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我有个朋友很喜欢跟她的男友玩一个游戏。她会在他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之间整个人往后倒，而让男友来扶住她。这个场景我印象很深，因为我也试过，但即使在对方有防备的情况下，我也无法后倾到完全失去重心。
现在回想，我觉得这是因为在内心深处，我没有办法信任当我倒下的时候，别人可以安全地接住我。
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在从小的家庭教育中被灌输的观念都是“世界是一个危险的地方”。父母不厌其烦地描述人心的狡诈、算计、不可信任。我小的时候因为好交朋友，常被父母说一句“这孩子太相信人，以后要吃大亏”。
稍长一些之后，我便开始极为反感这种观念。但在我生长的环境里，我的反感和反抗，能够得到的唯一支持，是来自于阅读。在这方面，金庸小说对我影响犹大。很大程度上，他的作品肯定了很多我在父母那里无法得到承认的、自发的道德观念。
“信任”这个主题，在金庸小说里占有很重的分量。《神雕》里靖蓉二人对杨过的态度是比较明显的例子：黄蓉始终无法真正信任杨过，郭靖则从来都对其推心置腹。
书中写郭杨二人同榻而眠，一夜之间杨过心思百转，在杀与不杀之间纠结来回，而无论他露出多少破绽疑点，郭靖始终一片至诚相待。
黄蓉则刚好相反，哪怕杨过三番四次搭救，她却始终无法对其完全信任。这种对比和郭靖对杨过的感化，是书中有意铺陈的。所以才会有黄蓉自己的感慨：“蓉儿啊蓉儿，你枉然自负聪明，说到推心置腹，忠厚待人，哪里及得上靖哥哥的万一。”
书到末尾，杨过与郭靖在一场大胜后携手入城，突然念及郭靖抚养之恩：“二十余年之前，郭伯伯也这般携着我的手，送我上终南山重阳宫去投师学艺。他对我一片至诚，从没半分差异。”
我从小爱看金庸小说，小说中往往是这样的场景让我热泪盈眶。师徒、父子这种长辈与小辈之间的推心置腹犹然——比如郭杨携手入城，比如张三丰重见张翠山，比如汉水之旁，鸡鸣渡上，莫大陪令狐冲喝的那几碗冷酒…………
我小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偏爱这样的场景和桥段。现在想来，大概就是因为这样全无条件、甚至无需言语的信任，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是找不到的。不仅我自己从未被人这样信任过，我的家庭教育还一直在教导着我不要去信任他人。
但在金庸小说里，信任他人和自己守信到有些执念和不知变通的地步，是常见的人物设定。
在很多反面人物那里，恰好是这一点让他们显得“可爱”——典型的要数南海鳄神和田伯光，两人还都因为守信，各自拜了个莫名其妙的师父。但拜了也就拜了，此后纵然步步掣肘，却也从未违背诺言。
这种在常人看来未免“太傻”的举动，在金庸小说里不胜枚举。当然，我这种读了之后以此为榜样的读者，常常也不免被说一句“太傻”。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我对这种批评向来嗤之以鼻。但现在我却渐渐明白，这样的评价，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其所造成的影响，或许比我们通常意识到的要大许多。
一方面，我发现说我一句“太傻”的，恐怕不仅仅是他人而已。这种批评，连同其背后那“世界是危险的”假设和价值观，早已在常年的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中内化了。无论我自己如何否定和抗拒它，它都已经在我心里扎了根——甚至，我越是否定和抵抗它，越是拒绝看到它，它就越能在我的意识之外控制我。
另一方面，这种评价所导向的，不仅是不能信任他人，更是不能信任自己——不能信任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直觉。身边不停有人跟你说如果你“太过轻信”、“总是把人往好处想”，你就是“图样图森破”，不够成熟，不够世故。所以我们总觉得需要“证明”他人是值得信任的，需要“证明”自己的判断是对的，由此也导致了很多内心的纠结和挣扎。
因为不信任，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信任和依靠他人，而这又和我们对自主、独立的渴望混杂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互相强化，也消解了前者的负面性，给其镀上了一层合理和正面的光环。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有表面的、或者说理智上的信任，而不能有真正的、内心层面的信任。仍以《神雕》为例。黄蓉绝顶聪明，数次蒙难由杨过搭救，对杨的为人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也曾对他深感歉疚，也曾对自己说“诚以接物，才是至理。以后宁可让人负我，不可我再负人了”。
但十六年后，得知郭襄与杨过相遇，她又开始怀疑杨的用心。与此相反，郭靖对杨过的信任、以至他对所有人的信任，则是纯然天成的，并不是他使用“理智”分析之后的结果。
在更为亲密的关系中，这种根本上的不信任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安感经常会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模式。一种是拼命抓取，不断要求对方以各种方式作出确认，才能在一再的确认中，获得些许的安全感；另一种则是干脆不要求，表面上什么也不需要，很自主、很独立，但实际上，则是害怕拒绝、从根本上无法信任对方能够、或者愿意满足自己，从而索性一开始就不去要求，以避免失望和被抛弃的痛苦。
这两个表现，对应着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中两种不同的依恋类型：焦虑矛盾型和回避型。依恋理论最早由鲍尔比（John Bowlby）提出，后来经过多位心理学家的探索和发展而形成了成熟的理论体系。鲍尔比最初研究的是婴儿与养育者之间的依恋模式。他认为在婴儿与养育者之间互动的基础上，婴儿渐渐建立了一种关于人际交往的“内在工作模式”（internal working model）。
这种内在工作模式既包含了对于依恋对象的行为预期，也包含了对于依恋对象如何看待自己的预期和解释。因此，依恋模式不仅关系到我们与依恋对象的相处模式，也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身。
所以，“信任”这个问题，其实还有“对自己的信任”这样一个面向。在我自己的经验中，我发现即使很多时候自己的直觉和判断告诉我，这里是安全的，或是“这个人是可以信任的”，但我时常仍然会听到内心有另外一个声音，不断寻找着危险的痕迹，时常会嘲笑我的“轻信”和“天真”。
有的时候，我会因为这个声音而裹足不前，但更多的时候，为了反抗这个声音，我会比自己真实的感觉走得更远——不难看出，二者的结果都是偏离本心，无法真正倾听自己，内心总是充满了相反的、矛盾的声音，互相争吵，互相纠缠。
David Wallin所著《心理治疗中的依恋》一书中，讨论了很多与此相关的问题及改变的方法。我们的内在工作模式，虽然在很早期的时候即已形成，而且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但却并非不可改变。
该书主要是讲如何通过心理治疗，提供一个新的、安全的依恋关系，从而为来访者提供改变的契机。作者尤其提到“心智化”（mentalizing）和“觉察”或曰“正念”（mindfulness）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在心理治疗中运用这种能力，和如何帮助来访者培养这种能力。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条件进入心理治疗，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幸能够遇到新的、更好的关系——事实上，当我们带着固有的、不健康的模式去建立关系，这种模式很有可能就注定了我们无法建立良好的、疗愈性的关系。
但“觉察”或“正念”，却是一个相对来说很容易自己进行的练习。Wallin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研究，表明长期进行正念和冥想等训练，似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情绪调节能力、共情能力和自我接纳度，有助于我们摆脱习惯性模式控制下的自动反应。
与心智化所强调的反思、解释和叙事不同，正念不带评判、不加评估，只聚焦于当时当地临在的觉知——当我们内心充满各种矛盾、挣扎和吵嚷的时候，只是静静地看着它们，觉察它们，接纳它们，给它们空间。渐渐地，我们心的空间也会变得更大，更能容纳各种不同的情绪和各种纷杂的思绪。
13世纪的波斯诗人鲁米有一首很美的诗，所谈的就是这种觉察，及其为我们的内心所提供的宝贵的疗愈空间：
愿你心灵的guesthouse，即使在最扰攘的客来客往中，也能保有它的清明和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