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出走—浪漫主義的前身，與德國智識生活的損失
《流放中的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及其變遷》第三章
Uwe Henrik Peters著
黃偉卓 譯
在兩個主要德語系國家，西德與奧地利，仍面臨一個非常難以歷史性描述的情境。這在某些方面相當於，對於德國猶太人大屠殺後的心理後續效應，在其中導致了某種類型的集體的愧疚與罪惡感，但缺乏一種哀悼的情緒。【1】從德國移居海外的醫師受到很高的推崇，尤其是當中的精神分析師，但同樣地，他們缺乏對於逝者的哀悼，有時甚至是尚未意識到有此需要。目前我正在寫一本書，內容是關於1933到1938年間開始移居海外的德國精神分析師。這並不是個那麼令人愉悅的任務，讓我不僅反思由此所造成的德國智識生活的損失，也反思了在德國浪漫主義中精神分析的深層根源。
出走
在1933年間，約有2,000個來自不同領域的精神科醫師居住於德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約有600個移居海外，到80個不同的國家定居。在之前的上從未有過如此的出走潮。在德國有人強調至少有三分之二仍留在德國，只有三分之一出走。但這樣的態度就無法體認到，是一群在精神科領域中最為活躍與具創造力的人離開了德國和奧地利；而就精神分析師而言是絕大部分都已出走。非常少數的精神分析師的確留下，August Aichhorn仍繼續留在奧地利，而某些分析師在所謂的柏林Goring研究院繼續其工作。【2】其他人當中如Rudolf 與Josephine Bilz甚至成為納粹。但留下的精神分析師為數不多，因而在戰後精神分析的專業遲遲無法復原。
這些在精神科領域工作的人出走的原因並不難得知。不僅納粹份子將精神分析視為猶太人的科學—佛洛伊德本身亦清楚地意識到在猶太人在精神分析圈子居主導地位。【3】誠然，反猶太主義即為納粹意識型態其中一個主要觀念。再者，某些1920年代的精神分析師跟納粹即將整肅的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團體有密切的接觸。例如，Wilhelm Reich與Marie Langer 同時具有精神分析師與共產黨員的身分，而社會民主黨的地下組織團體「新開始（Neu Begginen）」，成員即包括Edith Jacobson與Thea（又名Gerhard）Bry，這兩個人現居住於美國。【4】仍在工作中的精神分析師像是Richard Sterba（1898出生），即使本身並非猶太人、共產黨員或社會民主黨份子，仍然加入了其同僚出走的行列。事實上，Sterba的精神分析字典的編輯工作為出走所中斷，停止在詞彙「誇大妄想（Grossenwahn）」，其為1938年在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唯一非猶太人的成員。【5】
有許多重要的文獻資料說明精神分析如何能傳播到全球各地，雖然並非全然由精神分析師集體移居海外所導致，但是此一發展的速度必然因為集體的出走所加快。【6】然而，要獲得全面的調查結果是有困難的。在德國文化與智識生活的缺口是如此巨大，以至於難以適切地傳達其規模。然而，也許作為一種心理層面的動作，我們可試著將這些全世界所獲致的成果，經由精神分析及其1933年之後的分支的發展，搬移回德國。試想整個心理學（ego psychology）的發展（AnnaFreud, Heinz Hartmann, Rudolf Lowenstein, Ernst Kris），若是在德國國內發生，會是何種光景？而其的確就在出走前已完成初步建構。【7】。Rudolf Lowenstein將會在柏林而非在巴黎分析拉岡（Jacques Lacan）。Heinz Kohut與Otto Kernberg會在維也納而非在芝加哥或紐約發展其關於自戀的理論。MargaretMahler 會在柏林，而非在紐約發展其個體化—分離理論。【8】想像安娜佛洛伊德會與一些已移居的家人在柏林而非在倫敦過完其下半生。梅蘭妮克萊恩（Melanie Klein）將不會移居倫敦，為Ernest Jones的德國猶太人妻子Katherine與其小孩分析。Friedrich（Frederick 或是Fritz）Perls將不會透過ErnestJones的介入移往南非，亦未在當地建立精神分析機構與隨後發展其Gestalt治療。【9】Erik Erikson將保留其繼父的名字，Homburger ，或是其母親的名字，Abrahamson，而且繼續待在法蘭克福。Erich Fromm會留在海德堡，與Frieda Fromm-Reichmann一起繼續主持當地的精神分析會議。【10】明顯地我們有時可繼續如此的回想，雖然亦全然了解到這些想像並無法在學術論辯中作為證據。然而，我仍希望讀者想像此刻置身於維也納或是柏林—是說德語而非英語。也許讀者將能夠同理一位德國人的心情，即熱愛其文化卻發現難以接受過去的部分歷史。
德國浪漫主義的前身
假如尋找與德國特定的歷史情境的對照，我們也許會記起在17世紀從法國被放逐的基督教新教徒（Huguenots）。約有200,000人被迫離開自己的國家，而在荷蘭、英國，和最重要的，德國尋求庇護。曾經一度有高達30%居住在柏林的人口是基督教新教徒（Huguenots）。璀璨的法國智識生活在此一時期的湧入，使德國在此時期獲益甚多—其效應至今仍存，且對德國的文化發展有很深的影響。例如，某些法國基督教新教徒參與了德國的浪漫主義運動，如當代聞名的作家Adalbert vonChamisso和Friedrich, Baron de la Motte Fouque所代表。【11】的確，在後期形成精神分析理論核心的大多數的概念，其最初均於當時的浪漫主義年代成形。
對照於精神分析起源時的德國主流精神醫學，這個事實變得更為顯著。在1898年，即佛洛伊德出版「夢的解析」的前一年，Kraepelin描述了「早發性失智症（dementia praecox）」這個全新的臨床診斷。在1911年，Eugen Bleuler 將診斷名稱更改為「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至今全球仍然使用的名稱。然而，注意到下述情形是重要的，即Kraepelin將其臨床描述與依據Wundt實證心理學的理論相結合，這仍廣為各地的精神科醫師所接受，而為目前版本的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DSM III））所採用。【12】這個理論將精神分裂症歸因於腦部的器質性病變，到目前為止仍未被最終確證或否證。這涉及低估了人類生活經驗與人際關係，例如在家庭之內，以及所有生活的文化層面，成為心智障礙原因的可能性；一開始將其視為較不重要的，最終全然地忽視它們。事實上在世紀之交，精神醫學的發展情況在英國、美國和法國跟在德國並沒有很大的不同。精神和神經症病患的治療全然為今日所謂的「生物精神醫學」所主導。
然而，不像在其他的歐洲國家，在德國的情況可回顧到於19世紀初或其後，浪漫主義精神醫學的時代，這似乎未存在於歐洲其他地區或是美國。的確，該時期相對上並不長，但在這段期間產生了許多概念，它們對於心理和神經疾病的了解仍然相當重要。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名詞，是「無意識（unconscious）」此一用語。最初論及無意識的書籍著作於19世紀初期，【13】其提出的概念為「靈魂」所形成的整體，由無意識的最深層延伸到意識的最高層面。夢被視為人性的「黑夜?陰暗面（Nachtseite）」，而開始受到特別的注意。事實上，「黑夜面」是第一個形容無意識的用語，且包含夢，妄想以及其他。例如，當代流行的哲學家Gotthilf Heinrich von Schubert（1780-1860）早於1814年，即出版的了相當受歡迎的「夢的象徵（Die Symbolik des Traumes）」一書。
精神科醫師與療養院院長Johann Gottfried Langermann（1768-1832），其有許多年擔任新浪漫主義詩人Baron Friedrichvon Hardenberg, 1772-1801）的私人教師，在1797年決意反對腦部是精神疾病的唯一病變位置與致病因子的概念，這仍是生物精神醫學的基本假設。Langermann認為體質與和心智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沒有理由在生理和精神疾病之間提出必要相關性的假設。【14】心智是否有可能在並未伴隨生理疾病的情況下產生不正常，成為浪漫主義醫療的中心議題。即使妄想症亦被視為，並非隱含著心智的嚴重疾病，反而是這個心智全新與實證的巧妙發明─一百年後佛洛伊德再次將這個觀點帶入重大的討論。他在某個著名的段落中反映了浪漫主義的觀點，引用歌德關於「美麗世界（beautiful world）」的詞句，這個世界在摧毀後能夠重新被建立起來：「妄想症患者再次建立起來的世界，的確未較顯著，但至少足以再次在其中生活。他以其妄想的工作建立這個世界。妄想的形成，其被我們視為病理的產物，是在現實中復原的嘗試，一種重構的過程」（SE XII.70-1）。【15】
瘋狂為浪漫主義詩人所著迷的主題之一。依據Novalis為其未完成的小說，Heinrich von Ofterdingen（1802-3）之完整所留下的註解，書中的英雄即藉由蓄意的瘋狂，而成為「自然的救世主」。而作者佚名的浪漫主義早期典型作品，Bonaventura的守夜人（Die Nachtwachen des Bonaventura, 1804），其場景發生於療養院且主要與瘋狂的主題相關。書中的瘋狂人物，對比於神智正常的人，較先理解到「世界的瘋狂」。這個美麗的，雖然有些荒謬的概念，在相當晚期R.D. Laing的作品像是「分離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 ）」中再次浮現。【16】眾所皆知Laing的基本精神醫學概念即源自浪漫主義，雖然部分亦來自精神分析。若是精神分析的出走未曾發生，是否反精神醫學的潮流會在德國，而非在英國發展？
浪漫主義時期的醫生認為，醫學上治癒的藝術（Heii-kunst），在所有的復原型式中，必然影響人的靈魂，因為其相信靈魂才是人體真正的中心，而疾病是藉由靈魂散佈到身體與心靈（Geist）中。假如靈魂抗拒疾病，則身體不會屈服。事實上，治癒是一種藝術的想法是浪漫主義時期的概念，只運用了科學的結論部分且其現代的程度再次令人驚異。
除了當時的傳統治療以外，浪漫主義時期的醫生也將社交和心理的治療方法納入醫療中。其中包含了：藉由「磁力感應學」引發夢境般的狀態，即目前將其所稱為的催眠術；在清醒狀態或情境下給予暗示；運用在施行催眠術的醫生與病患之間的關係，這種長久的治療性關係會在數次催眠治療之後自行建立。現在我們主要以佛洛伊德的術語，與反移情，來理解這種關係。浪漫主義者也相信人性的仁慈、放鬆、音樂活動、遊戲、一般的自我娛樂、園藝和勞動工作、和觀察自然之美（例如萊茵河美麗的風景），不僅對病患有所助益，甚至會讓心理疾病得到治療。所有這些方法即總合為所謂的的「精神治療」（psychische Kur ），事實上其結合了「感應治療」（magnetic cure）和「心靈治療」（moral treatment）。【17】我們發現到精神治療這個用語，幾乎原樣地再現於佛洛伊德最初為其治療所命名的「精神分析治療（psychoanalytische Kur ）」此一用語中。（此處有翻譯上的問題，即此用語的歷史（即浪漫主義時期之背景）在英文譯語，Psychoanalytic treatment，當中全然失落）
在19世紀後葉浪漫主義時期的醫療幾乎完全停滯，直到50年後在佛洛伊德的著作中才再次出現。僅有布雷德治療法（Braidism）即催眠術，即1843年之後所謂的梅斯梅爾催眠術（Mesmerism），於歐洲醫療界仍保有邊緣性的存在，直到法國南錫（Nancy）的伯恩海姆（Bernheim）與巴黎的夏爾科（Charcot）恢復此種治療方法，佛洛伊德即師從兩位教授學習此種治療。有趣的是，正是我們所見的催眠術形成了與佛洛伊德獨特治療方式之連結。
此處要澄清的是，佛洛伊德不僅受到德國浪漫主義時期精神醫學的影響，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包括當代生物科學；德國的古典傳統，當中最重要的是歌德；在猶太團體B’naiB’rith所成型與體現的忍受典範之啟蒙；【18】達爾文之概念，以及浪漫主義時期的神學（Schleiermacher ）。在確認精神分析所深植的文化脈絡時，我們也了解到由於精神分析的出走所導致德國智識生活的巨大損失。浪漫主義時期精神醫學的人道思想，隨著佛洛伊德和跟隨他的精神分析師一同離開了德國。
歷史的失散與戰後的重建
我們亦應考慮到地理情境。精神分析發展時期的維也納是奧匈帝國的政治與文化中心，其規模、人口和影響力與當時的歐洲強權如英國和法國足以相提並論。這個龐大的奧地利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被徹底地摧毀，以至於並非所有的德語區均存留在重組後的奧國之中。人口自大約6千5百萬降到7百萬。換言之，有90%的奧匈帝國人口戰後分佈在接續的其他國家中。
另一個德語系的帝國，德國，在戰前的規模及影響力也與上述的歐洲強權不相上下，但與奧地利的情況相反，仍設法保留其大部分的領土與人口，因此只有輕微的損失。如佛洛伊德所正確指出，柏林目前已取代維也納成為德語系國家的權力和文化中心。奧地利人希特勒（Adolf Hitler ）就是一個適應這個現況人物的明顯例子；不然，其所謂的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就會在維也納而非是在柏林實現。
柏林也成為精神分析運動的新中心。在納粹占領德國前，佛洛伊德與其女兒安娜有相當多的時間停留在當地。其主要造訪之理由為醫療，佛洛伊德需要重製其口腔假顎。但他在當地亦接見了許多造訪者，甚至是唯一一次在空中飛行，搭乘飛機到Rugen島。他的治療不是唯一在柏林停留如此長久的原因。停留的原因尚包括了佛洛伊德的家庭成員—例如他有一個兒子在柏林擁有房子。精神分析顯然漸漸移動到現今的德國權力中心。
在1930年第三個精神分析學院，繼維也納和柏林之後，在法蘭克福建立。因其於1933年解散，並未有時間足以變得非常活躍。在二次大戰後，法蘭克福成為西德的金融與經濟中心，其地理位置則位於新國家的中心點。所謂的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er Schule）即源於此地，並於戰後遷回；Mitscherlich即於法蘭克福成為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在安娜佛洛伊德去世前不久，法蘭克福大學授與她榮譽博士學位，也是唯一一所授予其博士學位的西德大學─足以具代表性地，是心理學的博士學位。安娜佛洛伊德，其總是敏銳於歷史的象徵意義的，毫無遲疑地接受此榮譽；雖然她先前仍總是拒絕訪問西德，直到當時，她的身體又過於虛弱而無法前來受獎。在開始驅逐猶太人之前所成立的三所德國精神分析學院—於柏林、維也納和法蘭克福—亦象徵當時德國對精神分析的重要性，而學院的關閉也顯示出德國人因為希特勒所受到的巨大摧殘（當然亦包含許多其他方面）。
精神分析的損失還有另一個不幸的影響，即幾乎所有非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療師亦移居海外。就在不久之前，在「醫學心理治療學會（Allgemeine Arztliche Gesellschaft fur Psychothera- pie）」的六次正式會議中已清楚地顯示此一情況，即精神醫學的此一專業分支已漸具影響力。如同其他的精神領袖Wladimir Gottlieb Eliasberg（1887年生），大部分的非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療師是猶太人，因而陷於被迫害的危險。Eliasberg先出走到奧地利，之後到捷克，後來落居美國，他在當地居住與工作直到1969年。他最後的一本著作即關於政治宣傳。【19】
雖然比起精神分析師，有更多非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療師留在德國─例如Ernst Kretschmer 和W.T. Winkler ，其於空襲時期待在Marburg大學精神醫學部門的圖書館研究佛洛伊德的作品─他們的人數太少以至於無法產生顯著的影響。某種納粹型式的心理治療的確存在過，但其並無價值且將不會在此處討論。
社會達爾文主義最終滲入了精神醫學，因而某些精神疾病的病患，與猶太人同樣成為大屠殺的受害者。約有十萬個患被納粹殺害。【20】
除了這些人員的損失，精神分析的著作也被納粹徹底的摧毀，而從圖書館中消失。1933年之後的文獻在戰後亦尚未進入圖書館的館藏之中；仍有許多重要的精神分析文獻，在西德連一本都無法找到。顯然地，一位德國的精神分析歷史學者到倫敦的大英圖書館進行研究，要比在德國當地，如Cologne要來得容易多了。
在戰後德國的情況的確是特殊的。幾乎沒有出走的精神分析學家返回國內【21】，留下來的人數又太少，以至於新的開始無法有力地被重啟。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於1946年重新成立，但僅有四個常時會員，因此不符合國際精神分析學會（IPA,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的要求，而需要暫時性的計劃以迴避相關規定。廣為所知的是納粹官僚是嚴密的紀錄保管者。他們解散了精神分析學會，強迫其成員出走，但仍需完成解散的官方程序使其合法生效。然而，當解散的法定通知下達時，郵差無法遞交給當事人，因而在完成遞交之前他得繼續此一程序。這表示精神分析學會在整個納粹統治期間事實上仍然保有形式上的存在。【22】
戰後，精神分析在德國有很長的時間面臨相當困難的處境。之後在此一領域所出現新的推動力，與Alexander Mitscherlich的出現緊密相關。他深受所參與的紐倫堡大審的影響，且寫了一本關於在集中營中醫生對其所收容的囚犯所做的可怕實驗的書。【23】他在法蘭克福加入了重新建立的，馬克思主義取向的法蘭克福哲學與社會學學院。在1968年的學生暴動之後，他暫時成為德國左翼的領導者。與在美國的情況不同，在德國精神分析與身心醫學有一段長時期其被視為等同於社會主義者的觀點。此一發展的高峰期，與發生在大學及其醫學系所的全面改革出現在同一時期，從而可能將身心醫學，因此亦包含精神分析，引進德國大學的醫學課程。身心醫學，其多少類同於精神分析，迅速地在學術醫療界的架構中成為獨立的學科，有自己的教授、科系和醫院。令人驚訝的是，西德是目前全球唯一幾乎在其所有25家醫學院之中都設有精神分析教授職位的國家。
不幸的是，這些有利的條件到目前為止未能為精神分析帶來創新的動力。也許未來會有所不同，然而就目前而言少有樂觀的理由。首先，許多的教授職位未能有效的分布，因為缺乏科學導向的精神分析。並且，首批被任命的教授發現，要得到與其共同工作的醫學同僚是很困難的。這個隔閡由心理學家所填補了。因而，現代的德國精神醫學比起任何其他國家，都顯示出更有力的心理學基礎。而心理學的爭議—只要不涉及歷史的情況下—具有某種特性，就其他的類比而言，可總結為「晚期精神分析」。我並不會稱其為「後精神分析（post- psychoanalysis）」。
換言之，關於伊底帕斯（Oedipus），自我與自戀理論的細微之處，還持續有許多細微與極度抽象的討論。同時，有許多的健康保險公司願意負擔整個全部療程，甚至是延長的精神分析治療的費用—跟其他國家比較下，這又是一個奇特的例外—已導致了令人遺憾的副作用。因此大部分的討論會議都著重於治療和費用上的技術性問題。
在我看來，這又是另一個德國因精神分析出走所必須承受的損失。佛洛伊德某個程度上個人地體現了其實務治療與理論，科學與人性，複雜度與學科訓練之間的一致性。目前精神分析在德國的情況至少會是：意即，同時在醫學與心理學之中，一個極有成就的技術性次學科。精神分析在理論與實務上成為全然地「非浪漫主義（unromantic）」，而其來自浪漫主義的繼承亦消失了。
【1】A. and M. Mitscherlich, Die Unfbigkeit zu trauern (Munich and Zürich,1967/1973).
【2】August Aichhorn’s only book, but well known, is Verwabrloste Jugend (Vienna 1925), trans. as Wayward Youth (New York 1935). Aichhorn washonoured after the war with a Festschrift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edited by one of his émigré analysands: Searchlights on Delin-quency, ed. Kurt R. Eissler (New York 1949), which also contains a short biography. On the Göring Institute, see Geoffrey Cocks,Psychotherapy inthe Third Reich: The Cöring Institute (New York and Oxford 1985).
【3】See Dennis B. Klein, Jewish Origins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NewYork 1981)
【4】See Myron Sharaf,Fury on Earth: A Biography of Wilhelm Reich(NewYork 1983); Russell Jacoby,The Repression of Psychoanalysis: Otto Fenichel and the Political Freudians(New York 1983); Richard Loewen-thal,Die Wiederstandsgruppe ‘Neu Beginnen’ , Beiträge zum Thema Wid-erstand no. 20 (Berlin 1982); Gerhard Bry,‘Resistance; Recollections fromthe Nazi Years’(MS, Leo Baeck Institute, New York): an extract appearsinJüdisches Leben in Deutschland. Selbstzeugnisse zur Sozialgeschichte1918-1945, ed. Monika Richarz (Stuttgart 1982), 281-91.
【5】Richard Sterba,Handwörterbuch der Psychoanalyse(Vienna 1936). Seealso Richard Francis Sterba,Reminiscences of a Viennese Psychoanalyst (Detroit 1982).
【6】See, e.g., Reuben Fine,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New York 1979);His-toire de la psychanalyse, ed. Roland Jaccard, 2 vols. (Paris 1982); Ilse andRobert Barande,Histoire de la psychanalyse en France(Toulouse 1975);Mario Francioni,Storia della psicoanalisi francese. Teorie e istituzioni freudiane(Turin 1982); Paola Esposito, Stefano V. Rossi, Angelo Tamburini,Origini e sviluppo della psicoanalisi in Italia(1907-1952) (Bologna 1980);Eva Brabant,‘Histoire du mouvement psychapalytique hongrois’(thèse,Paris 1985)
【7】A. Freud,Das Icb und die Abwehrmechanismen(Vienna 1936), trans. as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ce(London 1946); see also UweHenrik Peters,Anna Freud, a Life Dedicated to Children(London 1985). H.Hartmann,‘Ich-Psychologie und Anpassungsproblem’,Internationale Psy-choanalytische Zeitschrift , XXIV (1939), 62-135, trans. asEgo Psychologyand the Problem of Adaptation(New York 1948); E. Kris, Selected Papers(New Haven and London 1975); R. Löwenstein,Practice and Precept in Psychoanalytic Training: Selected Papers(New Haven and London 1982).
【8】See Sherry Turkle,Psychoanalytic Politics: Freud’s French Revolution(New York 1978). H. Kohut,The Analysis of the Self: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the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s(New York 1971); O. Kernberg,Borderline Conditions and Pathological Narcissism(New York and London 1976). M, Mahler,Selected Papers, vol. I:Infantile Psychosis and Early Contributions, vol. II:Separation-Individu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1979).
【9】Phyllis Grosskurth,Melanie Klein: Her World and Her Work (London1985). Fritz [Frederick S.] Perls,The Gestalt Approach and Eye Witness toTherapy(Palo Alto, Calif., 1973); see also Perls’s autobiography,In and Out the Garbage Pail (1969; repr. New York and London 1972), and MartinShepard,Fritz, An Intimate Portrait of Fritz Perls and Gestalt Therapy(New York 1975).
【10】Robert Coles,Erik H. Erikson: The Growth of his Work (Boston 1974).Rainer Funk,Mut zum Menschen. Erich Fromms Denken und Werk, seinehumanistiscbe Religion und Ethik (Stuttgart 1978)
【11】Adalbert von Chamisso was born Louis Charles Adelaide de Chamissoin Boncourt, France, in 1781. His novelPeter Schlemihls wundersameGeschichte(1814) describes the fantastic as if it were real. The man withouthis shadow represents, in the opinion of Chamisso, the man without‘father-land’the émigré. Friedrich, Baron de la Motte Fouqué (1777-1843), derivedthe inspiration for his famous novellaUndine(1811) from Paracelsus, and provided E.T.A. Hoffmann with the libretto for his opera Undine.
【12】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first appeared in 1899, though it bears the date1900 on its title-page. Emil Kraepelin (1856-1926)first wrote extensivelyabout dementia praecox in the 1899 edition, the 6th, of his textbook on psychiatry, but had given a presentation of it the year before. TheDiagnostic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3rd revision (DSM III), whichappeared in 1980 and is widely used for diagnostic purposes in the USAand elsewhere, offers a new diagnostic system,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biological psychiatry.
【13】E.g. Carl Gustav Carus,Psyche. 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Seele(Pforzheim 1846).
【14】These ideas can be found in Langermann's medical dissertation,Demetbodo cognoscendi curandique animi morbos stabilienda(Jena 1797).
【15】S. Freud,‘Psychoanalytische Bemerkungen über einen autobiographisch be-schriebenen Fall von Paranoia (Dementia paranoides)’, GW VIII. 308,trans. as‘Psychoanalytic Notes on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of a Caseof Paranoia (Dementia paranoides)’, SE XII. 9-79.
【16】R.D. Laing,The Divided Self: An Existential Study in Sanity and Madness
【17】For more information on mesmerism, see Henry F. Ellenberger,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Dynamic Psychiatry(New York 1970);Mesmerism: A 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 Scienti?c and Medical Writings of F.A. Mesmer , trans. and comp. by GeorgeBloch (Los Altos, Calif., 1980); Léon Chertok and Raymond de Saussure,Naissance de la psychanalyse, de Mesmer à Freud (Paris 1973), trans.as The Therapeutic Revolution from Mesmer to Freud (New York 1979)On‘ psychic cure’see, e.g., Johann Christian Reil,Rhapsodien über die Anwendung der psychischen Kurmethode auf Geisteszerrüttungen(Halle1803), andBeiträge zur Beförderung einer Kurmethode auf psychischemWege, 2 vols. (Halle 1808).
【18】See U. H. Peters,‘Goethe und Freud’,Goethe-Jahrbuch, 1986 (Weimar 1986), 86-105; and Klein,Jewish Origins of the Psychoanalytical Move-ment .
【19】W.G. Eliasberg,‘Allgemeine ärztliche Gesellschaft fur Psychotherapie1926-1931. History of the Six Congresses’,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CXII (1936), 738-40;Politische Propaganda(Neuwied, 1967)
【20】Thefirst book on the holocaust of psychiatric patients was Gerhard Schmidt,Selektion in der Heilanstalt 1933-1945(Stuttgart 1965; 2nd edn., Frankfurt1983). Other books followed: Friedrich Karl Kaul,Nazimordaktion T4-Die Psychiatric im Strudel van T4(East Berlin 1973; 2nd edn., under the titleDie Psychiatric im Strudel der ‘Euthanasie’ , Frankfurt 1979); Ernst Klee,Die ‘Vernicb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Frankfurt 1983). More recently,Robert Jay Lifton has published a vivid account of all Nazi medicine,The Nazi Doctors: Medical Killing and 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New York 1986).
【21】There were a few exceptions. Otto Fleischmann returned to Vienna fromBudapest and Robert Jockl from France.
【22】Wolfgang Huber,Psychoanalyse in Osterreich self 1933(Vienna/Salzburg:Ludwig Boltzmann Institut fur Geschichte des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n,1977).
【23】Das Diktat der Menschenverachtung. Eine Dakumentation von Alexander Mitscherlich und Fred Mielke. Der Nürnberger Arzteprozer und seineQuellen(Heidelberg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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