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理论评析
论文作者 艾四林
论文来源 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
论文单位 京,
论文页数 11-18页1996年
摘要 “”构成了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他比较分析了交往行为与其它社会行为的区别，突出了交往行为的特殊地位。内在于交往行为之中的合理性是语言性、互主体性、程序性、可误性、开放性，这有别于传统的意识理性，体现了哈贝马斯对理性的重建。“”和“系统”是交往行为的补充概念，是从行为理论过渡到社会理论的桥梁，这一对范畴的提出表明了哈贝马斯对“社会”的重新理解。对西方社会的诊断是交往理论社会批判实质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 交往行为 生活世界 系统 生活世界殖民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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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自本世纪80年代以来所建构的交往理论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产生很大影响，成为众多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竞相研究的课题。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思想体系，还处在不断完善中。鉴于国内目前对哈贝马斯的了解大多限于他80年代前的作品，本文拟以哈贝马斯80、90年代出版的著作为基础对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一概略的评析。
一、范式转移
哈贝马斯在本世纪80年代初告别曾迷恋的意识哲学而转向了交往理论。促使这一范式转换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而下面二方面的因素在我看来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是当代西方的“语言哲学转向”。在许多哲学家看来，西方哲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本体论、认识论（意识哲学）、语言哲学。在古希腊，哲学家侧重于研究现实存在的本源或者某种形而上学的本体，因而本体论成为他们哲学研究的中心。到近代，哲学研究的中心从本体论转向研究认识的起源，研究人的认识能力的界限，研究认识世界的途径和方法等等。到了现代，哲学的发展又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对语言的研究已成为哲学的中心课题。大多数的现代西方哲学家赞同把这种从认识论到语言哲学的转变，称为“语言哲学转向”，并把这种转向看作哲学中的一次重大变革：现代哲学不再象近代哲学那样从主客关系出发，而是通过意义辨别和语言表达的分析来解决认识问题。当代西方“语言转向”可以说既表现在英美分析哲学中，同时也在欧洲大陆哲学流派中体现出来。应该说，无论是在英美分析哲学中还是在欧洲大陆哲学流派中所实现的“语言转向”，都对哈贝马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只是后者的影响更为直接些。众所周知，英美分析哲学最终只注重对语言作形式上的静态的逻辑分析和烦琐的技术论证，哈贝马斯并不赞同这种做法。相反，他很赞同欧洲大陆诸流派哲学家对语言的理解，即把语言视为理解的媒介，视为存在之家。这种把语言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下加以理解的思路，正是哈贝马斯要着力发扬的。因而哈贝马斯本人也认为，在向交往理论转向中，解释学、存在主义等流派极其深刻地批判了意识哲学的错误，为其交往理论提供了更为深刻的启示。在他看来，解释学等流派的主要贡献是批判意识哲学关于对象知觉与表象的基本认识论观点，从而推翻了传统哲学在意识及其对象的范围内寻找自身立足点的奢望。因此可以说，当代西方语言哲学转向使哈贝马斯确信，“社会批判理论必须与由康德和黑格尔奠定基本概念的意识哲学相决裂”。
第二，是鉴于韦伯合理性理论的教训。韦伯无疑是古典社会学家中首先、也是唯一把合理性（Rationalitat）概念作为一把犀利的解剖刀，以洞悉欧洲现代资本主义演进及其本质，即将欧洲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理性化视作同一历史过程的理论家。在韦伯看来，理性对现代社会的意义首先就表现为理性的觉醒和伸张，导致了世界“解除魔咒”的历史性转折，即社会开始摆脱传统的控制，转向运用理性的方法来理解和征服世界。然而，在韦伯看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主要表现为“目的—工具合理性”行为形成和扩大的过程，现代西方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一切行为都单纯以“目的—工具合理性”为取向，西方文明的全部成就皆源于目的合理性的追求。
理性对现代社会的另一层意义，在韦伯看来，表现为理性化的现代社会愈来愈陷于价值和道德冲突的分裂中。换言之，目的合理性的理性原则在现代社会的越来越广泛的发展，最终引发非理性的结果。这就是：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现代社会的合理化发展把人们从传统的世界的“终极价值”和“最崇高价值”的魔咒中解放出来，世界由“一神论”变成“新的多神论”，理性本身裂变为一个价值多元状态并破坏其自身的普遍性，合理化的世界因此变得没有意义。同时，随着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人的行动超出了传统的窠臼，冲破了情感的藩篱，深深地植根于目的合理性的取向中。目的合理性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行政管理的运作，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控制自然与社会的能力。然而，目的合理性支配的行为，尤其是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机构中，逐渐产生出一种控制人的异已力量，个人在这般强大的异已力量面前，感到自由受到威胁，遭到剥夺，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目的合理性行为模式对人的本性、自由不啻是一座“铁的牢笼”。
在韦伯看来，终极价值的隐退，造成意义的飘散，人性的压抑、萎缩，导致自由的沦坠，这是现代人所无法逃避、必须面对的现实。而在一个“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的世界里，启蒙运动那“玫瑰色的乐观，似乎已无可挽救地消逝而去”。现代社会追逐理性原则所造成的异化现象，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克服的，在韦伯看来，就是在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形式中，也永远无法从根本上加以克服。由此，韦伯对现代文明的前途感到无奈与苍茫，乃至悲观失望。
哈贝马斯认为，韦伯之所以面对资本主义危机束手无策，以致悲观失望，原因就在于，韦伯将目的合理性与合理性一般等同起来，仅仅从“目的合理性”这个单向度剖析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韦伯囿于传统意识哲学、脱离语言研究人类行动的必然结果。韦伯的目的合理性实则表现在选择最有效的工具以实现预定目的，这种合理性的核心正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意识哲学”就是从主体—客体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去把握人的主体性、理性能力。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要克服韦伯合理性理论所陷入的悲观主义，全面地把握西方社会的真谛，就必须超越意识哲学。
总之，正是在对当代西方语言转向和韦伯合理性理论的批判性研究中，哈贝马斯加深认识到意识哲学的最大弱点，即把人的精神活动同人的行为、生活环境、“生活世界”以及把人联结在一起的最普遍的语言中介物分裂开来。因此，意识哲学对理性的批判，不管进行得如何彻底或采取何种形式，都只能停留在狭窄的主的范围内，甚至停留在孤立的主体中，从而不单无法解决认识论本身的基本问题，而且也无法解决认识论以外更普遍的社会问题。要推翻传统意识哲学在意识及其对象的范围内寻求立足点的奢望，使对理性的批判超出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传统形而上学的范围，在哈贝马斯看来，最关键的是引入“交往行为”、“生活世界”等概念，从而建立起完整的交往理论。
二、交往行为与交往合理性
交往行为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对这一概念的剖析是深入哈贝马斯思想的关键。哈贝马斯区分了四类社会行为：
第一，目的行为。这是一种旨在实现一种目的的行为，也就是有目的地、因果地介入客观世界的行为。
第二，规范调节行为。这是一种社会集团的成员以共同价值观为取向的行为。
第三，戏剧行为。这是一种行动者在公众中通过或多或少有意识地显露其主观性而造成一种关于他本人形象或印象的行为。
第四，交往行为。这是一种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它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
在明确了上述四类社会行为概念后，哈贝马斯就着手从诸社会行为各自不同的世界关系网络的本体论前提和有效性要求以及行为协调的机制的角度阐释诸社会行为的差别。这种差别通过下表一目了然地表现出来。
行为方式 有效性要求 世界关联 行为协调机制
目的行为 真实性 客观世界
规范调节行为 正当性 社会世界 影响
戏剧行为 真诚性 主观世界
真实性 客观世界
交往行为 正当性 社会世界 同意
真诚性 主观世界
在上表中，交往行为的特殊地位清楚地展现出来，它是其它行为概念的和：从行为角色与世界的关系角度来看，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都只单方面地涉及到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唯有交往行为通过生活世界协调地处理各个角色所面临的、既不同而又共有的三个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从行为的有效性角度来看，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都只片面地涉及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唯交往行为全面地同所有三个有效性相关联；从行为协调机制角度来看，在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中，“影响”起着协调行为的作用，而在交往行为中，起着行为协调作用的是“同意”。
在哈贝马斯看来，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之所以都只是交往行为的片面的临界条件，就因为它们对语言在行为中的作用的认识是片面的：在目的行为中，语言只是被理解为旨在实现各自目的的人们之间的非直接的相互理解；在规范调节行为中，语言是作为纯表达一种已有的规范性赞同的工具，在这里，语言充其量只起着传播文化价值的作用；在戏剧行为中，语言是作为“表演”的中介，在这里，语言简直被片面地理解为文风和美学表达的单纯手段。而在交往行为中，语言的各个向度都得到考虑、发挥了作用。交往行为论，在哈贝马斯看来，是唯一全面理解语言在社会行为中的功能的理论，这一理论不是支离破碎地去理解语言的“相互理解性中介功能”，而是把语言的相互理解功能视为协调行为的基本机制。
如果说交往行为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那么交往行为中蕴含的交往合理性构成交往行为的中心。交往合理性是一个极难把握的概念，透过哈贝马斯的论述，我们可以窥见其如下特征：
第一，交往合理性是语言性的。“相互理解作为目的寓居于人的语言中”[1]。在哈贝马斯看来，语言或人的交往资质内在地包含一个真正的主体间一致性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哈贝马斯认为，这种语言理性与传统的意识理性完全不同。
第二，交往合理性是互主体性的。交往合理性的核心是主体间的关系，它所处理的是主体间达成一致的可能条件；与诸主体相关联。哈贝马斯认为，这种互主体性恰好使交往合理性与传统的囿于主客关系的独白式的理性概念区分开来。
第三，交往合理性是程序性的。交往合理性不是实质性、实体性的，它从形式上被规定为一个纯程序性的操作原则、商谈论证程序。这又与传统哲学所追求的实体性理性概念不同。
第四，交往合理性是开放的、暂时的、可误性的。交往合理性是通过交谈、论证、说服等过程达到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只是暂时的、脆弱的，它本身是“可误性的”和“不完全性的”，因为主体之间的交往与讨论归根结蒂都须诉诸理由，但这种理究竟是什么并非绝对的、不变的，而且其本身也可以讨论和批判。
总之，交往合理性是内在于交往行为之中的、语言性的、互主体性、程序性的合理性。这样理解的合理性观念，包含着对以往传统理性概念的批判和扬弃，尤其是克服了韦伯只把理性单纯化理解为认识上的、获得真理的功能和实现目的手段的狭窄观念，而把理性放到人际间广泛的相互交往的生动的关系网络中去考察。由此，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合理性无疑是较目的合理性更广泛、更全面的合理性概念。这个交往合理性范畴正是哈贝马斯用以解剖现代西方社会的有力武器。
三、生活世界与系统
“生活世界”与“系统”，在哈贝马斯看来，是使交往行为概念完备化的不可缺少的补充概念，是行为论过渡到社会理论的桥梁。何谓“生活世界”？何谓“系统”？
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者“始终已”（immerschon）置身其中的境域。他说，“交往行为者不可能走出其生活世界境域。他们本身作为阐释者凭籍言语行为属于生活世界。”[2] 他接着说：“生活世界似乎是言语者和听者在其中相遇的先验场所；在其中，他们能够交互地提出要求，以致他们的表达与世界（客观的、社会的和主观的世界）相协调；在其中，他们能够批判和证实这些有效性要求，排除他们的不一致并取得认同。”[3]这就是说， 生活世界对交往行为的相互理解过程来说是基本的、构成性的。而行为者始终已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在哈贝马斯看来，本质上是由知识构成的。这种生活世界的信念知识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它是隐含的，是前反思的非论题知识。这种知识，就我们未能依我们的意愿而对之有所认识，或对之有所质疑而言，是不受我们任意支配的，哈贝马斯称之具有半先验性（Halbtranszendenz）。这种“隐含的知识”的特点就在于，它是可以被怀疑和被论证的，但归根到底不能将之归结为“一种已经认识到的知识”。
第二，生活世界的信念知识是整体性的。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的知识并不能在有限数量的命题中显现出来，它毋宁是具有整体结构的知识，其各种构成因素是相互联系的。
第三，生活世界的知识是一个直接的可靠性形式。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的知识有一个较大的稳定性、可靠性、不受经验的论题化的影响，它为行为者提供可靠的和安全的关系网络。
在这里，哈贝马斯强调，不应将生活世界概念与交往行为之形式上的世界关系网络等量齐观，应将“生活世界”与“世界”区分开来。这种区分表现在：“世界”和“生活世界”可以分别理解为“对象的论题化”和“创造性活动的可能场所”。这就是说“世界”乃是为为行为角色从事活动时，能够与其行为目的和利益相关联的、起着限定其行为论题的作用的外在环境因素的总和，可以成为有关各方说明的、认识的对象；而“生活世界”乃是为行为角度的创造性活动提供相互理解的可能的建构性范围的因素的总和，它作为交往行为过程本身的产生来源，一直居于背后，作为背景性的因素，并只是作为文化传统力量在解释过程中体现出来。因此，“生活世界”和交往行为的形式的世界关系网络描述的基本上是不同的事实情况。
“系统”，在哈贝马斯看来，是与“生活世界”相对应的概念，它是物质性的，是内容的承担者，是一种技术性的东西，在其中仅仅运行着目的性行为。例如，与金钱和权力媒介相联系的社会系统，如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等是系统的有组织的特征。
在这里，有两点须引起我们注意：
第一，“生活世界”概念虽非哈贝马斯首先提出，但他无疑是将这一概念从认识论引入交往理论并进行全面解析的思想家。“生活世界”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看，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哈贝马斯实际上是在胡塞尔的基础上继续这一概念的探讨的。众所周知，由笛卡尔开创的认识论的思维范式，经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康德和黑格尔的完善发展之后，到了胡塞尔那里受到了革命性挑战。胡塞尔在1936年发表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的现象学》一书中，理性批判地提出“生活世界”概念，真正继续了由康德所提出的“关于人类认识的可能性条件”的科学分析。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揭示了我们认识一般的可能性，但他没有剖析认识可能性的条件。胡塞尔则进一步追问人类抽象思维的基础。他从人类思维的基础出发，探索人类概念思维与日常生活中的生活周边世界的关系。而早在1968年出版的《认识与人的旨趣》一书中，哈贝马斯就受胡塞尔的启发揭示了认识与生活世界的关系。80年代后，哈贝马斯进一步将这一研究引入交往理论，探讨交往之所以可能的条件。
第二，“生活世界”与“系统”一对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哈贝马斯对“社会”的重新理解。在哈贝马斯之前，对“社会”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对立面：一是将社会等同于生活世界，二是将社会等同于系统。哈贝马斯认为，理解的社会学及其变体如现象学的、语义学的、种族人类学的社会学均持第一种看法。他们从行为的主体的内在角度出发，将社会构想为由交往来调和的协调的网络。在哈贝马斯看来，将社会等同于生活世界的社会理论实际上是对一切从外影响社会文化的生活世界的东西隐而不见，从而陷入“解释学的理想主义”的错误推论。因为事实上，“成员之指向目标的行为不仅通过相互理解的过程为协调，而且也通过功能上的关系来协调”[4]， 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是一个无规范地调节关系的最重要的例证，市场是系统的机制之一。哈贝马斯认为，系统论就是持第二种看法即将社会与系统等量齐观。他们从外在的观察者角度出发，将社会仅仅构想为一个行为系统，如卢曼说：“任何社会联系都被理解为系统，甚至理解为作为考察一切可能联系的整体性社会。”[5]然而， 在哈贝马斯看来，将社会仅仅构想为系统有一个本质弱点，就是它不可能建立一个合乎理性的尺度来评判社会过程。
通过对“社会”认识上的两种对立看法的剖析，哈贝马斯认为：“对任何社会理论来说，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将两个概念战略：系统和生活世界令人满意地联结起来。”[6]故而，哈贝马斯建议， “将社会同时构想为系统和生活世界”[7]，也就是说， 社会不仅是交往结构而成的生活世界，而且也是系统，因为社会整合向来是朝着两个方向进行的，其一是社会性整合，这种整合着眼于行为者取向，它是从交往行为出发，并将社会建构为生活世界；其二是系统整合，这种整合着眼于行为结果，它根据一个自我控制、调节的系统模式来表象社会。哈贝马斯认为，正因为他对“社会”所作的重新阐述，才使得他能够超越韦伯以及其他社会哲学家，真实地把握现代社会的真谛。他说：“谁区分系统和生活世界，谁就能把握现代社会的病态学。”[8]
四、生活世界殖民地化
对现代西方社会的诊断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归属，这一诊断充分体现出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社会批判实质。哈贝马斯正是以“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双层社会结构模式为基础、以交往合理性为中心范畴展开对现代西方社会的诊断的。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严重分离。这种分离在现代社会中表现为客观化、技术化，系统的关系凝结成第二个脱离规范的社会性的自然。在哈贝马斯看来，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分离并非生来就应受批判性评价。进化地看，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分离恰好是从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欧洲封建的阶级社会过渡到现代经济上的阶级社会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是西方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因此，现代社会的真正问题既非不断提高的系统综合性，亦不在世界观的合理化，系统综合性的提高也好，世界观的合理化也好，都不必自为地具有病态的副作用。只是当目的合理行为的子系统的独立自主的要求侵入生活世界且破坏其结构时，社会问题就产生了。因为：“与生活世界的物质再生产不同，生活世界的象征性再生产不能没有病态的副作用地被转换到系统整合的基础上。”[9]换言之， 导致交往性的日常实践的片面的合理化或物化是经济和行政合理形式不断侵入反抗转化为金钱和权力中介上去的行为领域的结果。
因此，哈贝马斯断言：当今威胁人类和社会的，主要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剥削，也不是早期批判理论在法西斯主义时期所断言的政治专制和意识形态，而是经济和行政系统侵入社会的各种关系中，生活世界的结构受到破坏并由此失去其独特的人性。哈贝马斯称这个交往结构而成的生活世界不断屈服于独立自主的、严密组织起来的行为系统的过程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地化（kolonialisierung）。他说：“自主的子系统的要求从外渗入生活世界，就好象殖民主义者侵入一个部落社会，并强迫其同化。”[10]
哈贝马斯以现代西方社会合法化趋势为例具体剖析了生活世界殖民地化这一现象。在哈贝马斯看来，西方现代化过程伴随合法化趋势，社会中的关系不断通过现代法律形式组织起来。例如，在学校和家庭生活中，法律和主管机构愈来愈多地介入，儿童愈来愈早地被迫面对学校和教育，愈来愈早地成为法律处理的对象，而家庭和学校绝不是形式上组织起来的行为领域。家庭和学校中的关系的合法化、形式化对参与者来说，意味着形式上调整和家庭和学校的共同生活的客观化和人世化，参与者作为法律主体采取客观的、功能取向的态度。哈贝马斯说，他并不否认，政治、法律调节在生活世界中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尤其在冲突情况下，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将人的关系变成官僚制措施的对象的趋势愈演愈烈，导致了生活世界的核心部分的官僚化和金钱化，也就是说，公众的生活方式越来越金钱化和官僚体制化。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在当代尽管受到系统入侵的严重威胁，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就对人类文明失去信心，更不应陷入悲观绝望的境地。在他看来，虽说生活世界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但在生活世界中仍有某些储备，使得历史进程又可以得到控制。“功效标准”即“目的合理性”，不可能无限地扩展下去，直至每一个角落。从政治实践上讲，人们不可能通过系统整合在每个方面都将个体束缚于社会上；从社会角度来讲，生活世界不可能完全被客观化、对象化。换言之，在面对系统威胁的生活世界，在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冲突和危机中，也并存着同时改变生活世界及其控制媒介的希望。这种希望在当今西方的现实抗议潜力中显露出来。和平运动、公民隐私运动、自由选择运动、少数民族运动、宗教运动、绿色运动等等，归根到底是针对交往的生活世界的金钱化和官僚化。因此，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并不只听凭经济和行政上所采取的措施的摆布。在极端情况下，则会出现被压制的生活世界的反抗，出现社会运动、革命。”[11]于是，哈贝马斯断言：金钱循环过程和权力循环过程必然受到个人生活的行为领域和自发的公众社会交往结构化的行为领域的限制，生活世界的边界和生活世界的绝对命令即实际的价值定向要求得到捍卫。
因此，哈贝马斯反对韦伯关于现代文明不可阻挡地堕落的悲观结论，并为人类社会发展勾勒出一个理想模式、新“乌托邦”。这个未来的理想社会不再是目的合理行为的共同体，而是“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这个交往共同体是“由非强制性意愿形式的较高水平的互主体性所提供出来的”。在交往社会里，“没有暴力的共同生活使个人的自我实现和自主权有了可能。这不是靠牺牲团结和正义，而是借助于团结和正义”。[12]当然，哈贝马斯没有给这个未来理想社会设计具体的内容。在他看来，这个未来交往社会之所以令人向往，不是因为它同某种具体的生活方式有关，而是因为它同共体成员用以决定其生活的方式、程序有关，与形式上完好的互主体性有关，与自由地相互承认的对称关系相关。
综观哈贝马斯对现代社会的诊断，可以看出，他对现代西方社会抱着既肯定又批判的矛盾态度。他在批判现代社会的阴暗面时，无情揭示了理性工具化的严重后果，而在批判尼采等人对现代理性的反叛精神，以及韦伯等对现代社会的悲观情绪时，他又竭力维护一种基于交往合理性的现代社会的道德价值，试图以此为条件，实现批判理论的理想社会。哈贝马斯这种二元论的理论追求是与他对世界的最切深的矛盾心态的感受一致的。他强烈地感到：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理性的社会里，存在着某些偏离、某些极丑恶的东西、某些病态的东西，但在另一方面，他坚持1945年以后的经验，即自此之后，西方社会出现一个更好的发展。哈贝马斯在一次采访中明确谈到这种矛盾心态，他说：“迄今，我对一个矛盾感到迷惑，一方面，我们的社会系统，无疑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是相对稳定，这不只是就经济而言：它不仅保障一个相对无冲突的共同生活方式，而且使政治自由制度化，从历史前景出发，这些政治自由首先必须被认识到并得到肯定，另一方面，这个社会产生很多令我惊惧的病症。凭直觉，我确信：这个系统中的某些方面已深深陷入泥潭之中。”[13]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无非是：（1 ）重建理性概念；（2 ）重新给韦伯及其他思想家所剖析的西方合理化的病理学定位。这两个目标是否已经达到了呢？
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杰出代表，深感重建理性对社会批判理论至关重要。众所周知，对工具理性的工具化过程的批判构成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个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始终未跳出意识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框框，故而他们的批判只能在“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之间摇摆不定，以致陷入批判的两难境地之中，即由理性地批判社会走向了否定理性本身。因此，哈贝马斯认为，早期批判理论无力建立起批判的标准的规范性根据，因而丧失科学性的基础地位。而他正是以重建批判理论的科学性即科学的理性根据为己任，提出“从语言哲学上来拯救一种怀疑主义和后形而上学的、但并非悲观主义的理性概念”[14]，这种理性概念就是交往合理性。哈贝马斯反对将理性与意识联系起来，倡导理性与语言的结合，实际上已将最后一则神话，也就是传统的、也正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所坚持的实质性、实体性的理性观念消解为一个操作程序的形式概念，这无疑扩展了理性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理性观，也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开启了一条新的出路。然而，哈贝马斯所重建的交往合理性仍有不可回避的难题：一则因为交往合理性作为一种形式的程序合理性，缺乏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规定，因而也可以说他并未真正建立起理性概念，他仍缺少一个用于批判的评判社会的标准；二则因为哈贝马斯完全否认自我意识，最终在交往合理性领域陷入一种绝对主义，换言之，他过分强调语言交往而忽视自我意识，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哈贝马斯对西方社会的诊断，表现了他独到的视角，启人深思。他在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喧嚣声中，仍对人类命运抢持严肃的乐观主义态度，这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然而，撇开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本身的矛盾性去把握现代西方社会，这不能不使人怀疑，哈贝马斯是否真的如他所言把握到了西方社会的真谛。同时，建立在交往合理性这种形式理性构想基础上的社会批判理论如何具有经验解释效力，尚须加以证明。
（作者：艾四林， 哲学与社会学系讲师）＊
注：
[1]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法兰克福/美因， 1981年，第387页。
[2][3][4][6][7][8][9][10]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2卷，法兰克福/美因，1981年，第191、191、226、227—228、183、433、476—477、522页。
[5]N·卢曼：《社会系统：一般理论大纲》， 法兰克福/ 美因，1985年，第33页。
[11]哈贝马斯：《生产力与交往》，载《哲学译丛》，1992 年第6期，第52页。
[12]哈贝马斯：《追补的革命》，法兰克福/美因，1990年，第198页。
[13]参见Deflet Horster著《哈贝马斯》，汉堡，1988年，第106页。
[14]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法兰克福/美因，1988年，第1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