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种族主义私见的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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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偏见的病理学
ERIKA HAYASAKI 文
mints 编译

告诉我们美国的种族主义仇恨为何如此根深蒂固？

Shannon Brown是一位司机，她在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市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如果你来到Brown所在弗雷斯诺市，就会感觉到这座城市完全独立于民族多元化的美国之外——你会看到一位白人妇女从身边走过，她抱着一个白人。一位年长的白人在他的院子里工作，外面有一位白人妇女在遛狗。我说，这个地方似乎清一色全都是人，没有一位有色人种。

“那是因为这里本来就没有。”Brown回答说。

Brown，48岁，金发，淡蓝色眼睛，皮肤乳白色。她穿着一件黑白相间的连衣裙，脖子上挂着一个银十字架。Brown解释说，她并不反对民族多样性。她只是更习惯和自己一样的人住在一起。她就是这样被抚养长大。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家里人劝Brown远离另外一些人。“他们绝对不喜欢黑人。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过黑人。”Brown说，“我们的家族向来就不是公然的种族主义者。”

她们不会与非白人交朋友，也不会欢迎非白人走进他们的家。她的家庭成员像弗雷斯诺这个地区的许多居民一样，都是“礼貌的种族主义者”——就是说，如果你是少数族裔，他们会当面对你微笑，随后在背后用种族主义言论诋毁你。

白人权力组织在加利福尼亚并不罕见——根据南部贫困法律中心的说法，内蒙古心理咨询理论技术该州实际上拥有美国最活跃的仇恨团体——但是Brown的家庭否认他们的犯罪行为，即便他们的形态并非如此。Brown说，自己成长中习得的种族主义根植于以下的理念，即，“我们比他们强”。他们看不起少数族裔，但决不会对他们使用暴力。

然而，对于Brown来说，新纳粹仍然是加利福尼亚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他们是她的邻居和熟人，是她经常见到的人，甚至和他们勾肩搭背。

1996年的一个晚上，Brown当时26岁，她和一位美容学校的女友在镇上偶然遇到了几个他们认识的人。然后一起在当地一家餐馆聚餐，男人们把眼罩递给了Brown和她的朋友，邀请他们上车。这些人说，他们在Ku Klux Klan，他们想带Brown和她的朋友去参加秘密的“klavern”聚会，这是三K党在当地的会议组织。这些对于Brown来说，特别的新奇。“klavern是什么？“她记得问过。“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但是Brown喜欢和男孩子们出去玩，她对此很感兴趣，所以她上了车。

Brown记得自己被关了很久。她说：“这是个奇迹，我们并没有死在某个果园里。”汽车最终停了下来，他们领着她俩进了一所房子。内蒙古专业心理被摘掉眼罩后，她发现自己所在的房间里有将近二十几个人，他们是光头党、新纳粹分子，戴着白色的头巾。有一个身穿大袍的孕妇，在地板上画了一个白色的权力符号——一个用红色围起来的十字架。Brown并不害怕或厌恶。相反，她发现这些非常诱人，令人兴奋。

我们驾车绕过弗雷斯诺，在一栋用黄色郁金香装饰的浅黄色单层房子前停了下来，一面美国国旗在屋顶上迎风拍打。她指了指哪个双车位的车库。“就是这儿，”Brown说，“以前的klavern就在这里。

Brown被带到了klavern之后，便迅速地融入了KKK生活。她开始每月参加聚会。她的家人总是把暴力犯罪和白人权力组织联系在一起，但是Brown没有亲眼目睹这些。对她来说，这只是一个属于自己的社交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们和她有着同样的信仰和价值观。她甚至坠入爱河，嫁给了一位最初带她来klavern的男人。

后来，Brown和丈夫一起向南搬到了125英里之外加利福尼亚的塔夫特市，那里靠近贝克斯菲尔德，那是一个远离少数民族的农村地区。她的丈夫在油田的钻机上做钻杆手。他的两个孩子是前妻所生，Brown以仇恨组织的意识形态协助抚养这两个孩子内蒙古心理。他们表演纳粹礼仪，穿着印有口号的运动T恤。孩子们的生日蛋糕装饰着十字鞭和铁十字。除了《草原上的小木屋》之外，孩子们很少看电视。

Brown欣然接受、并遵守这种文化。她剪短了头发，成为了地道的家庭主妇。为了寻求乐趣，她和家人一起在房子周围练习射击。晚上，他们偶尔参加三K党的焚烧十字架（cross burning）仪式。她喜欢听Johnny Rebel的音乐，Rebel是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白人至上主义者中逐渐流行起来的歌手，她的歌曲有《In Coon Town》和《Ship Then N—S Back》。

而且，那些自豪的在身上纹了白色权力图腾的人，毫不犹豫地用语言辱骂他们在街上遇到的少数民族——Brown说，这种习惯会让她觉得“尴尬”。然而，在私底下，种族主义观点得到了自由和公开的表达。“为此共鸣，一起欢呼，白人的日子就是这样（Ring that bell,shout for joy,white man’s day is here）” Johnny Rielell在他们的歌声中唱到。

Brown说内蒙古心理网，那样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000年，她与丈夫克朗（Klan）离婚，断绝了关系。丈夫的虐待是促使她离开的主要原因。他暴躁而有控制欲，她曾多次试图逃离，但他还是把她抓了回去。最后，她设法回到了弗雷斯诺，躲在那里，他一直找不到她。Brown说，如果不是虐待，她很可能不会离开克朗。“我孤身一人跑了出来，”她说，“基本上我必须从头开始。“

多年来，Brown很少谈论她的那些生活，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些，甚至她的家人也不知道她加入了三K党。她在一家发廊找到了一份工作，发廊有着各种各样的客户和职员，当然也包括非白裔美国人。

Brown很担心——如果这些人知道她的内心一直在蔑视他们，这些人会怎么看待她。当她看到新闻里那些和Klan一样的成员因为仇恨犯罪行为（hate crimes）和非法拥有武器而被捕时，她发现自己没有参与其中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她试图为自己过去的种族赎罪，定期在洛杉矶宽容博物馆（MuseumofTol.ce）向大学班级和听众讲解她过去和前夫Klan的经历。

去年，Brown正式加入了由前白人至上主义者创立的非营利组织“嗔念之后生活（Life After Hate）”，该组织致力于帮助人们离开极端主义团体，开始新生活。自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以来，内蒙古心理学专业网站诸如“嗔念之后生活”之类的团体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类组织以瑞典和德国的类似组织为榜样，他们的目标是教导宽容，支持前白人至上主义者回头。

嗔念之后生活网站声明：“如果你准备离开仇恨和暴力，我们来支持你。不带评判，只是帮助”。该组织打破了与仇恨团体成员的联系，包括亲人，重新融入主流社会，并试图“忘掉”种族主义。嗔念之后生活得到了奥巴马政府40万美元的资助，以支持他们的工作。但是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剥夺了这些经费。

“即便过了20年，一些事情仍然会引发了她的仇恨——黑人、、多民族家庭。”

阻止仇恨和帮助前白人至上主义者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如此的目标当然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任何反种族主义的主动性措施的有效性。嗔念之后生活组织成立于2011年，是一家非营利组织，拥有超过30W支持者。该组织说，它帮助100多人克服了偏见。事实证明，结束种族主义并不像切断个人关系或决定停止仇恨某些人群那么简单。

例如，Shannon Brown承认，即便过了20年，一些事情仍然可以“触发”她的偏见：同性恋、黑人、大声的说唱音乐、多民族家庭。Brown说，有些事情可能会激怒她，“我只是启动了那些被灌输的思想。”她的大脑不断地出现种族主义歧视（racial slur），即使她知道这种想法是错误的。Brown说：“可能只是看到一些类似于不同种族的情侣相拥的情景和事情，这种感受很快会翻篇，很快又会翻回来。有时候我可以控制它，有时只是一时的冲动。”

仇恨是一种强烈的，它深深地蛰伏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学和神经学研究表明，一旦种族偏见和仇恨的意识形态牢牢地嵌入到了一个人的大脑之中，可能就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抵制之。

这项研究表明了一个令人不快的现实：结束种族主义不是通过一些咨询或治疗课程或反偏见训练就能实现的。除了像嗔念之后生活这些组织的努力之外，近年来在包括星巴克、Facebook和Google在内的公司，以及全国各地的警察部门都花费了数百万美元采取行动高调反对偏见。然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努力是可行的。

在和Brown一起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她挣扎着控制自己的偏见。前夫Klan教导她鄙视任何的种族之间的融合，尤其是白人与其他种族的融合，这会威胁白人的纯洁。当我告诉Brown，我的丈夫是黑人、我的孩子也一样，她看起来很生气。对她来说，种族间的关系仍然是重要的触发因素；禁止嫁给黑人的想法“深深地根植在在我的内心。”她说。我几乎可以听到Johnny Rebel的歌词回荡在她的脑海之中。

“哦，平权运动，
这个国家会走向何方？
平权运动，
白人要做什么？“

我告诉Brown，我也是黑人，我母亲是白人。“我不知道你是混血儿，”她说。“我以为你……你看起来像亚洲人。”

“这有关系吗？”我问。

Brown摇摇头，“只是有些震惊。”

Brown外表保持冷静。但我可以想像她脑子里的一万匹草泥马奔跑的样子，她的突触在燃烧，种族的称谓在她的舌尖奔腾。Brown说，与她自己内心的仇恨做斗争会让人筋疲力尽。有时更容易让她的旧种族主义心态重新控制她。

“即使20年后，旧观念也会切换开关，”Brown说，“这听起来很糟糕，但实际上感觉不错。”

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研究种族主义运作的方式，以及如何治愈它。偏见可以被识别和克服的观念与早期种族主义在大脑中如何表现的理论有关。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直到1950年代，研究种族主义的心理学家认为偏见是一种心理病理学——“源自于正常思维的危险反常现象。”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John Dovidio在《社会问题杂志》上写道。心理学家采用测试来识别有偏见的人，希望知道如何才能用心理疗法来治疗他们，前提是“如果这种问题能够像癌症和肿瘤一样被识别、移除或治疗，那么问题就会得到控制，而这个系统剩余的部分就会是健康的。”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一个人的人格、性格特征和信仰主要受她成长的地方和周围人的影响——即，“后天养育nurture”，换句话说，不是“天生的nature”。曾经认为种族偏见是一种社会病，是生活和暴露在充满仇恨的环境中习得的。因此是“正常的”——而不是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

然而，在过去20年的研究中，这样的观点既清晰又复杂。科学家们现在意识到，我们同时受到和环境的影响——是先天基因和后天养育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和偏见不是天生的。种族主义不仅仅是人类固有“部落”倾向的进化反应，而且还是仇恨和（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种族主义的生物学成分。研究显示，在拥护种族主义观点的人周围长大，或者仅仅是在缺乏多样性的环境中长大，会对一个人如何解释种族产生重大的影响。

芝加哥大学种族、政治和文化研究中心的心理学家珍妮·库博塔（Jeni Kubota）说：“我们的大脑进化到现在的程度后，会对环境的差异和新奇的事物非常敏感。由于文化的原因，这样的系统，早已开始和种族处理方式合作了。”大脑根据它学到的信息快速对人进行分类——朋友或敌人、威胁或非威胁，如果大脑利用具有偏见的信息进行评估，那么，结果就会反映出这种偏见。“不幸的是，这导致了可怕的不准确性，在某些情况下的后果甚至是导致生死攸关的，”Kubota说。因此，能够真正有效处理大量信息的系统追踪也可能会导致很多的危害。

研究显示，种族主义不仅是人类固有“部落”倾向的进化反应，而且还有生物学因素。

新技术帮助科学家更全面地理解大脑如何处理种族观念。先进的MRI扫描显示，人们在评估某个人的种族时，与决策和反应相关的大脑区域网络就会发挥作用。一个关键的区域就是杏仁核，杏仁核在控制情绪、恐惧和生存本能方面起作用，比如战斗或逃跑反应。当被某种被视为是威胁的事物触发了反应后，神经递质如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和多巴胺被释放到杏仁核。这个过程会让身体进入警戒状态以保护自己。

在科学研究中，白人看到黑人的脸之后，杏仁核的激活程度就会增加。这些发现表明，参与者对非裔美国人产生了负面的刻板印象，因此他们的大脑将黑人归类为具有威胁性的。

另一个参与种族加工的大脑区域是前额叶皮质，通常认为前额叶皮质负责执行功能。行为在这里受到规范和控制。这部分脑区受损的人，会体验到突然的、戏剧性的性格转变，比如著名的菲尼亚斯·盖奇。1848年，盖奇在铁路工地上负责爆破工作。一根铁棒穿过他的大脑额叶。盖奇活了下来，但这位以前彬彬有礼的人突然变得粗鲁、冒犯和粗暴。那些患有前额皮质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个体的道德行为也会出现明显的转变，包括淫秽的性行为、侵入、攻击、盗窃，甚至突然的毒品交易。

这些病例帮助科学家理解前额叶皮质在过滤我们行为选择时的重要作用，比如不裸奔，不偷窃，不打架，不告诉别人他的丑陋或对此保持缄默。我们中的许多人穿行在世界各地，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会让自己感到不适或冲动的事情，但我们可以控制我们自己，并恰当的应对之。健康前额叶皮层会调节我们的冲动，以避免潜在的尴尬行为。

Kubota说，神经科学表明，普通人“在与其他种族的人交往时，会征用前额叶的这些大脑区域，尤其是这些人有着不被歧视的动机时。”那些相信平等和公平的人，或者那些意识到自己的偏见、成见的人解释说，当他们思考不同种族的人或与不同种族的人交往时，他们似乎正在一种（在前额叶皮层的）控制，以控制他们的行为和那些有偏见的行为发生联系。

嗔念之后的生活的联合创始人安吉拉·金（Angela King）在南佛罗里达州长大，她15岁时与一帮剃光头的新纳粹党人交往。她全身都纹上了白种人的纹身——中指是纳粹党徽，下唇内侧是SIEG HEIL（嗨！希特勒。即法西斯分子见面时招呼用语），一边谈论种族战争，一边宣扬仇恨。1998年，当金23岁的时候，她和一些朋友抢劫了一家犹太人商店，并袭击了店员。几周后，她被捕了，第二年被判处了六年徒刑。

有一天，当她背靠墙抽烟时，King注意到一个牙买加妇女正盯着她。King以为她要和她打架。相反，女人问：“你知道怎么玩克里比奇纸牌（Cribbage）吗？”

这位女士坐在King旁边，教她如何玩纸牌游戏。King和她的朋友，以及她的黑人朋友成了朋友。他们询问King的信仰，显示着她的同情和爱。“他们对待我就像对待一个人样，”King说，“这打消了我的疑云，因为我觉得我不应该得到这些（像人一样的待遇），我没料到我会被这样对待。想要接纳这些，并不是你可以要求的，或者甚至，并不是你知道自己要寻求的东西。这是一种宽恕的礼物，当你得到它的时候，它改变了一切。”

King在减刑3年后于2001年被释放。“我知道我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她说，“我知道我想成为一个不同的人，但我完全被吓坏了，因为我害怕我的大脑固执而无法改变。”King结交过不同种族的朋友。她甚至爱上了一个在监狱里的黑人妇女，最终接受了她（隐藏在之前那些憎恶同性恋的光头朋友面前）的身份认同。然而，她仍然努力保持种族主义思想。她说：“不管我结交了多少有色人种朋友，也无论我和他们有多少互动，我都能发现有色人种的特征，我的大脑会自动出现种族歧视的观念。我担心我自己也无能为力改变这些。”

Angela King努力消除心中的仇恨；洗掉或遮盖她的白色纹身也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她的中指上的猫被十字鞭和SS闪电覆盖。她胸前的维京人形象和她小腿上的凯尔特十字架——她最喜爱的极右象征——已经部分通过激光手术去除了。

即便如此困难，她还是下定决心继续努力。出狱后，King在中佛罗里达大学获得学位，她在那里学习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还研究了白人特权。她说：“我最初几年都是自言自语的四处走动。如果我发现自己有种族歧视的想法、诽谤同性恋，或者感到一种不合理的恐惧——当我遇到任何这样的感觉，我都会停下来说，‘好的，Angela，你为什么这么想？’King说，最终，它触及到了一个位置，她内心的“所有的垃圾终于解开了”。

研究表明，动机有助于人们成功控制自己的偏见。根据Jeni Kubota的说法，如果你深深地感到“我是一个相信公平和公平的人。这是我的核心观念，”那么，这个内在动机可以帮助你消除偏见。但是，Kubota说，如果一个人的愿望不带偏见的根植于“别人告诉我，那样会很糟糕”，那么，这些外部动机往往会不足以遏制或控制偏见。没有内在动机驱使，即使那些积极尝试减少偏见的人也很可能会失败。

哈佛大学内隐偏见实验室主任Calvin Lai说，偏见和成见“植根于文化中长期的、持续的、永久的过程”。如果一个人是在种族主义文化中成长的，那么与仇恨之流作斗争，就需要巨大的精神决绝。

除了内在动机之外，King还受益于其他方面：与其他种族的人进行有意义的接触。在监狱里形成的不仅是促使她放弃种族主义的催化剂，而且为整个过程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根据Kubota的说法，与不同种族的人接触可以大大减少大脑中的偏见，但是这种接触必须是显著的。Kubota说：“这不能只是‘我们大家一起待在学校里，彼此隔离，从不交谈。’实际上这会增强偏见。”但是研究人员发现，长期与不同的人或挚爱的导师建立有意义的友谊或纽带“可以减少我们在基于种族的大脑中看到的这些差异。”

Angela King和其他以前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一起创立了“嗔念之后生活”，因为她希望那些像她这样的人会知道他们并不孤单，并且向他们提供资源，帮助他们重新融入主流社会——咨询、职业培训、辅导和同伴支持。

“一个人可能确实在和酗酒作斗争，或者他们正在处理刑事指控，或者很多事情。因此，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干预。其他时候，通过虚拟空间获得——Skype、电话、社交媒体，任何我们能够联系人的方式。”

所有这些都能够帮助人们摆脱仇恨团体，重新走上正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摆脱了种族主义信仰（beliefs）。King意识到她所经历的巨大转变是不容易复制的。你无法为别人创造有意义的经历，也不能强迫别人有强烈的改变动机。

离开仇恨集团的决定几乎总是由个人刺激——一种与法律制度相冲突的虐待关系——而不是由同情他人所驱动。

“突然接近某人，试图说服某人脱离他们的信仰是不成功的，”King承认“人们不想听到别人说他们是种族主义者。他们不想听人说自己是种族主义制度的一部分，不想让人认为他们和其他同胞遭受的苦难有牵连。“正如金觉得，努力结束种族主义，有时是不可能的一样。“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如何超越这个界限，尤其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她说，“人们很容易同时即连接又断开连接。”

相信人们离开极端主义组织是因为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的观点丑陋而又有害，并且意识到容易引起暴力不是很好。然而，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橙县查普曼大学的社会学家彼得·西米（Peter Simi）的研究，大多数前白人至上主义者，并没有经历过内心的突然转变。事实上，道德原因落在了清单的最底层。相反，正如Shannon Brown的情况，离开仇恨集团的决定几乎总是受到个人刺激的推动：社会或家庭不和、离婚、虐待关系、敌对派系的分裂、公众的羞辱、与法律制度的冲突。那些被蔑视的人，很少会引起这些改变。Simi说：我们称之为“本意的默认回归（defaulting back to the mean）”。也就是说，人们退出暴力极端组织只是重新加入了“礼貌的种族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像Brown这样的前白人至上主义者经常和顽固的种族主义情绪作斗争，即使他们和过去断绝了联系。前极端分子童年的，作为一种独自的治疗方法，是行不通的。简单地把他们暴露给不同的人也不会对这项工作起作用。任何解决方案都会更复杂，因为仇恨更复杂。这是社会、历史和制度孕育的行为，它嵌入在心灵中。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让某人离开仇恨群体。Simi说，仇恨和种族主义成为他们核心认同的一部分，对于许多将仇恨抛弃于社会之外的人来说，从心理上放弃仇恨是一个更困难的过程。Simi称之为“宿醉效应（hangover effect）”。仇恨以一种阴险的方式持续存在，永远不会完全消失，甚至对于那些最希望它消失的人而言，也是如此。

尽管有这些研究，但种族主义作为一种“异常（disorder）”的历史观念，可以衡量和治疗，仍然充斥着现代种族科学。例如，广泛使用的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测量心理联想如何影响行为——我们的头脑如何将那些针对某些人的成见、评估和刻板印象联系起来——将内隐偏见表征为我们终生所受到的感染。家卡尔·贝尔（Carl Bell）和爱德华·邓巴（Edward Dunbar）在2012年的《牛津人格障碍手册》中将种族主义描述为一种“公共卫生病原体”。

这种把种族主义看作一种可以治疗的疾病之观念，已经驱使一些科学家寻求神经学或药物治疗方面的突破。他们希望有朝一日，人们可能会像减轻胃灼热一样轻易地对待种族主义，这种想法无疑是诱人的。事实上，在2008年，一位哲学家提出了“偏见药丸（pill for prejudice）”的想法以减少偏见对司法判决的影响。研究发现，服用一种普萘洛尔-β受体阻滞剂后，就可以通过中断应激激素来缓解高血压和减少，并用于治疗后应激障碍。研究还发现，在短时间内对白人样本的内隐偏见也有所减少。

其他实验显示，至少暂时消除种族主义思想是可能的。在六项涉及近23000人的研究中，Lai发现，生动的反刻板印象渲染在减少个人偏见方面非常有效。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让受试者想象一下“被一个邪恶的中年白人绑架，结果被一个勇敢的年轻黑人英雄救起”。几分钟之内，受试者的偏见强度和产生偏见的速度就降低了50%。然而，这种做法有一个陷阱：“仅仅一天或几天之后，这些效应就消失了。” Lai说。

十年前，“内隐偏见（implicit bias）”的概念开始在美国的工作场所和社会中流行，因为企业正在寻找“多元化培训”的替代方案，这项耗资80亿美元的努力基本上未获得成功。研究发现，与鼓励参与者拥抱各种肤色和信仰的人不同，强迫性的多样化的课程往往适得其反，让人们更加防卫和分裂。相比之下，内隐偏见源于我们固有的偏见观念。

近年来，很多公司不再要求员工进行种族敏感度、多元化意识、遵守反歧视法以及如何更好地融入工作场所的教训方面的培训，而是花费数百万美元在新项目上，培训员工认识到自己的偏见。这个观念是，如果我们能简单地承认我们的偏见和盲点，我们就能克服它们。

内隐偏见的培训通常包括视频、幻灯片或个人趣闻轶事，以揭示一个人的个人偏见可能如何影响特定情况。方法包括通过经验交谈、私下写一些和种族主义情绪有关的文章、观看种族主义事件的视频、角色扮演、听个人遭受歧视故事，以及学习有关历史和政策的课程。

然而，实验室研究显示，像多样化培训一样，反偏见倡议在打击种族主义方面也可能无效。Jeni Kubota说，有些练习可能有效果。问题是“他们只起到了一点点的作用”。同样，在Lai的实验中，实验对象只能暂时抑制他们的偏见。Kubota说：“然后，你回到了现实世界，你会再次受到这些联想的影响，你所做的任何认知干预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

从医学角度看待种族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将种族主义限制在身体或精神的疾病之中，一种可以治疗——甚至治愈——而不需要更大的社会变革的生物学疾病。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乔纳森·卡恩（ Jonathan Kahn）说：“它假设我们可以用演员丹泽尔·华盛顿（Denzel Washington）和卢皮塔·尼昂（Lupita Nyong）的避孕药或下载屏幕保护程序来修复它，好像突然间你就不再是种族主义者了，不再是几百年来一直困扰着历史问题的无痛的娱乐性解决方案。”Jonathan Kahn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切尔·汉姆林法学院教授，著有《大脑中的种族 Race on the Brain:：关于争取种族正义的斗争中内因偏见的错误》一书的作者。

这是被科学照亮的种族主义令人沮丧的现实。尽管我们愿意相信白人至上主义者在激进的边缘存在。但是要治愈他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他们重新融入主流社会，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种族主义也正在主流社会中蔓延，潜伏在像Shannon Brown和她的家人这样的人的大脑中。类似地，企业反偏见培训建议采取一系列简单的步骤来减轻偏见。但是，偏见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所有人的“固有”的观念——一种生活事实，一种正常和自然的东西，它必须被承认和接受——是非常令人不满意的。为什么我们要允许自己在一个种族主义的社会中安定下来？

神经科学揭示了当前反对种族主义的缺点。不过，神经科学也揭示了治愈仇恨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在适当的情况下，并不需要太多的精神努力。有朝一日，科学也许能找到一种简单的“治疗方法”。为此，研究人员已经开始对仇恨团体的成员进行了更深入地研究，试图理解极端种族主义在大脑中的运作方式是否和公众的偏见一样。Simi是这个领域的顶尖专家之一，在过去的20年里，他一直在研究新纳粹分子，以了解他们的动机和行为。

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中，Simi和内布拉斯加州大学大脑发育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技术，对5位前白人至上主义者和非极端主义者进行了比较。受试者观看了带有种族色彩的图片，如纳粹党徽、南方国旗或处于种族间关系的人的图像。脑部扫描显示前白人至上主义者与对照组的神经活动有显著差异。Simi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大部分增强的激活发生在前额叶皮层的一个部位，”这个部位与道德行为的调节有关。

这项试点研究规模太小，无法得出结论，Simi正在努力扩大研究，以招募更多的前白人至上主义者、现白人权力组织成员和非极端分子。但是Simi相信他逐步确定了极端种族主义在大脑中的运作方式。这是一项缓慢、昂贵、艰巨的工作，但是它的动力，Simi说，来自于他对前白人至上主义者的采访，他们会告诉他，“我试了又试，但就是无法停止嗔念。”

作者Erika Hayasaki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文学新闻学项目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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