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们指出，网上冲浪、电子游戏、在线虚拟环境、Twitter、Facebook和其他无数的技术创新正在改变我们的大脑回路。教猴子使用工具的实验经常被用来证明这些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因此扩展大脑的理念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了。然而即使我们意识到环境对大脑具有深远的影响，大多数人依然觉得我们的心智至少有一部分不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我们很难克服一种基本的感觉，那就是心智体现在的界限内。这是心智体验与心智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
在探究心理感觉在创建自我的结构上所具有的作用时，我们应该试着理解你怎么知道某个想法是你的。拥有你自己的想法的感觉是有意识的决定还是无意识的心理感觉，这对如何确定心智在做什么至关重要。
如果你想创建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对预期发生的事情非常了解，同时又不把这些信息摆在明面上，那么你需要设计一种方法，当输入信息与预期的事情相一致时，就抑制这些信息。
预测的准确性会决定的放电率，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当事情像预期的那样进行时，传入的感觉信息会被抑制。效率最优的大脑只会把需要处理的信息传递到意识中。如果没有出什么差错，便不需要意识到行为的细节。我们只需要知道事情进展很顺利。“尽在控制之中”的感觉是大脑在告诉你，行为在按照预期发展。能动感与我们探讨的其他感觉类似，识别感是模式识别后的通知，确定感反映了无意识进行的计算是正确的。
现实版的“三心二意者”为我们提供了激动人心的洞见，让我们认识到意图与蓄意的行为相互分离的性质与体验。做出某种行为的意图独立于有意识地决定要做这种行为的感觉。意图可以存在于潜意识中，没有任何有意识的相关物（正如我们在下跳棋的案例中看到的，病人的潜意识意图是做出与有意识意图相反的行为）。
从科学角度看，我们形成了各种各样归因的方法。但在个人层面上，我们把因果关系视作一种认知感。
在反复思考有意识想法与无意识想法之间的关系时，我逐渐认识到它们之间联系的纽带是无意识的心理感觉系统，特别是知道感、确定感、能动感、选择感、努力感和因果关系感。没有这些感觉，我们便不会感受到有意识想法。通过这些感觉，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有意识的想法不同于无意识地产生的想法。那些想法只是“突然跳进我们的脑子里”，“是灵感女神的赠予”。
为了更好地理解什么是推理，我们需要知道有意识思维与无意识思维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承认两者之间的区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也不代表任何基本的生物差异。没有适当的证[8]或理由可以使我们相信，想法背后的计算的差异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感知到它们。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技能，它的培养方式就像学习如何演奏钢琴一样。正如建立演奏钢琴的回路，我们形成了如何思考的表征地图。如果目前的推理过程与我们过去的思考方式相一致，便更有可能产生熟悉感和正确感。与之相反，尝试新的推理过程可能会令人感到陌生、不熟悉和不正确。我们越依赖这类无意识的心理感觉，比如熟悉感、正确感，便越有可能执着地相信我们的逻辑无懈可击，即使出现了相反的证据。
如果在紧急关头，这些快速的决定最有可能救命，而且你可以根据感觉正确的决定立即采取行动，那么速度与正确性之间的联系便具有真正的进化价值。不幸的是，这种进化优势对简单问题最有效，比如决定躲起来以躲避飞来的长矛，但它不太适合解决复杂的现代问题，比如气候改变与核能风险。
将强烈的确定感、因果关系感与避免模糊性结合起来，将复杂问题简化成可应对的“组块”（信息或观点）的生物倾向，然后再加入特征（不灵活性，缺乏对后代的同情与关心，对拥有某个观点而感到骄傲）的慷慨帮助，你便具有了生物因素调配而成的否定配方。
不论是形成有关心智的学术理论，还是思考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在心智解读方面的作用，我们的经历及对无意识心理感觉的理解都会形成我们独特的立场，从而影响我们对他人目前心理状态的认识。
有意识心理状态的神经相关物正是造成领域中一些误解的关键，这些误解包括对意识的评估、对某些疼痛综合征原因的判定，以及认为能够对道德进行科学判定的主张。
我们不会觉得存在一种群体心智，而是在生物因素（有边界的自我意识、个体自主感和能动感）的驱使下，感觉到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区别于其他人的独特心智。无论是判断假想的被告在多大程度上负有责任，还是纠结于道德困境——旁观者应该或能够做什么来阻止大屠杀，我们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集体背景中我们保有了多少个体自主性。”
要想避免这种从个别推导出一般的倾向，我们应把有关心智的观点细分成经验性类别（我们如何感受及体验心智）和概念性类别（我们如何思考、描述并解释心智是什么）。我们在个体层面上所感受到的经验性的心智概念，不应该与更高层次上的群体或扩展心智的概念相混淆。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方法，以平衡两种截然分开的认识心智的方法。在阅读了以上的段落后，你仍会强烈地感到，在你的自我意识范围内存在着个体心智，并且它被赋予了推理因果关系的力量。然而，科学上对心智的操作性理解，要求我们认可更高层次的心智活动，比如对远远超出个人大脑与身体以外的信息的接收。
对心智的体验也关系到你如何看待自己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如何在缺少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时判断对错，关系到你自己在不同专家意见中进行选择的能力，你是否赞同流行的文化与科学观点，以及是否相信科学最终将揭开所有宇宙之谜等。
任何神经元都无法引起某种复杂的行为。我们不能把高层次的行为归纳为较低层次的神经元活动。就像你不能期望看一看字母表就能阅读一部伟大的小说那样，你不能在细胞层面上发现行为。
目前我们对梭形细胞的功能几乎一无所知，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镜像神经元。尽管我们可以通过特定的电活动特征找出它们，但在显微解剖层面上，我们并不能证实镜像神经元代表了一类具有独特生物化学组成和功能的特殊细胞。
基线大脑活动不等于没有大脑活动。即使在我们认为自己无所事事时，大脑也在从事着各种各样无意识的认知活动。我们如何对没有反映在有意识心理状态中的认知活动进行识别和分类？在处理复杂的心理状态之前，我们应该从剖析心智解读最基本的方面开始，对于这些方面我们拥有客观的标准，即对单一运动行为的预测。
我们对意图的看法，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我们自己对能动感的理解和感受的影响。如果存在造物主，那么这一定会被算作他的一个令人愉快的恶作剧——创造了无意识的心理感觉，来帮助我们决定在某个想法或行为中包含了多少自愿的意图，然后让我们用这些解释来试图创造出公平的社会秩序体系。”
我们所看到或听到的，我们对痛或爱的感受，都不是有意识的决定。意识的作用是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传入感觉上，意识让我们选择看什么或听什么。但是我们不能直接影响对经验的知觉。例如，如果你撞到了脚趾，你可以试着想其他事情，但你不能有意识地把疼痛的感觉变成无比喜悦的感觉。
相信我们能够找到意识的神经相关物，就等于相信查看神经元及它们的联系便足以描绘更高层次上的复杂行为。在我看来，这代表了先进的机器和技术也无法克服的一类问题。理论上，只有当我们在基础生理学与较高层次的涌现特征之间建立起桥梁，并且用生理学的语言来表达这种理解，我们才有可能找到意识的神经特征。
如果我们承认自己对推理的评估会受到无意识因素的影响，那么我们便应该特别小心，不要依赖某种推理过程而得出非黑即白的认知研究结论。
如果我们从颅相学中吸取了教训，便会更好地认识到大脑尺寸和形状的多样性是正常的，而且人类拥有从这类观察中得出错误相关性和结论的天生倾向。但是各种升级版的测量，比如大脑体积、神经元密度和皮层厚度的局部差异，以及神经连接的整体密度，依然是将解剖结构与人格、智能乃至心理疾病联系起来的基本工具。由于总会出现新技术，因此对以前方法的批评通常会被认为是明日黄花，不再适用于现在：“那时候是那时候，现在是现在。我们拥有更好的技术。以前那些家伙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从前，大脑曾被认为是天生注定的。当然，这种板上钉钉的观点无法解释我们为什么能够学习。现在我们都认识到了神经具有可塑性——大脑具有改变自身的能力。神经系统是动态的，学习会带来大脑体积的改变，以及神经纤维与突触的相应改变。
如果林奇是对的，许多科学家被神经科学所吸引的原因是他们想要理解思维和意识，那么大学职业顾问应该留意一下，揭示大脑布线情况的职业无法让未来的科学家离答案更近一些。如果人类连接组计划的技术成功了，那么它会为研究大脑各个部分如何互动，提供壮观而有价值的蓝图。但是相信大脑布线的知识能够告诉我们意识的本质，就像通过查看各个部件的布线图来预测一套音响会发出什么声音一样。即使你非常了解一些信息如何被转化为声波，也不会单凭布线图来购买一套立体声音响。布线情况无法预测有意识体验的性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神经科学从没有什么实际应用。而现在，大众不太了解的低调的实验室项目变成了一个备受瞩目的领域，在知识界拥有了权威性的地位3。好消息是，大众突然高涨的、对大脑的兴趣吸引了一些最聪明的学生，使得大脑研究能够获得更充裕的资金。最重要的是，这使我们得以对大脑功能进行深入的洞察。而神经科学家承担起“哲人之王”这个角色的不利方面在于，他们会想当然地进行超出他们训练与专业的推测和概括。
进化生物学家认为，厌恶是生存所必需的一种重要。例如，难闻的气味和令人作呕的样子，会防止我们去吃腐烂变质的肉。然而如果我们想研究在看到尸体时我的厌恶、恶心和反感如何引发了道德上的义愤，那么第一个挑战是，确定这样的情感是初级的，而不是由另一种心理状态触发的，比如不熟悉感、局促感、对灵魂或对死亡的恐惧。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相互作用从而界定了人生体验，但只有当这些发挥作用的心理状态在某个时刻被一起激活时，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才能显现出这种体验。
如果说科学的目标是揭示什么能够为我们带来最大的，我们仍需要理解“幸福”的含义是什么，“我们”指的是每一个个体（自由主义），还是整个社会（功利主义）。即使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吸烟会导致肺癌，赌博是一种破坏性成瘾行为，电视有损大脑，互联网破坏注意力的持续时间，依然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哲学问题，即人们应该/可以/必须怎么过他们的生活11。相信神经科学能够提供这些问题的答案，就等于相信凌乱的人类行为能够被简化为科学事实。这是我所能想象的科学上最无法检验、仅基于信念的观点了。
如果我们想理解个人的特征，比如为什么这个人比其他人诚实，我们可以对分开抚养的双胞胎进行遗传学研究，或者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进行研究，观察当被试决定做出诚实或不诚实的行为时，大脑的哪个区域被激活了。16通过这类研究，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当一个人说真话或撒谎时，那些正在起作用的基础机制。但是这与从大脑功能层面寻找具体的性格特征还相距甚远。大脑回路中没有诚实中枢。
神经科学家必须承认，将有关心智的科学数据转化为因果关系的解释相当于在讲故事。这并不是像怀疑对谋杀现场的法医调查那样是在怀疑脑科学。但是如果证据都是间接的，比如没有目击证人的罪案或主观的心理状态，那么我们必须界定数据截止到哪里，从哪里开始便是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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