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团体的背景、结构和动力
Maya Nadig
“与传统思考和对个体整体性、分离和整合的重视不同，在后现代的观点中，自体和他者之间的界限是相当流动甚至是渗透的，如果不是杂乱的话，而且两者间没有清晰的划分线――因为他者存在于并建构了这个个体。” (Sampson, 1993a: 52).
“是他者的言说”()。身份总是外在于他者，或者处于与他者的特别的关系中，这意味着什么？
对团体的历史观点
很长时间来团体成为科学反思的客体(Haim Weinberg 和Stanley Schneider (S. 13ff)。 最早的一本书之一是Le Bon 的《人群：对特殊心智的研究》，发表于1896 (1952)。他说，加入到群体中的个体们抑制了他们的个体自体以及独特的特质和道德价值，以成为大的无组织整体的一部分。而这个过程释放了一个人人格中的“野性”部分。 Le Bon认为，在人群中的个体的伦理和人格水平下降，丧失个体性并释放了“类似病理心理的倾向”，其超我功能下降，内疚感和感减少。这个过程是由于群体给了个体力量感，与此同时减弱了力量和责任，这把个体转化成群体中无名的个体。群体对个体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且有传染效果，如同我们在世界的政治事件和体育运动中所见。
比昂的书《团体中的体验》 (1961)是在Tavistock团体形成的起始点和基本指南。 Albert Kenneth Rice认为大团体是以领导为中心的，并把其文章冠名以《领导力学习》(1965)，这只是大团体的一个侧面。 Thomas Main (1946) 在临床中应用了大团体，他认为这是一个大的治疗团体。核心成员后来发展了治疗性社区这个概念。Maxwell Jones (1953) 是把大团体这个概念推进到治疗性社区领域的先锋。人们第一次认识到精神科在治疗大量病人时是重要的社会因素。Marshall Edelson (1970) 应用大团体去理解社会治疗是如何以目标导向的方式处理团体间和团体内的张力。Sigmund Heinrich Foulkes (1964, 1975) 从另一方面以非目标导向的方式在大团体中应用了团体分析的原则。
Patrick de Maré (1985, 1989) 开始区分小团体、规律的团体、中团体和大团体。在他看来，在大团体中改变的能力是巨大的，也非常有助于理解文化和社会。
1975 Lionel Kreeger编辑了卷册，这在 1996年重新编辑并成为了经典。1970年 团体分析和团体分析协会(伦敦) 把大团体体验列入会议经验的一部分。世界上很多团体协会效仿了他们的例子。Leon Kreeger编撰的大团体论文集《大团体：动力和治疗》出版于1975年，用以解释大团体的进程。但依然缺乏对大团体的理论、技术和实用方面的清晰的描述。
在 2003年 Stanley Schneider 和 Haim Weinberg又编辑了一本同样主题的书《再访大团体：牧群、原始游牧部落、人群和大众》它是处理大团体的不同方面的论文集。
团体的定义
理想的小团体是7 (5) 到 12 (15)个 成员。
中团体是15 到 30 个成员。
大团体的成员数超过30-35 人。 Pierre Maurice Turquet (1975) 认为是40-80人。
但是大团体可以包括成百上千人，当我们包括了种族的、政治的、文化的群体时(Volkan 2001)。随着团体成员数目的不同，团体的外观、动力和性质也随之改变：大团体有着这么多人：
- 不允许面对面的关系
- 不允许亲密
- 产生差异和疏离感
- 不允许认识那些坐在后面或很远地方的人
- 创造了一种无力容纳的感觉
- 面对他人的后背，会激发偏执的想法以及混乱的感觉。
对大团体经验丰富的人常常坐在“内圈”，并离带领者很近，这会唤起优越和自卑感。
大团体的目标
大团体不是。大团体的设置是为了让参与者在体验上学习大团体的进程。大团体的体验被用于作为实验室，来研究意识和无意识的大团体进程。它是理解他们对社会组织以及系统性思考、感觉和行动的影响的方式。大团体没有能力处理个体特别的感受和痛苦，而且常常强化了单独的感觉。但它是理解社会互动过程的重要工具。大团体反映的不仅仅是此时此地发生了什么，还在水平上与在组织中、会议中和政治气氛等等中发生了什么相关。
大团体的参与者学习社会文化觉知，如何影响别人，我们都是如何的重要。大团体在角色分化与整合、发展个体和团体认同感如性别、政见、、种族等方面有帮助。当个体特质出现，它们总是在大团体的框架中：为了比较、为了强化差异、或者为了模仿。
大团体还是一个探索领导力和权威的理想之地。明确定义的团体界限常常被感知为引发疏离感和孤独感。在机构性咨询中，大团体用来探索在组织结构水平上的冲突和张力。在大团体中，“我们能探索我们的社交神话（社会无意识），并在此我们能架构起我们自己和我们与社会文化环境间差距的桥梁。” (de Maré 1991:10)
大团体成员是“群众”中的“个体”。通常这是一种不舒服的感受。 个体感觉失去他部分的个体性，并被大团体的退行动力所牵引。在个体化－分离的领域、和他人之间，有着强大的退行拉力。从一方面，有着归属的需求和感受是某一部分并被包容，从另外一方面，有着朝向分离和个体化的相反的拉力。在 大团体中要对抗团体动力的袭击并保持自己的自体感是很难的。
大团体的动力过程
A. 描述: 大团体中的动力过程与我们在小一点的团体中所发现的不一样。特别是投射过程是不一样的。大团体唤醒――因为它减弱了的容器功能、边界的流动性和混乱的结构――退行的焦虑感、破碎感、解体感和失去现实感，这些比在小团体中出现得快得多。在面对混乱时，个体感到受到威胁、隔离和无助。尽管团体成员努力去发现秩序并给混乱赋予意义。他们感受到“灭绝的危险――非常真实的原始焦虑”()。 Kohout (1977: 104) 描述了“解体焦虑”：“解体焦虑的核心是预期自体的崩溃。”有些成员会坐在他们认识的人边上，或者在一个亚团体结构中。还有一些个体保护自己的方式是在群体中独处。在团体中谈话是困难的。有一些参与者感觉自己破了冰并有重大收获，当他们冒险谈论自己时。其他人保持沉默，因为无论他们所说的是被接受还是被嘲笑，焦虑都太大了。
另外一个技术因素是有能力听到被说的话。很多参与者难以“听到”别人所说的，以及别人所意味的。我们看到和焦虑会阻断抽象思维过程，并让参与者退行到更为具体化的理解模式中。从灵活的思考和感受转变到更为不灵活的模式，是大团体中可预期心理动力过程的一部分。
疏离感对那些成为人群或大团体的一部分的个体来说是最为突出的，当主体间体验缺失的时候。有着单独感和隔离感，因为在群体中是不可能观察和解释其他人的身体语言的。“游荡的参与者”感到孤单，并转向团体的另外部分去寻找来自他人的温暖和抱持。但常常游荡的参与者被拒绝并感到更为隔离。
个体的身份进行了一种转化。那些强烈认同自己的个体能够接受团体对他们的个体身份带来的影响，其他人感到迷失；他们感到他们基本的应对机制是有缺陷的，他们在大团体中无法把自己和他人分离开。这种身份和界限的模糊在大团体中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为了重新确定对自己身份的控制，有可能会付诸行动地冲口说出一些没有预期的事情，以创造一个坚决的“我在这里”的陈述。另外一个感到自己受到攻击以及无意识地需要肯定自己的人开始捍卫“旗帜”。
Thomas Main (1975) 讨论了在大团体中投射的过程和现实检验。为何参与者常常感到非真实？这不是一个性的分裂，而是一种保护性的机制，它允许参与者漂浮于所发生之事的上面。而在恶性时，由于丧失自体的大部分会发生自我的困顿，这时现实检验能力会有缺陷。这种非真实感会与人格解体和人格的入侵混杂在一起。
B. 精神分析解释: Kernberg (2003)跟踪了大团体中的动力命运。在大的非结构性的团体中多数情况下成员表现出持续的恐惧、被激惹、忧惧和无能。有些个体会努力巩固亚团体来保护自己免受大团体心理的影响，但是这些努力通常是无效的。在大团体中缺乏稳定的个体化的关系阻碍了有效的相互控制，并激发了投射性认同、全能控制、对攻击的否认和满足被动性，以此来保护成员免于通常的会升得很高的焦虑和恐惧。
在通常的恐惧中任意的个体的攻击性的爆发强化了混乱和共享的危险感。有些成员从团体心境中隔离了自己，与此同时他们的无能感和麻痹感增加。其他的个体 努力通过理性分析正在发生的失败来控制情境。所有这一切的原因是对那些保持着自己的自主性、完整和清晰思维的个体的奇怪的强烈的憎恨。这是对这些个体忌妒和憎恨的证据。非结构性的大团体不能容忍理性。
在这种退行和恐惧的气氛中我们看到两种形式的反应：
- 在一个的重组中, 团体直觉地选择有着强烈的自恋特质的领导，“一个自我确定、享受成为中心的人，并散播着确保的陈词滥调来取得安抚的效果。” (Kernberg 2003: 128)。 团体接受他的“智慧”。这种情境包含共享的被动的对温柔的祖父母般的支持者的依赖，并防止相互猜疑和对拥有正常真实自主性成员的破坏性的忌妒和憎恨的出现。自恋性的大团体，在这些条件下，倾向于获得一种 “盛宴的群体”，一种共享的喜悦，满足了他对安全和被照顾的期待。这样的团体互动常常有着强烈的墨守成规和肤浅的认知表述的特点。
- 如果团体退行到一个偏执的功能模式，它可能会选择一个有偏执特质的领导，他把团体召集起来以备与他所定义的敌人的战斗。他把紊乱的大团体转化成为“暴徒”。团体被团结起来理想化偏执的领导，他帮助他们把所有的攻击性投射到外面的团体中。这把团体内的攻击转化成为认同了这个团体的领导（他也是个成员）的团体的忠诚。在一个有着更为稳固的组织和偏执理念的团体体验，可能会变成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究竟这个无结构的大团体会转变成为偏执或者是自恋的方向，取决于一系列的影响：
- 团体的组成,
- 大团体运作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性质,
- 所有成员在现实外在影响他们的经济、社会或政治健康的压力或限制的程度
- 领导呈现的特质也会造成影响
- 团体预先存在的理念究竟反映了稳定的、传统的政治环境，或者是一个躁动不安的快速变动伴随着带有偏执因素的强烈理念。
一旦群体被转化成为退行的大众，它会倾向于选择一个与其心理相应的领导：一个“幻想的商人”满足了狂欢的大众，而只有一个偏执的、煽动的“斗士”会被偏执的人群听到。
弗洛依德在他的书籍《团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1921）描述了群体运动中成员在他们联合的对领导的认同中的相互认同，他们集体地投射了他们的超我，而且无论这个领导带他们到哪里去，他们都愿意追随。群体成员对领导的投射使得他们免于表达他们的本能，特别是攻击性渴望和对“他人”的攻击。
在Kernberg的观点中，非结构化的大团体阻止通常的状态－角色关系的呈现，因此，与父母、兄弟姐妹、邻居的习惯性的关系模式无法运作。与此同时，在大团体成员间同时出现的多种关系无法通过通常的的处理。这是特别困难的，因为原始的防御的无效性，如投射性认同、全能控制、否认和分裂。此外，通常被重要他人感知而获得的自体肯定消失。尽管他人的非整合的方面与缺乏自体概念的整合是共存的。通常反应和肯定自我认同的个人固有的行为模式在大团体情境下失效了。
随之的无助体验强化了原始攻击性和恐惧的出现，并促发了退行至非常早期的偏执－分裂位点状态。
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在非结构条件下团体退行发生的快速性、强度和令人诧异的普遍性的性质，指出了一个持续存在的、未被代谢过的核心：原始的攻击性、原始的、原始的防御操作，这些是个体心理组织的重要部分，而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成熟的防御操作是令人惊讶的脆弱。这些朝向原始攻击性的未经控制、强大、退行的潜能也许是弗洛依德所说的死本能――与力比多相对――这个基本动机系统的最为重要的证据。在非结构化的小和大团体体验的视角下，弗洛依德对群体心理学的其他的重大贡献是自我理想投射到领导身上。
领导者的位置
由于在大团体中激起的挫折，愤怒和仇恨可能会以潜在的无法受控的方式爆发。领导者要把这个接受和理解为大团体中的驱力和心理能量因素。在大团体中我们看到感受和情感的两极化：分裂、极端化、偏见，以及刻板的思维、情感和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