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ildren of Deng and Kong Zi - Patterns of Chinese identity today
（直译）邓小平及孔子的孩子 – 中国人今日的模式
（意译）受市场经济和共同影响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模式
Lecture Shanghai May 2016
2016年5月上海讲座
Michael Wolf
我的思考主要基于在上海的心理动力学培训项目中的小组讨论、和其他信息、以及与参与者的（互动）体验，还有在2005-2010年期间以及2014年春天至今所有关于他们的案例报告。
在小组讨论中不断的被告知，中国人倾向于不再拥有文化的和的根基。帝国倾塌，资产阶级政权在内战中衰败，共产主义也因其过度和基本赤字而失败，所以现在不再有什么可以来相信的了。对很多跟他们同时代的很多人来说信仰的是金钱；但是他们自己并不相信它，因为利欲熏心导致了太多的犯罪、腐败、交易等等……也许，讽刺的讲，倒可以成为一种信仰。
以上思考加上与中德班成员的（互动）经验以及他们的来访者，推动我作出如下解释：
中国过去和现在都在经历一场激进的、快速的、集中式的现代化进程。我无法讨论现代化的方方面面和内在冲突（与传统、宗教等）以及跨文化间可能存在或真实存在的差异。但总体而言，中国所经历的这个过程与几十年前许多欧洲国家（德国、俄罗斯等）的发展是较为相似的。君主制衰落之后，先是出现了一个不稳定的公民政府，随后经历了动乱时期和内战，然后是一个专制的“解决方案”与意识形态和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的整合，最终进入了经济重建的市场导向阶段，且多少伴随一些民主制度。比如在德国，这一阶段就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即所谓的“经济奇迹”。在这一进程中，只有少数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保留下来稳定了个体的身份认同，新的模式还在不断探索之中。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欧洲一样——伴随着重大的社会变迁和动乱、战争、内战、阶级斗争、饥荒、迁移，以及数百万人的死亡。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些经历可被视作中国人民数代之间巨大的精神。
个体与团体——每一个庞大的民族如民众或国家——都以特有的方式和步骤直面了这样的创伤性体验。
第一个阶段的反应是震惊，仅仅维持和稳定了生命机能（集中化处理等等，类似急性应激反应）。
第二个阶段的反应是和认知的解离和否认。本阶段反应的心理学原因是保留个体（和/或群体）社会和心理的功能。如此一来，创伤性体验就不能总是被记起，经历的（亲人、家园、财产，等等）的丧失也不能够被持续的哀悼,某些哀悼不能并不是一种缺陷的征兆，而更像是一种正常心理功能的标识，意味着希望克服创伤的意愿。
只有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第三僵硬期（数月、数年或甚至数十年），个体或群体才能逐渐恢复，重新感受到并最终能够哀悼。但情感未必意味着哀悼，它还可能指向、气愤、暴怒或憎恨，至少主要地（指向这些）。这些强烈的感受通常不能忍受，所以必须投向他人，最好是陌生人或/和敌人（个人、群体、阶级、人民、民族，等等）。
第四个阶段，最终，创伤的等级、阶段、应对方式、克服创伤的方式（过程的模型详见Fischer/Riedesser 2009）都决定了人们在后期如何处理这先前的创伤经历。
从一种精神分析以及我的文化社会学观点，以及为了文化发展的评估，如何处理和应对创伤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他们是否会重复自己或他人的模式（强迫性重复）？他们能否发现其客服创伤的解决办法？如果有，是通过什么方式，哪种方法，何种策略？对于有过相同经历的一整个社会群体，会不会存在某种综合性的特征描述？一群人或一代人呢？（Cf Loewenberg 1996, 245 ff）。
“我的”一位曾在上海之前培训项目的年轻同事对上述讨论谈了一些想法和考虑，这令我想起了有关德国上个世纪50年代“怀疑的一代”的文章，这一代人经历过二战，当时他们多为年轻战士，甚或是更为年轻的士兵助手，如今幻想破灭，不再相信任何价值观，只信任自己、自身的行动以及金钱。
德国社会学家Helmut Schelsky在二战结束十年后，提出了“怀疑的一代”这个概念。它属于20世纪德国代际序列辽阔画面的一部分。为了更好地与中国进行比较，我在此简要地重述一下这个序列。
第一代被我们称为青年运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他们失望于工业化的技术世界，失望于隔绝于自然和人性，失望于道德沦丧的社会和尔虞我诈的商业和政治，所以其一直在寻找一个彼此亲近、自由的存在与社会。浪漫主义、真实性、反对一体化——但所有这些价值取向和实践都在一战中破裂，伴随着全欧洲数以百万计的年轻士兵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一战后，受战争影响，新的一代应运而生：即“政治青年”。这一代的成员包括政治党派中左派至右派的青年组织，以及属于各工会、宗教、特殊文化、地区、阶级和族群的青年，他们出于对战争中公民社会的崩塌无比失望，所以倾向于发展出寻找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政治取向。
上述形态各异的政治青年组织同样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破裂：即所谓的魏玛共和国（1918 – 1933）没落、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兴起的时候。多数组织解散，其成员迁入新的极权政权的青年组织，即“希特勒青年”。
受二战恐怖经历的影响，二战后新一代形成：号称“怀疑的一代”。
认为这一代的特征如下：
引用Schelsky，第78页：
“看起来冷酷无情的怀疑主义的审慎背后，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需要，即去辨别和跟随重要的、基于规范感的对事和人的约束，但它也透着深深的怯懦，害怕被只言片语所欺骗。”
人们强烈地渴盼理念、价值、规则或标准不要受到过去和其错误及失败的侵蚀。精神分析则代表了这样的一种理念，其价值观诸如开放式交流、真诚、自由、免于暴力和操纵，以及决定的发展。
我们感到中国90后这一代（有时也被称为“机会主义的一代”）与Schelsky所说的德国“怀疑的一代”有些类似。
但这里讨论的“我们这一代”，即由医生和师组成的上海中德班成员，需要另当别论。
在培训项目期间基于个体和团体自我体验的过程，展现出对心理过程、社会心理发展以及相关的社会互动、“美好生活”的道德和伦理要求等方面的洞察力存在一种强烈的渴求和兴趣。（Cf Dettbarn 2009, Plnkers 2011, Gerlach 2011, Markert 2013）。
这种兴趣同中国的“面子”概念以及中国人在20世纪的一些创伤性经历一样复杂。给面子和有面子都是十分必要的，和中国人沟通以及中国人之间沟通，这都是交流的基本的部分。真诚作为内在自我揭露的一种自发的反应，在美国和欧洲基于
心理学的影响一直在被提倡和实践，在中国仍不被赞同。中国式交流似乎仍在沿袭传统的方式，首先考虑的并不是真诚，而是策略，更注重影响和效果，也让人联想到那些同样适用于狡猾和欺骗操纵的方式（Xiao Zeping 2010, Rudolph 2013, Markert 2013）。
在中国，面子作为一种为了身份构建的传统价值，它与传统的家庭、行为和国家的道德观念相伴相生——不同于我之前提到的西方文化，后者强调个体自身的“拥有”，以及自身真实地体现。
不光是这个概念，仅仅凭借工作的方式以及培训项目中的互动，都可以看出这其中有着强烈的成就的原则和意愿。这与二战后的重建时期以及德国的“经济奇迹”
时期呈现出的渴望成就的民族精神有着高度可比性。自我效能感的心理构建（而不是依靠他人、面子、上帝，等等）镜映了这种体验，也建立了一种性格特质，契合了如下价值观和准则，即希望得到“赞”，在别人看来，就是“有面子”。
传统价值观的取向与“现代化”未必冲突。
援引Roetz的话：“中国——与众不同的现代性？”p139：
“人类生存的一些传统方面，比如种族渊源、本土语言、家庭纽带、父母的房子和信仰，迄今为止仍处于核心地位。所有针对立志对现代化进程的分析……包括民族团结、种族、语言、性别、祖国和宗教信仰，这些都决定了人类几个世纪以来的存在，（都不能简单地）作为背景中的文化的积淀的部分……现代精神已经不再是传统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以及：
“杜维明认为，中国人现代精神的基础是受儒家影响的价值体系，它也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称之为“东亚现代精神”。它的特性包括网络资本主义、软权威主义、集体精神、政治共识，它们分别代表一种社会一致性的想象，通过六种特征表现出来：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恢复调控和分配的工作，而不仅仅是监督法律和规范，通过仪式性行为替代法律来进行社会整合，从家庭中获得价值观，通过这种“充满丰富韵致自然的环境来学习适当的做人的道理”，将公民社会理解为家庭和政府产生交互作用的场所，而非一个两者之外的自主竞技场，极其强调教育是一种公民的信仰，也强调个人的自我教化。”（Roetz 139/ 140）
但是除了这种传统的（儒学）或者宗教的（西方新教义），在中国有由此而来的俗世的（内在世界的）和个人主义的基本取向。等于说“个人能够通过勤奋、自律、智力、创造性和审慎来构建和推进自己的生活”
基于德国精神分析师、系统性师H Stierlin定义“相关的个体化”这一概念，社区／家庭和个体之间能够整合和妥协。是指在少年离开他们一直成长的所在的家庭，他们既不会失去连接，也不会“迷失”或者“卡”在家庭里。
按孔子所说的自我培养不是一种以他人为代价和对抗他人的自我实现，而是，少年作为继承者的赶超和继续 (Stierlin)有意识或的执行前辈们的任务。
如此一种对自体的培育和发展能使用多种形式和各种场合（典型描述见Sloterdijk 2009）
艺术是一种典型的和传统的形式。艺术家工作在社会的、文化的和经济的，每种社会边缘的空间里。在此，基于一种和社会现实变形和疏离的关系，他们能创造艺术，范围包括从完全的批判到理想化的肯定。基于此，他们表达的是个体化的原则，也就是说，个性化的极致。
因此，有可能在艺术的类型和其自主性的等级［宗教的、权力的、传统的、市场的（自主性）等］识别出一个特定文化在某一特定时间和时代或王朝中个体化的水平和类型。
出于这种效果，如果追溯过去几十年中国艺术的发展、美术、和中国人的设计，作为一种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人精神的表达的审视会是卓有成效的。
这可以在自主性和艺术领域作为文化和身份的质性指针（见下）
但是艺术的发展比个体的自我培养更复杂。它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和有差别的社会进程。
艺术的社会环境，场景，群体和区域以特定的方式发展。提到艺术的社会环境，立时想到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巴黎的蒙马特尔和纽约的SOHO。现在你也会想到上海的莫干山路和北京的798艺术区。
上面三个被提到的是区域，在其中艺术将自己放置在从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化到后工业社会的撕裂的线上。
首先并最重要的是这应用在建筑上，老工厂变形为loft, 艺术工作室和画廊，衰败，拆除，但同时也重建旧有的，创造新的的。建筑也象征着文化和社会的打破和推翻。艺术界的改变、新的形式一般是文化和社会改变的前驱和指示物。20世纪的例子有俄国的构成主义，表现主义，德国新客观主义（也称德国表现主义），他们都是关于追求亲密的群体、洞察的形式、世界的理解的概念，现实在其中作为一个整体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艺术的和先锋的环境的出现是现代化的积极的指向物，因其意味着一个新的“创造性阶级”的出现
按创造出这一概念的Florida (2004)所讲，“创造性的阶级”是后工业动力的中心，它不仅是审美的，在经济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他指出在最具多样性的城市，创造性从技术上和经济上讲，都是最丰饶的。对现代商业世界而言“享用”有天赋的、有创造性的人群，和之前时代中为了钢铁生产对煤炭和铁资源的享有是一样的。这是大公司决定安置在何处的关键点，这也反过来决定城市之间如何竞争。就像首席执行官 C Fiorina曾经对国家官员讲到“保持你们的税收优惠和交通枢纽，我们会去到那些最胜任的人们所在之地。”
教育和信息是在这个崛起的信息经济和社会中是成功的驱动力。
Florida以一种改写的形式，基于身份认同的概念，总结如下：
erson may be simultaneously a writer, researcher, consultant, cyclists, rock climber, electronic music or jazz lover, amateur gourmet cook, wine enthusiast or micro-brewer”
”过去，人们常常通过一些基本的社会分类来定义他们自己：职业，雇主和家庭身份（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现如今，在我采访的人群中，人们通过一系列创造性活动的关联性来定义他们自己。一个人可以同时是一位作家，研究员，顾问，骑行者，攀岩家，电子音乐或爵士乐爱好者，一位业余的美食家厨师，品酒师或者小微啤酒酿造师。
在社会和经济的角度来看：“我把它（创造性的阶级）作为经济的阶级并且认为其经济功能既能支撑也能宣告其成员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选择。这个创造性阶级由那些通过他们的增加经济价值的人群所构成。 ”
中国艺术的发展到了一种情景，表现为，一种标识着增长的社会和文化空间社会环境，其是非结构化的，且并不行使社会主要部门的功能，其指向无穷的潜力和（不规则或前锋）丰富的多种可能性。
在我们对身份认同和个体性的思考的最后部分，我们想回顾一下艺术本身，艺术是特别适合个体和主体性的自我实现或者更好的自我培养的领域。
个体性的发展对应着“自由”或者自主性艺术的发展。而艺术并不是和宗教、权利、商业有直接联系，而它们世俗的或先验的表征，也给艺术的特定部分制定了
秩序。例如，从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起，绘画个人主义流派的兴起（目录“文艺复兴的不同方面”2012，一般来说：雅格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死亡文化，尤其是关于现代、个人化的人类的发展的章节）
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的现代艺术。
这是一个粗略也绝对是选择性的（不全面）对80年代以来中国艺术的调查，它显示了对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重新加工，把这些“旧的”“创伤性的”时期以一种讽刺的方式再现或者以一种嘲讽的现实主义的方式表现。
英雄图
典型的是对于“英雄”海报的再现，这些英雄的海报上面有共产主义、男性战士，神圣的文字，武器、兴奋的群众、像神一般的领袖。
另一个提及那些“英雄”的时期也可见于艾未未和徐冰的“反-伟大化”作品 (v Carnap 2013)
雷锋图
一个充满情感的英雄再现的海报版本，海报上是“完美”士兵雷锋的海报，独自一人的、勇敢的、被爱戴他欣赏他智慧的文明小学生包围的雷锋。
Pic Vine怀恩图
这不是“自主性艺术”，即使理查德怀恩的作品是讽刺的、疏离的、令人苦恼的、直接让人不安的。这幅图通过讽刺画的方式来描绘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理念，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禁欲的、伪色情主义的画：微笑的女孩们携带者黑色自动手枪。
Pic Yue Minjun岳敏君图
岳敏君的露齿大笑图，他笔下人们脸上都露出大大的假笑，这是通过愤怒和自欺欺人，从现实到疏离的讽刺性转变。
Pic Splash水花图
这是另一个画家的画，画中柔和的女孩脸庞呈现一种怀恩笔下女士兵般的无奈的色情感，他用令人不舒服的水花颜色来替代枪，通过水花来奠定场景的及时性。
政治和历史回忆和距离被放弃了，讽刺和嘲讽通过一种奇怪的混乱感来呈现。
Pic Zeng Fanzhi曾梵志的画
最后：最贵的画的记录在2013年香港的索斯比拍卖行秋季拍卖会被打破，中国画家曾梵志的画以两千三百二十万成交，超过了达芬奇的“最后晚餐”
Autonomous art?自主性艺术？
个体主义是自由混合、结合之前文化、和历史的不同的部分或元素。
在当代中国，其主要基于孔子和邓小平的道德观，它不只指向、且实际上固化在源于过去或者其他诸如欧洲或美国文化的预想。
Imperial Identity帝国的身份认同
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的更深层，我会命名为帝国的身份认同。
中国中心版的世界地图让欧洲觉得很惊奇，在地图中间放的不是欧洲，而是中国，欧洲是在西边远方的小半岛。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图并不仅是具有地理学特性。
这种观点源于帝国中心，从帝国中心到整个帝国到边界到莽荒，就像下面的图所示。
Pic TianXia天下图
这个帝王宫殿的访客正确理解了这点。他站在帝王之家天安门上向南望，想象能一直望尽整个帝国，一直眺望到帝国的南边国界。
这并不仅仅是帝王的视角，而是整体中国人对世界的视角。
我的印象是所有中国人有一种中国中心的对于世界的看法。它建基于三四千年的连续文化、传统、权利、语言和典籍，它是一种中国的核心元素，一种汉-中国的身份认同。
这种集体身份认同的帝国元素使阈下意识（）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成为可能，除了所有的对来自别人的文化的、以及尤其是技术的成就的外显赞赏或者甚至是羡慕之外，阈下意识的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也总是可被我们所觉察到。
我们这些小小的后台演员（从地理的和历史的角度讲）会得到的是，在所有这些问题之后，中国可以对此做什么。这些“原始的”、未文明化的人只是这个帝国的一些瞬间，到目前为止，这些人纳贡，并致敬它的帝国的独特性。
Literature
Christiansen, K/ Weppelmann, S (Hg): Gesichter der Renaissance Meisterwerke italienischer Portrait-Kunst, München 2011
Dettbarn, I: Das Unheil kommt vom Munde, ms, Berlin 2009
Florida, R: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2002
Gerlach, A: Ich kann es mir nicht leisten, traurig zu sein“ – Psychoanalytische Betrachtungen zur Umwlzung der chinesischen Gesellschaft, ms, Saarbrücken 2011
Markert, F: Erwgungskultur, ms, Frankfurt 2013
Plnkers, T (Hg): Chinesische Seelenlandschaften Die Gegenwart der Kulturrevolution (1966-1976), Gttingen 2010
Roetz, H: China – eine andere Moderne?, in: Schwinn, T (Hg): Die Vielfalt und Einheit der Moderne, Wiesbaden 2006
Rudolph, JM: Die chinesische Gesellschaft und ihr riesengroes Gesicht, ms, Heidelberg 2013
Schelsky, H: Die skeptische Generation Eine Soziologie der deutschen Jugend, Düsseldorf 1957
Sloterdijk, P: Du musst dein Leben ndern über Anthropotechnik, Frankfurt 2009
Xiao, Zeping: Understand the Therapeutic Transference beyond the Chinese Culture, ms, Shanghai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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