我讲了一个好听的故事。
即使在职业生涯的初期，在全力追求专业知识的时候，我也总想着讲故事。我的治疗方法总是与读小说、写小说紧密相关。在我的一些专业书籍中，我发挥了讲故事的热情。很多学生赠给我最高的赞扬：“你写的课本像小说。”一直以来我都坚持一个理念：坚决不写连自己都看不太懂的东西。如果一位苦读之人看不懂书中的内容，那就是作者的错误，与读者无关。
一次不同寻常的实验
一位名叫金妮·艾尔金丝（这是她的笔名）的患者，为我带来了创作上的自由感。她是一个颇富才华的作家，当时她正患着严重的。她退出了团体治疗小组，还打算结束个体咨询，因为她再也无法支付治疗费。我建议搞一次不同寻常的实验：在每次治疗中，她每隔一个小时就以流的形式列一张毫无保留的清单，写下她在这一个小时之中所有没表达出来的想法和感受，用这张清单代替治疗费。当然，我也写一张同样的清单。每隔几个月，我们交换阅读对方的清单。
这种疗法不仅能突破她的写作瓶颈，也能使她在治疗过程中更好地进行表达。对我而言，这也是一种写作练习，也算一种提高治疗透明度的尝试。这个尝试很有意义：一旦沟通中的一方开始研究自己的行为，他就能够更加投入地进行沟通。我们阅读对方的清单时，产生的正是这样的效果。治疗进展飞快。读着清单，我们产生了一种“罗生门”式的体验：两个人共同度过一个小时，却各自有着不同的感受。比如，我们侧重的方面各不相同。我觉得是金玉良言的部分，在她看来是啰嗦；她重视的，反倒都是一些被我忽略掉的小动作，比如我赞扬她的服饰、外貌、文风；我迟到了几分钟；我教她如何放松；她出言讽刺，我还以笑声；她模仿别人，我报以揶揄……
后来我多次在课堂上引用这些清单，每次都有很多学生被这些资料启发。有些学生还说读起来像是书信体小说。我妻子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她提议把这些清单整理成书，并且主动提出负责编辑工作。她在编辑过程中基本保留原文，只是稍做修饰。
金妮也积极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我们约定各自为此书写一篇序、一篇跋，出版后平分版税。这本书于1974年出版，题为《日益亲近》（Everyday Gets a Little Closer）。它赢得了虽小却颇为忠实的读者群，在其后20年里平均每天卖出两本。
亚龙与妻子玛丽莲（Marilyn）
让故事占据核心地位
我因此决定了下一本书的体例，这本书就是《刽子手》。我想为年轻的心理医师们讲述心理治疗的基础知识以及存在主义的治疗方法，同时我也想表达自己的文学热情。从前我把解说性质的小故事穿插在理论资料里，这次我打算反过来：让故事占据核心地位，从故事中间接阐述理论。
最初我想借用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的《细胞生命的礼赞》（Lives of a Cell）的形式。这是一本深刻、优美的作品，由一系列三四页的短文组成，每篇短文都是先描述一个有趣的生理现象，然后加以简短的探讨，指出这一现象在人类行为中的体现。我决定写一部结构类似的心理治疗作品。
于是我抱着笔记本电脑和我的治疗手记，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浩大工程。第一篇短文的主角是孀居的老妇人艾娃，她丈夫艾尔伯特已于一年半之前去世，她一直无法接受丈夫的死亡。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打击，她开始拒绝事实，一方面知道丈夫已经不在人世，另一方面又相信他还存在，并且有能力保护她。然而，一次街头抢包事件使她意识到残酷的现实。我以这一事件为切入点，使她接受了丈夫去世的事实，并且接受了个人能力的局限性。
故事的梗概就是如此。我写了3页，然后又讨论了关于悲伤的林林总总，比如在某些情况下，某人的死亡可以使他人接受个人的局限性，同时我也介绍了在处理逃避亲友死亡的患者时主要的心理治疗方法。
但这算不上好文章。艾娃这个人物太空洞，不够丰满。我为此添加的细节越多，我的主角向我索要的细节也变得更多。等到人物塑造完成，情节又显得太突兀，这个故事要求我加入更多波折。所以我翻阅治疗手记，找到了在抢包事件几周之后我为艾娃做的一次治疗，把它添进这个故事里。
当时我跟艾娃打趣说她的提包也太大了，以后得装几个轮子，拖着走。她坚称一点都不大，里面的每件东西都有用。我表示质疑，于是我们凑在一起，把她的提包清空，逐件清点里面的东西。这个过程是一种异常亲近的行为，它拉近了我们的关系，最终使艾娃相信，虽然艾尔伯特已经不在了，她还是具有与人亲近的能力。
“强有力的思想应该用文学来传达”
最初我就认为每个故事都应该是鲜活的、有生命的，也就是说在我写作的同时进行自发的演变，所以故事中真实和虚构各占一半。
选择故事的过程也是有生命的。初下笔时我没有具体计划，不知道该选择哪些故事，也不知道该按什么顺序排列。在写一篇故事的时候，我不知道下一篇该写哪个。我体验到了作家们的感受：让控制思路。一个故事将要结束，下一个故事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在脑海中。好像不是我选中了故事，而是故事选中了我。奇怪的是，很快，这个过程又反了过来，每当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新故事的时候，我就发现眼下的这个故事该结尾了。
这些有生命的故事不听从我的安排，似乎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发展。还有更甚者等着我呢。在写作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创造人物，以现实里的患者为基础，加入大量虚构成分以掩饰其真实身份。这些人物任性、叛逆，由着自己的意志行动，不听从我的剧情安排。
虽然艾娃不肯退场，我还是成功地为这个故事收了尾，总共用了8页——远超出最初计划的三四页。但是越往后写，就越发不可收拾。没过多久，我就不得不缩减原计划里的故事总数。等到第10个写完，一部书的手稿就已经齐了。
我原本还打算为《爱情刽子手》中的每篇故事写一篇理论性的后记，但这些文章写出来总觉空洞。弗比·霍斯（Phoebe Hoss）是我的长期合作编辑，她坚称故事本身就已足够，不要画蛇添足。我们两个打起了持久战：我多次把新的序或跋发给她，她每次都用红笔划掉七八成文字。最后我想到，强有力的思想应该用文学来传达，有时只能用文学传达。终于，《爱情刽子手》出版，10个故事，300页。对我而言，这次努力是一个分水岭。只有接受文学的独立性，我才能够向下一个目标进发——写出一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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