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应的模型*
兰玉娟1 佐 斌1,2
（1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 430079） （2 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9）
摘 要 去个性化效应的社会认同模型（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deindividuation effects, ）是从去个性化理论发展而来，它挑战了去个性化是一定条件下个体失去而做出反规则、反社会行为的观点。SIDE从维度和策略维度对去个性化现象作了新的解释。新近研究为SIDE提供了证据，也在认同行为表达、网络交流等方面对理论进行了拓展和应用。SIDE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更适合现代对群体影响和群体行为的研究，同时也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文化背景中进一步验证和完善。
关键词 SIDE；去个性化；；社会认同；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去个性化理论（Deindividuation Theory）是社会心理学者描述群体中个体心理与行为的理论，它起源于一个多世纪前的欧洲社会学理论。以往的研究认为，去个性化是个人在群体中感到个体性的丧失，降低了对行为的觉察和控制，从而产生个人单独活动时不会出现的行为，即以非典型的、反规则的方式行动（Postmes，2005）。尽管去个性化理论引发了大量研究，但支持该理论的证据很少。Reicher, Spears和Postmes（1995）从社会认同和社会分类的观点出发，指出在去个性化状态下个体并非丧失自我，而是因为人们的自我从个人认同水平转移到社会认同水平，从而表现出更多地遵守群体规则的行为。以此为主线，Reicher等人提出“去个性化效应的社会认同模型”（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Deindividuation Effects, SIDE）。这一模型不仅合理解释了传统去个性化理论不一致的研究结果，而且在其他领域也得到了拓展和应用。
2 去个性化理论的渊源与发展
2.1 理论渊源
去个性化理论起源于1895年法国社会学家Gustave Le Bon对群众的研究。他在著作《乌合之众》中详细描述了个体浸入到群体之后的转变。Le Bon认为，在个人组成的集合体里，所有人的思想、沿着同一方向发展，使个体的个性消失，集体心理得以形成。这种集体心理具有本能的性质，受到群体心理一致性规律的支配。这样，该集合体便发展成为一种组织化的群众，Le Bon称之为“心理上的群众”（psychological crowd）。心理上的群众具有独立个体所不具有的特点，这些特点的产生由三个原因决定：匿名性（anonymity）、和行为的感染性及易受暗示性。因此，群体中的个体表现出了种种主要特点，如个体有的消失，的人格占主导地位；通过暗示与感染，个体的观念和情感在同一方向上发生转变；同时，个体倾向于将他人暗示的观点转变为行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已不再是他自己，而成为一部不受自己意志控制的机器（引自 周晓虹，2007）。
2.2 去个性化理论的发展
1952年，Festinger, Pepitone和Newcomb借鉴Le Bon的核心观点，第一次将“去个性化”概念引入心理学。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当群体中的人们没有以个体形式被注意时，去个性化现象就会发生。个体在群体中的这种匿名性减少了行为的内部限制，增加了抑制解除行为（disinhibited behavior），即在一般情况下由于社会规范、个人评价等因素的约束而受到抑制的行为，如反规则、反社会等行为的表现（Festinger et al., 1952）。和Le Bon一样，Festinger等人强调了去个性化是个体浸入到群体之后丧失了个体性，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丧失的个体性被群体心理所替代，也否认由这种群体心理继而导致非理性的群体行为。相反，他们认为丧失个体性才是行为失控的原因，使个体从内在的道德束缚中释放出来。
Festinger关于去个性化的阐述存在许多模糊之处，比如产生去个性化状态的前置变量是什么，去个性化又将导致何种行为等。为此，Zimbardo（1969）进一步研究了导致去个性化及相关行为的前置变量，其中最重要的变量包括：匿名性，个体责任丧失，唤醒，感觉超负荷，新的或无组织情境，行为卷入以及服用改变意识的物质。去个性化的本质是，个体在这些条件下减少了自我观察和自我评价，从而导致行为控制力的减弱。Zimbardo认为，从社会角度来说，去个性化行为是对已建立的合理社会规则的违背；从行为者的角度来说，去个性化行为是情绪化、冲动、不理智和退化的。去个性化行为一旦发生，就能无视情境，并且自我增强，因此很难终止。
Zimbardo的观点引发了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是支持和反对的证据都有（Donnerstein et al., 1972；Diener，1976）。Diener指出这些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是研究者忽视了去个性化的内部心理过程，于是他借鉴Duval和Wicklund的“客观自我觉察”（objective self-awareness）这一概念【1】，对去个性化理论进行了重构（Diener，1977；Diener，1979；Diener et al., 1980）。高客观自我觉察的状态下，个体的注意力指向内部，对行为进行积极监控和自我调节；低客观自我觉察的状态下，个体注意力指向外部，行为的监控和自我调节几乎终止，行为受外部因素控制。许多因素能够降低客观自我觉察的水平，如浸入到群体，认知能力超负荷，注意的外部等。因此，Diener将去个性化定义为：群体成员对自身个体性的觉察以及对自己行为的监控受到阻碍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变成了刺激-反应的有机体，而降低了有意识的自我监控和调节。
Diener等人用经典实验范式考察了去个性化的条件及自我觉察的调节作用，典型的是关于“万圣节偷窃行为”的研究（Beaman et al., 1979）。但这类研究受到了其他人的质疑，主要原因是减弱的自我觉察和反规则行为之间的并不一致。Prentice -Dunn和Rogers（1982）拓展了Diener的观点，提出“分化的自我觉察理论”（differential self-awareness theory），区分了公众的自我觉察（public self- awareness）和个人的自我觉察（private self- awareness）。前者指个体关注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后者与Diener提出的概念相同，是指个体关注和调控自身行为。某些特定的线索将影响这两种自我觉察：“责任性线索”（accountability cues），如匿名和责任分散，能降低个体的公众自我觉察水平，使个体忽视他人和社会评价，做出抑制解除行为；而“注意性线索”（attentional cues），如群体凝聚力和生理唤醒，能够转移个体对自身的注意，从而降低个体对内部标准的依赖，增加对外部线索的反应。Prentice-Dunn等认为，公众的自我觉察水平的降低并不是去个性化，因为个体在这种情况下仍可以清晰的觉察自己的行为。相反，个人的自我觉察水平的降低才是去个性化，此时个体不会觉察到自己的思想、情绪和其他内部过程，其行为受外部线索调节。这就细化了Diener有关自我觉察的论述。 2.3 对去个性化理论的质疑
Reicher、Postmes和Spears（1995）对去个性化理论进行了总体评价，认为它们都包含一些共同的核心因素。首先，概念中都包含“自我丧失或分隔”之义，即一个人失去自我调控；其次，都认为群体是去个性化的前置变量之一，群体颠覆了自我、理智和行为控制。再次，认为去个性化将导致抑制解除行为。然而，许多研究都不支持这一理论甚至报告了相反的结果（Postmes & Spears，1998）。Postmes和Spears（1998）对有关去个性化的60项研究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1）匿名、群体规模、责任分散等去个性化操作对反规则行为的影响较小。（2）作为去个性化操作与反规则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自我觉察的效果不显著。即不能证明去个性化操作是通过自我觉察的降低而导致抑制解除行为。（3）去个性化操作和情境规则（situational norm）之间的相关最显著，即在去个性化条件下，被试更多地表现出与情境规则相一致的行为，而不是违反规则的行为。这与去个性化理论相矛盾。（4）对比于个体条件，在群体条件下去个性化操作与反规则行为的相关程度更高；群体规模越大，反规则行为越强烈。这一结果支持去个性化理论，表明去个性化是一种群体现象。总之，元分析结果显示，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去个性化理论的主要观点。匿名性、群体规模和自我觉察等去个性化操作几乎不影响那些违背一般社会规则的行为（如反社会行为），反而增加了个体对情境性规则的遵守。
3 SIDE的基本观点及维度
3.1 SIDE的基本观点
Reicher等认为，众多去个性化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以往的理论是基于两个假设：（1）一个人的自我（self）是所有理性行为的基础；（2）群体阻碍了自我对个人的控制，因而群体行为总是非理性的（Reicher等人，1995）。许多心理学家都反对这种个体性的、反群体性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是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和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Brown，2000）。它们从个体的社会本质以及个体与群体行为的关系出发，为解释去个性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基于此，Reicher、Postmes、Spears等提出了“去个性化效应的社会认同模型”（SIDE），重新解释去个性化现象。它的基本观点是：一方面，去个性化不是自我的丧失，而是自我从个人认同转化为社会认同，结果表现为对群体规则的遵守；另一方面，去个性化操作对群体成员策略性的表达认同行为有影响。特别是面对外群体的反对时，去个性化操作将为群内成员表达认同行为提供“力量”（power）。这两方面分别构成了SIDE的认知维度和策略维度。
3.2 SIDE的认知维度
SIDE的认知维度直接发展了社会认同和社会分类理论的主要观点。Tajfel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群际关系时提出社会认同理论，指出自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与个人特质有关的个体认同和与所属群体有关的社会认同这两个子系统（张莹瑞，佐斌，2006）。Turner的自我分类理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指出自我在三种水平上进行分类，即低水平（如我、你）、中间水平（如我们、你们）和高水平（如人类）（李春，宫秀丽，2006）。个体在群体之中并没有失去全部的自我，而是从较低水平的认同转移到较高水平的认同。这种认同的转移增加了社会认同的显著性（salience of social identity），从而使群体成员的行为受社会标准调节。
根据上述理论，SIDE认为，当个体在群体中、或缺乏个体线索时，去个性化操作会促进自我从个人认同转变为社会认同，从而在认知上增加认同的显著性，最终使个体表现符合群体规则的行为。SIDE区分了一般社会规则和具体情境（或群体）规则，强调去个性化状态下的个体遵守情境（或群体）
规则，但有可能违背一般的社会规则。如实验情境下攻击他人是情境规则的要求，但攻击他人不被社会规则所允许。Reicher通过实验研究验证其理论假设（Reicher et al., 1995）。他分别向理工科和社科专业学生呈现各自的群体规则，将被试分成群体-匿名、群体-可见、个体-匿名和个体-可见四个组，测量他们的态度行为的一致性。其中，通过指导语实现群体或个体条件的分配，给被试戴上面具并穿着统一的服装实现匿名性操作。结果发现，群体中的成员比单独的个体更遵守群体规则；与个体认同显著的条件相比，匿名性在群体认同显著的条件下对被试遵守群体规则产生更大的影响。这表明，浸入到群体中的个体，其行为受群体规则控制，而且去个性化操作（匿名性）的效应与个人的自我分类及认同显著性有关。
传统的去个性化理论与SIDE的区别显而易见，前者认为去个性化操作减弱了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导致反规则行为；后者认为去个性化操作并非减弱自我意识，而是增加了个体对情境规则的遵守。Naoki Kugihara（2001）通过控制群体规则和规模，研究紧急情况下群体成员的逃脱行为，以此检验去个性化理论和SIDE的合理性。结果发现，不论群体成员接受的是攻击性规则还是互助性规则，群体规模越大，群体成员的行为与所属群体的规则越一致；在群体规则形成过程中，群体成员并非无意识的接受即时可得的规则线索，而是有意识的对规则线索进行组织，最终表现出与规则一致的行为。研究结果为SIDE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
3.3 SIDE的策略维度
SIDE的认知维度表明，去个性化操作通过显著的社会认同来增强个体对规则的遵守。但是要表达符合群体规则的行为，仅有明显的社会认同是不够的，尤其是当群体成员面对强大的外群体，并且群体规则被外群成员所反对时，群体规则行为的表达就有可能受到阻碍。因此群体成员就需要某种“力量”促进群体规则行为的表达，去个性化操作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提供这种“力量”。也就是说，当个体有明显的社会认同时，去个性化操作将影响认同行为的表达，这就是SIDE的策略维度。据此可以推测：对外群体成员可见时，人们将减少与群内规则一致却受外群体反对的行为；相反，对内群体成员可见时，人们将增加与群内规则一致却受外群体反对的行为。
Reicher等人的系列实验研究以外群体为参考，考察了群体认同显著性和对外群体匿名性这两个变量的效应。结果发现，对外群体成员可见的个体会避免做出受外群体反对的行为，这验证了策略维度的假设（Reicher et al., 1995）。最近的研究表明，对群内成员可见的个体也会有策略性的认同行为表现。如Barreto和Ellemers（2000）发现，与对群内成员匿名的条件相比，群体中的低认同者在对群内成员可见的条件下更遵守群体规则。这说明对群内成员可见会增加个体（特别是群体中的低认同者）遵守群体规则的行为。
总的来说，SIDE包括认知和策略两个维度，分别与自我分类和自我表达有关；SIDE分析了促进或阻碍这两方面的条件，尤其以匿名性条件的研究最为广泛。SIDE不仅合理的解释了传统去个性化理论不一致的研究结果，而且它通过分析具体条件下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来理解群体心理和行为，从而能够在更加广泛的领域中得到验证和应用。
4 SIDE的拓展与应用
SIDE在不同领域内得到了拓展和应用。最主要的有两支，其一是利用现代技术，如计算机媒介沟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探索个体在去个性化条件下（匿名性）的社会认同和行为表现。其二是延续过去群众心理学思想，结合公开或匿名条件，探究在群内和群际条件下认同行为的表达，拓展SIDE的策略维度（Levine，2000）。
4.1 CMC中的去个性化
CMC是指凭借计算机等科技媒体进行的沟通。相对于面对面交流，它最大的特点是具有匿名性。过去人们认为，CMC的匿名性一方面将个体从面对面的社会交流的束缚中释放出来，使个体不受社会规则的控制；另一方面又让人们彼此疏远，使人与人之间产生隔阂（Christopherson，2007）。SIDE反对这种观点（Spears et al., 2002）。Spears等人的早期研究发现，当个体有高社会认同或者低个人认同时，CMC的匿名性将增强个体对社会规则的遵守（Spears et al., 1990）。Postmes等人采用启动范式形成群体规则，发现CMC中匿名的群体成员在任务解决中表现更多与启动规则一致的行为（Postmes et al., 2001）。近期研究还发现，在CMC中，匿名和个体性的减弱使交流从个体水平转变为群体水平，而这种群际交流将增加刻板印象和偏见，产生内群体吸引和外群体拒绝，从而强化了群际边界（Lea et al., 2001）。这些结果表明，CMC中的匿名性并没有将个体与群体分离，反而加强了群体对个体的影响，产生了群体规则遵守、群体吸引，刻板印象和群际差异等效果，验证和拓展了SIDE认知维度的观点。
近年来，SIDE的策略维度也开始在CMC中得到关注，即个体如何策略性的利用CMC的匿名性以做出相应的行为。Spears（2002）等人发现，劣势群体成员利用CMC的匿名性抵制强大的优势群体，但这种行为要在符合劣势群体规则的条件下才会发生。Flannigan（2002）发现在CMC交流环境中，男性倾向于减少匿名性，而倾向于保持匿名性。因为在电脑技术的使用中，男性是更为强势的群体，所以女性策略性的利用CMC的匿名性以维持与男性地位平等。Coffey和Woolworth（2004）比较了在匿名的网上论坛和公开集会条件下，个体对罪犯的态度表达上的差异。他们发现，在匿名的网络论坛中，个体对罪犯表达了更多的偏见、憎恨和报复，然而在公开集会中，这些陈述显著减少。SIDE可以解释这种差异，因为网络论坛的规则支持个体表达憎恨、报复的态度，而网络中的匿名性又加强了人们对这一规则的遵守；但是在公开集会的条件下，人们遵守的是保守的社会规则，因此对罪犯的评价趋于缓和。这也说明，即使是反社会行为，只要它符合群体规则，匿名性等去个性化操作将会促进群体成员表达这种行为。
4.2 认同行为表达
SIDE的策略维度关注的是去个性化操作（主要是匿名性）对群体成员行为的影响。Klein（2007）等人在最近的研究中拓展了SIDE策略维度的内容。他们不仅考虑了有无观众在场时个体认同行为的表达，也探讨了个体如何通过有策略的认同表现（identity performance）来影响观众，反哺社会认同。所谓认同表现，是个体故意表现或抑制与规则相关的行为，而这种行为通常与明显的社会认同有关。认同表现有两个功能：认同巩固（identity consolidation）和认同动员（identity mobilization）。前者是指证明、遵守或加强个体或群体认同，后者是指劝说、指导或鼓动群体成员采取具体的行动，实现群体目标。Klein等人还分别在群内和群际水平上，探究了匿名性对认同巩固和认同动员这两个功能的影响。通过这两个功能，认同表现在解释和协调社会行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且可以在合适的条件下用于建立社会认同。Klein等人从认同行为的概念、功能、发生条件上充实了SIDE策略维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他们构建了社会情境、社会认同以及认同表现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理解SIDE各维度的关系提供了依据。
5 小结与展望
5.1 小结
SIDE为理解去个性化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它与传统去个性化理论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去个性化发生的条件或去个性化操作。去个性化理论探究了许多外部条件，而SIDE主要关注视觉上的匿名性；其二是去个性化发生的机制。在去个性化理论中，去个性化发生的机制是自我意识、自我控制力等自我功能的丧失，而在SIDE中是个体的社会认同及其显著性；其三是去个性化行为。去个性化理论关注的是反规则、反社会行为，而SIDE认为这种行为是对情境（或群体）规则的遵守，并且这种行为的表现具有策略性。总体来看，去个性化理论侧重于从个体心理的角度研究去个性化现象，群体是个体的影响因素；而SIDE从个体与群体或群际之间的关系解释这一现象，更能揭示去个性化的社会心理实质。同时，SIDE将去个性化行为看作是群体规则的表现，而不是具有本能性质的被抑制行为的释放，这就使人们能够在更广阔的领域内研究去个性化现象。
SIDE也发展了自我分类理论。首先，SIDE可以看作是自我分类理论的具体应用。SIDE的研究证明，与群体中的个体相比，单独的个体在去个性化条件下能同样地甚至更多地遵守规则。因为个体的自我中融合了个性和社会性，去个性化条件不仅实现了个性向社会性的转化，而且使之得到进一步加强。其次，SIDE拓展了自我分类理论。后者过于认知化，主要关注社会情境中什么样的自我得到表达以及这些行为背后的动机，并未考虑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社会认同的积极应用和表现方式。SIDE从自我分类的认知显著性和认同表现的策略性分析群体成员的行为，视角更全面。
5.2 展望
SIDE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更适合现代社会心理学对群体影响和群体行为的研究。去个性化理论产生的背景是欧洲群众运动盛行时期，群体成员的非理性、反社会行为自然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人们寻求这种行为产生的条件，并希望揭示其心理机制。现代社会中，频繁的群众运动不再是主流，
但去个性化现象仍然存在，并且在现代科技文明发展的背景下呈现更加多样的形式。这就需要研究者重新理解去个性化现象的心理实质，探究去个性化行为的表现形式。SIDE顺应了这种要求：在分析思路上，将个体置于群内或群际关系中，这种关系取向分析是现代社会心理学主流取向之一。在研究对象上，SIDE关注的是个体对群体规则行为的表现，相对于反社会行为它更加中立，从而扩大了研究范围。然而SIDE并不完善，有待未来研究对其进行补充：SIDE重点研究了视觉匿名性的去个性化效应，其他去个性化操作的效应有待研究；SIDE的研究多基于小群体，有必要在规模更大、分类层次更高的社会群体中进行研究；SIDE的认知维和策略维是分开研究的，今后重点的发展趋势是对这两个维度进行整合。
SIDE还需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加以验证和完善。基于欧洲社会历史渊源和欧洲心理学取向，SIDE及其相关的去个性化现象在欧洲研究较多。近年来由于社会心理学对群体心理的关注增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陆续开展有关研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尚少。我国是重集体的国家，个体与集体的联系紧密，人们更多的表现符合集体规则的行为。在这种文化背景里，个体在一定条件下对集体的认同，以及认同行为的表现方式可能更具独特性。因此，根据SIDE开展本土化研究，可以为揭示背景中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增进个体对集体的认同和集体行为的表达等方面提供参考。
注解
【1】参考张厚粲等主编的《现代英汉-汉英心理学专业词汇》（修订版），将self-awareness译作“自我觉察”，以区别self- consciousness“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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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Deindividuation Effects
LAN Yu-Juan; ZUO Bin
(School of Psychology,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deindividuation effects (SIDE) originates from the deindividuation theory. It
challenges the past view that deindividuation is the result of loss of self, which brings about the expression of antinormative or antisocial behaviors. SIDE provides new explanations to the deindividuation phenomenon in both cognitive and strategic dimensions. Research has been done to show evidence which supports SIDE and to apply it in terms of identity performance and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SIDE is more relevant to the contemporary research on group influence and group behavior in social psychology. However,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for further validation and consummation.
Key words: SIDE; deindividuation; anonymity; social identity; self-categorization
收稿日期：2008-04-01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5JAXLX009）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06-0675）资助。
通讯作者：佐斌，E-mail: zuobin@mail.ccnu.edu.cn
心理科学进展 2009, Vol. 17, No. 2, 467–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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