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之第一方表现出想使合约之目的失败的矛盾性倾向——
在上一章里我们讨论过了合约中治疗家的非自动参与。现在接着再来讨论他的自动参与，他对此一历程之有意的、有计划的推动，应是相当合理的一回事。但从另一个观点来看，先完成患者——合同之第一方——对治疗处境之反应的自然史或一般外貌乃是更合理的事。其实，在上一章里被当作治疗家的非自动参与而加以描述的转移也是发生在患者身上的现象，它们是他退化过程中的一部分。
在我们说明“进行性退化”及“逆行性复元”之时，我们一直都把处于此种历程中的患者当作是“完全无异议”，一直急于参与，以说出一切，以一只眼观察其过去，以另一只眼观察现在，而比较其所见。我们似乎以为，一旦开始，他就不难抛开窒碍犹疑，说出他生命里不愉快的、令人窘迫的、苟且妥协的事实，只要是“发生过”的事都可以说出来！
但是当然，每一个人只要试一试就知道，事实并不如此！从一开始患者就明白，披露心痕，即使能使心情宽舒，也需要相当的努力，而且得排除某些相反的压力才做得到。有时一个飘过的思想似乎毫不相干，根本不值得费力气（并消耗这昂贵的时间）去说它；有时设非分析师的在场和循循善诱，或以某些“无干的旁观者”的声誉为中保，否则说出来便不免冒犯了一切的规矩教养。有时那些想法则实在是“太难为情了”。
尽管在治疗这样迥异寻常的处境下，你可以向另一个人心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必害怕因此受责，事情还是如此。一般而言患者进入此一合约之时，是免不了的，且常有相当的恐惧。但是同时他欢迎着如此一个谈论自己的机会，并以坦白来释放某些压迫感。于分析的早期此种坦白性的缓解被称为[倾诉法]，此一名词仍旧通行于精神医学之中。此一名词暗示不着某种阻碍沟通之情况，与便秘相彷佛，此种富含而未便说出的意念积聚而成莫大的压力，但可以在适当时机，于充份保护下透过鼓励而将之释放出来。
然而在心理学上此一现象未必如字面上所显示的那么单纯。在一份双边处境里谈话的压力时或泰半源自罪恶感以及坦白的意愿，但是有时它代表的却是一种希望与某些能给予“了解”的人建立接触的强迫性意愿，即一个伤痕累累的寂寞的人，不再能好好地控制他那长期郁积的悔恨，而需求着他人不带批判眼光的接受。此种以言语来解除“压迫感”的倾向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不管应如何加以解释；它有助于分析之开始。
然而早晚那组成了早期沟通的坦白和信任开始引进了患者并不认为有需要坦白的材料。他明知分析师无论在口头上、在行动上都保证着他说出这些秘密并无害处，无论他说什么都不会被当作把柄，而且完全守密，他力图去相信这回事。的确，他有时也颇能相信此事，但是他却更常觉得“背叛”了自己且牵连了他人。他发现自己说出了成串的故事，承认了他以往所否认——也许甚至对他自己也否认——的事情。故而，起初他虽因坦白而消除了压迫之感，现在新的压迫感复因之而生。不仅秘密的罪恶，便是侵略性的和变态的幻想一旦形诸言词也会激醒他对于遭受报复与处罚的恐惧。这乃使得他“紧闭尊嘴”。
患者似乎同时渴求着“康愈”而又无奈地防卫着自己，不愿其生存适应（尤其是精神内适应）有所改变，尽管他这种状况在许多方面很不舒服。他已习于某种型式。如今，就像哈姆雷特，他开始怀疑！究竟沿用旧法，忍受早已熟悉的疼痛苦楚为佳，还是去面对一种新颖而可能较好，但不无危险的自处之道为妙。他明知新的处境或许并不如他所担心的那么危险，且收获可能比他所敢想象的为多。他明知（即，基于推理）他的恐惧或许只是因于误解。尽管如此，恐惧依然、怀疑依然、迟疑依然。而这些如魂附体，经久不散。
因而，打从开始，每个患者，尽管如何地合作，如何地急于“复原”，还是有些“自卫”的。他“无意间”“别有怀抱地”阻塞了这个他所倚望至深的历程。他的拦阻可能十分有效，乃至在它刚开始不久便把它结束掉。我有一个病例十分清晰地向我显示了这一点，我常拿它做我教学时的一个好例子。有个年轻人，是位勇敢果决的军事家，素负盛名。除此之外他又英俊潇酒，家里又有钱，无疑乃少女之梦中情人。但是他和他太大间的肉体关系对他两人来说都是件失望的事，他就为了此事以及某些其它的症状而要求接受精神分析治疗。他的分析前几个星期在颇诚挚的气氛下进行，使我们看到他对自己弱点之了解与世界对他的印象间的强烈对比。这一段令人兴奋的时期继之以缓慢的进展，而终酝酿出一个梦来。他在探索一间外观华丽的屋子。但是当他满怀兴趣穿过这美丽的房子的大厅而走进一间房间的角落时，他止步不前，大为惊恐。屋角躺着某种可怕的、可厌的、令人发毛的东西——“可怕得令人不敢去看它。也许那是只腐烂的狗尸——杂种狗——野兽——我的什么东西。”他看都不敢看一眼，转身就逃出那屋子。
几天后患者来信说他感觉好得多了，认为他最好中止他的分析。
在更常见的情形下，现象并不如此来去如风，而有其特殊之韵律、型式，于分析之中起伏不已。精神分析师很快就能自每一病例寻出其特殊的表现方式。可以说每一患者的分析都是分析师与患者之阻抗间永不止息的格斗。因而有些分析师几乎把阻抗作用拟人化了，他们常易将之与疾病历程视为一体，这是无足为奇的。阻抗作用并不是偶然迸发出来“挡住”治疗过程的东西；它是无所不在的。用佛洛伊德的话：“治疗的每一步都伴有阻抗作用；患者的每一思想、每一心理上的动作，都得向阻抗作用交买路钱。这是渴求治疗与反对此事的力量之间妥协的结果。”这是一种迷人的、戏剧化的产品，可比拟于梦的创造——阻抗作用之善于利用患者典型的自卫态度和较稳定的性格特征，委实令人叹为观止。反过来说，也可以说他自卫的花样都在助成着阻抗作用。某些分析师常与阻抗现象纠缠不清，乃致令他们将其解释之理论完全建基于以自识感（insight）对抗阻抗作用的原则之上。对我们多数人而言，这似乎是太强调了过程中的某一重要面向。也有些分析师倾向于认为阻抗作用是种“恶劣”之物——即，绊脚石之类的东西。佛洛伊德本人早年也作如是观。然而，重要的是，佛俗伊德即使早在Bernheim 的诊所时便已强烈地感觉到，阻抗作用并不能因治疗家的命令便销声匿迹。Bernheim攻击患者“反暗示” 他深不以为然。佛洛伊德很早就了解，期望之内涵仅系精神内境冲突之一部分，一般认为这又是他对人类行为动力学之神秘感性的另一表现。他于一九一零年写道：“认为心理症患者因某种无知而受苦，若把事实（关于他的疾病与他的生活史及童年经验间的因果关系等）告诉他，除去了他的无知，他就会康复，这样的理念流行已久，却是肤浅之见。致病因素并非其无知本身，而是这无知的植根之处：他内在的阻抗；使这种无知发生的是它们，使之持续迄今的也是它们。治疗的工作在于与这些阻抗奋战。把那些已被患者潜抑而不自知之事告诉患者，只是治疗的必要前驱之一。如果患者对于其的知识真如未体验过精神分析者所想象的那么重要的话，他岂非只要去听讲、去读书就能医好自己了吗！事实上此种方法无益于心理症状，直如菜单之仅能使饥馑之人益增困扰而已。如此的比拟还不能显其严重性，因向患者描述其潜意识经常会继之以冲突之强烈化及症状之愈演愈烈。”患者之阻抗需经分析方能使患者了解那些使他走头无路使他不快乐的情况终究何在。阻抗现象乃佛洛伊德之伟大发现之一，即他自己亦认此为精神分析理论两大基本定律之一。但是当我们说佛洛伊德“发现了”阻抗作用，我们的意思是，他使医师们注意到，在精神医学里阻抗作用乃是一种不容忽略而且可以用某些方法加以对付的一种现象。有经验的临床家早于数干年前就知道，接受治疗的患者身上似有某些东西，逼着他们去对抗医师尝试治疗他们的努力。但是这些世纪以来医学的传统态度一直是要我们去忽略此种反抗，镇静地治疗，奥斯勒（SirWilliam Osler 1849——1919加拿大名医。）于其论文内就曾如是主张。如果有个人在临时约定拔牙之后牙齿忽然不痛，牙医师也不会大惊矢色。小孩虽因害怕刺针而大哭大闹，（好）外科医师并不会生气。我们以为这些患者之所以不愿接受治疗是因害怕，他们对此无可奈何。但是佛洛伊德告诉我们阻抗作用非仅害怕而已，此一力量也许与牛顿所发现，存在于所有物体内之惯性有关，即不愿改变其位置之现象。受苦的患者不顾计时间、金钱、不畏艰苦地来找我们，似乎表现了他们多么地求好心切。然而其中总有不少证据显示他本身乃是自相矛盾的，他并不完全想要复元！他也希望继续生病！佛洛伊德的天才于此可见，他发现此一矛盾有其深在含意，此种冲突乃属本质的问题，而非仅是讨厌的绊手绊脚之物，而对抗它的最佳武器，乃是我们的智慧。
精神分析理论中所使用的阻抗作用一词可以定义为患者身上阻止康复性变化过程的力量倾向。抗拒的对象不是分析师；抗拒的是存在于患者身上而为分析师所鼓励的那个历程。佛洛伊德指出，此种历程便是使潜意识材料变成意识的东西或使它浮出意识层面的一种过程。这使得阻抗作用好像和潜抑作用不能分别，不过这样说并不对，因含义大狭隘。
临床上，阻抗作用花样繁多。有时它仅是动作与事实的掩饰，有时日增的遗忘替代了日增的，有时表现着迟钝、心不在焉、有时则是持续的沉默。重演记忆中之事件而“不自知”，亦是阻抗作用的一种，叫做“行动化作用”（acting out）；事实上有些分析师就觉得，结束分析的判断标准之一就在于此：亦即以寻常意义的记忆来完全替代“行动化作用”。此外还有理智化作用（intellectualiztion）、钻牛角尖、怠隋、或任凭摆布，而不去思考、不将之说出来。还有一种乐欲化的阻抗作用，不久以后我们将加详论。有时阻抗作用表现为新症状的形成，或为心理性或为身体性，仿佛在申诉着分析不但未减少患者的痛苦，反倒益增之。
在《压抑、症状及焦虑》一书的附录里，以“早期观点的修正”为题，佛洛伊德重塑其关于阻抗作用的见解，认为这是为支持其所维持之潜抑作用以保护自己及此潜抑功能庶免消融于“自识感”之中的一种自卫行为。佛洛伊德将阻抗作用比拟于强迫性心理症患者之怜悯心、过份自责及洁癖，因这些亦都是用以加强或夸大一种与当时之处境内本会发生的本能倾向相反的态度的一种方法。相似地，即令在治疗当中有这样的机会：“自我也难以使自己注意及那些迄今一直逃避着的觉知与理念，或去认清某些他一向完全否认其存在的冲动，竟就在本身之内。”
五种习见的阻抗作用
在上面所提到的那篇文章里，佛洛伊德列出了五种阻抗作用。其中第一种叫做潜抑性阻抗作用，源自自我以拦阻之方式试图控制危险倾向的一种无时不在、自动、自发、无可避免的倾向。可以说，自我已惯于尽可能以此方式解决问题，抗拒“自由联想”及吐露前意识（precibscuiys)记忆的历程，庶免干扰体内环境恒定（homeostic) 平衡而使危险的倾向浮现。自我的终身“职责”（一部分）在于压住某些事不予表达，而这自动地伸向分析处境，尤其在往日潜抑了的冲动（与压抑了的材料大不相同）更濒近表达之边缘时尤然。
佛洛伊德所列举的第二种阻抗作用乃是转移关系阻抗作用。我宁愿称之为挫折性阻抗作用或报复性阻抗作用。它表达出患者因得不到所预期于分析师（代表着早岁的影像）之回应而有所怨对；它显示出此种失望所带来的巨大挫折和愤怒。可以说此时患者正在恼怒，或说得文雅些，他变得较不急于去讨好分析师，几乎气得什么话都不愿和他说。等一下我们就对此来详加讨论。
第三种是新近收获性阻抗作用，此乃自我不愿放弃患者因患病一事所获收益之状况。这种附带收获性阻抗作用与前述之潜抑性阻抗作用颇相近，但较浅显；它们乃新近取得之技俩，而非终生的习惯与行为，且泰半位于意识及前意识的领域之内。
佛洛伊德所列举的第四种阻抗作用他本人认为是来自原我；他称此为反复冲动性阻抗作用。它是最后才被发现的。如佛洛伊德所说：“我们发现纵令自我已决定放弃阻抗，仍难解开潜抑作用”，尽管我们（经由推理）已允诺自我，若它放弃其阻抗作用（方才所列之三者），将蒙厚利巨赏。自我既经作此决定，乃努力挣扎弃绝之，此一时期称为修通过程。此事之进行违反反复冲动性阻抗作用，“潜意识原型对潜抑了的本能历程所施之诱惑力。”如佛洛伊德在快感原则之外一书中所说的，这一种阻抗作用与运作于自我之后的自我毁坏原则有关。
第五种则是源自超我的阻抗，因要求受处罚而发。这或许是前一型之社会化了的型式，但在我们的文化与时代里却是十分习见的。“我不值得变好；我本就该受（些）折磨”这是一种虽不经济但部分有效的办法，可以补偿罪恶感并抗拒变化而维持一种虚假的平衡。
综而言之，佛洛伊德认为有的阻抗来自潜意识的恐惧（潜抑性阻抗作用）；有的来自所期于分析者之失望（转移关系阻抗作用）；有的来自惰性、虚伪的谨慎及短视的机会主义（附带收获性阻抗作用）；还有的阻抗则建基于深在的生物学型式，源自指向自我的侵犯（反复冲动性阻抗作用）；还有一种阻抗作用源自自认该受苦的感觉（超我阻抗作用）。
在他的“可结束与不可结束的分析”（一九三七年）一文里，佛洛伊德又扩展了这些理念。在此文中他将阻抗分成二大类，即反映自我之自卫性运作者，如外射作用与转移作用，及来自精神结构而其起源与冲突无关者。来自精神结构之性质的阻抗包括原欲的粘滞性、原欲的可动性、可塑性的丧失（例如老年人）及罪恶感造成的阻抗（与“焦虑问题”一文所提之超我阻抗作用相类）。佛洛伊德也提到某些核心冲突对治疗的妨碍：女人的阳具崇拜和男人的被动性冲突（passivity conflict）。
所有这些来源的阻抗作用都可能以种种临床型式出现，可能一个，也可能好几个，也可能全部一起。某些习见的型式如沉默、迟延、规避基本规则等，我们早已提过。还有某些分类颇有助于了解，值得更进一步加以探讨，尤其是乐欲化及“行动化”。
行动化作用是种极为常见的现象，在所有分析里或多或少必可见到。这是一种无明显理由而作出一个行动或一系列行动之倾向,后来人们才明白，它们代表的原来是被分析者所不复记忆的往事之再现。换言之，患者之记忆不现于言词，却现于行为，而覆演此一行为。“他重复此事，可是的确不自知是在重复此事。”（佛洛伊德）而这实在是一种极有效的阻抗作用，因就像梦，它可释放出某些紧张的压力。它就像是在两个自我之间所玩的字谜。
自从我们发现许多染患了所谓“违常”（charatcer disorder) （取这样的名词实在很可悲，但目前不妨沿用之。）的人也有接受分析的潜力后，这个现象对精神分析而言就更加重要了。费尼可对这一型阻抗作用的定义较为复杂：“一种行动，可潜意识地解除内在的紧张，并使之部分获得释放，而抹去冲动（不管这些冲动是本能需求的直接表达或是原本本能需求的反应，即罪恶感）；当前的处境，多少与被潜抑了的内涵有所关联，而就被利用来做为释放受潜抑之能量的一个机会；原先对潜抑了的记忆的投注（cathexis）转移到日前的衍景之上，而转移作用使得此一释放成为可能。”
有些患者较他人更易发生此种阻抗，就此有多种解释曾被提出：强烈的口欲期干扰及固置；强烈的需求；某种属乎天性的动作过多；源自暴露欲的特殊戏剧化倾向；恋暗性（scotophilic) 冲动及对行动的魔力之强烈信仰。
后二者由葛林纳克所指出，她认为有的人由于遗传方面的问题，而在发展上，言语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发生扭曲。行动或不至于比言辞说得更有力，但在多数人身上它多半先出现。葛林纳克氏理论的精义在于：经常有“行动化”倾向的患者，于早岁其言语常遭压抑，而于运动方面发泄较多。患者仿佛于其治疗性退化过程之中重复回到那些他原先觉得最舒适的表达方式之上。此种看法颇与我自己的观察相符合，故我极赞成此为一种合理的解释。
实际上某些分析家常爱把患者于治疗当中的任何社会性错误行为当作“行动化”。其实其中有些大可以区分为“不良的行动”、“自作孽的行动”或干脆只叫做“行动！”诚然我们不能把所有分析师所不赞同的行为都放在“行动化作用”名下。更且，如费尼可所提出而我亦颇有同感者，某些分析师激惹、鼓励甚或乐见其患者做戏剧化的“行动化”表现，甚至于言之凿凿地形容这样做的好处。他们说这表示患者正在克服其压抑，有勇气去做他早就该做的事。我们再来引用葛林纳克的话：
此事有时成为年轻而无经验的分析师的难题，但也会出现于那些有“行动化”倾向（不管是直接的或压抑了的型式）的分析师身上，他们含透过患者而纵情于斯。其发生率与重要性或评比我们所设想的还要严重。这样的分析师自己没有表现出行动化作用来，但就像有些成人的作为一样：身为父母者常暗地里为其子女的冲动性行为而欢欣，因为子女替他们做了他们本身所不被允许去做的事。这样的教养态度造成了陷于冲动的心理病态人格之背景。若分析师对“行动化”太耿耿于怀，患者也常能有所觉而加以反映，透过“行动化”而获取一种不实的权力与独立之感，以潜意识地满足其虐待欲。如果分析师陷于这两种情况之一而达到相当程度，行动化便无可抑止，不管对其内涵的解释如何地精确均将罔效。
治疗家除了需矫正他本人的反转移关系效果或技术上的疏忽之外，对付此种阻抗作用的正统方法在于说明此种行为乃一种抗拒，指明每一个行动的性质及含意，并坦率地加以禁止或至少表示出对此一行动的不赞同。同时我们也得期望患者于其自我之力量相当成长之前不至于陷身于太多的困难，以便有足够的能力来拘限这些冲动。但如葛林纳克所说：“由于行动化乃自我同质（ego-syntonic），患者不可能明了其破坏性质，故在多数情形下，它仅于发生后（若有的话）才受到分析师的注意，有时且不被提出，或仅被间接提及。”
有些分析师面对某些不聪明的行为常不愿表达其不赞许或其意见，害怕如此一来自己会吹毛求疵，而打击患者之沟通。也有些人害怕会因此被患者所乘，而逐渐被迫居于不断提供指导的地位。他们很多人虽与患者属于相同的社会集团，从早就习于反对此种行为并明知其隐含的危险，却不愿与患者讨论他们这种共同具有的了解。其它的分析师则忽略了患者潜意识地或半意识地期求分析师干预其行为的期许。【1】
乐欲化的阻抗作用
我们现在来谈第二种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阻抗作用。接受精神分析的患者有一天常忽然发觉，尽管此事在时间和金钱上所费不赀，尽管它挑起了无数的记忆、苦痛、辛酸。他却莫明奇妙地乐在其中。这快乐并非治疗解除了他的症状的结果。这是一种微妙的、隐约的愉快之感。这会使得患者和分析师都有些不安，唯恐如此一来，更加坐实了外人无情的攻击，说有些患者需要的不是治愈而是治疗，而有些精神分析师只想治疗而不想治愈患者。这话当然也有它真实的一面，但是乐欲化作用并不仅此而已。
我们相信，每个患者最初的、基本的动机，是想解除他的症状。他了解疗效不会马上出现，他也明知此一治疗就像所有的医疗方法，总多少有些不舒服之处。但是就像去找牙医师、外科医师或任何医师的人，他告诉自己，最后的收获终将补偿治疗的痛苦而有余。
但是几乎打从精神分析治疗一开始，除了这些不愉快的状况外，其过程中就已浮现出一些意识上的快感。有这样的机会让你不羁地谈，去坦白、去自夸、去述说自己；有人同情地听你说——这算不得灾厄，正好相反。管他症状依然故我或逐渐不见——目前且不管它。把一己之所思所忆说给人听，如此所得的自恋式的愉悦就可带动此一历程，即使病况没有确切的改进，也能继续一段时间。（Roethisberger, Carl Rogers)等人就此已有详尽的说明。从而，（这和前述焦虑与失望之浮现并不相干）渐渐地，有一阵子我们（分析师们）会开始觉察到患者之所以说话，告诉我们他的记忆、幻想、梦及经验，不再是为了他自己或任何上述的理由，而是因为他想要讨好我们！如我们于前章所见，此种希望取悦于人并受到喜爱的期望进展颇远，或不如说颇深。患者常明知此一动机，且坦白加以承认。他无疑在重复着他一生中所曾施之于许多人的那种努力，其中最早的可能是他的双亲之一。分析师也许就开始代表了这些早期对象之中的某些人。
但是撇开其转移关系面向不谈，我们还得来捡视此一现象的阻抗表现。诚然，讨好他人未尝不可。讨好分析师的动机的确是有利于初期治疗的一种力量，如果患者甚至在一开始时就已不想去讨好分析师，那治疗可就难了。话虽如此，它却能发展成一种阻抗作用，且日益明显。后来情况一变，他开始希望去惹恼分析师、伤害他、激惹他，而这也是阻抗作用。每一件为了要在分析师身上造成影响而做的事不但都能当成一种重复型式的表现，且无可置疑地是种阻抗作用。如果患者试图贿赂他或勾引他或使他恼怒，则情况便很明显，但还有些更隐约微妙的形式。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透过这一类的挣扎所提供的材料无价值可言，但若想讨好或激惹分析师的想法成为提供材料的显着动机，则阻抗作用便已占了上风。
何以希望讨好分析师会是一种推动分析的动机力量，同时却又是一种阻抗？解释如下：缠住分析师，以之做为自己每天努力之目的的患者诚然无疑是非理性的。分析师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其本人绝非一种目的。而转移关系的现象却显示出分析师一直在代表着非他本身的的人。而分析师并非这“某人”，故患者不管如何地讨好或惹怒分析师，都不能影响及这“某人”。更且，患者似乎在我说：“需要你来要求我好转，使我舒适；所以我愿努力讨好你，好使你这么做。”患者忘了事实上对于分析师的帮忙，他所付的是金钱而非良好的行为或精神分析的材料。后者能帮助分析师，但并非其报偿。治疗的目的在患者身上，不在医师，后者无需特别予以“讨好”。患者即使恭维外科医师或吻他的手，也说不动他来动手术。外科医师只会受窘而迷惘；分析师诚然不可如此，他必须透过意识层面，去看出其潜意识意义。
就某一意义而言这或许只不过是行为合适与否的问题而已。分析治疗的目的在于将淹没的、潜意识的倾向带回意识，为了想这样做，我们鼓励「退化”之出现，其诸面向于前二章已有所讨论。此种退化通常会使患者之「反应”及幻想性行为愈来愈不恰当。这早在我们意料之中。于此退化途中患者「需求”着某种不恰当之物，千方百计欲得之而后已。我们，他的治疗家，则要他只看出他需要的，看出他一度曾需要过而得不到的，看出他何以失败，看出他当时应如何做才好。但他不会只「看到”这些，他还感受着——并极易不仅以言语去表达其感受，非仅描述其感觉、梦与症状，且将继之以姿势、象征性动作与态度。所幸这些动作在其一般安排上已多少受制于其自我之健康部分。
患者先是自觉在力图讨好分析师，后来就觉得分析师确能从患者这里得到快乐。给人快乐，自己也就会快乐起来，所以患者就开始尽情去讨好，由此而得的愉快之感与其紧张之解除与否并不相干。往昔他感谢医师听他说话，对他的问题表示兴趣，以某一方式保护着他，尽管他这么可厌，还是和气地待他；如今除此之外，他还觉得，身为患者，他亦能满足分析师。
故而这分析的体验对患者而言尽管有如许不愉快的面向，却也多方冒出某种“不合法”的快乐。此种快感或仅系一种模糊的“心灵”的满足，但肉欲的意味常清晰浮现；身体也会被卷进这历程里。其后，此一状况乃反映于身体的症状及变化之中。
此一类型的阻抗作用一向被称为分析处境的乐欲化作用。患者潜意识地想把分析转化成一种乐欲的体验，而此无疑乃是埋藏于其身上甚深之处，有关于他和父母之关系的型期许。在此种时刻，于患者的幻想中，分析师便代表了患者生活中某些早期人物，而其幻想乃是此种实际的或幻想的体验之重现。
让我来举个例子。一位患者发生了极度强烈的依赖和无助之感，并幻想分析师可以——只要她蒙他充份眷爱——制造奇迹，于肉体上、心理上、社会能力上各方面重新塑造她。她相信他必极乐于获知她已与其情郎斩断情丝，且她可以无需再以手淫的方法来满足其性欲。她带着几分窘羞，开始暗示着她目前的满足感（即，得自分析师者）对她乃是可喜而又充分的——其实，可以说是太充分了。她说，她觉得很难启齿；她很喜欢听他说话。她向他述说的任何材料，不管是否与性有关的，似乎都只是她对她的一种奉献，有如她在奉献她的肉体。不管是她在说，或是在听着他那简短的评论时，意识里都会有濒近销魂之感浮现。有时她竟陷于如斯的境况，使她几乎想哀求分析师向她说话——说什么都好，她只要听到他的声音，就乐在其中了。
幻想，或表达出愿从分析师那儿得到性满足，这样的情况颇为常见，但有时患者逾此界限，竟对其发生有历历如绘之感，因而如佛洛伊德所提的例子，患者于张皇失措中落荒而逃（如杜拉病例），的确，如果分析师不逃的话（如Anna O．病例）。
上述病例，就像佛洛伊德那两例，都是不常见的极端情况，分析师不应放任其发展至此一地步，老早就应发觉，而以解释加以控制。这并非一定做得到，佛洛伊德就如此说过。佛洛伊德认为乐欲化阻抗作用一定需要加以解释。分析师要患者思想，并说出“任何事”，患者却将此解释（误解）成一种诱引行径。“你勾引我——然后挫折我。”他想（且常如此说出来）。故而明显的色情的梦常意谓：“你对于我的阻抗，解释（即，暴露）得还不够充份。有些东西被你轻轻放过了。”
而几乎在每一份分析里都可见到某一程度的乐欲化阻抗作用，其肉欲的感受总伴随着某一程度的羞耻与罪恶感。所以他同时也就会挣扎着去压制它们。此一挣扎并非完全在意识范围内；一般而言，一旦把这些体验谈出来，肉体的感受与冲动既经化为言词与意象，（分析的目的之一即在于此），则这两方面的感受都将大为减少。
此种阻抗作用的较为隐约的形式其实颇为常见。快感的体验或未必带着如期确切的性蕾(phallic)色彩。例如，在分析的初期就常可见到其口欲的型式；而于分析的中期则可见口欲、肛门或甚至皮肤的型式。我想大可以说，分析过程能依患者从小到大发展过程中所体验到的所有肉体上的快感：肛门的、口欲的等等，而加以性欲化或乐欲化。我曾主张我们大可将分析过程依时间的进展而分为口欲的、肛门的、性蕾的及性器的诸期。例如，分析的口欲型乐欲化作用就常能见诸某些言谈——不论是由他自己谈，或者是吸收他人的语句——此等言谈对某些患者而言具有高度的“原欲价值”。有些患者觉得分析师的言语字字珠矶；另有一些则觉得自己的话一字抵得上一个金币。攻击性口欲快感倾向有时于患者所提供之材料或其内涵之尖酸凶恶中清晰可见，令人生厌。
同样地，种种源自孩童期体验及由此而生之情感痕迹亦能引致分析中之肛门型乐欲化作用，而造成种种现象。一方面，他会过份高估礼物的授受，试图要去贿赂分析师，试图从他那儿得到特殊的眷宠。另一方面，却可见到一种典型的（言语性）便秘症候群，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类似放屁之现象。时常明显可见，患者在躺椅上重复着他多年前于尿桶前之特殊行径——使尽吃奶力气，呻吟不已，使出混身解数表现给分析师看，他已如此的尽力，但一点都不管用，或仅解出这么可怜的一点点来。这情况的前前后后可能还会出现类似腹泻的状况，且其呈现之材料不妨解释作是拉大便于分析师身上，或为他大便。患者之行动可能仿佛在说：“我不会为你排便——除非，等等”；或“看，我为你才大便的”，或“只要我做得到我就做……请帮我忙吧”或“帮我开始”，或“请替我灌肠”。 【2】
此种灌肠现象目前已稍有改变，因当代的孩童已很少受过剧烈的灌肠。也许此一现象的名称应改为塞肥皂或坐药症候群。但是不管名称如何，这是很常见而不容置疑的一回事。有些患者非待分析师说句话或问他何以沉默或做了诸如此类的事不可，否则就是不肯说话。等分析师顺了他这意思，他就能自在地说下去。其它的患者则会抗议，说他们不能够继续，或不能开始，除非分析师先说些什么，或者如患者们自己所常说的，除非分析师先做些什么——此话当然含意深长。
做为一种阻抗型式，分析之肛门型乐欲化作用的另一面向在于某些脏话的使用，过份生动地描述可厌的场景及体验，使用平淡、无聊的字眼和话题。此类材料之“释放”有时尤与往昔父母之禁止与孩童之违抗相彷佛。年轻的精神分析师听到这些材料时或不免心花怒放，有如外科医师一刀割下流出恶臭脓水来时那如获至宝的感觉。但外科医师虽高兴却也明知此物可厌，分析师亦当如是！于此附带一提，精神分析师若以为自己使用粗俗的语言可使患者“更易了解”，而有助于分析的进行，那他便受了双重的欺骗。患者无疑会正确地了解，精神分析师正在把他自己降低至患者的层次，不复能维持一种标准，以使患者去渴求、去达到。患者放屁就放屁，分析师没理由跟着那么做。
于分析的性蕾型乐欲化作用里，患者之行为与材料都显示出他的幻想与思考完全屈就于此一想法之下：即性器官及与之有关的感受即等于存在的全部。对这些患者而言，分析师的阳具或阴道似乃患者所视为最重要、最基本的标的。如何去获取此一性器官，变成了他的中心幻想；他一心幻想着如何去引诱、观看、偷窥或阉割分析师。他的行为也以滥交、手淫等来反映出此一性蕾型的心意。
分析中可以称之为性器型乐欲化作用的证据可见之于更成熟、更少自恋意味，但依然不切实际的幻想，即想与分析师结婚或和他（她）生小孩。
这些乐欲化作用全都可以并现或多或少的肉体上的不适；即，肉体上的“惩罚”可能出之以喉痛、便秘、大肠炎或消化不良的型式。诸种生殖泌尿系并发症，如多尿、尿积留、阳痿、尿道炎、经痛、月经停止等，亦常可见。我曾报告过好几个这种病例。有一次在分析进行至完全口欲化之时，出现了极其严重的伤风感冒等症状。某些另外的病例，则可见泌尿系与子宫之受侵。其实我们对心身症的最早的洞见，原始自精神分析治疗当中对此种阻抗作用的观察。
你不可期望阻抗作用的这些乐欲化技俩按步就班地依序出现；其实患者常先使用他所惯用或已成为其特色的那些东西。然而即使最具“口欲”特色者早晚亦将尝试将分析“肛门化”的效果，然后复将之性蕾化。而如前面所解释者，分析的乐欲化作用，不管出之以象征性的、言语上的或肉体上的表现，都是阻抗作用，因它以手段取代了目的。它总是说：“我需要你”或“我需要这个”。它主动地说：“我是为你之故才如此尝试，我原不想改变，我期望治疗能满足我，而非改进，因那意谓着某些东西的弃绝。”
关于这种乐欲化阻抗作用的最后一点：分析师绝不可忘记牵涉其间的侵略性成份之存在。事实上他必须了解，这方面的期许与表现乃是隐藏于其下之攻击欲之伪装。被分析者要求着某种不合宜且——以我们的标准来衡量——不道德的东西。其不道德之程度初与拿吗啡给成瘾患者无分轩轾。他所要求的东西是自毁性的，故若顺从其强求，不管情况如何紧急，都只是在帮他自残，而非有益于患者；患者亦明知此事。所以所有的乐欲化作用都是一种扰乱、一种勾引，欲疾病长存，以向分析报复（因在患者眼中，他不无诱惑患者之嫌），并使自己（被分析者）有赎罪之机会，如此两人都遭了伤害。
此处我们不得不谈到我们宁可不提的一回事；即患者有时会说，他们以前的治疗师曾给他们肉体上的满足（或抚弄）。这种人未必尽是精神分析师。他也未必自认其行为乃情不自禁的反转移关系之结果。然而不管他怎么想，他当时作何了解，在他破坏了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oath)的时候，他大概就已无可挽回地伤害了患者。无疑此后这些患者极不易复从精神分析治疗中得益。他们会无休无止地弄清这个问题：“这个医师能不能被勾引？”或者，就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这个医师会不会背叛自己的信誉？”
然而，年轻的精神分析师却不可或忘，患者所述是否属实并无任何实在的证据。患者的幻想可以十分生动。我们熟知此事。我们宁可认定这些或者都只是患者幻想中的产物。不论如何，我们可以绝不去提它，最好忘了它。然而既身为精神分析师，我们不能不同情地，不偏颇地听取。在那一刻我们必须认定此事可能属实，至少对患者而言似乎不虚。我们虽痛心于我们的同僚背叛了誓言，却需切记，除非患者潜意识地希求其发生，否则事情绝不至如此，而我们必须帮助他或她看清这点，要他不咎既往，自己负起责任来和我们共同开拓新的局面。我们对理想必须加倍地忠实，而对于患者籍着求助而试图引诱的现象所代表的侵略性和阻抗作用必须加倍地警觉。【3】
在对某些男人施行精神分析之间，你常会遇到如此的幻想，即他想使每个女都快乐。我们知道这乃源自孩童期的情感，希望讨好母亲，希望尽心为母亲效劳，在这方面胜过父亲；而为了种种理由，此种期许扩展到其它似乎寂寞或哀伤无依的女人身上。有些人更将之专注于阳具之上，仿佛性的愉悦便是人生的唯一目的或价值。这诚然可说是一种潜意识的男性卖淫行为。【4】
阻抗作用的其它类型
对于阻抗作用的这两种临床类型，行动化及乐欲化的描述，我已花了不少工夫，但是我还希望提醒读者，在此之前我曾提到过许多其他类型的存在。阻抗或可分为两类，一方面是意识中的反抗，另一方面则其反抗非出自患者之意识意愿。许多患者自己非得装出一副怀疑或独立的样子不可。其他的人则认为怠惰与拖延原是他们的脾性。某些患者总说他们从来不能自动说话，以此为藉口而不说出其思想、梦，不报告其行为。有时阻抗作用出之以撒谎之型式，有时则只是三缄其口。这些我们都已提过。但这都只是细枝未节。重要的是，确有阻抗作用这回事，它与治疗作对，它颇富侵略性，而且它是自毁性的。
有些同僚——如师承Reich 的Kaiser——认为阻抗作用不外就是侵略性的表现，所以只要唤醒患者的注意力，使他知道他正在规避他所切需的沟通——简言之：即他正在阻抗——就成了，分析师无需再对阻抗之后的材料内容做任何特殊的解释。于分析处境中，我们期望患者认清并描述那许多压抑了的或潜抑了的冲动——但不向他们投降。分析师就像是在说：“这些冲动如果能言语化，如果能翻译成言语，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患者很难把所有的这些都译成言语——他不时觉得，若不把其中一部分化为行动，就得完全保留。但是他终会沟通出其中的一部分——以言语、以姿态、以手势、以动作。而关于他的感觉、意向，他所沟通出之言词并非一定是合乎逻辑的陈述。他们也许起先说的还合理，也许他们最初只描述其感受。但是渐渐地在这些陈述与描述之外，会有幻想性的描述出现，而梦诚然也就是潜意识的幻想，在某些方面比较坦率，但在别的方面则更受忸曲。更且，患者所忆也变得时或正确，时或不确。所有这些陈述、记忆、幻想、梦、姿势、身体症状等等都可当做沟通。分析师就由这些试图去探索，究竟是何种伤害使他这些受潜抑的冲动古怪如斯。
而 Kaiser 医师认为，我们只要指出此种沟通上的困难与错误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向患者指出，他的作为乃是种阻抗现象——即，指出他正在如何地逃避着沟通——或捉住沟通遭受扭曲的证据。当一个替代性的意念或型式出现于沟通之中时，经验丰富的听者马上就能认出来。因依附于某些意念的某些冲动遇到了自我的潜抑栅栏之时，此一冲动极易自意念分开而依附于另一更可接受的替代性意念，这意念也可说就是个膺品。如此一来，一个平淡无奇的意念常会包含着过多的能量，而且与意识中其它已知的内涵甚不相称，孤立无关，显得怪异奇特；由此我们当可觉察出其虚伪不实之性质。
如果我们把这行为或意念的“虚伪性”指出，患者便于此有所警觉，推动了他，而想去寻求解释，虽然其解释无疑仍不外是合理化作用，它却从此可以一步步趋近原来的那个意念。如此不断指出其材料之虚饰与不实，分析师便能协助患者一步一步地说出实情，整个的实情，且除真实而外别无他物——至少对此一冲动而言乃是如此。
受潜抑的材料无疑不时激荡着要冲出来，只要驱散阻抗作用，此事就能达成。但是如费尼可等人所指出的，这种单方向的做法自有其缺憾。我同意费尼可的看法，虽然Kaiser 的技术对某些病例或极有用。
阻抗作用的图示摘要
反抗着精神分析治疗复元之历程的力量可以在种种层次与它们所反对的正面的努力所得配合成对如下：
患者想要从分析师那儿得到帮助 但 这花钱、费时、古怪，又有些可怕等。
患者想要合作，照着指示“说出一切”等， 但 这很丢脸、可耻、可羞等。
患者希求着分析师的爱，不管他代表的是谁, 但 爱的求取总是危险，不能确定，又费事的。
患者对分析师的沉默、被动颇为不满，真想跟他这么说, 但 结果可能颇不愉快，甚或危险。
患者因受分析师及分析处境之鼓舞而放任 但 这有违其，“似乎很傻”、不雅、自己任性了些, 无礼，“而且可能无效”。
患者很想揭露出受潜抑的记忆与被压抑的幻想, 但 “岂有此理，那里会那样，”“那绝不会是我。”
患者想弄清那埋藏于其潜意识之中甚久的挣扎, 但 “那实在太可怕！我不敢看……”
患者终于瞥见自己曾如何为错觉与憎恨所误引；他看到“那条较好的路”，或至少一条较好的路，一个更聪慧而切实的选择, 但 “我早已习于混乱与不幸；我怎么敢改变？我可真想放弃那些？我又怎能确知此事？”
患者渐渐放弃他对分析与分析师的倚赖以及他对这些的不切实际的期望；他几乎已能自行处理其生活问题，且更舒适, 但 “我真已准备妥当了吗？我不会失败吗？我的旧病不会复发吗？”
以上的范例代表了分析阶段所出现的种种退化层次的典型的合理化作用（但是，当然并非全部包括在内）。它们反映出精神分析治疗这种有进无已的动态历程中长存着的冲突性质。对疗效的阻抗可以视为一种惯性、一种反应、自卫、自我侵略欲、转向分析师的侵略欲、反复冲动、习惯、心理的僵硬，对变化的恐惧、对未知之事的恐惧。它的特色、性质不能仅用其中任何一项来代表，必须综而观之才成。复元历程总不外是疾病历程的另一面向：人为引发的治疗性疾病即可以此观之，这与“转移关系心理症”的退化作用原无两样。精神分析患者必须先“变坏”才能“变好”，而这两种变化都需要努力与反对的力量挣扎。所谓的阻抗作用无疑就是对此一渴求的变化之明显而花样繁多的反对之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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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有一位同事在仔细续过本章后觉得必须说清楚，并非所有的行动化都需冒肉体上的或社会生活上的危险。
【2】关于肛门乐欲的研究，我的弟弟威廉·梅宁哲收集过不少此种象征性语言之例证。
【3】我记起一个自认是“红颜薄命”的患者；她坚持有两个医师、一个举世闻名的心理治疗家及一位牧师曾先后改变其职业性的态度而与她发生性关系。直至会谈终了，她一直否认对这些事她本人应负任何责任。
【4】在后一型里，对女性的敌意成分更为明显。见L. L. ROBB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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