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神经现象学重释*
A Neurophenomenological Reinterpretation for Husserl’s Structure of Time-Consciousness
（浙江大学哲学系 浙江杭州 310028
绍兴文理学院学系 浙江绍兴 312000）
（浙江大学哲学系 浙江杭州 310028）
一、胡塞尔的时间意识观
时间意识（Zeitbewußtseins）及其分析曾被胡塞尔冠以“整个现象学工作中最重要领域”以及“最困难的现象学问题”[1]。
胡塞尔本人相继在《的现象学讲座》（1904-1905）、《贝尔瑙手稿》（Bernau Manuscripts）与《C手稿》（1929-1935）中对时间意识进行了艰涩卓绝的[2,3]。按照他的理解，时间结构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1）先验或客观时间（objective time）[4]。即显现对象的客观时间，它们与空间一样是公共的，并可以被工具公开检测。例如，在某一时刻发生的日蚀现象或一定时间单位的一次演讲。（2）主观或内在的时间（internal time）。这种时间是关于我们如何意识到时间对象。它属于心理行为与体验，即属于意识内容的绵延或顺序[5]。例如，我可以感知到一次日蚀或把不同时间出现的前后语调综合起来作为一次演讲。内在的时间具有顺序，但却具有主观性或私人性，所以难以用工具加以测量。（3）内在时间意识的绝对之流（absolute flow of inner time-consciousness）。即，我们如何觉知到我们自身体验的涨落。这一时间意识层次从内在时间对象的感知转换到“对这种感知的感知”，也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最深层次[6]。综上，现象学时间意识结构旨在解释我们如何觉知到时间对象（外在时间意识）与我们如何觉知到自身涨落和流动的体验（内在时间意识）。
胡塞尔论证说，如果我们对于当下（present）的意识是暂时的或者瞬时的，那么我们将不可能体验到时间对象。对当下时刻的意识必然是一个具有时间跨度的体验。胡塞尔由此赞同詹姆斯（W. James）的说法：“我们意识到的当下并不是一个锋刃（knife-edge）”，而是“一个绵延的块（duration-block）”[7]。换言之，当下是一个包含着过去和将来的时间绵延。鉴于当下作为时间意识的一个特殊意向对象具有重要的地位，胡塞尔认为通过追溯并分析构成它的意向过程结构可以为我们把握整个时间意识活动提供极佳的现象学入口。
胡塞尔通过现象学还原将时间意识描述为一个三重结构（threefold structure）。这三个意向过程，分别被称为原初印象（primal impression）、滞留（retention）与前摄（protention）[8]。在每个意向活动中上述三者都共同发挥作用，任何其中一个都不能够单独运作。以倾听一段旋律为例，对于旋律的每个当下时段、每一个现在发声的音符，都具有一个唯一对应的原初印象指向它。同时，也存在着在当下之前和之后的旋律的原初印象。就其单独而言，因为原初印象没有包含任何对于过去或将来的指向，所以它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对时间性的知觉。即仅仅靠它自身是无法感知旋律的。它只是从不单独显现的行为的一个抽象组成部分而已。它必须被置于一个时间性的视域（horizon）里：一方面，它必须被滞留所伴随，这一意向提供给我们对象刚发生阶段的意识。滞留指向的是刚刚消逝的旋律，刚刚听到的音符，虽然已经不现实存在了，但是仍旧以“刚才”的模式被听到。在主观上仍旧在发声的音符并不是因为它现实地呈现给了意识；相反，它不再是现实的。它在当下仅仅是意向上的，它在心理上作为刚刚过去被意指。另一方面，它又必须被前摄所伴随，即一个对象将要发生阶段的多少不确定的意向。在这个例子中前摄即是指向旋律刚刚将要发声的音符。与意向上充实的或内容上确定的滞留不同，前摄是空缺的或者说不确定的。然而，这种开放性包含有一种预期，除非旋律突然停止或出现一个变异的音符，我们才会惊异。当然，无论我们当下体验的内容是什么，在原则上总是可能出现这种惊异[9]。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滞留和前摄作为对于任何意向行为结构都适用的意向过程不同于作为特定的意向活动类型的回忆（recollection）和预期（expectation）。继续以旋律为例，对于刚刚演奏完的旋律音符的滞留和对结束旋律的回忆之间，以及在将要演奏的音符的前摄和在将来某时听到这个旋律的预期之间存在的显著的差异。首先，因为滞留和前摄是任何当下体验的结构特性，所以回忆（对于过去体验的回忆）和预期（对于将来体验的预期）本身就预设了滞留和前摄的作用。滞留和前摄作用是在我们对现在的知觉体验中使得即刻的过去和将来在意向上变得有效，回忆和预期作用则是通过在心理上引发某种对在场（presence）的知觉体验而使得某些缺席（或不在场）（absent）进入到这种在场之中。比如，我们通过回忆我们过去对它的体验来回忆过去演奏的一段旋律，我们预期一段旋律则是预期我们将来对其的体验[10]。因此，较之回忆与预期，滞留与前摄具有现象体验上的直观的地位。对此，胡塞尔指出：“当我们在回忆或想象中让声音一个一个地奏响时，我们并不是真正地在听并且没有真正地听到……（而滞留意味着）在旋律消失之后，我们不再将它感知为当下的，但我们还在意识中拥有它，它不再是现在的旋律，但却是刚刚过去的旋律……与此相对，在回忆中，时间当下是被回忆的当下，是被当下化的当下；同样，过去也是被回忆的过去，被当下化的过去，但却不是真正被当下拥有的过去，不是被感知的，原初被给予的和被直观的过去”[11]。同样的，前摄也是一个直观，即使它是对不在场者（某种尚未存在之物的直观），而预期则是某种尚未出现的未来时间给予想象当下化的意向行为。最后，回忆和预期是我们可以任意发起的意向活动，而滞留和前摄则是被动的和非自愿的持续运行的过程。
为了进一步精细地描述这个原初印象-滞留-前摄的持续过程，胡塞尔画了一系列的草图予以说明。其中之一如图表1所示。水平线代表音调系列（C、D、E、F）；垂直线代表意识的实际阶段（’F、E、Ed、Ec），由前摄、原初印象和滞留组成，而斜线（C、Dc、Ec、Fc）说明了一个具体的音调在沉入过去时如何保持不变（尽管它的被给予的方式在变化）。原初印象和整个系列的滞留是“同时”的。比如当C被听到的时候，它被原初印象所意向。当其被D跟随时，D在原初印象里被给予，而C现在被滞留所保留（以此类推）。但滞留不仅仅是简单地对刚刚发生过的音调的意识。当C被D跟随时，我们对D的印象性意识便被滞留C（Dc）所伴随。最终，音调以一种不变的结构被置于时间顺序中，这一结构可以在回忆中不断被记起和确认[12]。
图1 时间意识的结构（转引自扎哈维, 2007, p. 88）[13]
二、神经现象学对时间意识结构的设想
近十几年来，伴随科学、的蓬勃发展，现象学内部出现了一股“自然化的运动”[14,15]。自然化现象学希望在以胡塞尔为代表欧陆现象学传统与以认知神经科学为代表的当代认知科学之间架设起认识论桥梁，并在方法论上形成第一人称方法与第三人称方法之间“动态的互惠约束”（dynamic reciprocal constraints），以此突破认知科学在意识体验研究上的瓶颈，检验与深化现象学的观点[16]。在此背景下，胡塞尔的时间意识研究重新引发了自然化现象学的热切关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现象学自然化运动的代表性进路，智利神经科学家瓦雷拉（F. Varela）等提出的“神经现象学”（Neurophenomenology）尝试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解释与神经动力学解释之间形成相互启发，从而为其提供一个整合神经科学与现象学的自然化解释。这项工作甚至被瓦雷拉视为“对整个神经现象学事业的一个决定性测试（acid test）”[17]。
按照瓦雷拉的构想，对于任何意识体验的研究困难在于同时阐明主体性及其神经生物学基础。神经现象学的核心工作假设认为，任一意识时刻的涌现是由瞬时联结多个大脑区域的动力学大尺度神经集合（large-scale neural assemblies）（也称“神经相位同步”（neural phase synchronization））产生的[18]。因此，神经动力系统框架对于特征化与意识体验相关的神经过程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在操作层面上，一个神经现象学实验方案的实施包括如下工作：（1）使用第一人称方法产生现象学上精确的第一人称数据，来为诠释与分析与意识体验的神经生理过程提供“强的制约”。（2）对上述经由现象学充实后的第三人称数据（神经生理学与行为学数据）进行的神经科学分析可以修正、深化现象学的解释。（3）在此基础上，在认识论上为特定意识体验的现象学描述及其脑与神经生物学基础寻找一种“异质同型”（homeomorphic relation）[19]。
鉴于时间意识研究在胡塞尔现象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瓦雷拉等试图对胡塞尔的时间意识结构提供一种自然化的重释，以检验并推进神经现象学的方法论实践。
首先，神经现象学尝试在当代认知科学图景下考察胡塞尔时间意识观的超越意义。瓦雷拉指出，现象学意义上活的时间（lived time）并非是物理-计算的（physical-computational），它完全不同于传统认知科学从经典物理学那里沿袭来的将时间视为箭头的观念。后者与当代计算理论发展而来的时间观具有同源性。比如，图灵机的写入磁头在一个无限长的磁带上记录一个接一个的符号，产生了一种作为顺序流的时间。自从计算性的视角以计算主义者立场的形式进入到认知科学后，计算性的时间就被无条件地运用于对时间的认知研究上。这些实验研究往往在“内部计时器”基础上开展起来，这种内部计时器会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产生绵延的时间。假设时钟发射出电子脉冲，这些脉冲被转译为行为（例如，对依赖于脉冲计数的持续时间进行判断并反映在与决策之中）。虽然这种严格遵从计算图式的时间认知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主流范式，但这恰是现象学质疑并抛弃的[20]。瓦雷拉认为，胡塞尔对时间类型划分在认知科学时代可以重新表述为：（1）在世界中的时间客体与时间事件。该层面近似于在人类体验之中有关时间性的日常观念，这种观点受惠于当前物理学与计算中所使用的时间性观念。相当于胡塞尔界定的客观时间。（2）第二个层面源自对第一个层面的还原，是构成客观事件的意识的活动层面。这是时间性的“内在”层面，位于意识活动的“内在时间”之上，并形成了现象学分析的主体。即胡塞尔眼中内在的时间。（3）前两个层面被最为微妙且最深层的时间意识层面所奠基。在该层面中不存在内在与外在的（internal-external）分裂的可能。即胡塞尔所谓的“意识的绝对时间构成流”（absolute time constituting flow of consciousness）[21]。
其次，神经现象学尝试从胡塞尔的时间意识结构中分离出可供自然化检验的核心成分。柯斯梅利（D. Cosmelli）与汤普森（E. Thompson）认为，如果遵循现象学的视角，在意识体验之中显现的时间并非以计算化的线性形式显现自身，而是以复杂动力学、非线性的形式显现自身。这种形式第一个方面就是时间的流动（streaming）。这种流动使得体验到什么的时间进行测量并不等同于体验的时间性本身[22]。对此，詹姆斯曾以对雷声的体验说明了时间意识的流动性。“在体验雷声之前的宁静然后体验到雷声的过程中，我们不需要首先有一个宁静的体验，然后再有一个雷声的体验。而是在意识到雷声自身时，先前的宁静持续着；当我们听到雷声轰然时并不只是雷声，而是雷声打破宁静并且和它较量”[23]。不过，虽然詹姆斯的分析捕捉到了正在进行的体验的时间性特征，但它还是倾向于关注实在的或“暂栖”（perching）的连续性特征与可迁移的活动。然而，内在时间的活动几乎不会是静止的，对任何瞬时的意识的“暂栖”来说它都是内在易变与不稳定的。
时间意识的复杂结构之所以对我们的存在而言占据着重要的支配地位，还在于其具有以下特征：那里总是一个中心，当下的时刻伴随着一个的意向性内容（例如，这个房间伴随在我面前的电脑，以此为中心，我正在电脑上输入字母的时刻得以凸显）。这种中心是以一个已经成为过去的视域（horizon）或边缘（fringe）为边界（例如，在时间感上，我依然保留了我刚刚输入的句子的开头），并朝向一个预期的未来时刻（例如，这次输入的内容并未结束）。因此，时间意识的视域是易变的：“这种作为当下的此时此刻（因此并非只是被描述成这个样子，而是亲身的活着就是如此）马上就会溜向一种过去的当下。随后，这个结构进一步跳出视野：我并没有拥有这种即刻，并且我需要一种额外的深度将其攥在手心”[24]。这意味有关当下的时间体验似乎存在一个明显的悖论：一方面，当下作为一个整体、一个集合为我们暂时驻足于基本的意识提供了落脚点；另一方面，这一意识时刻无法从一股毫不停歇的流动中分离出来。因此，瓦雷拉沿袭了詹姆斯的建议，将这种在时间意识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现象学体验称为“似是而非的当下”（specious present）。
柯斯梅利与汤普森进一步指出：“我们不仅能认识到一股源源不断的涌动或流动，而且还能认识到我们始终停滞在当下的时刻”[25]。这说明了在时间的流动中存在着现象学的不变量（invariant）。当我们处于正在进行的体验之中时我们可以同时区分出意识的内容正在发生着变化以及这些内容的给予方式。虽然时间意识的特殊内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但它们出现的方式并没有改变，即它们都是在一个延长的当下之中显现出的流动性。换言之，在一个延长的当下之中的内容的流动与涌出是显现的不变结构。尽管并非它本身具有任何特殊的现象内容，但是在这些内容中显现出了一种不变的现象结构。胡塞尔称这种不变结构为“活的当下”（lebendige Gegenwart）或“停滞而又流动的当下”（stehendströmende Gegenwart）[26]。这种当下具有完整的停滞-流动结构（standing-streaming），它是原初印象-滞留-前摄的持续操作的结果。说它是停滞的是因为其本身并没有在现象时间中移动，而是一种现象时间的基本结构。说它是流动的是因为它始终处于从将要发生（about-to-happen）到正在发生（happening-now）再到已经发生（just-happened）的持续变化之中。这种意向性转变是任何流动的意识体验得以呈现之基础。如图2所示。
最后，神经现象学提出使用神经动力学工具分析时间意识的具体工作假设。从神经科学的立场来看，将上述有关时间性的核心成分关联并整合起来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其核心的问题在于这些不同的成分需要一个与活的当下的绵延相一致的同时性（simultaneity）框架或窗口。为此，瓦雷拉等提出了神经现象学在时间意识研究上的三个“工作假设”。
（1）每个认知活动都存在着一个单一和专门化的大尺度神经集合，其成为了认知活动涌现和运作的基础。这些认知活动包括知觉或活动状态（比如一个眼睛或头的移动），转瞬即逝的想法或记忆以及评价等等。上述认知活动的的时间尺度是在1s之内的一小段时间尺度（大约250-500ms的尺度之内）。这种时间尺度也称之为“1尺度”。（2）通过激活属于阈下竞争的神经集合中的神经元，使其产生快速的瞬时相位锁定（phase-locking），从而选择一种专门化的神经集合。因此，神经相位同步（以及去同步或相位离散）是时间意识的重要生物学标识。（3）这种神经相位的动态同步和去同步是当下时刻认知体验的神经基础，即在尺度1中的整合-驰豫过程（integration-relaxation processes）严格相关于当下意识活动。大尺度神经集合使得1/10尺度（10-100ms）中的基本感知运动和神经事件被整合到1尺度。一个神经集合必须有一个“驰豫时间”。在这个时间段中它产生、稳定，随后分叉（bifurcation）或相变形成一个新的集合[28]。
瓦雷拉认为这个驰豫时间确定了一个同时性的时间框架或窗口，由此任何落入这个窗口的东西都被系统认为是“当下”发生的。与易变的1尺度的框架或窗口相对应，这种神经动力的“当下”有一种不可压缩（incompressible）的宽度[29]。这从神经科学上解释了詹姆斯对时间的看法：当下并非处于锋刃之上，而是一个有着前端和后端，船头和船尾的持续段。这种“当下”可以视为现在体验时刻的神经基础。总之，意识体验的时间结构（包括对“现在”的前瞻与回溯）依赖于大脑对自身活动的动态解析，时间意识的原初印象-滞留-前摄之流及其脑内大尺度神经集合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可供分析的复杂对应关系。
三、时间意识结构的神经现象学研究实例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瓦雷拉等开展了一个名为“知觉阴影”（The shadow of perception）的认知神经科学实验。该研究使用了高对比度的、以黑白模式呈现的人脸的视觉辨别范式来研究意识的时间性特征。该范式也被称之为穆尼图形（Mooney figures）。这个实验尝试证明，对有意义复杂形式的意识知觉伴随着脑内大尺度的神经相位同步活动。研究者通过脑电图（EEG）来记录这些头皮脑电活动。具体的实验步骤如下：首先给被试呈现穆尼图形，持续200ms。当该图形以正立方向呈现给被试时，在79.6±2%的情况下被试将它辨认为人脸，但是当该图形以倒立的方式呈现给被试时，在76.6±2%的情况下被试将会它视为无意义的黑白图形。这说明，正立情况下被试能轻易将穆尼图形辨认为是人脸，而倒立情况下被试则大多将其知觉为是无意义的黑白图形。被试的任务是必须在看第一眼时用最快的速度判断他们是否在图片的呈现过程中知觉到了一张人脸，并通过按键的方式（按钮有两个，分别对应两种情况）来作出回答。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会将相关的行为数据分为两个组：“知觉到的”组与“没有知觉到的”组，并分别考察其脑电活动的特征。
实验结果显示：当研究者测量到在脑电γ频段中的电极对之间出现神经相位同步时，“知觉”的组和“没有知觉到”的组在脑电活动的质与量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知觉到”的组在200-260ms出现了一个显著的神经相位同步，而在“没有知觉到”的组中却没有出现这种同步。这种同步波及到左侧顶枕皮层（left parieto-occipital cortex）和额颞皮层（fronto-temporal cortex）。因为这种相位同步模式是远距离的（在头皮广泛分散着的电极对之间），并且是在上述瓦雷拉假设的1尺度的持续时间中逐渐出现（在刺激呈现后大约250ms的阶段内），所以其可以被视为对应于知觉辨认的时刻（即看到的人脸的“当下”时刻）。随后，在顶叶与双侧枕颞区域（occipitotemporal）出现了一个与基线水平相比之下强烈发作的神经相位离散（去同步化），其最高峰可达500 ms。这意味着脑电活动的解耦（uncoupling）或去同步可能对于两个神经集合同步（和认知时刻）之间的转换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在大约700ms的时候出现了1s时间段的同步增长。这个最终时段和被试按按钮相一致的，而且在两种情况下都和运动反应（motor response）（即按键动作）相关。这个1s的时间段是“知觉到”和“没有知觉到”的组的脑电活动中唯一存在相似性的相位同步模式。这说明在两组被试的脑电同步活动是由对图形的“当下”辨认所诱发的，而与按键动作的实施无关[28]。如图3所示。
注：来自头皮表面EEG电极的γ活动的平均头皮分布与神经相位同步。颜色编码显示的是γ能量。在电极对之间的同步用黑线与绿线予以标识，分别对应于同步的显著增强（相位锁定）或减弱（相位离散）。
四、时间意识的神经现象学研究意义
虽然上述实验是相关性而不是因果性研究，但我们认为其对于胡塞尔时间意识结构的自然化重释依然具有以下多重意义。
首先，该神经现象学实验以时间意识研究为主题，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为自然化胡塞尔的时间意识分析提供了新的进路。在胡塞尔看来，在物理自然中没有任何的综合统一体（synthetic unity）与意识之间存在相似性。然而，时间意识的神经现象学借助神经动力学的的概念与工具直接挑战了这种观点。按照汤普森的说法：“时间意识或现象时间性（phenomenal temporality）的形式结构在神经过程的动力学结构中具有一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可以通过描述的非线性动力学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对于胡塞尔来说无法触及的描述”[30]。具体而言，该实验有力地证明了，1尺度中的神经相位同步是产生现象学意义上的“当下”时刻或原初印象的神经基础，而神经相位同步的动态轨迹（及每一同步的瞬时模式都包含它先前的轨迹，并且被吸引到某个轨迹之中）则是产生现象学意义上滞留与前摄的神经机制。脑内大尺度的神经相位同步以及效应使得时间意识体现出独特的停滞-原初印象-前摄结构（retentional-primal impressional-protential structure）。神经现象学家们也将上述寻找意识体验的现象动力学结构（pheno-dynamic structures）与神经动力学结构（neuro-dynamic structures）之间互惠约束关系的尝试称为“异质同型论”（Homeomorphism）[31]。
其次，该神经现象学实验比较清晰地检验了胡塞尔时间意识结构的合理性与可靠性。本实验结果表明，时间意识并不基于任何外部或内部一致的钟表，而是产生自一种内源的和自组织的神经动力学。在这种动力学形态中，每一个涌现的神经集合都是作为从刚才时间而来的分叉，它同时保持着它过去时刻的轨迹（trajectory）并且被某个后来轨迹吸引。换言之，在一个层次上，每一个神经集合都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发生、稳定与减弱的个体模式，由此让位于下一个集合；而在另一个层次上，只有一个流动轨迹，它又在各种内在不稳定的、吸引子区域（attractor regions）（对应于短暂的神经聚合）内徘徊。它没有落脚于其中任何一个集合，而是处于一种混沌巡游（chaotic itinerancy）状态[32]。随后，伴随微观动力系统的自组织运动，一个耦合振子（coupled oscillators）的集合达到一个瞬时的同步并发生在某个时间窗口，这即是“活的当下”的明确基础。动力学模型和数据显示，这种同步运动是不稳定的，并且由此将会连续地产生新的集合的（这些转变决定了系统的轨迹）。每一个涌现都通过它的原初和边界条件，从先前的涌现中分叉出来。由此，先前的涌现在后续的涌现中仍然作为动力轨迹存在（即现象学意义上的滞留）[33]。这也佐证了胡塞尔的洞见，即任何给定的意识现在时段保存了整个刚刚过去的意识时段，特别是这个时段的原初印象、滞留和前摄。这个刚刚过去的时段保存着它整个过去时段，这个过去时段也保留了它以前的时段。由此在任何给定时刻都有一个延伸到过去体验的滞留连续体。当然，这种向后延伸是意向的，不是现实的[14]。
再次，该神经现象学实验弥补了胡塞尔对时间意识结构分析的固有缺陷。胡塞尔对内在时间意识本质曾有过如下断言：“构成内在时间的意识之流不仅存在着，而且如此清晰且易于理解地得以塑造，意识之流必然存在于这个塑造过程中。并且，因为这个流动中的意识之流本身必然也是可理解的，因此这个流动的显现就无需另一个意识之流，相反，它自在地将自身构成为一个现象”[34]。然而，胡塞尔为探究时间意识研究确立起的现象学计划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悬搁之上，这种现象学的加括号（phenomenological bracketing）基本回避了与体验真实性相关的问题（例如，内在时间的意识之流是“看似”（seem）抑或“真的”（actually）构成了自身？[35]），以及这些体验的起源或成因（例如，在我们的大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内在时间意识呈现出这样的三重结构？）。这种将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因果联系割裂开来的固有缺陷导致胡塞尔无法回答上述问题[36]。显然，这个问题在上述实验中得到了部分的回应。按照加拉格尔与扎哈维（D. Zahavi）的观点，上述实验揭示了我们视知觉到的任何体验内容，无论是一个人脸抑或一个无意义的图形，在内在动力学层面上具有普遍相似性，即都是一种意识体验的“自推进运动”（self-propelled motion）与“自我构成”（self-constituting）或自我维系。这种意识的自我构成流是由瞬时的神经集合形成的持续变化（即1尺度的绵延）。时间性的体验既不是一种出现在时间中的对象，也并非仅仅是对时间的意识。确切地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时间性形式[37]。
当然，如何描述借助神经动力学工具有效地描述处于时间意识结构中最深层次的“内在时间意识的绝对之流”？其脑与神经生物学基础又是什么？它们又如何构成了与内在时间之间的奠基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神经现象学家给予进一步的探索。
注 释
[1] [2] J. B. Brough, “Notes on the Absolute Time-Constituting Flow of Consciousness”, D. Lohmar, & I. Yamaguchi eds., On Time-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 of Time. Phaenomenologica, 197, Dordrecht: Springer, 2010, pp. 21–50.
[3] [6] [8] D. Zahavi, “Inner (Time-)Consciousness”, D. Lohmar, & I. Yamaguchi eds., On Time-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 of Time. Phaenomenologica, 197, Dordrecht: Springer, 2010, pp. 319–339.
[4] [5] [26] V. Biceaga, The Concept of Passivity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London, New York: Springer, 2010, pp. 1–2, 4–5, 10.
[9] [12] [13] 扎哈维: 《胡塞尔现象学》, 李忠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第82页; 第87-88页。
[7] [23] W. James,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574, 234.
[10] [29] [30] [32] E. Thompson, Mind in Life: Biolog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7, pp. 320, 352, 336. 弛豫时间是可变的，并且动态地取决于疲劳、兴趣、动机、情感、年龄等等生理或心理因素。吸引子是微积分和系统科学中的数学概念。指一个系统具有趋向某个稳态发展特征，这个稳态就叫做吸引子。例如，钟摆趋向停止摆动的稳态发展。耦合是指两个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多出现在振动系统中。例如，两根弹簧振子用另一弹簧联结起来的系统就称为耦合振子，其动力学特征可以用运动方程加以表述。
[11] 胡塞尔: 《内时间意识现象学》, 倪梁康译, 商务印书馆, 2009, 第69页。
[14] [17] [20] [24] [28] F. J. Varela, “The Specious Present: A Neurophenomenology of Time Consciousness”, J. Petitot, F. J. Varela, B. Pachoud, & J.-M. Roy Eds., Naturalizing Phenomenology: Issues in Contemporary Phenome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66–329. 倪梁康认为，胡塞尔在多数情况下也将视域（horizon）等同于“晕”（hof）。意指每一个此地此时（hic et nunc）被给予之物都具有的空间与时间的环境。这个环境直接从属于这个被给予之物的意义。与“1尺度”相对的时间尺度还有：（1）基本感知运动的和神经事件（10-100ms）的“1/10尺度”。例如，在平均日照条件下，似动现象（apparent motion）（Φ现象）的发生需要100ms。（2）与描述-阐释评价有关的“10尺度”。例如，记忆与决策。
[15] S. Gallagher, “On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zing Phenomenology”. In D. Zahavi ed., Oxford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Phenomen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70–93.
[16] 陈巍: 《现象学的自然化运动: 立场、意义与实例》,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3年第5期, 第45–50页。
[18] [21] A. Lutz, & E. Thompson, “Neurophenomenology: Integrating Subjective Experience and Brain Dynamics in the Neuro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2003, 10(9-10), 31–52. 远程或大尺度神经同步活动指多突触连接，涉及更为分散的神经元的联结，相隔超过1cm，一般有超过8-10ms的传导延迟。在这种情况下，相位同步无法基于局部的细胞构筑（local cellular architecture），而是必须由远距离的联结来完成（皮层间的纤维或丘脑皮层的交互回路）。神经相位同步是指大量神经元的振荡节律趋向同步化。这使得这些神经元在放电活动中出现位相上、起止上的时空一致性。与之相对，神经相位去同步（desynchronization）或相位离散（phase scattering）是指神经回路中的神经元活动失去了同步性，既不能同时开始，又不能同时停止，而位相又不相同的相对独立的放电过程。
[19] [31] J. Bagdasaryan, & Le Van Quyen, M, “Experiencing Your Brain: Neurofeedback as A New Bridge between Neuroscience and Phenomenology”,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2013, 7, pp. 1–10.
[20] [22] [27] D. Cosmelli, & E. Thompson, “Mountains and Valleys Binocular Rivalry and the Flow of Experience”,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2007, 16(3), pp. 623–641.
[28] [29] D. Rudrauf, A. Lutz, D. Cosmelli, J. P. Lachaux, & M. Le Van Quyen, “From Autopoiesis to Neurophenomenology: Francisco Varela’s Exploration of the Biophysics of Being”, Biological Research, 2003, 36(1), pp. 27–65. γ神经振荡是一种高频波，频率在30-100 Hz 之间，一般存在于嗅球、丘脑、海马及感觉和运动皮层等脑区。当前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普遍认为，此类节律性与重复性的神经振荡与视觉特征绑定（visual feature binding）、注意选择与记忆活动有关。
[33] S. Gallagher, & F. Varela, “Redrawing the Map and Resetting the Time: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ary, 2003, 29, pp. 93–132.
[34] [37] S. Gallagher, & D. Zahavi, The Phenomenological Mind: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Mind and Cognitive 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70–87
[35] 近期，一些认知科学家质疑了现象学论证的不可靠性。即，现象学对意识体验的描绘是基于经验或常识的个人层面（personal level）上的刻画，这种工作虽然精细，但并不能替代意识体验的亚个人层面（sub-personal level）研究。后者主要是指关于意识体验发生的脑与神经机制研究。他们认为，当下的意识科学研究中面临的多数问题并非是关于“看似”的问题而是关于“真正”的问题。详见斯鲍丁: 《具身认知与读心》, 陈巍, 庄文旭译, 李恒威校, 《武陵学刊》, 2013年第5期，第30–40页。
[36] H. Andersen, “Representation of Time in Agency”, In A. Bardon, & H. Dyke eds.,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f Time,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3, in press.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认知科学对哲学的挑战——心灵与认知哲学重大理论问题研究”（11&ZD18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七批特别资助项目“现象学与神经科学对话中的他心问题研究”（2014T70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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