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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评估中，医师从主诉、病因到发病的过程一路直接问下来。病人一般都能配合这种询问过程，因为他们亟于除却和疾病相关的痛苦或症状。
然而在临床会谈里，医师若想要遵循类似的线性过程，就会走得跌跌撞撞且困难重重。
况且，精神科医师时常会发现，病人极少能够很快地切入重点，因为他们无法指出，到底真正在困扰他们的是什么。
对于是否要放弃他们的症状，病人也可能相当犹豫不决，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精神疾病可说是一种行得通的适应方式。
最后，精神疾患病人经常对他们的症状感到难为情，也可能会因此而隐藏一些讯息，以使别人对自己有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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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关于医疗病史询问和精神动力式评估之间的差异，在于诊断和治疗间的相互关系。
诊察阑尾炎病患的医师，在病史询问时以一种明确的心态来操作，即先做出诊断，再决定治疗方式。然而在精神动力式会谈里，任何关于诊断和治疗的区分都是人为的。
动力取向的精神科医师在会谈时采用的概念是：询问病史本身就可能具有治疗效果。动力取向的观点将诊断和治疗紧紧扣连，其深具同理性的特质源自于它有考虑到病人的看法。如同梅宁哲等人所说的，“病人来到这里是要接受治疗的。所有为他而做、和他有关的事情，不论医师怎么称呼它，都是一种治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治疗总是先于诊断的。”
的确，聆听和接纳病人的生命故事、并肯定其生命有意义与价值，无疑地会带来一些治疗作用。评估病人的临床工作者同时也是位见证者，他能够辨认并理解在病人身上发生的事对病人所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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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会谈和精神动力式会谈的第三项区分，在于“主动性及被动性”这个面向。
大致而言，在医疗诊断的过程里，病人往往是被动的参与者。他们在问诊过程里合作地回答问题，顺从地配合医师的诊疗；而医师则必须拼凑线索解开谜题，以获得确定的诊断。
动力取向的精神科医师则尝试避开这种角色的区分；相反地，动力取向的评估主动邀请病人共同合作，一起进行这探索的历程。在获得最终诊断性理解的过程里，病人被视为贡献良多的重要角色。
倘若一个病人在会谈开始时显得，精神科医师不会试图去除它来促进会谈的进行。相反地，精神科医师也许会试着邀请病人，一起合作找寻焦虑的来源。他可能会问：“对于这样的会谈有没有什么想法，让你现在会因此而感到焦虑呢? ”“这样的情境，是否让你想到过去曾经历过类似的、会引发焦虑的情况? ”以及“你是否曾经听说过什么关于我、或关于一般精神科医师的事情，而让你觉得不安? ”等等。
在富有成效的动力式会谈里，精神科医师同样能够获得关于症状及病史的信息，而得到描述性诊断。然而，若要促使病人更能敞开胸怀、畅所欲言，精神科医师更需要小心谨慎，避免过度强调诊断的标签——那会导致医病之间复杂的关系无法呈现出来。
麦金农和米歇尔曾提醒：“只是一味作出诊断的会谈方式，会让病人觉得他像是被检验的病理标本一样；实际上，这反而妨碍他揭露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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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会谈与动力取向临床会谈的第四项差异，在于对相关资讯的取舍。
瑞瑟对于有些精神科住院医师在问到足以作出描述性诊断、并据以开立药物治疗处方的症状清单后，即停止进一步收集信息的倾向，提出了他的警示。他提醒说，DSM 诊断仅是诊断过程中的数个面向之一，住院医师如果没有兴趣以“了解一个人”的方式来了解病患，就会对治疗关系的建立造成阻碍。对于动力取向的精神科医师来说，病人的内在心灵生活，是资料库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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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关于精神动力式会谈的独特之处，是强调医师在这整个过程中自己的感觉。外科或内科医师，会把愤怒、嫉妒、贪欲、悲伤、憎恶或是羡慕等感觉视为干扰他们评估疾病的恼人之事。一般的医师会压抑这些感觉，以维持客观性，并且继续进行检查。然而，对于动力取向的精神科医师来说，这些感觉是重要的诊断信息：它们使医师了解，病人会引发其他人出现什么样的反应。这些考虑，引领我们直接步向精神动力式评估中最重要的两个面向——作用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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