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费伦齐和峦克〈精神分析的发展〉的书评
（巴黎第七大学理与精神分析研究所博士）
……他（费伦齐）已出版了许多的作品，使所有的分析师成为他的学生。（Sigmund , S.E. XXII, p. 228, 1933）1
峦克，精神分析因他的贡献而受益良多，他极具功劳地强调了诞生过程与母亲分离的重要性。（Sigmund Freud, S.E. XXII, pp. 87-88, 1933）
前言
精神分析，对於台湾大多数的读者而言，并不是个陌生的词汇。但深究其实，只见历来西学引介的风潮中，有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佛洛姆（Eric Fromm）、容格（C. G. Jung）等人的零星著作，但缺乏系统性阐发的结果，时有所闻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精神分析应用於文学，以及东方哲学灌注於精神分析等云云，流於马赛克、浅碟式的议论，以致无法洞悉各家理论之间可能的聚合，或者扞格不入。晚近，在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或是主义研究的推波助澜之下，精神分析屡获青睐，但光耀似乎总是环绕著法国的拉岗（J. Lacan），顿时间，精神分析有成为智力游戏的倾向，几个重要的课题：例如身体的、潜意识中的（affect），甚至是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性特质（sexuality）——等等，则备受忽略。拉岗的精神分析固然与人文科学多所交会，但独尊拉岗，对於发展百年、众家林立的精神分析而言，难免有断章取义之嫌，而且予人一种拉岗引领精神分析走出黑暗中世纪的错觉，但是，中世纪如此黑暗吗？精神分析在此间之为人所知，就在断简残章、选择性的被注意下，构成了一种东奔西窜、漏隙百出的发展。
即便将精神分析窄化为一门治疗技术，它的存在与施行也是有疑义的。在精神医学界中，受生物精神医学的冲击，年轻的精神科医师往往将精力投注於立竿见影的治疗方式（药物、电气治疗等），精神分析的被采用仅是聊备一格，在治癒的压力下，甚至可说将就是等同於精神分析；至於心理学界则在、唯科学主义的验证精神下，心理测验以及各式的工具比精神分析更受欢迎，诚然有谘商、辅导、心理治疗等项目，甚至间或援引精神分析的理论，但大抵著重於人本中心的强调，或发展阶段的重视（如E. Erickson），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潜意识、梦、性特质等基本概念，往往被视为不科学、泛性主义。至於社会工作者，则汲汲经营於法令、福利等社会现实的问题，在遭逢心理问题时，支持性的疗法成为最高指导原则，寻求精神分析的方法无异於缘木求鱼。在这样的背景中，2精神分析成为在人文学界、心理学、精神医学界三者都管，却又缺乏深入灌溉的地带，各学科有其主要畛域，仅在有需要时（表示尊重「人」？或表示引领风骚的时髦理论？）精神分析便被拿来截头断肢地使用，成为俯拾可得的「拿来主义」的牺牲品。
除了精神分析厕身於各学界而妾身未明的身分之外，我们也可在多如过江之鲫的书市，轻易地观察到坊间不乏励志、实用的文集，独缺严谨「深涩」的精神分析著作，读者对心理现象的理解似乎偏好一种速成的手册，对旷日废时的精神分析可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精神分析在这些熙攘喧扰的现象中，处於一种熟悉却又陌生的暧昧地位。在这种环境下，这本1924年出版，由费伦齐（S. Ferenczi）与峦克（O. ）合著，名之为《精神分析的发展》（Entwicklungsziele der Psychoanalyse）的小书，其中译本的骤然问世，无疑是令人有些突兀和难解的，为什么不是拉岗的理论？谁是费伦齐、峦克？二○年代的理论和现在有何关系？这一连串的狐疑，加上作者本著发展精神分析的初衷，以面对同僚的口吻深入又精简地探讨分析情境、分析的实务以及理论可能的发展，著实增加了阅读的难度。
为了舒缓这种唐突与困难，在进入正文之前，有两点在导读中是有必要详加介绍的（对熟悉精神分析史的人可能略嫌累赘）。首先是精神分析历史迄这本书出现之前的发展，以便了解本书出版时的脉络；其次是佛洛伊德对此书主张的反应，以昭显本书对精神分析所造成的影响。依循著这顺序，希望读者能在阅读这本内容精简浓密的小册子後，将它置於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变迁中，以明白它以及作者对精神分析现状所造成的影响，最後再回到我们的处境，省思我们取舍精神分析的态度。
国际化的蓬勃发展
在《自传》（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中，佛洛伊德回忆道：「自从我与布洛伊尔（J. Breuer）分开後，十多年的期间，我没有任何追随者。我全然地被孤立。在维也纳，人们躲著我；在国外，没有人注意我。1900年我所出版的《梦的解析》，很少获得专业期刊的青睐……」（S.E. XX, p. 48, 1925）但从1902年的秋天起，每星期三晚上，在他的候诊室里，聚集了一群为他的理论所吸引的年轻人，固定举办研讨会，形成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前身——「周三心理会社」（The Wednesday Psychological Society）。这会社相当程度弥补了佛洛伊德与佛利斯（W. Fliess）断交後缺乏意见交换的状态：「除了早期渲泄疗法（catharsis）的时期之外，依我对精神分析历史之见，可分为两个时期。首先我是完全的，必须一个人做所有的工作：这是从1895或1896年到1906或1907年。第二阶段，从彼时到现在，我的学生与合作者的贡献逐渐变得重要……」（ibid., p. 55）佛洛伊德是否如此孤立地营建精神分析，颇成疑问。3但「周三心理会社」新成员的加入，对精神分析传播的贡献是殆无疑义的。阿德勒（A. Adler）作为峦克的家庭医生，於1905年介绍峦克进入这团体，峦克泰半的学识是自修而成，对於这点佛洛伊德相当地讶异，鼓励并协助他继续念完中学（Gymnasium）与维也纳大学，4翌年峦克即成为周三会社的常任秘书，聚会的讨论内容由他负责记录。5这会社的名声日益远播，除了固定的维也纳成员之外，也有慕名前来的异乡人士，日後对精神分析的发展影响至钜的包括了来自柏林的亚伯拉罕（K. Abraham）、苏黎世的容格、布达佩斯的费伦齐。费伦齐在1908年写信求见佛洛伊德之前，6已是布达佩斯的精神医师，他富启发性的想像力与勇於尝试新技巧的个性，相当吸引佛洛伊德，两人的交往迅速地发展，但日後却演变成一种不对称的关系，费伦齐在关系中希望佛洛伊德是父亲，而後者则希望是对等的朋友，但仍央不过费伦齐的要求，7有关费伦齐的点滴在下文中再作补充。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圈子不单是吸引了外邦人士前来，佛洛伊德、容格、费伦齐也於1909年前往美国传播精神分析的种子，精神分析宛如「瘟疫」般地在美洲散布开来。
值精神分析国际化之际，一方面周三会社内部的维也纳成员，彼此的嫌隙摩擦让佛洛伊德颇为忧心，8另一方面又有和苏黎世学派结盟的机会，这点则令他备感兴奋。他和苏黎世学派的领导人布洛伊勒（E. Bleuler）联合挂名，并由容格负责编纂《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年监》（Jahrbuch f? psychoanalytische und psychopathologische Forschunger），佛洛伊德此举明显地逐渐将重心偏向於苏黎世学派，因而引发了维也纳成员的不满，而由阿德勒与史德凯尔（W. Stekel）率先发难。
既分裂又发展
在第二次精神分析大会（1910年，纽伦堡）上，费伦齐主张设置国际性精神分析组织的必要：「精神分析的训练，最好是能成立一学会，结合个人最大程度的自由与家庭组织的好处。它将是一个大家庭，父亲并不享有教条式的权威，他能当父亲，纯粹是由於他的能力与努力使然。」9他认为这角色应由较严谨的苏黎世学派担纲，这主张引起了阿德勒、史德凯尔的不满，认为费伦齐有反维也纳的。折衷的方案是佛洛伊德自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退位让予阿德勒，以平衡容格作为《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年监》的编辑，并另创一份刊物：《精神分析的中枢期刊》（Zentralblatt f? Psychoanalyse），让阿德勒当编辑，而容格则顺利当上世界精神分析学会主席，但这些折衷妥协并无法阻遏风雨之将至。
1911至1913年间，除了精神分析运动中权力争夺的政治因素之外，造成阿德勒、容格与佛洛伊德相继分裂的原因，与他们各自理论上不同的取向，也是息息相关的。阿德勒所主张的「器官的低下性」（organ inferiority）、「男性的竞争」（male protest）等拗口难嚼的术语，以及容格的「情结」（complex）、「非具体存在的象徵」（symbol without real existence）等模糊神秘的概念，不见容於佛洛伊德理论中占决定性地位的性特质、本能等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概念。阿德勒在聚会中对佛洛伊德说：「难道你认为一辈子在你的阴影下会带给我莫大的快乐吗？」（S.E. XIV, p. 51, 1914）容格则在信件中表示：「无论如何，我必须指出你教导学生如同病人的技巧，是个莫大的错误。以这种方式你不是制造了唯唯诺诺的儿子，就是蛮横无理的小孩（阿德勒和史德凯尔，蛮横的这帮人在维也纳横行霸道）。我很客观地看穿了你的诡计，你嗅出周遭所有症状性的举动，而将每个人贬到儿子或女儿的地位，这些人面红耳赤地承认自己的缺点，同时，你却安稳地坐著，高高在上地如同父亲。」10
若要论及佛洛伊德与门生之间父子般的冲突，恐怕以峦克、费伦齐更为典型，这点留待下文中阐明。关於阿德勒、容格对他的指责，加上两人各自组成「个人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分析心理学」（analytic psychology）学派，使得他们和佛洛伊德所代表的精神分析的关系治丝益棼。尾随著这些接踵而来的冲突，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运动史》（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中展开清理门户的举动，他严厉地反击：「阿德勒跨出了我们衷心感谢的一步，他切断所有与精神分析的关连，而称自己的理论为个人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上帝所创造的大地，有足够的空间让每个人不受阻扰地去打发消磨，但是当人们停止去了解对方，而互不见容时，却仍然停留在同一屋檐下，这可不是我们所乐见的。」（S.E. XIV, p. 52, 1914）至於容格，他则说：「我准备著随时被告知，我误解了新苏黎世学派的内容与目标；但我事先抗议任何与我看法相左的意见刊登在我的学派的刊物，而不刊登在他们的刊物中。」（ibid., p. 62）佛洛伊德担心阿德勒、容格的主张，鱼目混珠地夹杂在精神分析的理论中：「精神分析是我的发明……直到今日，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精神分析是什么、它与其他研究生命与心理的方法之间的差异，以及什么可被称为精神分析，什么最好以他种名义称之……」（S.E. XIV, p. 7）这篇於1914年发表的《精神分析运动史》，无疑是将精神分析内部的分歧公诸於世，目的在於昭告世人什么「不是」精神分析。文章发表的数星期後，一次大战爆发了，在硝烟蔓延的情势下，精神分析透过战前在欧陆各地的学会，以及在美国的发展，不但未受战火的鲸吞蚕食，反倒是在战後继续稳定发展，当然，这也受惠於佛洛伊德的忠心弟子於1912年筹组的秘密评议会（the secrete committee），11围绕著佛洛伊德如同保护查理曼大帝的贴身武士（paradin），佛洛伊德并於1913年赠予这秘密组织每人一只刻有希腊凹雕的金戒指，在给琼斯（E. Jones）的信中兴奋地表示：「关於你的构想，企图将最值得信赖的人筹组为秘密评议会，保卫精神分析的发展，当我不在人世之後，为了维护这目标，抵抗某些人、事的攻讦……我知道这想法中有一些孩子气与浪漫的想法，但也许它可以用来调适现实的需要。我让幻想自由驰骋，而托付你做审核的工作。」12
隐匿著分裂的发展
1918年，第一次大战即将结束，精神分析的声势因战争而蛰伏数年後，又再度聚集於布达佩斯，13召开第五次的世界会议。但这次精神分析不再是处身於虎视眈眈的敌意环境下，而是在热烈期盼的氛围下粉墨登场。布达佩斯的市长与市议会招待与会者下榻於豪华的旅店Hotel Gellert-Furdo，原因是在大战中有许多罹患「弹炮休克症」（shell shock）的伤兵，亟待复原，匈牙利政府拟筹设一个中心，让这些患者早日复原。
上文提及为了区隔叛离者所立的学派，也为了凸显精神分析的正统性，佛洛伊德特别於1914发表《精神分析运动史》，严厉地批评了阿德勒与容格。佛洛伊德对脱队弟子的批评言犹在耳，但捍卫他的秘密组织的成员、武士们之间，已悄然地闹分裂了。这分裂的种子，同样是萌生於精神分析春风得意的1918年，酒商佛洛映德（De Anton von Freund）因睾丸癌手术後的忧郁症而求治於佛洛伊德，并应允捐献以成立精神分析的出版社Verlag，让精神分析的推广更加独立，而原来负责编辑精神分析非医学面向的杂志《成像》（Imago）的编辑峦克，则从维也纳前来布达佩斯协助此事，但因出版流程而和琼斯交恶，并由於地缘关系而和费伦齐更为熟稔。但此时峦克，仍是佛洛伊德长期赞助，完成其学业，安插为周三聚会的常任秘书，是刻意栽培的、被佛洛伊德昵称为「小峦克」的非医学的精神分析（lay analysis）之子。14问题不在於峦克，而是在费伦齐身上。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中，佛洛伊德如是盛赞费伦齐：「匈牙利在地理上如此接近奥地利，但在科学上却是如此的遥远，只产生了一位合作者——费伦齐，但他个人却胜过一整个学会。」（S.E. XIV, p. 33, 1914）但从1911年起，佛洛伊德即大力斡旋於费伦齐与女病人吉赛拉（Gizella）的纠葛关系中，费伦齐并於1914年、1916年两度接受佛洛伊德的分析，并在佛洛伊德誊写《精神分析》之际，与他共商演化论与精神分析的关连：「我们的企图是将拉马克（Lamark）的立场置於我们的基础上，显示他所谓器官的创造或转化的需要，不过是潜意识的观念施诸身体的力量，我们可在歇斯底里的患者身上看见这种『意念全能』（omnipotence of thoughts）的残迹……（演化）的目的与有效性，将被精神分析地加以解释。有两则变化或演进的原则出现：一是经由自己身体的调适（自体形塑〔autoplastic〕），另一则是经由改造世界（异质形塑〔heteroplastic〕）。」15一方面，我们得以窥见费伦齐结合後设心理学往生物学发展的大胆臆想，是如何地影响了佛洛伊德；另一方面，他和佛洛伊德的龃龉尚未浮上台面，在佛洛伊德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向好友葛罗戴克（G. Groddek）透露了失望与不满：「在我们一起旅行度暑假的几年，我接受他的分析（一次三星期，另一次四到五星期）：我无法对他开放胸襟，他对这（我的）腼腆、尊敬是过多了些，对我而言，他委实过於巨大，作为父亲，他的确是超过了些。」16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後，精神分析表面上虽然风光，但分裂的种子在暗中悄悄萌芽，佛洛伊德对费伦齐的感受浑然未觉，在同年的精神分析大会上发表了〈精神分析治疗的前进路线〉（Lines of Advance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而费伦齐首度提出日後为佛洛伊德所诟病的主动技巧（active technique）的技术，集中注意於催眠的暗示（suggestion）模式。往後的几年，虽然精神分析内部并没有严重的分歧，但佛洛伊德与费伦齐的个人遭遇并不见得好过。费伦齐因政局改变失去了大学中的席位、被剔除匈牙利医学会，和已成为妻子的昔日的病人吉赛拉双双住进葛罗戴克在巴登巴登（Baden-Baden）所开设的疗养院；而佛洛伊德则痛失爱女苏菲（Sophie），在《超越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中提及「强迫性的重复」（compulsion to repeat）的概念，死亡本能在他晚年思考占重要的位置，并於1923年发现了位於他右上颚的癌症。
粗略地铺陈在《精神分析的发展》之前的精神分析的发展，我们得见影响精神分析发展的，不仅是精神分析理论的不同主张，外部的社会条件、参与者的个人因素等等，都有各自的影响力。我们必须暂且打住有关外部情况的描绘，才得以深入讨论这本书的内容。为了烘托它的关键位置，凸显它在精神分析发展的「分裂」史上的地位，有必要对佛洛伊德笔下与本书内容相关的精神分析技术的文献，做一简单的回顾与介绍，毕竟造成分裂的费伦齐的主动技巧、峦克的意志治疗（will therapy）、短期治疗（short term therapy），是从这些主张中「出走」的。
分析技术指南的发展
佛洛伊德实际如何操作精神分析呢？17他对分析情境的自陈与描述在1910至1920年代，成为弟子们奉为圭臬的指南。从早期1895年发表《论歇斯底里》（Studies on Hysteria）之後，佛洛伊德有一段时期采用压迫技巧（pressure technique），以双手覆盖於病人的额头上，催化病人的倾吐，接著转向考古学式地（archaeological）挖掘回忆，历经梦、语误的解释（interpretation），直到晚年〈分析中的建构〉（Constructions in Analysis, 1937）一文中由他主导与病人共同（两者的位置不是对称的）修复「中的缺损」、穿透「记忆屏障」（screen memory）的作法，纵览凡此种种有关技术的主张，可发现其间的变化颇大。
在1911年至1915年间，他陆续完成了六篇有关技术的文章。（S.E. XII, pp. 85-175）前两篇处理的是有关「梦的解释」与「移情现象的动态性」，随後有感於精神分析阵营内部中的纷扰，大部分肇因於没有遵循正确的技术所致，因此发表以〈给施行精神分析的医生们的建议〉（Recommendations for Physicians Practising Psycho-Analysis）为大标题的四篇文章。从这四篇文章中，得见他采用较被动、接受性的「悬浮」（suspended attention），18即对病人所言不渗入主观的看法，不特别强调引起治疗者兴趣的事务，以避免主观的偏见，在病人的潜意识之前：「他必须调适自己与病人，成为电话接收器之於传讯的麦克风。」（S.E. XII, pp. 115-116, 1912）他也劝分析师不要为了说服病人，或其他理由，而将个人的内心世界嫁接於分析的过程中，这将会导致相互分析（mutual analysis）的危险；他接受病人的习惯，是先试行几星期，以观察病人的可分析性；熟人或朋友的朋友若寻求分析，常会以先前建立的移情关系阻碍著分析的进行，无论分析後的结果为何，友谊往往会为这种分析付出代价；他也论及了金钱、性、治疗的时间等议题，劝导分析师面对移情关系时采剥夺（privation）的原则，以近乎吝啬、坚硬的态度不让被分析者的欲望得到完全的满足、对被分析者解释移情关系，将移情关系与真爱的的真、假特徵并陈，以及陈述治疗时为何必须平躺的个人原因等等不一而足。
简言之，关於精神分析的实际操作，佛洛伊德认为就像棋谱一样，往往只有开局与结局的呈现，其过程依个人的不同而变化万千，许多方式是依他个人的习惯而定，分析师也应依病人的特质与个人的理由做适当的调整。
这系列文章中与本书直接相关的，首推〈回忆、重复与疏通〉（Re-member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 Through）。文章的中心主旨触及分析师努力地协助被分析者将记忆的触角伸入空白、缺损处，但病人往往还是不能忆起，无法将阻抗（resistences）化解，也没有记忆的浮现以供分析。更糟的是，病人甚至以具体的行动来取代这未能出现的记忆，重复作出对自己不利之举，为了克服这些重复的举止，分析师就要经常在移情关系中找寻解释，透过分析过程中的解释，传递给病人之後，便构成了对阻抗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又必须仰赖病人疏通，才可能进入、稳固地安装为他的心灵机器的一部分，经过这冗长反覆的过程，治疗才得以奏效。职是之故，精神分析的过程往往旷日持久。重复的举动与治疗时间的漫长，这两个主旨，正是《精神分析的发展》一书引起争端的相关议题。
回到上文曾特别强调的1918年，佛洛伊德在布达佩斯所发表的〈精神分析治疗的前进路线〉。这篇声明主要是针对费伦齐对精神分析治疗技术改进的倡议：即主动技巧。19佛洛伊德坦承自从他将精神分析的主张取代催眠的暗示法之後，精神分析的技术确实应再往前迈进，他问道：除了让病人潜意识的内容浮现、让他明白他的阻抗之外，分析师什么都不能做吗？难道不能帮助他克服阻抗现象吗？他认为是可以的，但这端视外在的情况是否允许，结合外在的帮助是可行的。但问题在於外在的帮助要到何种程度？关於分析情境中分析师的态度，佛洛伊德则主张采用一种「禁制」（abstinence）的态度，不要让病人完全满足。因为精神官能症的症状，是挫折後一种替代性的满足，而治疗则提供了他另一种替代满足的可能性，因此他警告布洛伊勒、容格所属的苏黎世学派，让病人完全依赖医生、甚至代他做决定、住在安适的疗养院里，这些决定将使得病人永无复原的机会。最常见到的替代性满足、使得精神官能症瞬间即癒的例子，是分析过程中遭遇不幸的与罹患重大疾病，病人的罪恶感（sense of guilt）往往在这两种形式中，获得比症状更大的满足，而让精神官能症顿时化为乌有。在这声明的结尾，佛洛伊德调侃地承认他有一种幻想：有朝一日，精神分析的病人可获得国家、外来的援助，像是约瑟夫二世所布施的慈善行为。这番声明表明了他认为精神分析的技术可进步，但要谨守「禁制」的原则，让治疗保有「适量」的挫折与不满足，留心病人的转移现象，莫让潜意识中不愿康复的可能性兑现，外在的帮助的确会影响病患的症状，但这影响可能使症状消失，也可能让病患永远耽溺於症状。
在这几篇文章中，佛洛伊德的治疗模式可化约如下：在分析的情境中，分析师必然遭遇到阻抗，也必然会身陷於移情关系中，但分析师谨守禁制的原则，也必然不会让被分析者得到完全的满足，潜意识的内容要透过再回忆的方式浮现於意识中，但强迫性的重复，使得再回忆困难重重，即使是某些回忆出现了，但也需要时间疏通，才能使这些回忆无害或有效地占据於心灵机器中适切的位置。关於分析师的禁制对被分析者的影响、强迫性重复与疏通所需要的时间的不同主张，则构成了本书《精神分析的发展》引起争议的核心。简要地勾勒了佛洛伊德分析技巧的主张之後，我们该讨论费伦齐、峦克这两位影响精神分析深远的第一代精神分析师在这方面的主张。
《精神分析的发展》
本书除第二章〈精神分析的情境〉出自峦克之手外，其余篇章皆为费伦齐所作。
费伦齐开宗明义表示，相对於当时科学大幅的进展（精神分析的知识也属其中之一），精神分析的技巧却显得停滞不前。佛洛伊德已有将近十年没有发表和技术相关的文献了，当时的分析师只能拥有相当稀少、和分析知识落差极大的技术指引，在这情况下，「写一本《精神分析运动史》的续集是有其必要的」（中译本页49）。上文中已介绍了这篇文章的梗要，此处不再赘述。
依循著这个旨趣，峦克将他所认为的精神分析的情境，於第二章中细细的陈述。按峦克的意见，分析进行的要旨是：「把影响个案的移情关系和阻抗的心理事实当作根本条件；如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精神分析的一般定义，有时，对执行治疗的分析师而言，精神分析是在一定时间里依个案自身原欲发展的个别情况而决定了精神分析的过程。」（中译本页53）峦克对分析情境的体认，大致也就是环绕著如下的关键字眼而发展：移情、阻抗、原欲的发展、一定的时间。
在峦克笔下精神分析师的所为，是要以解释来宽解精神官能症病人的原欲固制（libidinal fixation），这过程必然遭遇阻抗和移情。所谓的阻抗是「自我一方面会防卫潜意识本身，另一方面更加防卫潜意识材料的被分析」（中译本页55）。阻抗不仅是来自自我，也有所谓的原欲的阻抗：「经由移情关系产生的原欲阻抗，此阻抗的出现意谓著本然地对抗分析时必要的强迫剥夺。只有在此刻，移情关系由促进精神分析的角色变成有待克服的客体，这种情况有必要解释给个案明了。」（中译本页64）峦克明白指出当移情成为阻抗时，便是分析师给予解释的适当时机。20
另外他也提到一种的阻抗21：「大多会在自我运作之前，即以理想的形成为第一步，先行出现」（中译本页55）。这观察令人联想起近年来在芝加哥环绕已逝的柯赫（H. Kohut）为中心而兴起的自体学派（self psychology）中，对自恋的重视，但不同於自体学派将自恋抬升到後设心理学的重要位置，以及强调神入（empathy）的重要性，峦克提到自恋时，仅是为了克服自我阻抗：「须先发生个案的自恋受伤，或使个案暂时搁置他的原始自我理想，而使得原欲本能与渴求的情感表现较以往解放。」（中译本页55）而这解放、松动的结果，便是移情现象的发生：「代表个案期原欲情境的再现」（中译本页55）。
除了阻抗之外，在分析情境中另一重要的现象便是移情。22除了上述的移情成为阻抗的例子之外，大体说来，移情适用於排除阻抗，使潜意识中的原欲、情感较容易浮现於意识层面，而为病患所查知。但是更重要的是，移情关系除了可以消解阻抗，还扮演了一个角色，是治疗过程不可或缺的，透过这角色，原欲幻想（libidinal phantasy）在分析情境中有了演出的机会。具体言之，就是「精神分析以人为的精神官能症形式，取代了原来的精神官能症的位置」（中译本页58）。当移情发生时，常见的情形是「精神分析师替代了原欲的自我理想（父亲或母亲）的位置後，……临床上为人所熟悉的、早先的伊底帕斯23式的精神官能症，被转化为新的精神分析式的移情关系官能症。」24（中译本页60）一旦被分析者与分析师的移情关系建立，取代了伊底帕斯情结中的关系後，峦克主张分析就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认为如此可避免以往精神分析的缓慢冗长，甚至无法终止，甚至可将精神分析的旷日废时改进为短期治疗，关於这主张佛洛伊德则以嘲讽的态度相向，下文中将说明。
和峦克相较下，费伦齐在本书中所讨论的主题则较为宏观与庞杂。
费伦齐对於佛洛伊德在〈回忆、重复与疏通〉有关重复的看法，并不赞同。他认为某些被分析者正是无法回忆，仅能从强迫性的重复中，我们才得以进入潜意识，而为了达到这目的，分析者采匮乏、剥夺的禁制态度是不够的，分析者必须积极主动地迎合被分析者的重复。明眼的读者在第一章末读到：「如同佛洛伊德所发现的，我们强调，需要充分地辨识强迫性重覆在精神官能症里的绝对重要性。基於对强迫性重覆的了解，首先使得『主动治疗』在理论上可被理解，也使得『主动治疗』的必要得到理论上的支持。假如我们从现在起，把治疗中的重复现象赋予一种角色，认为它在生物学上也占据我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相信我们与佛洛伊德之间并无区别。」（中译本页51）不难看出费伦齐念兹在兹的是主动治疗的合法性（理论上说得过去与否），而他为这主动性找寻生物学的基础，但是，无论这基础是否稳固，最高的仲裁者仍是佛洛伊德：「我们相信我们与佛洛伊德之间并无区别。」
除了主动治疗的主张，费伦齐在第三章中概略性地提及当时对分析技术的错误观点，他所提到的错误有如下几点：1.过於偏重解释：解释的正确与否，端视被分析者的全体情况，而不是拘泥於细节，正如同翻译的工作，仅是查出每一陌生的字汇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与通篇文章内容的扣合。2.局限於症状的分析：只求症状的消失，而不深究童年的经历，这作法立竿见影，但效果并无法持久。此外，汲汲经营情结的分析，也容易造成精神分析的阻碍，例如：某情结与性有关，而让被分析者耽溺於性的陈述中，那么，被分析者反而无法经历原欲的剥夺、匮乏，而使得分析停滞不前。深究其实，情结往往过於庞大，包含著其他有待分析出来（analysing out）的因素，因此执意於情结的分析反而会阻扰精神分析作更深的洞视，另外，不恰当地将情结分析贴上标签，将使得分析的工作千篇一律，或过早结束。3.太多的知识交流：往往使得分析僵化，分析师可能会闪躲技术的困难，在复杂的心灵活动面前，过早地浓缩每一件事情。将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其他学科，例如生理学、生物学，作钜细靡遗的对比，但是这样的情形必须避免，即使这情形可能在智识上同时满足分析师与被分析者，因为分析的工作是要让被分析者在情感上经历某些他所不愿面对或遗忘的记忆，相对於这目标，过多的理论与知识往往构成了阻抗。4.虽然广义地说：「任何阻碍精神分析工作的即为阻抗。」（S.E. V, p. 517, 1900）但分析停滞不前时，并不总是阻抗的关系。分析师有倾向说：「这就是阻抗」，但这可能造成被分析者担心自己失礼，过於矜恃有礼反而制造了阻抗。阻抗与移情是必然要发生的，特别是负向的移情关系（negative transference）是「任一个精神分析中如钢铁般必然需要的一部分」（中译本页79）。分析师应特别留意被分析者心理力量的运作与分布，以避免造成被分析者不必要的罪咎感。5.过於重视被分析者心智的改变，而忽略了精神分析师作为人的身分。最明显的例子是：矫枉过正地避免在分析情境之外的任何接触，或是忽略了分析师的关系（counter-transference）。如果分析师的自恋过於强烈，往往会将被分析者引导到取悦分析师的方向，而没有注意到自己原欲的旨趣。6.最後，费伦齐声明他所主张的「主动」的技术，是帮助被分析者释出潜意识的内容，如果被分析者能自动「重复」地发生潜意识中的创伤经验，那么就无需要「主动」。但是他的主张被许多分析师误解了：「某些精神分析师为了避开技术上的困难，而在『主动』之名下，以命令和禁止来压倒个案，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形特别标定为『鲁莽的主动』。」（中译本页81）
在批评历来技术性的错误之後，费伦齐於第四章〈理论与实务的相互效应〉中表达他对理论与技术之间的看法。他认为精神分析的理论除了从知识而来之外，更重要地是亲身的体验（被分析），25只有後者才会有信服（conviction）的力量。技术与理论之间的良性循环，是保证精神分析活力的不二法门，「我们必须推荐开业者，藉必要的研究以及让自身被分析去填补他们理论知识的空隙，并建议那些有著过多理论的精神分析师，在他们的实务应用中，尽可能地把学术上的兴趣抛开。这种尽可能不因理论而偏颇的态度之必要性，不可被认为是反科学的倾向。我们完全欣赏这种为提升科学，而要求科学态度的价值，当个人的兴趣是探索尚待理论研究的主题时，可以藉此态度而将工作与个人兴趣相互结合。」（中译本页88）然而，不断追求技术革新的费伦齐，也注意到了讲求治癒（技巧）、探索知识（理论）两者的片面性格，而说：「假如一个人把精神分析技巧当作挖掘新的心理事实与这些事实之间的关连，也就是说，对心智生活的探讨，那么可以说它（技巧）的治疗价值纯粹是偶然；或者，相对的，从治疗的角度来看，那么科学的成果将是一项极受欢迎的副产品。」（中译本页84）有趣的是，在精神分析技巧与理论的主张上，费伦齐一辈子孜孜不倦地开拓新技巧，从主动技巧到放松技巧（relaxation technique）以至相互分析，所注重的是治癒的效果，而佛洛伊德则倾向科学与理论的面向，在佛洛伊德晚年的〈可结束与不可结束的分析〉（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 1937）中，我们得见他对费伦齐热爱治癒的批评。
在本书的最後两章中，费伦齐总结了他对发展到1920年代的精神分析的看法，以及对它发展的期待。费伦齐除了声明知识理论进展的重要，同时更强调实务经验的不可或缺，例如他将精神分析类比於教育：「如同教育自身，出於对老师的感情关系，它包含著比启蒙因素还多的经验因素在内。」（中译本页93）这种切身经验的重视，使得他又回到第一章的主题，认为精神分析肇始於安娜欧（Anna O.）在布洛伊尔面前的倾吐，到佛洛伊德的自由联想，而到1920年时，梦的解析、情结的分析、阻抗、移情、原欲的匮乏等许多概念已蓬勃发展，独不见相对实务技术的演进。为弥补这缺憾，按费伦齐的主张，在分析别人之前，分析师必须在有分析经验的分析师处接受自我分析，避免将仅从书本而来的知识直接用於分析者身上，而这些有经验的分析师最好能成立一机构（如当时的柏林精神分析联合临床中心），除治疗之外也专事训练。但是谁有资格成为分析师呢？费伦齐大力支持在医学训练之外的「外行人分析」（lay analysis），如同解剖学与生理学对医学的不可或缺一般，精神分析也是了解心灵科学的重要部分，凡是对心理活动的科学有深切认识的人，都是可以执行分析的：「这可以用来回答某些专业人士有些刻意的质疑，是否『外行人』，亦即非医疗相关从业人员，也可以做精神分析。就如现在医师的处境一般，他们受限於以前的片面式的自然科学训练，对於心理学事务才是不折不扣的门外汉。我们可诚实地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那种纯粹生理学的思考方式，已限制他们对心理层面的了解。」（中译本页101）费伦齐除了大力从事精神分析的政治工程之外，更大的野心是精神分析化的全面推展，将潜意识的内容全面提升到意识：「这意味著人类发展的重要一步，即它可能被视为重大的生物学上的进步，同时也是第一次在自体控制下所发生的。」27（中译本页102）
总结说来，费伦齐对精神分析的发展是热情洋溢的，他所执著的是精神分析创始人——佛洛伊德——的首肯，他所忧心的是精神分析的技巧在过於著重理论发展的倾向中被忽视。主动治疗的尝试、分析师的自我分析是防止这缺失的宝贵体验，但并非只有医生才能从事精神分析，只要是受过分析，对深度心理学有足够认识的人，皆可执行分析，医学的训练不会使得医生在面对人类的心灵时，比起所谓的外行人更有优先性。
这本书的问世，并没有立刻引起精神分析之父（佛洛伊德）的不快，而是祸起萧墙之内——秘密评议会内部的兄弟相残，特别是柏林的亚伯拉罕与伦敦的琼斯对峦克的攻讦，以致造成了秘密评议会的瓦解、精神分析又一次的分裂。
秘密评议会的分裂
费伦齐与佛洛伊德的问题，置换到佛洛伊德与「小」峦克的身上，不同处在於前者是隐匿的，而後者则浮上台面，并引来秘密评议会中弟兄们的攻击。《精神分析的发展》出版後，同年峦克又出版《生之创伤》，28而费伦齐则出版了《海洋：性蕾性质的理论》。29当《精神分析的发展》并没有如事先约定，让秘密评议会的其他成员过目後即先行出版，此举随即引来琼斯的非议，但佛洛伊德的反应并不是全然的否定，他认为精神分析的技巧确实有必要深化，而《生之创伤》应该可以被精神分析的理论所吸纳。费伦齐当时汲汲寻求佛洛伊德对主动技巧的首肯，佛洛伊德的回答是：「虽然我对它的评价很高，我不完全同意你们的共同著作，我还对峦克做了一些它的批评。」30事後当他洞悉这本小书的目的之一是要缩短治疗的时间时，他则戏谑地认为这书相当适合被「旅行推销员」31所使用。但这态度无法遏阻战火的蔓延，峦克随後出版的《生之创伤》，引起了亚伯拉罕、琼斯的强烈反对，认为峦克完全忽视精神分析的基石：婴儿的性特质、伊底帕斯情结等概念。亚伯拉罕甚至将峦克比为容格，重提他在数十年前，第一次萨尔兹堡（Salzburg）的会议上即警告过佛洛伊德要当心容格的叛离：「另一个萨尔斯堡会议又在我们面前，我再一次地在你身边扮演同样的角色——一个我不乐於扮演的角色，如果，此刻你愿意听我所说，即使这是令人痛苦的，那么我将会满怀希望地参加这会议。」32佛洛伊德对於将峦克类比於容格的说法，极为不悦。但几个月後改弦易辙，批评峦克，认为他如果被分析过，就不会写这本书了。33费伦齐曾费劲地居间协调，但随著峦克於1924年离开秘密评议会，远赴纽约与巴黎，逐渐与正统精神分析疏远，使他的努力显得徒然，也因此和峦克渐行渐远，数年後写给佛洛伊德的信中提到峦克在美国吹嘘他能在六星期内治癒同性恋者。34
费伦齐虽然没有与琼斯、亚伯拉罕等兄弟们决裂，但也渐渐不见容於精神分析主流的圈子，由於他所支持的「外行人分析」，不完全为美国的布里尔（A.A. Brill）和英国的琼斯所赞同，而未能如愿的当上分析学会的主席，使他受挫极深；另外，他长年闭关埋首於技巧的革新以及理论的拓深，也引来佛洛伊德的怨言：「他的朋友们知道，费伦齐不像以前敞开胸襟与人沟通，退缩了许多。」（S.E. XIX, p. 269）不可挽回的决裂，则发生於1932年他发表了〈成人与小孩间言语的混淆〉（The Confusions of Tongues Between Adults and Children），费伦齐於其中主张分析师的姿态太高，并没有真正在听被分析者所述，特别是童年遭遇过性虐待的被分析者；35他认为温柔（Zartlichkeit; tenderness）是前伊底帕斯（pre-oedipal）的经验，口腔的满足、亲吻、依偎、相互以鼻子搓摩是其特色，而激情（Leidenschaft; passion）则是後伊底帕斯（post-oedipal）的经验，以阳具为主，充满了惩罚、罪咎的感觉，成人与小孩对两种语言的混淆，往往发生於「诱惑的场景」（the scene of seduction）中，小孩要求温柔，而成人却以激情回应。这种主张似乎又回到1896年的〈歇斯底里的致病因〉（The Aeriology of Hysteria）中的主张，而这是佛洛伊德早已放弃多年的诱惑理论。当费伦齐坚持要公开发表这见解时，他与佛洛伊德的分裂也成为不可避免，一位作者鲜活地描绘他对佛洛伊德陈述这篇文章时的景象：「佛洛伊德并没有掩饰他的不耐，他坚持费伦齐在一年内不要刊登这篇文章。费伦齐摊开双手示意再见，佛洛伊德则不发一语地迅速离开，并向吉赛拉（费伦齐之妻）微笑致意，而她则如泪人一般。」36值此同时，精神分析圈内则盛传著费伦齐罹患了重大的疾病以致影响了他的思考。峦克与费伦齐身居秘密评议会的成员，原本是要捍卫佛洛伊德与精神分析，但却在《精神分析的发展》发表後，引发了精神分析内部又一次的分裂，而逐渐淡出精神分析主流的圈子。他们的哪些主张，影响了後世的精神分析师，而与今日的精神分析相关？他们又会如何影响了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的发展中留下了重要的烙印呢？
峦克的生之创伤与
发表了引起秘密评议会分裂的《生之创伤》後，峦克离开了维也纳，往来於美国与巴黎之间。早期於纽约精神分析学会有一定影响力，又於1930年因施行短期治疗而被剥夺美国精神分析学会会员的资格，在巴黎执业时则与文人亨利．米勒（H. Miller）、阿娜伊思．宁（Ana Nin）过从甚密。他的创作未曾稍减，陆续发表《精神分析的技巧》（Tecknik der Psychoanalyse），又於1930年发表《意志的锻链与情绪的发展》（The Training of the Wil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37他步步为营自我（ego）结构的重要性与自由意志的独特性，同时也日益远离了正统佛洛伊德的阵营，并於1939年病逝於纽约。
峦克的学说对今日的精神分析有何影响呢？他的精神分析观，其中如下的几点特色，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是他对创伤、焦虑的看法。他认为生之创伤是一切焦虑的根源，伊底帕斯情结与阉割焦虑比不上这威胁重要，生产过程的威胁，具体而微地呈现自我个体化过程中的冲突，这和佛洛伊德主张性本能的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冲突才是焦虑根源的观点互别苗头。38
但人经历过生的创伤後，生命才正要开展。峦克认为生产及日後外界、社会对个人的冲击固然不可忽视，但他更强调自由意志（free will）对个人主动性的重要。他主张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潜能，透过精神分析，可以使心灵成长，洞视自己的特色，因此他强调意志自由的优先性，在这意义下，无论意志可凌驾或者应该适应外在现实，他都可说是将注意力关注於自我的自我心理学派（ego psychology）的前驱者。按他的看法，精神分析可以帮助个人意志的发挥，但不能赋予这种努力意义。
个人意志要有意义，则在於创造性的有无。峦克认为他和传统精神分析的差别，在於後者认为个人被成长经验决定性地影响，没有人能改变这整个心灵结构，精神分析所作的仅是改变个人受过去所影响的程度；而他则认为个人与母体分离之後，人格便不断地在个体与群体间摆动、开展，自由的意志与，能形塑一个全然焕新的人格，而所有的人都具有这潜能，人生是一种开放的发展过程。这种对个体的强调，对自体（self）的关注，对人存在意义的重视，无疑是精神分析（existential analysis）的先河：与母亲分离的关系构成了所有日後与他人关系的基础，而创造力最重要的，便是能从与他人的种种关系中活出、创造出个体。一个人终其一生便是在完成个体，以及寻求与其他社会团体融合，这两造之间的摆荡。
离开了维也纳之後，峦克不认为自己是精神分析主流派的同路人，而将自己与正统佛洛伊德学派区分开来，他援引爱因斯坦的话：「在原子物理学的影响下，当代物理学对严格因果性的可行性，表示强烈的怀疑」39，进而移花接木地说：「在世纪之交，当这股反因果性的运动在物理学界兴起时，佛洛伊德仍然企图将自然科学中严格的决定论应用於心理的事件，想将以前被阻隔於外的因果原则，呈现於心灵生活当中……佛洛伊德以一种天真的物理方式运用於心灵事件的因果定律，无可避免地得出所有的心灵事件都可以以意志的因果性来了解。我的意思并非指因果性的原则是错误的，而是它对於我们当下所知道的是不够充分的，它的心理学的意义损毁了诠释的价值。」（Rank, 1961, pp. 168-169）
这种诠释的价值其实就是对人存在意义的探索，因此峦克不只是对诞生过程的焦虑有兴趣，他也谈到人对死亡的恐惧、对不朽的期望。人对死亡的恐惧，使他不断地想超越自己，进而是渴望不朽，认为人作为肉体、有限的存在之外，必然有一恒存的精神面相，峦克称之为灵魂（Seele）。在式微後，这种期望的追求，便转为对理论（心理学的理论）的仰赖，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坚持，等而下之是投身於俗世中的权威。企图作为自然科学的心理学，罔顾人类内心深处对不朽的渴望，无法赋予意义给这对不朽的希望，职是之故，他甚至认为心理学是人类灵魂的敌人。峦克这些主张，不难在後世的佛洛姆的异化、艾力克森（E. Erickson）的认同危机以及大众心理学中自我实现等等概念中找到身影。
最後，在尚未与精神分析主流分裂之前，峦克在当时倾向只强调父亲的氛围下，於《唐璜的传奇》（The Don Juan Legend, 1922）一书中，就已强调母亲与孩子关系的重要，在这意谓下，他可说是婴儿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启发者之一。
费伦齐作为捣蛋的婴孩
相对於峦克，费伦齐则始终留在精神分析的圈子中。直到九○年代，英语世界对费伦齐的了解，大致上仍停留在1920年代已完成的翻译作品。这位「总是对新的反应进行反覆的试验，直到有新的念头、洞识才休止……经常动摇了某些人的坚实信念，而获致一种毁誉参半、打破偶像崇拜的声誉：精神分析的捣蛋婴孩」40，我们对他作品的了解仍相当凌乱与残缺。41
勇於尝试新技巧的费伦齐，在其他分析师的眼中：「甚至可以治癒一匹马。」42就是基於这种对治疗的热情，使得他反对佛洛伊德在〈回忆、重复与疏通〉中对回忆的重要性的强调；费伦齐认为有些人重复的举动，才是了解他们的潜意识的入手处，从而主张积极治疗。无疑地，这主张动摇了采聆听、禁制原则的精神分析的架构。在费伦齐的新架构中，分析师不只是坐著聆听被分析者的回忆而已，而是要积极地了解被分析者的潜意识，但是以何种方式「积极介入」呢？费伦齐一连串的技巧革新所要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从1919年起的主动技巧：事先设定治疗完成的时间、取得被分析者同意，不得进行性活动，为的是增加分析时的紧张度，让潜意识的材料释出，避免被分析者滥用自由联想作为防御，甚至主动地挑起被分析者焦虑的情绪；在1925年改采放松技巧：培养一种温馨、宁静具保育气氛的分析情境，以取代以往的焦虑氛围，这方式特别是针对童年受过创伤的被分析者；积极技巧发展的最後一个阶段（1929-1932）是相互分析：费伦齐并不认为这技巧可广为采用，只有在双方互信、互助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双方都会发生退化（regression）的现象，这技巧的主张为的是要减低积极技巧中治疗者的攻击性，同时避免放松情境中分析师出自於「职业性虚伪」所刻意制造的气氛。
素以技术见称的费伦齐，受他教化的学生，荦荦大者有在英国的克莱恩（M. ）、琼斯（E. Jones）、巴林特（M. Balint），43在法国有协助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元老索罗尼卡（Eug ie Sololnicka），在美国有创办芝加哥分析学院的亚历山大（F. Alexander），建立哥伦比亚大学精神分析临床研究的哈多（S. Rado），以及自成一家之言的马勒（M. Mahler）等人，44对精神分析的影响，可说是除了佛洛伊德之外，无人能出其右；但是这些人受他哪方面的影响却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例如克莱恩、琼斯两人均被费伦齐分析过，但为何这两人鲜少提及费伦齐的作品，费伦齐对於小孩具内化（introjection）的能力，早在1909年提出，这和克莱恩日後大量以内化、投射（projection）解释小孩的幻想，有任何的关系吗？45这些课题颇值得一步的探讨，除此之外，值得注意还有费伦齐有关精神分析的生物分析（bioanalysis）、精神分析的建制问题以及反移情——一个涉及分析师本身欲望的问题。
所谓精神分析的生物分析，是指费伦齐在《海洋》一书中，试图为精神分析找寻一种演化论的生物学基础的努力。但科学史家苏洛威（F. Sulloway）则将精神分析知识置於实证科学的传统，强调精确、一致与线性的进步，进而谴责费伦齐有关小生命的成长、个体的发生（onto-geny），反映了大生命从海底到山巅的种系发展过程（phylogeny）的主张，他认为费伦齐主张一种错误的拉马克主义（Lamarckism），属於十九世纪末的科学想像，是一种「高度的幻想」；46而费伦齐的捍卫者，以巴林特为例，则回答：「他的科学语言的确令注重语言者或翻译者感到害怕。对费伦齐而言，言辞与技术用语，或多或少仅是表达心理经验的有用工具。」47换言之，无论这是生物学的历史事实，还是所谓的心理事实，都不是费伦齐所主张的原则：一切骇人的言辞与技术的试炼所，应该是在分析的情境中，以是否能进入被分析者的潜意识为最後的裁决。
费伦齐之为捣蛋的婴孩，除了结合精神分析与生物学的企图之外，可以从他对精神分析技术改良的激进作风略窥一二，但他不只改变技术而已，他也意图修正精神分析的建制。他视精神分析的情境为环环相扣的权力结构中的一环，而这些结构是不易整合，也难以完全颠覆的。他认为精神分析的知识俨然是一种妄想性的结构，应该以一种相互性（mutualism）取代，必须把从潜意识动态中的移情与反移情关系衍生而来的依赖给解放出来，因此他敢於试验诸如「放松技巧」、「积极的技巧」、「相互分析」等技巧，进而反对精神分析被医生所统治，全力拥护「外行人的分析」。
明显地，费伦齐有政治化精神分析结构、情境、术语的意图，而这政治倾向是带著无政府主义的意味。他的政治意图是要让分析师、被分析者认清权力结构中的妄想性格：「最终要洞视权威的妄想性（上帝是疯狂的，世界是混乱的）。要明了我的妄想（分析师）不过是模仿（再现）有权力的成人。今後我将沉稳地脱离我的病人，然後他们才能痊癒（具有洞视）。特别的任务是：将被精神分析师的妄想降至卑微地位，倚赖甚至永远依附的病人们可以从我们（分析师）的手中真正解放出来。」48但这种无政府状态是在精神分析的圈内进行，并不是要在政治上革命：「我不想『改革』社会，真的，我并不是个妄想者。我仅想在以精神分析为导向的人们当中，逃开一无是处的抑制（inhibitions）的关系，而让思考与言论有自由。」49但是不可忘记的是，费伦齐修正的不是别人的主张，而是多年前他自己的主张，当时他是呼吁成立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起始人之一，同时也是精神分析的第二原则发明者，按此原则，所有的精神分析师，在分析别人之前，必须要被分析（第一原则是自由联想），因此费伦齐的无政府倾向，是针对他先前所大力拥护的精神分析体制而发，由此也得见他不但是对精神分析，同时也是针对他自己进行不断革命（或改革）的热情。
如上文谈到的，费伦齐晚年因创伤、诱惑理论而不见容於精神分析的主流，他在这些主张中特别重视分析者——这个人在分析中所扮演的角色，因而导引出反移情的议题；而对於被分析者，他则非常坚持要达到一种「完全治癒」的状态，这种期望牵涉了两个议题：分析者的欲望（他的潜意识不会只希望治癒病人而已）何在？分析有自然的、明确的终止吗？前者涉及了伦理的问题，50而针对後者，佛洛伊德则在晚年的〈可结束与不可结束的分析〉一文中回应。
峦克、费伦齐的这些改革刍议，确实影响了佛洛伊德，而做出下节中的若干论点，从而影响了日後精神分析理论与实务的发展。
佛洛伊德的回应
佛洛伊德与峦克、费伦齐的交往长达将近二十年，他们对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发展的影响，无法於此作更加详尽的讨论，只能选取与本书相关的几个主题讨论，以利读者在众家纷纭中，筑构几个为峦克、费伦齐所开发，又为佛洛伊德视为问题所在，而迄今仍然重要的主题。
在峦克方面，当他在本书第二章中提到伊底帕斯情结与阉割焦虑时，认为阉割焦虑出现於婴儿尚未能区分男、女之际，是男女共有的双性时期，因此焦虑虽然与阉割有关，但阉割焦虑定然有更早的来源。而在《生之创伤》中，他进一步认为人类因生产过程的巨变、分离，产生了日後所有焦虑的来源。佛洛伊德一方面驳斥这种说法，一方面又对自己的理论作了修正，在〈伊底帕斯情结的消解〉（Dissolution of the Oedipus Complex, 1924）、〈两性解剖学差异的某些心理影响〉（Some Psych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Anatom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xes, 1925）中，他认为伊底帕斯情结与阉割焦虑在男、女孩身上有不同的发展：「最基本的差异在於女孩接受阉割为完成之举，而男孩则畏惧它发生的可能」（S.E. XIX, p. 178, 1924）、「在两性中伊底帕斯与阉割情结有一根本的不同。在男孩身上伊底帕斯情结被阉割情结所摧毁，在女孩身上，伊底帕斯情结则是为阉割情结所引导并成为可能的。」（S.E. XIX, p. 256）这些主张无疑开启了女性心性发展的精神分析研究。
峦克对佛洛伊德另一深远的影响是後者修正了他对焦虑的看法。佛洛伊德对焦虑的看法几经更迭，从早期认为焦虑是力必多（libido）的变形，能量积聚过高时释放的产物，到《精神分析引论》第二十五讲（1917）中，则认为焦虑是面临内在或外在危险情境时，为了防止过於强烈的情绪释放，事先所散发的讯号（signal），除了解释焦虑的起源，他还面临另一个问题：焦虑的形式，为何焦虑总是和心悸、呼吸急促一起出现？受达尔文（C. Darwin）有关人类与动物情绪表现的著作的影响，51他认为：「……歇斯底里与焦虑性精神官能症的呼吸不顺和心悸，是性交这行动分离出的片段。」（S.E. VII, p. 80, 1905）在他的观点中，每种情感（affect），包括焦虑，定然是某些先前事件的残留影响，诞生、分离、阉割、失去所爱、不再被爱等，都是造成焦虑、忧伤等等情感的源头，这主张乍看之下，和峦克所谓所有的精神官能症者的焦虑与不适，都是延续生之创伤、无法抒发（abreact）这创伤情境的焦虑所致，并没有严重的分歧。但佛洛伊德反对的是峦克过於简化精神官能症的原因。首先是抒发可以治癒焦虑的看法。一方面，抒发其实是在发现精神分析之前，即为佛洛伊德所抛弃的概念；另一方面，因为如果一个人的焦虑程度若非常严重，到处找寻抒发的管道，是否意味著他便较容易从不断的抒发中复原，这明显是违反精神官能症难以治疗的事实；其次，如果诞生过程这一单一因素便造成了精神官能症，那么，应该很容易用验证的方式来观察，是否难产的婴儿较易罹患此症；最後，佛洛伊德认为应该从多种因素来考虑精神官能症的肇因，这些原因包括了：种系发生的观点（只有人类的性特质有潜伏期，而成年人则对婴儿性特质动辄加诸外、内在的管束等等特性）、生物学的观点（人以一种未臻独立的状态诞生於世，处处仰赖他者的照顾，外在世界则时时构成威胁）以及心理学的观点（自我与原我的分化後，自我除了应付外在的危险，也要防卫来自原我的要求，当原我的欲求过於强烈，自我只能缩小控制范围，焦虑的症状於是成为折衷的产物），52在这三方面通盘的考量下，才可能了解焦虑的根源。
至於峦克所主张的「短期治疗」，佛洛伊德非常不以为然地表示：「这不过是时代的产物，在欧洲战後的贫瘠与美国的富裕，两造极端差异的压力下，调整分析的节奏以适应美国生活的快速步调。我们并不常听到关於峦克以这种方法施行於病患後造成何种结果。也许正如因翻倒的油灯引燃房子时，被招来救火的消防队员却自满於将屋内肇事的油灯取走，消防队员此举当然可缩短时间。峦克的理论与操作已过时了，正如同美国已不再富裕。」（S.E. XXIII, p. 217, 1937）
峦克退出精神分析的圈子後，佛洛伊德几次为文反对他的《生之创伤》，而费伦齐虽然留在圈内，但与佛洛伊德的来往已不像往日般热络，甚至可说有些紧张关系，佛洛伊德也对他多所批评，特别是针对他有关精神分析技巧的一连串的改革；而费伦齐改革的目的无非就是病人的治癒、分析成功地结束，并希望精神分析能针对这两方面有所进展。
但佛洛伊德对费伦齐的改革则满腹狐疑，特别是当费伦齐告诉佛洛伊德，每当一次会谈结束後，他会给一位女病患（指Clara Thompson）一个吻，佛洛伊德则说：「你没有隐藏你亲吻病人，并且让他们亲吻你的事实……某些对技巧进行独立思考的同僚，因此会对自己说：『为什么要停止在接吻呢？』当然，可以走得更远，包括『拥抱』病人，毕竟这不会让她怀孕……其他更大胆的人会使各种爱抚、乱交等成为分析技巧的一部分……我们年轻的同僚将会发现很难不逾越他们早先所设定的限制。」53佛洛伊德这种带「色欲」的联想，某种程度扭曲了费伦齐的原意，主动技巧并不一定就是「亲吻技巧」，而是指分析师要主动地介入，甚至引发被分析者的情感，无论两者的主张是否有交会，殆无疑义的是分析者的主动开启了另一个课题：反移情关系。
关於反移情关系，佛洛伊德非常谨慎、节制地以引号框住这新的词汇：「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反移情关系』，这是指医生潜意识的感受被病人所影响，我们将提高要求让医生能够认识反移情，进而能控制它。」（S.E. XI, p. 144, 1910）提高怎样的要求呢？他认为：「没有一个分析师，可以进行得比他自己的情结与内在的阻抗更为深远。」（ibid., p. 145）因此自我分析是必要的，但除了自我分析之外，佛洛伊德也采纳费伦齐的建议，即上文提过的精神分析的第二原则，换一种说法是所谓的教导、养成的分析（didactic, formative analysis），但这样还不够，反移情关系的最後防线是：「所有的分析师都应该周期地，比方说每五年，就要让自己被分析，不要因为这举止而感到羞愧。」（S.E. XXIII, p.240, 1937）迥异於佛洛伊德对反移情关系所设定的层层关卡，费伦齐则采用一种激进的立场——他和病患相互分析。
但这并不意味费伦齐否认被分析、自我分析的重要性，这可从他与佛洛伊德的你来我往中得见一斑。佛洛伊德曾声明：「我从来不是一个热衷於治疗的人。」（S.E. XII, p. 151, 1933）在他向费伦齐表明他并不热心於精神分析的治疗面向後，费伦齐埋怨道：「……接著，你成了我的分析师，但是，不利的环境不允许结束我的分析。我最感到遗憾的是，在分析当中，你并没有察觉我对你的移情关系，其中所透露的负面的感觉与幻想，也因此没有得到倾抒。我们晓得，没有一个被分析者，即便像我有多年来自别人的经验，能够在没有协助的状况下达成……」54。费伦齐埋怨的是他的分析没有被成功的「结束」。佛洛伊德则在〈可结束与不可结束的分析〉回答了费伦齐的埋怨，他含沙射影地指费伦齐经他的分析多年後，没有外在的原因下，突然开始不满当年他没有注意到的负向的移情关系。佛洛伊德的辩称是，当年费伦齐并没有流露负向的移情，况且多年来的友好关系也不是可用正向的移情关系来涵盖的，如果当年有负向的移情关系，分析师应该处理明显的、流露的移情关系，还是应该将他察觉可能是隐匿的、潜伏的移情关系都给挖出来呢？明显地，这争执中透露了，分析师是否该主动活化被分析者在分析情境中没有透露的情感。佛洛伊德并不赞同这种介入。另外则是分析的预防效果，是否分析结束後，被分析者永不再罹患相同的症状？或者再度患病时，定然是另一种症状，起源於未被分析完全的心理冲突？关於这点，佛洛伊德并没有明确的回答，而以一种迂回的方式（针对分析师）声称精神分析与教育、政治一般，没有结束的时刻，并认为费伦齐治疗的野心，特别是要女人放弃「阳具欣羡」（penis envy）、男人能放弃对被动性（passivity）的抗争，55无异於「对风说教」（S.E. XXIII, p. 252, 1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