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讨论问题时，比较有用的作法看来是不要从某个定义出发，而是对眼下要讨论的现象的范围作一些说明，然后从这些现象中选出一些特别显著、特别典型的、可作为我们的研究的依据的事实。我们可以从的名不虚传的名著《》(1895年)中引证一些论述来达到上述两个目的。
让我们再将问题说得清楚一些。如果有这样一门．心理学，它旨在研究个人的气质、他的本能冲动、他的动机和目的，以及他的行为和他与最亲近的人的关系。假如这样一门心理学已经彻底完成了它的任务，它把它的全部研究对象及其内在联系都搞清楚了，这时它会突然发现，自己还面临着一个尚未解决的新任务。这就是，它必须解释一下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它已经理解了的那个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其思想、感觉和行为会采取一种完全出乎先前的预料的方式。这个特定的条件即是指：他置身于已具备“心理集体”的特征的一群人之中。那么，
这个“集体”是什么?它是如何获得对这个个人的心理生活产生这样大的决定性影响的能力的7它在这个人身上所造成的心理变化的性质是什么？
回答上述三个问题是一个理论集体心理学的任务。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是先从第三个问题着手。对个人的反应中出现的一些变化现象所作的观察为集体心理学提供了材料，因为人们在进行每一种解释之前，总要先描述必须被解释的事物。
我这里要援引勒邦自己的话。他说：“一个心理集体表现出来的最突出的特征是：无论构成这个心理集体的个人是谁，无论这些个人的生活方式、职业、个性、智力是如何的相似或不相似，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集体这一事实便会将他们置于一种集团心理的控制之下。这种集团心理使他们在感情、思维以及行动上会采取一种与他们各自农孤身独处时截然不同的方式。如果不是处在由一些个人组成了集体这种情况下，有些观念和感情是不会出现的，或者说是不会使它们自身转变成行动的。这种心理集体是一种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的存在，这些成分暂时地结合在一起，正如某些细胞经过重新组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一个生命体一样。这种新的存在表现出了完全不同于每一细胞在单独情况下所具有的特征的那一系列特征。”(英译本，1920年，第29页。)
我们在叙述勒邦的观点时，将自由地插进自己的议论。因此，我们在这里要提出一个看法。假加那些个人在一个集体中被联合成一个整体，那就必定有一种把他们联合起来的纽带。这种纽带可能恰恰就是显示一个集体的特征的东西。然而勒邦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继续考察个人处在集体之中的时候所发生的变化，并且用一些与我们的深蕴心理学基本假设非常一致的术语来描述这些变化。
“要证明作为集体成员的个人与孤立的个人之间的差异有多大，这还是容易做到的。但是要找出这种差别的原因，则是不太容易的。
“不管怎样，要获得有关这些原因的哪怕是一点粗略的认识，首先就必须回忆一下近代心理学所确立的一个真理，即的现象不仅在机体的生命中、而且在智力的活动中也具有头等重要的作用。心理的有意识生活比起它的无意识生活来，只占有极其微小的地位。即便是最细致的分析者或最敏锐的观察者也只能发现极少量的决定他的行为的有意识动机。我们的有意识行为是某种无意识的基质引起的。这种无意识的基质主要是由遗传影响在心理中形成的，它由无数代代相传的共同特征所组成，这些特征便形成了一个种族的天赋。在我们的行为背后有我们承认的原因，在这些原因后面无疑还有着我们不承认的隐秘的原因，而在这些隐秘的原因后面依然还有许多我们自己也不清楚的更隐秘的原因。我们绝大部分的日常行为都是由我们尚未观察到的某些隐藏着的动机所造成的。”(同上书，第30页)
勒邦认为，在一个集体中，个人的特殊的后天习性会被抹杀，因此，他们的个性也会消失。种族的无意识东西会冒出来，同质的东西淹没了异质的东西。几乎可以说，心理的上层结构——它在个人身上的发展显示出如此多的差别——将不复存在，而在每个人身上都相同的无意识的基础则显露出来。
通过这种方式，处在集体中的个人将表现出一种均有的性格。不过，勒邦相信，这些个人还是表现出一些新的前所未有的性格。他指出，产生这一点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原因是，作为集体成员的个人，仅仅从数量的因素中就获得了一种力量不可战胜的感觉，这种感觉校他敢于听从某些本能的要求，要是在孤身独处的时候，他本来是必定会抑制这些本能的。在集体中，他不再那样多地检点自己的行为，因为他认为，一个集体是无名的，所以不必负什么责任。结果，那种一贯控制个夕、的责任感侄不复存在了。”(同上书，第33页)
在我们看来，不必过多地强调新性格出现的重要性。我们只须指出，个人在集体中获得了某些条件，它们伎他能够摆脱对自己的无意识本能冲动的压抑。只须指出这一点也就足够了。至于他因此而表现出来的那些表面看来是新的性格，实际上不过是这种无意识冲动的种种表现形式罢了。人心的所有罪恶都作为一种倾向而包含在无意识之中。要理解良心和责任感在这种情况下的消失，是绝对没有什么困难的。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社会性焦虑”乃是所谓良心这种东西的本质。
“第二个原因是感染性影响。这种影响既决定了人们的特殊性格在集体中的表现，也决定了他们将采取的倾向。感染性影响的存在是很容易确定的，但要说明它却不容易。它肯定属于催眠一类的现象，不久我们将要专门研究它这种催眠现象。
在一个集体中，每一种情感，每一个行为都有极大的感染性，它甚至能使一个人欣然地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而服从集体的利益。这种倾向与他的本性是格格不入的，要不是作为一个集体的成员，他简直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同上书，第33页)
等一会我们将根据这后一个观点提出一个重要的推测。
“第三个原因比以上两个远为重要，是它决定了处在集体中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特性有时同单独的个人所具有的那些特性完全相反。我这里指的是暗示感受性。刚才提到的那种感染性影响只是这种暗示感受性的一种结果。
“要理解这种现象，就必须记住生理学上某些新近的发现。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利用各种过程可以使一个人完全丧失他自己的有意识的个性，伎他服从那剥夺他的个性的操纵者的所有暗示，而且还会作出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和习惯的行为。最周密的研究似乎证明，一个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很快会发现自己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之中，它或是由该集体施加的磁性影响所造成，或是由一些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所造成。这种状况酷似那种被催眠者发现自己完全受催眠师控制的“着迷”状态……有意识的个性完全丧失了，意志和识别能力也没有了。所有的感情和思想都唯催眠师之命是从。
“作为一个心理集体成员的个人，其情况也与此类似。他已不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他就象被催眠的人一样：在他的某种能力遭到破坏的同时，另外一些能力则可能得到高度的发展。在某种暗示作用的影响下，他会以不可遏制的冲动来完成某些行动，这种冲动对集体中的个人比对被催眠者显得更难以遏制。因为这种暗示对这个集体中所有的个人都有一样的作用，结果它通过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而被大大地加强了。”(同上书，第34页)，
“因而，我们发现，有意识的人格之消失，无意识的人格之占优势，情感和观念通过暗示和感染作用朝同一方向之转变，被暗示的观念之直接转化为行为的倾向，如此种种特点便是作为一个集体成员的个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他已经不再是他自己了，而是成为一个不由自己的意志来指导的机器人。”(同上书，第35页)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援引勒邦的话，目的是要清楚地指明这样一点：勒邦并不是将集体中的个人状态与催眠状态作单纯的比较，而是把集体中的个人状态解释为就是一种催眠状态。我们不想对这一点提出异议，只是希望强调如下事实：勒邦以上分析的致使个人在集体中发生性格变化的后两个原因(即感染性影响和被强化的暗示感受性)显然并不是处在同一层次上的，因为感染其实是暗示感受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在勒邦的论述中，我们发现这两种因素造成的结果也无法得到明确的区分。也许，如果我们这样来解释他的论述的话，才最为恰当，即我们把感染作用与集体中个别成员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联系起来，而把勒邦认为类似于催眠的那种集体中的暗示感受现象则归诸另一个根源。可是，归诸什么根源呢7我们注意到，他在进行这类比较时有一个主要因素没有提及，即没有指出在集体中取代催眠师位置的那个人。这种缺陷不禁使我们感到楞然。尽管如此’勒邦毕竟在尚是含糊不清的“着迷”影响和个人相互间激起的、使原来的暗示得到加强的感染作用之间作出了明确的区分。
然而，这里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集体中的个人的情况：“一个人成为一个有组织集体的成员这一纯粹的事实，就使他在文明的阶梯上跌落了好几级。在孤身独处时，他或许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但在一群人中，他却成了一个野蛮人，一个按其本能行事的人。他获得了野蛮人所具有的秉性，如任性、暴皮、凶残、以及热情和侠义。”(同上书，第。36页)勒邦特别详尽地叙述了一个人在投身于一个集体中时所经验到的智力下降的情况。
现在，让我们撇开个人的问题，来看一下集团心理的情况。在这方面勒邦已经作了概括。对于这种集团心理，一个家能够毫不费力地确定它的任何—“个特征和推断出这个特征的根源。勒邦本人通过指出它与原始人的和儿童的心理生活的相似之处，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分析方式(同上书，第40页)。
一个集体是容易冲动、变动不居的和容易被激怒的。它几乎完全是受无意识控制的。一个集体所服从的那些冲动是依情况而定的，有时是慷慨的，有时是残忍的，有时是勇敢的，有时则是懦弱的。不过不管怎样，它们始终是专横的，任何个人的利益，甚至连保存的利益也无法从中得到表现(同上书，第41页)。在一个集体中，任何事情都不是事先预谋好的，虽然它会热烈地追求着一些东西，但这种追求从不能持久。因为它不具备百折不挠的品格。它一旦追求某种东西就要求立刻实现，不允许任何拖延。它具有无所不能的感觉，在一个处身于集体之中的个人心目中，不可能性这个观念已经荡然无存。一个集体是极其轻信、极易受影响的。它没有什么批判的能力，对它来说，不存在什么未必确实的事。它凭想象来思考，这些想象通过联想作用一个接一个地产生出来(宛如个人在自由想象时出现的那种情况)，而且从未用任何理性的力量来检验一下这些想象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一个集体的感情始终是非常简单、非常夸张的。因此，一个集体既不知道什么是怀疑，也不知道什么是靠不住。
在集体中事情往往径直走向极端：如果对某事有一点点疑问，这种疑问就立即转变成一种毫无争辩余地的确定；如果对某事有一丝嫌忌，这种嫌忌就会变成强烈的憎恶(同上书，第56页)
一个集体虽然它自己容易走极端，但要使它激动起来却只能靠过度的刺激。任何人，倘若想要对一个集体施加影响，不必考虑如何使他的论证具有逻辑的力量，而只须危言耸听，只须夸张其辞，只须一而再地重复同一件事。
因为一个集体对构成真理或构成错误的东西不置疑问，而且又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力量，所以它一方面顺从权威，一方面又非常偏狭、不容人。它崇拜暴力，极少被仁慈感化。仁慈在它眼里只是懦弱的一种表现。它要求它的英雄应具备坚强、甚至暴虐的品格。它要求受统治，受压迫，要求对它的主宰诚惶诚恐。它从根本上讲是完全保守的，它深深地厌恶一切发明和进步，对传统却怀着无限的祟敬之情(同上书，第62页)
为了对集体的品格作出正确的判断，我们必须考虑下述事实：当个人集中到一个集体中时，个人具有的抑制作用逐渐消失，所有那些作为原始时代的遗迹而潜伏在个人身上的残忍的、兽性的和破坏性的本能则被挑动起来，去寻找自由的满足。不过，在暗示的影响下，集体也能以克己的、无私的和献身子某个理想的形式取得高度的成就。当人在孤身独处时，个人的利益几乎成了唯一的动力；而当个人处在集体中时，这种个人利益简直是不起眼的。可以说，一个个人具有的道德标准是由集体建立的(同上书，第65页)。一方面，一个集体的智能始终大大低于一个个人的智能，另一方面，集体的道德行为则既可能大大高于个人也可能大大低于个人的道德行为。
勒邦还描述了另外一些特征，它们清楚地表明，集体的心理与原始人的心理之间的一致性具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在集体中，截然相抵触的观点可以比肩而立，可以相互宽容，它们的逻辑矛盾不会造成任何冲突。可是，精神分析学早已指出，在个人、儿童和神经症患者的无意识心理生活中也照样有这样的情况存在。
再者，一个集体还慑服于语词所具有的真正的魔力。这些语词能在集体的心理中引起极可怕的骚动，同样也能使这些骚动得到平息(同上书，第117页)。“理性和论证敌不过某些词语和公式。它们是在众人面前庄重无比地诵念出来的，人们一听到这些，脸上便会显露出无限崇敬的神情，接着就是顶礼膜拜。许多人将它们视作自然的威力或超自然的权能。”(同上书，第117页)在这方面，只须回想一下原始人中的名称禁忌以及他们赋予名称和词的那种魔力就很清楚了。
最后，集体从不渴求真理，它们需要的是错觉，而且没有这些错觉就无法存在。、它们始终认为，虚假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更优越。不真的东西对它们的影响几乎同真实的东西一样强烈。它们明显地具有不对这二者加以区分的倾向(同上书，第77页)。
我们已经指出，由某种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所产生的幻想和错觉的生活居支配地位，这一事实是神经症心理学中的决定因素。我们亦己发现，指导神经症患者的并不是普通的客观现实性，而是心理现实性。歇斯底里症状的基础是幻想而不是对真实经验的重复。强迫性神经症中的罪恶感，其基础是某种从未实行过的罪恶意图。在一个集体的心理活动中，确实就象在梦中和在催眠状态中一样，检验事物真实性的功能在具有情感性精力贯注的愿望冲动的强大力量面前，不再发生作用了。
关于集体中的领袖问题，勒邦的叙述就不及在上述问题上的叙述那样详尽了。从他的叙述中，我们无法非常清楚地找到一个基本原则。他认为，生物一旦以一定的数量聚集起来，无论是一群动物还是一群人，他们都会出于本能而将自己置于某个头领的权威之下(同上书，第134页)。一个集体是一群驯良的动物，没有统治者就无法生存。它对忠顺的渴求是那样强烈，竟至会出于本能地甘愿受任何一个自封为集体之王的人的统治。
虽然通过这种方式，一个集体对领袖的需要已经为迎接这个领袖的诞生而开拓了道路，但是这个领袖还须在个人的素质上适应这一集体。为了唤起这个集体的信仰，他自D必须深深地沉溺于对某种强烈信仰(某个观念)的狂热盲信之中，他必须具有某种坚强的、征服人心的意志，才能使这个毫无自己的意志的集体接受他的意志。勒邦接着讨论了不同类型的领袖人物，以及他们动员集体的手段。总的说来，他相信，领袖人物是通过那些他们自己狂热盲信的观念来使别人认识自己的。
而且，勒邦还认为这些观点和这些领袖人物具有一种神秘莫测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他称这种力量为“威望”。威望是由某个个人、某一作品或某个观点煽动起来支配我们的东西。它能彻底麻痹我们的批判能力，而使我们的心中充满惊愕和崇敬的感情，就好象在催眠时唤起的那种“着迷”感觉一样(同上书，第148页)。他区分了两种威望，一种是获得的或人为的威望，另一种是人格的威望。某个人要能赢得前一种威望须靠名誉、财富和声望。某个见解或艺术品要赢得这种威望则须靠传统。由于在每一种情况下，这种威望都要求追溯到过去，因此在理解这种令人困惑的影响方面，它无法给我们提供许多帮助。人格的威望则只有个别人才有，这些人利用人格的威望变成了领袖人物。这种威望能伎所有的人对他俯首帖耳，使他们变得仿佛受了某种有吸引力的魔术的影响似的。不过，无论哪种威望都有赖于成功，如果遭到失败，这些威望就会丧失(同上书，策159页)。
勒邦的叙述给我们的印象是，好象他并没有将领袖的作用和威望的重要性与他那对集体心理固景的卓越描绘十分融洽地结合起来。
[1940年文版中的一个脚注指出，这个词最初在法文中是inconsc-ents，勒邦的英译本中使用的是“unconscious”，而引用的相应德文是“bewusster(conscious).
勒邦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别，因为他的无意识概念与精神分析所使用的不完全一致。他的无意识，特别包括隐藏得最探的种族心灵的特征，而事实上这不屑于精神分析的范围。我们确实认识到， 自我的核心，这种包含着人类心灵的“祖先遗产”的东西，是无意识的东西。不过，此外我们还区别出了“被压抑的无意识”，它便是从这种遗产的一部分中产生出来的。这个被压抑的概念在勒邦那里是没有的。
席勒说过，“每个人当他独处时，还有点机灵和敏锐，当他们组成集体时，他们简直都成丁傻瓜。”
“无意识”这个河这里是被勒邦在描述性的意义上正确使电的，它不只包括了“被压抑”的含义。
请参阅我的《图腾与禁忌》(1912—1913年)中的第三篇论文。
我们关于无意识心理生活的最完善的认识来自对梦的解释。在解释梦时，我们遵循了一条技术性的规则：在对梦的叙述中不理会怀疑和不肯定的东西，而把显梦中出现的每一个因素都看作是十分肯定的东西。我们把怀疑和不肯定看作是梦的工作中稽查作用的影响。梦的活动是受这种潜意识压抑力支配的。我们认为原始性梦的思维不具有怀疑、不确定及批判性等性质。梦的思维，当然象其他东西那样，作为白天痕迹的一部分内容而进入梦中。
这种对每一种馈感极端而无限制的强化，也是儿童愤感生活的一个特征。同样，在梦中记有这种现象出现。由于在无赢识中把单独的精感分离了出来，结果在白天遇到的一点点恼怒在梦中就会表现为一种希望触犯者死去的愿望。或者，白天所受到的一点点诱惑，到了梦中则促成了一场犯罪行为的详细描绘。关于这点，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作过恰当的评论，他说，“假如我们要在意识中寻找某些梦中告诉我们的有关当下的(真实的)情况，不必为下述发现感到惊悟：我们原来在放大的分析瓷下看到的庞然怪物其实不过是一只十分微小的纤毛虫。”
例如，在年幼的儿童身上，对最亲近的人具有的矛盾的感情可以并行不停地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两种矛盾的感情中任何一方都不会妨碍对立的那一方。如果它们之间最终爆发发了冲突，那么儿童通常用来解决这种冲突的办法是，改变对象从而将其中一种感情转移到某个替代者身上。一个成年的神经症患者的病史也表明，一种披压抑的情绪很可能在无超识的、甚至有意识的幻想中存在很久，而它的内容自然是直接与某种主要领向相抵触的。不过，这种对立并不会导致自我方面反对它巳否定的东西的任何活动，这种幻想可以持续存在很久，直到突然有一天——通常是因为这种幻想的感情方面的精力投入增强了一它与自我之间使爆发了冲突，并带来了所有通常的后果。在儿童向成人发展的过程中，他的个性越来越广泛地得到集中，他身上的那些本来是独立成长起来的分离的本能冲动和目的趋向也获得了协调。我们早巳知道，在性生活领域中一个与此类似的过程就是：一切性本能协调成一个确定的生殖组织。况且，已有许多众所周知的例子表明，自我的统一也会产生如力比多那样的冲突。比如，免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们却保留着对圣经的信仰这样一些人们所熟悉的事例，关于自我后来形成分裂的各种可能的方式，精神病理学特别开辟了一章进行讨论。
① 参见《团腾与禁忌》(1912—1913年)《标准版全集》策13卷第14一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