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存在》（Existence）中，罗洛·梅概述了20世纪最大胆的心理学议程之一。他写道，存在心理学并不是旨在创立一个新的流派来反对其他的流派，也不是提出新的治疗技术以反对其他的技术。相反，它试图分析人类存在的结构——这一项事业如果成功，我们就能理解处在危机之中的人类所有情境背后的现实。（1958，p.7）
相信梅的提议所表现出来的雄心将会有很大的发展，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雄心不仅恰当，而且很有预见性。例如，当代的存在既不是一个流派，也不是一种系统的学说；但是它却对各种各样的心理实践都产生了稳定、持久的影响。事实上，存在心理治疗的地位很具有讽刺意味，它是一种在专业领域中具有最广泛影响，但却最少为官方所接受的取向（参见Norcross，1987；Yalom，1980），或者，正如资深的研究者约翰·诺克罗斯（John Norcross，1987）所说，“存在取向通常是临床实践的基础，但却没有得到明确的认可或认识”（p.42）。
在诺克罗斯做出这种陈述之后大约20年的今天，他的那些话语甚至更为贴切。例如，我们可以看一下，在那些传统上并不将自己确定为存在取向的治疗者中，所爆发出来的对于存在取向实践的兴趣。在存在取向的各种主题中，这些治疗者现在所支持的有（mindfulness）、与此时此地的协调（attunementto the here and now）、深化场景（deepeningthe emotional scene），以及培养对于不可控制的耐受性，而不是先发制人地对其进行调整（例如，参见Fosha，Bunting & Hayes，and Wolfe的贡献，第三部分）。
存在心理治疗在专业人士中得到了模棱两可的认可，这也表现在许多学生同样混杂的反应之中。尽管大量主修心理学的学生对一些独立的存在主题产生了兴趣（而且经常是深深地被其打动），但他们仍然对这种作为一个整体的治疗取向感到困惑，而且，像下面这样的评论并不罕见：“心理学方面的读物令人非常着迷，但是该如何应用它们呢？”或者“我感觉这些材料触及了我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也触及了我的生活中的某种东西；我只是不知道它是怎么触及的、为什么会触及。”
对于学者中这些大相径庭的态度，我们该如何做出解释呢？对于理解心理现象来说最为强有力的资源之一，同时也是最难一致地加以讨论或应用的资源之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这些问题的答案，有一部分无疑就在于这个项目本身的复杂性。任何旨在“对处于危机之中的所有……人类背后的现实做出理解”的取向，都必定是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取向。不过，这个问题有一部分却取决于我们存在取向的从业者本身。虽然我们已经在理论和治疗方面做出了勇敢的贡献（例如，参见Bugental，1976，1987；Cooper，2003；May，Angel，& Ellenberger，1958；Yalom，1980），但是我们必须出于实践临床运用的目的而将它们富有凝聚性地整合到一起。我们也已经在反应性的（reactive）而不是前摄性的（proactive）论述方式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正如诺克罗斯（1987）在20多年前所观察到的：
在过去……人们通常将存在主义治疗界定为是反对其他治疗的；也就是说，以一种反应性的或消极的方式对其加以界定……在将来，存在主义治疗必定会向前迈进，出现一种支持某物的定义；也就是说，以前摄性的或积极的方式对其加以界定。通过这样做，其同一性就必定会坚定地植根于一致且有用的理论结构之中。（p.63）
但是，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诺克罗斯宣称，“必须具体地参照治疗过程和结果来对存在主义治疗师的实践进行考察”（p.63）。
尽管存在主义团体中有一些人可能会对诺克罗斯的辩解感到很生气，但是，我相信，他们完全可以给予它细心的关注。例如，存在主义治疗对它曲高和寡、不尽其用的局面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存在取向的从业者对与其矛盾的理论传统的合并以及由此导致的自身观点的淡化还能容忍多长时间？最后，存在主义理论家为了反对僵化，而证明非正式性、模糊性以及不统一的合理之处还要多长时间？
幸运的是，多亏了最近的一些元分析——以及一些关于过程和结果的定性研究——这种事态正发生着改变。例如，现在，我们可以稍有信心地说，存在-经验实践与一些主流（例如，行为）策略和实践是相匹敌的（在有些情况下，胜过了主流策略和实践）（Ackley，1997；Elliott，2002；Elliott & Greenberg，2002；也参见 “common factors” research inWampold，2001）。而且，现在还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支付方式，包括医疗储蓄账户、变动费用区间，以及政府补助支付计划，这些不同的支付方式能够有助于支持这些长程的存在-经验实践，而消费者显然与这些发展站在同一队列（ConsumerReports，1995；Miller，1996；Schneider，1998a）。
今天，我们正站在一种新的心理学意识的门槛上。这是一种对心理学丰富的、复杂的结构及其多层次“真理”的意识。例如，心理学中的量化-实验传统也日益地开始承认定性的非实验设计与方法的有效性（Williams，1992；APA Presidential Task Force on EvidenceBasedPractice，2006）。不过，正是在心理治疗整合这个领域，心理学之扩展的视角尤为凸显。这次运动的推动力在于这一得到越来越多证据支持的命题（例如，Beutler & Clarkin，1990；Norcross，1986；Wampold，2001），即尽管所有主要的治疗取向都有效，但是，它们的有效性可以通过配合哪些方法而得到提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获得最佳的结果？
最近的发展也表明了一种扩展了的立场。我特指的是从生物学派生出来的人类发展模型转变为以人际为基础的立场。这一转变包括一种关于治疗关系的更强调个人和的观点，以及一种关于的更为丰富的概念（参见第十二章Portnoy 和Stolorow的贡献）。、神经生物学以及最近的发展也反映了这一扩展了的立场（参见第三部分Fosha、Bunting和Hayes的贡献）。
这些倾向，与对于手册化、症状导向治疗之局限性的增强的意识（Ackley，1997；Elkins，2007；Westen，Novotny，& Thompson Brenner，2004）一起，都表明了我们需要一种更为综合的实践模型。
上述内容的含义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因为它们标志着一种关于存在的修正概念。问题在于：什么样的范式将引导我们组织这种修正，它们将吸收哪些传统——哲学传统和实证主义传统？虽然有许多候选范式都能够而且也应该出来承担这项任务，但我认为，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尤其适合于做这件事。这一论点的基础是双重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已提出的综合性观点，以及其直接来源于艺术和文学的血统——以其深度而著称的背景。
因此，本书的前提是，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处在引领临床实践中下一次改革浪潮的风口浪尖。这样一种发展不仅会使治疗对象受益（例如，通过提高其康复的质量），而且它还会补充这个越来越跨学科的专业成为一个整体（APA Presidential Task Force on Evidence BasedPractice，2006）。
总而言之，存在心理治疗不仅是其他实践形式的补充，而且也是一种整合。它不仅关注于生物学、环境、认知以及社会关系的临床影响，而且还关注于如梅洛-庞帝（Merleau Ponty，1962）所说的“全部关系网络”——包括那些具有超个人特征的关系——这个网络会预示并成为那些形式的基础。
我们不妨以来访者戴安娜（Diane）为例来论证这种整合的观点。很多年来，戴安娜一直都感到内心空虚、空洞——而且，多年来她也一直掩饰着那些感受。她吸毒，暴饮暴食，还到处撒谎。但是，当夜幕降临，或者当舞会散场，戴安娜内心的空虚就又会出现——而且越来越强烈。
在一个薄雾笼罩的夜晚，戴安娜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她的病情恶化了。她40岁，，而且孤立。
她言辞尖刻地告诉我，她已经尝试过很多种治疗，但总不能解决问题。当然，她很快又阐述说，它们在某一点上确实有帮助。它们有助于保养她，或者“让她度过整个夜晚”。例如，它们帮助她改变了习惯，或者用化学方式改变了她的心境。它们给她提供了思维练习和实际的、合理的建议。它们在适当的时候给她奖赏，在必要的时候对她阻止。
它们帮助她了解了导致其绝望的原因，并因此也了解了自己为什么会对那些原因产生误解。
但是，戴安娜对我说，她内心的空洞依然存在，而且，无论以多少种方式来思考那种体验，或者对那种体验采取多少种不同的行为方式，她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它。
当戴安娜在我对面坐下时，我认为，存在主义治疗能够有助于打破这种模式。它可以通过与其他治疗的结合而发挥作用，进一步深化她好不容易才得来的收获。例如，除了帮助戴安娜更合乎逻辑地思考她的空洞之外，我还跟她一起探索那种空洞——看看这种空洞究竟是什么，让她沉浸于其中，并体验其（即时的、动觉的和情感的）各个维度。
我认为，她越能够探索这些维度，它们对她的威胁就将越小，而她就越能够在其中自由地来回探索。这样，她就能够不受那些隔离化（compartmentalized）治疗之恶性循环的影响，可以寻求其生活中更为丰富的长远意义——而且，她能够放弃那些补偿性的伪装。
戴安娜的问题及其过分简单化的“治愈”——实际上是主流心理学的问题——只不过是一种在全社会蔓延的流行病的一个缩影。这是一种用部分方法（part?methods）治疗部分生命（part?lives）的流行病，是一种能够快速稳定下来并且很容易解决的流行病，它能够为解决人类问题带来某些安慰，但却不能真正地正视人类的问题。
这种流行病的表现有很多：对环境的侵害可以归因于工业（废物）处理的那些一夕致富的方法。印象管理、滴入式经济学以及“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就是反对我们”，都是总统选举政治的一些盛行的口号。大量的税收所得都用在了膨胀和浪费的军事上（而用于卫生保健、无家可归者以及工作培训的资金就削减了）。
制造分裂与暴力成了人们越来越愿意接受的问题解决策略。
鉴于上述情况，那么，在心理治疗中，我的立场——存在整合的立场——是什么呢？而且贯穿本书的始终将如何运用它呢？首先，存在整合立场是对于过分简单化和单维度思维的重新评价，根据我的经验，这种思维在对人类的常规描述中随处可见。在这种常规的方法中，我可以看出两大基本的危险——既过分还原又过分夸大人类状况的倾向（Schneider，2004）。在还原论方面，我看到，人们日益地倾向于把人类视为机器——精确的信息加工者，他们很容易就能适应于自动化的、常规化的生活方式。在夸大方面，我所关注的是我们领域中那些将人类描述为神（他能够对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都做出预测和加以控制）的倾向，以及那些避免对人类脆弱性提出挑战的倾向。
最后，我还关注一些更为新近的倾向，例如后结构主义心理学的激进元素，它似乎为了傲慢的相对主义而摒弃人类所共有或基本的方面。
不过，除了这些批判性分析之外，存在整合立场还提出了一种见解。虽然我们在心理治疗方面已经暗示过这一见解，但现在我要做一个更为全面的陈述。
存在整合心理学是艺术、哲学以及临床学科的集合，这些学科运用一种我们可以粗略地称之为现象学的方法来获得对人类存在的理解。尽管存在整合心理学并不将其他研究方法排除在其范围之外，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它把现象学视为完美的典范。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931）系统阐述的、莫里斯•梅洛-庞帝（Maurice Merleau Ponty，1962）做了修订的现象学方法，试图以尽可能丰富的语言或表达方式来把握某一既定人类个体的全部经验。现象学方法将艺术方法（让自己沉浸于其中，并对某一既定的体验产生共情）与科学方法（系统地加以组织，并与某一专业团体分享某种体验）结合到了一起。为了论证研究经验之现象学方法的独特性，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下面这个比较。首先，我呈现了一位广场恐惧症病人所做的现象学描述，他从自己的房子里观察他的邻居。
这些房子……给人很封闭的印象，就好像所有的窗户都被关上了，尽管他可以看到事实并非如此。他感觉这是一些封闭的城堡。往上看，他看到这些房子都朝街道一侧倾斜，因此，屋顶之间狭长的天空比他所行走的街道要狭窄一些。在广场上，一个远远超过广场宽度的广阔区域使他感到非常震惊。他明确地知道自己不可能穿越它。他觉得，如果试图这么做的话，那么，他就会在一种非常广泛的对于空虚、宽广、稀少和放弃的认识中结束，以至于他的腿一动都不能动。他会垮掉……使他感到惊恐的，首先就是这种广阔的区域。（van den Berg，1972，p.9）
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下《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nual of Mental Disorders，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APA]，1994）第四版给出的关于广场恐惧症（没有惊慌性障碍）的常规描述中的一段摘录。
广场恐惧症：由于身处可能难以逃避（或者感觉窘迫）的地方或情境，或者在发生意料之外的事件或出现情境预设的惊慌发作或类似惊慌之症状时可能无法获得帮助的情境中，而产生的。广场恐惧通常涉及一些特定的情境，包括孤身一人外出；身处人群中或排队；站在桥上；以及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汽车旅行。（p.396）
这些摘录的内容揭示了对于同一现象的迥然不同的实证性思考。虽然后者强调的是广场恐惧症的外部特征——那些可以观察、测量和详细说明的特征，但前者强调的是这种体验的内部特征——那些可以感觉到、凭直觉知道以及象征化的特征。
因此，存在整合心理学正是产生于这种主义-现象学传统。正是这种想要把理论建立在经过调查研究而得出的定性数据基础上的愿望，产生出了存在整合心理学，并发挥其影响（参见May，1958；Mendelowitz & Schneider，2008）。
尽管存在整合心理学家们在其对诸如上述数据的解释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他们围绕着三个中心主题形成了一种一致意见。
第一个核心发现是，人类存在（或者意识）悬而成谜，而只能反映其部分程度。换种方式说，意识被悬在了巨大的、基本的两极之间：自由和有限性。自由这一极的特点是意志、创造性和富于表达力，而有限性这一极的典型表现是自然限制、社会限制、脆弱性以及死亡。尽管这一论题乍看起来就像常识一样，但我们将会看到它是多么复杂和微妙，而且它能够非常深刻地影响我们对心理社会机能的理解。例如，对一种修正过的关于机能行为和机能障碍行为的心理动力学理论来说，自由-有限性这种极性构成了其模板：一方面是选择、自我指导以及欲望的创造性和非创造性，另一方面是纪律、秩序以及适应。我们将会看到，传统的心理学观点是如何倾向于沿着自由-有限性这个连续统一体而一分为二的，而存在整合传统是怎样（通过艺术和哲学）预见到这些二元化，并试图对抗这些二元化的。
第二个核心的存在整合发现是，对自由或者有限性的恐惧（通常是由于过去的所致），会促使个体对这两极中的任何一极做出极端的或机能障碍的对抗。例如，一个把受限环境与受虐待联系到一起的男孩，很可能会用故意的攻击倾向来对抗那些感受。相反，一个把自由与难以应付的权力和责任联系到一起的妇女，很可能会变得沉默寡言和退缩。经典神话或文学中的许多故事都是这个概念的例证。例如，在歌德（Goethe）的《浮士德》（Faust）中，浮士德为了不受限制的权力而与魔鬼讨价还价，就是对其禁欲活的绝望和厌倦做出的一种反应。相反，伊万•伊里奇（Ivan Ilych，引自托尔斯泰的经典小说）则由于与其自由相联系的不可控制性和复杂性而变得非常僵化，以至于他为了逃避而成为一个行为得体的“囚犯”。
最后一个核心发现是，面对或整合自由与有限性（跨越众多机能领域）令人愉快且促进健康。这一发现可以用这样的人来加以例证，这个人已经学会了接受他或她的多面性，并从而能够或多或少地因为环境的需要，而不是因为威胁或惊恐，而致力于自由和有限性。这样的人能够看到他或她的矛盾处境的美，同时也能看到该处境的悲剧性，因而倾向于在面对其生活困境时变得很灵活，而不是僵化。最后，他或她承认了这两极的力量，并摒弃一切想要消除或最小化它们的努力（参见Becker，1973；May，1981；Schneider，1990/1999）。
这种人的一个例子就是，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能够让他或她自己既勇敢又温柔，既富有创造性又遵守纪律，既富于探索精神又献身于一些关键的生活领域。例如，在浮士德泄气之后，他能够欣赏对自己平凡存在的选择，如他对那个山村姑娘甘泪卿（Gretchen）的爱。伊里奇在认识到生命的宝贵之后，找到了扩展并转换其社会角色的勇气（要想获得关于存在整合心理学的文学和神话蕴含的更为全面的讨论，可以参见May，1991，and Schneider & May，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