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何时成为一种病？走进抑郁症的历史

《帝国：一部新历史》
（The Empire of Depression: A New History）
作者：Jonathan Sadowsky
出版社：Polity (2020)

本书追溯了悲伤和疾病之间不断变化的界线，但没有讲述划线的人。

悲伤何时成为一种病？Jonathan Sadowsky在《抑郁帝国》（The Empire of Depression）的开篇问道。这段历史夹杂着如何在正常悲伤和严重悲伤之间划线的专业之争——如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将严重悲伤称为。作者反对还原论和教条主义，他没有陷入抑郁症是源于化学失调还是社会不平等的旧有分歧，而是力辩抑郁症可以是学、生物学和社会问题——毕竟，就算它是一个文化问题，也不妨碍它成为一种真正的疾病。

鉴于世界卫生组织将抑郁症列为全球疾病负担的主要因素，追溯其历史便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考虑到新冠疫情造成的心理健康危机，这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要搞清楚一个因时间地点而不断变化且界线不明的事物绝非易事。作者Sadowsky是一位医学史学家，对于目前抑郁症确诊数量激增的情况，他提出了三种可能原因：一是抑郁症确实增加了；二是抑郁症的数量没变，但我们的诊断能力增强了；三是以前不被视为疾病的情绪现在被诊断为抑郁症了。

这不是对过度诊断的哀叹。相反，作者回顾了学是如何给人帮助的。他从文艺复兴欧洲的“忧郁症”（melancholia，据说是由黑胆汁过多引起的，曾通过导泻治疗）谈到今天对神经递质失衡（通过药物治疗）的研究。他带我们回到基督教中世纪，当时的人们开始争论得病者是否要为自己的痛苦而受到谴责；又讲到关于愤怒的理论如何转向内在；以及20世纪80年代百忧解（氟西汀）、量化和全球化造成的文化轰动。

在这样的积极视角下，大多数抑郁症患者是自愿接受治疗的，治疗也改善了他们的感受。作者没有说这些人是集体受了骗，或是被诱导去服用化学药物的。但是，这种轻松的口吻并没有考虑到权力的角色：在被迫服药和自愿服药之间，有很多故事。

文化疾病

抑郁症有自己的文化生命，就像其他人笔下的恐慌症、躁郁症和一样(见Jackie Orr的《恐慌日记》(2006年)；Emily Martin的《躁郁症探险》(2007年)；Ian Marsh的《2010年自杀》)。诊断可以让个人的感受得到肯定，帮助他们找到经历类似的人，给他们带来希望。但诊断也会导致污名化，迫使病人服从强制治疗，忽略了他们得病的前因后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问：于个人于政治，抑郁症“做”了什么？个人角度的解释可以转移人们对背后更大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这些问题如何让一些人的生活变得水深火热。

换句话说，抑郁的历史也关乎谁来决定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如果生活本来就有许多让人抑郁的理由——贫困、歧视、极不稳定的生活状况——那么是否所有的抑郁都应该被视为一种疾病？这不仅只是理论问题：经济紧缩的英国开出了更多的抗抑郁药物，北美农村地区也开出了更多的阿片类药物。公平地说，这个观点是Sadowsky这本书的关键。他解释道，这条界线怎么划涉及两种风险：一边是将日常烦恼上升为医疗问题，一边是许多人的痛苦将不构成临床上的抑郁。

如此一来，抑郁症自然就绕不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医生和病人之间，国家和企业之间——掌握权力的一方向全球推广他们对痛苦的评定和治疗方案。评判谁理性谁不理性，以及未经同意就拘留或治疗别人的权力，也许是最残酷的提醒，提醒我们为什么治疗抑郁症和给糖尿病患者打胰岛素并不是一回事，以及为什么尽管（或因为）有可理解的生物化学机制的研究，但病耻感依然存在。这也是反精神病学运动背后的概念，反精神病学运动抗议伤害性的诊疗操作，尤其是那些建立在权力差异上的做法。然而，反精神病学只在书中一掠而过，就像舞台剧中的大反派。

错误的二分法

作者指出，一个又一个时代，人们总是在错误的两边——抑郁症的政治解释和医学解释，或是生理解释和心理解释——之间摇摆。作者非常正确地呼吁人们抛弃这些一刀切的二元论。在笔者看来，要真正摈弃这些粗放的错误概念，我们就要正视多年来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体能歧视在划分诊断界线上的核心作用，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一种不幸之事漠然置之。例如，精神病学曾在历史上认为文化层次低的人不会有精神问题，但又把反殖民主义列为精神疾病。

事实上，许多形式的抵抗都被归类为精神疾病的症状，从美国19世纪尝试逃离暴行的非洲奴隶到1960年代的黑人力量（Black Power）运动，皆是如此。因此，令人震惊的是，作者除了用“帝国”来比喻西方精神病学在解读痛苦方面的全球主导地位之外，书中关注的权力和政治少之又少——尤其是考虑到作者之前还对殖民主义有过研究(在1999年的《帝国混乱》一书中)。

书的最后留下了一句箴言：“倾听病人。”然而，除了给疾病作传之外，经历过抑郁的人、被诊断有病的人、拒绝当病人的人、接受治疗的人，或是精神病的幸存者——这些人的声音（和对他们研究）在书中几乎完全听不见。这些人（以及他们所组成的集体）通过领导研究项目和全球运动来为自己争取权利，为丰富抑郁症的知识做出了贡献。缺少这些声音的抑郁症历史只能是片面的。

原文以When is sorrow sickness? A history of depression为标题发表在2020年11月23日的《自然》书评版块

doi: 10.1038/d41586-020-032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