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人可以？ 《应用心理研究》6期，41-43
《应用心理研究》期刊邀请我回应杨連谦医师的文章，这是一个有趣而又困难的差使。
我兩次到台湾讲学，都有机会与杨連谦夫妇交流，十分敬佩他们在台湾努力发展家族治療的精神。杨医师这篇「婚姻治療中赋权使能的歷程︰病态嫉妒个案的经验」，报导四次门诊有效地改善了夫妻互相对待的方式。常言道︰「Don't argue with success，不要与成功争論。」我对心理治療的立场，同样是只要成功地达到治療效果，无論用什么派别或手法，都是不重要的 。但是「对话」是家庭治療論坛的传统，一个相互补充及扩展的重要过程，因此我尝试从杨文中的几个关键词︰歷程研究、赋权使能及等理念，作一个不同角度的探讨。
先由歷程說起，杨医师引用的方式，企图「打破结果与歷程研究的二分法」 。这种同时探讨个案「结果」及「歷程」，以便明了治療歷程中发生什么有助成果的重点，的确是近代家族治療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 。我反覆阅讀，这个案的成功是明显的，但这个治療歷程却有点模糊，虽然文中对治療技巧有详细档案及分析，但是对被治療者的反应及互动形式，只是轻描淡写。
Pinsof的歷程研究，是什有系统地记錄全部療程内的对话，然后演绎成一种Coding（密码），这是一个十分繁覆的过程 。即使如此，仍有不少学者认为这种方法只能探讨言谈上的表达，对于言谈以外的身体语言式互动，以及当时处境（context），都不能顾及。要真正反映治療歷程中每个小回合的「小结果」，Elliott（1988）认为最好是在每次治療会面过后，立即把治療的錄影带分别播给治療师及家人观看，并且比较兩者对同一会谈的事后反应 。因为治療师以为重要的转变，往往与被治療者所見不同。
没有较详细的歷程记錄（process recording）或錄影，很难想像療程中的互动关系 。如果歷程以治療者所采用的技巧为主题，更难表达作者所推崇的「赋权使能」（empowerment）。这是因为empowerment是近代辅导界的一个流行术语，主要目的在减低辅导员的权威，加强被辅导者的能力。但是真正执行时，却往往令人产生很多新的疑问 。因为除了神，谁人可以把权能赋与他人？ 一不留心，就会做成disempowerment的反作用。
例如很多时候，当辅导者在子女面前教导父母怎样建立亲子关系，理論上也可以說是增加父母教子的权能，但是歷程上，却很容易造成辅导员是被辅导者的老师，父母在自己孩子面前变成不及格的学生，更是失尽权威。后现代主义对家庭治療的权能分配十分敏感，认为现代主义的各大派别，都把治療师放在过于权威的位置，给家人带來太多迫压感，因此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派别，例如Galveston Approach，就主张治療师要有「无知」（not knowing）的态度，千万不可太多主张。
当然也有人认为，为什么病人要花钱找个无知的治療师？ 而即使后现代主义的派别不断地质疑现代主义的权威，他们自己在治療歷程中，同样地逃不了医人及被医者之间的关系冲击，只是他们大多采取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姿态出现 。权力的斗争不明显，也因为如此，权力走入暗道（under ground），不容易被人察觉而已。
人与人关系间的权能分配，治療师与被治療者之间的权能分配，都十分复杂而微妙 。现代女性主义的家庭治療，认为基于男女关系中所存在的基本权能不平衡，治療师如果不刻意地指出男强女弱的文化现象，也就是女权的同谋。可見empowerment是个十分隐晦，甚至充满政治意味的概念。因为夫妇之间本身就存有一种power struggle，治療师应该是锄强扶弱吗？ 还是十分公平地对待这个二人体制？ 如果是前者，你要怎样决定谁强谁弱？ 我们知道，在夫妇关系中，强弱是没有绝对的，侵占力强的人不一定是强，沈默不言的人不一定是弱 。如果是后者，治療师这一视同仁的态度，又极可能漠视了夫妇二人的关系问题，扼殺了他们那独特的故事。
二十一世纪的家族治療，权力变成一个咒语 。除了女权主义的家庭治療者不怕用权外，很多新派别都有一种抗拒权威，拒抗教条主义，甚至认为心理治療是一种殖民心态（colonization），一种思想及价值观的入侵 。当然，这些去旧迎新的声音，很快又制造了一套又一套的新教条。
擅长处理大体制（larger system）的Jay Lappin常說，美国是个逃避矛盾（conflict avoidance）的民族 。而后现代主义的治療发展，往往是避免人际间的冲突，以免怪罪家人，把问题推展到大文化或大气候的层次，例如厌食症是因为那重瘦不重肥的社会观，青年问题是基于外面世界的不良思想入侵 。如此類推，杨医师的妒妇个案，也可归究于东方社会男人多婚外情的文化现象。
现代心理学social constructionism认为一切都是社会观形成 。如果这个道理成立，那么我们断定这妇人的妒忌是病态，也可能是专业权威制度所造成的一种构思（construction）。
因此，拥有威信的治療师怎样赋权予顺服的被治療者？ 而这位把丈夫管的不能喘气的女士又为什么肯放下她的控制？ 療程中每个大小回合怎样互相牵引？ 这些都是十分耐人寻味的问题。
早期费城儿童辅导中心（Philadephia Child Guardance Center）做过一项有趣的研究，研究方法是由一位老师教一位弱智人士写自己的名字，结果发觉老师写的越好，学生越无精打采，老师写的一塌糊涂，学生反而积极起來。结論是，如果要empower别人，自己千万不要太能干。
因此，当杨医师指出治療师的「积极參与」及「赋权使能」是个案成功的因素时，我十分希望看到这个歷程的立体运作 。每个治療师的用墨不同，每个家庭的特式（nuances）也不同，在兩者的encounter中，产生一幕怎样的剧目？ 是每个治療歷程的特色。
我自己的一项研究，就是要从家庭成员的反应看治療师所采用的技巧，技巧是平面的，反应却是立体的，对我來說，没有反应，很难评估技巧的准确性 。吴台龄医师在他的回应文章中提及我个人的治療倾向，我的确是偏爱在家庭互动之下促成改变发生。因为在看到家庭互动时，我才有机会由所見（perception），配合所思（conception），然后决定所行（execution） 。也许是因为在我的教学生涯中，往往要在不熟悉的文化下作家族治療示范。我不敢胡來，便学习怎样投入个案的情绪及系统内，让他们不自觉地演绎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困扰、他们的哀伤、他们的不由自主 。对我來說，这样比单靠语言表达更能了解一个家庭的挣扎。在他们真情流露之际，我只要轻轻地推一把，他们就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进入另一个层次 。只是这一把力量，有时用得太轻，反应不大，有时用得太重，又产生反效果，怎样才是用得适当，是我一生的学习。
如前所言，家庭治療有很多形色，我的倾向是用治療师去衬托家庭，因为家庭很容易就在治療中变得不明显 。（2000年3月23日收件，作者任职于美国紐约 Center for the Family，目前亦在香港大学心理系及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系教授家族治療及小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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