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你不会遇到
达利与拉丹的助人行为五阶段
1964年纽约市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犯罪事件，该事件促使两位年轻的心理学家达利（John Dariey)与拉丹（Bibb Latane)著手研究旁观者的心态。两人皆非犹太人，也从未言明其研究助人行为的动机与纳粹有关。然而在20世纪西方社会执着于探究纳粹大屠杀的时代背景下，这项实验结果却广为用以解释此一事件。达利与拉丹两人设计一系列的研究，是为了测试一般人在哪些情境不会漠视他人的求助，在哪些情况不会犹豫挣扎。这项实验表面上与米尔格兰姆的实验相似，但达利与拉丹的研究更具深层且重大的差异。米尔格兰姆检视人类对单一权成的服从心态，达利与拉丹探讨全然相对的面向：面对群体危机时，在没有权威主夺的情况下，个人会有何反应。
美国世贸大楼被袭之后，我订购了两副防毒面罩，女儿和我各一副，我先生认为我反应过度，不愿跟我一般见识。这天是2001年9月26日，初秋时分，纽约世贸大夏刚刚倒塌，还在闷烧。而几天前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内容如下：
警告：病毒正在袭击
若您收到克林格曼基金会（Klingerman Foundation)寄来的邮件，绝对不要打开。这些邮件信封上标示“礼物”，但其实里头装着带有克林格曼病毒的海绵。目前已有20名美国人因此丧命①
这也许是恶作剧，也可能不是。而我近来看到一份更可信的国会报告，才知道散播炭疽病毒有多容易：将病毒装进高压喷雾罐，按下喷嘴，四周随即弥漫充满病毒的白色烟雾。我先生说：“我们应该重视真正急迫的问题，像是公民自由缩减、增兵派驻波斯湾等问题。”可是怎样才算真正的当务之急？美国当前情势混沌不明，发展难料。正因为这样，我才订购防毒面具。这两顶面罩由弗吉尼亚州的军事用品公司生产，不到一天就送到我家。我打开平凡无奇的厚纸箱，看到浅绿色的棉纸包裹在外，散发一股薰衣草香，包装极为精美，让我颇感意外。拿掉层层棉纸，我终于看到面罩的真正模样：一团黑色橡胶制品，猪鼻形的滤毒罐，束带上附着大扣环和护目镜。我看着眼前的面罩，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反应过度。然而，发现人类有否认紧急情况存在倾向的心理学家达利与拉丹，应该不会认为我的行为是过激的。心理学家马勒（Susan Mahler)说：“达利与拉丹的研究结果显示，一般人并不知道，处理潜在危机的最佳方法就是以谨慎态度去尝试错误。”我拿起面罩试戴，大小刚好，紧贴脸部。至于女儿的面罩，看了就让人不舒服。我拿着面具，把女儿叫过来试戴。她放声大哭，不肯过来。看来要帮助别人还真不容易。
1964年，心理学者达利与拉丹都还是助理教授，他们正努力地争取更高的学术地位。当时两人并未想过要研究危机处理的行为模式，直到后来发生一起重大事件。以下是事件的详细描述，事件经过确实骇人听闻，但更令人心寒不解的则是38位目击者目睹事件过程，却无人伸出援手。
时间是1964年3月13日星期五，黑色星期五。凌晨时分的纽约皇后区，凉爽潮湿，微风轻拂，空气中还有些许融雪的气味。在酒吧担任经理的珍诺维斯轮完夜班正要回家。她28岁，身材纤瘦，顶着朋克头，面貌姣好，有一双宝石般的绿眼睛。她一人独居，当晚照例把车开进附近的停车场。
她停好车，向公寓所在的大楼走去。时间是清晨3点。她一下车就发现遭人尾随，隐约可见是名形迹可疑的男子。她便向右转，走向街角的紧急报案电话。
珍诺维斯终究没能走到紧急电话。名叫莫斯里的男子拿刀朝珍诺维斯背部猛刺，她转过身，腹部也中刀。她浑身是血，大声呼救：“救命呀！他拿刀刺我，谁来救救我！”案发地区住家密集，她一呼喊，灯光纷纷亮起。事后莫斯里受审时说，他看到灯光亮起，但他认为“这些人不会下楼”。情况真是如此，当时没人下楼察看，只有人大喊：“放过那女孩。”莫斯里跑开，而身中数刀的珍诺维斯，勉强爬行到路边，躺卧在一家书店门口。
公寓住户的灯光熄灭，街道恢复寂静。莫斯里走回他的车，发现四周安静下来，灯光也暗了，于是决定回头完成他要做的事。首先他打开车门，换了顶帽子，接着又潜行回到街上找到蜷缩地上、浑身是血的珍诺维斯，继续朝她猛砍，几乎把她脖子和阴道割裂。珍诺维斯再度尖叫呼救，几分钟后，住家灯光再度亮起。他们先前看到的黄色光点，尽管就在眼前，却显得遥不可及。莫斯里再度退却，珍诺维斯则设法爬进所住的公寓大楼里。几分钟后，莫斯里又找到她，再度逞凶施暴。她先大声呼救，但不久之后只能发出微弱呻吟。莫斯里掀开她的裙子，割破她的内裤，发现她月经来了。然而，不管对方是生是死，他脱下裤子露出生殖器，但却无法勃起，便趴在受害者身上磨蹭，达到高潮。
这起案件前后超过35分钟，从凌晨3点15分到3点50分，歹徒三度施暴，每次受害者都尖声呼救，附近住户应该都听见了。尽管他们开灯察看，甚至目睹事件经过，却没有人伸出援手。总共38名证人隔着窗户，眼睁睁看着一名女子身中多刀，饱受凌虐。犯行结束后，终于有人打电话报警，不过受害女子已经身亡，救护车前来把她载走，当时凌晨4点，那些目睹一切的人又回房继续睡觉。
一开始大家以为只是皇后区又有夜归妇女遇害，《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地方版仅以4行字报导这一案件。不久之后，该版主编罗森塔尔得知，当时有许多人目击整起案件，却袖手旁观，因而写下，罗森塔尔表示,38名民众站在窗边，他们这些寻常百姓“听她哀嚎了半小时，却完全没伸出援手，甚至没有报警”。
《纽约时报》不仅报导整起案件，还陆续发表几篇报导提及这些旁观者的奇异行径，文章引发全美民众哗然，讨伐之声四起。众多读者写信给纽约时报。有位读者说：“我认为贵报应该设法取得这些目击者的名单，并公告大众。这些人坐视不管而导致难以挽救的结果，理当受到社会谴责。”一名教授夫人写道：“他们的沉默，甚至是懦弱、冷漠，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假如现行的纽约州法律不能给予这些人若干惩处，我们认为贵报应该敦促纽约州议会尽快修订法律。此外，既然这38位目击者对道德义务置之不理，我们认为贵报应公布其姓名地址，以示惩戒，最好公告在头版。”
纽约大学的达利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拉丹和许多纽约人，都看过这些读者的反馈，也都想知道为何没人伸出援手。是冷漠？还是其他心理因素？达利曾为这起沸腾一时的事件陷人沉思。各领域的专家纷纷提出假设来解释这些目击者的反应。纽约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社会学系教授福克思（Renee ClaireFox)认为，这些目击者的行为是“假性否认”(affect denial)的结果；换言之，他们因为极度惊吓以致无法反应，甚至毫无感觉。巴内教授（Ralph S. Banay)则认为电视应是罪魁祸首，美国人受电视影响极深，早已习惯其中层出不穷的暴力，因而分不清电视与现实。巴内亦以当时流行的理论解释这一现象，他说：“这些人（目击者）受到外界刺激的催眠，耳朵手脚都不管用。成熟且健全者就不会这样。”十多年后，罗森汉发表其假人实验的结果，使巴内的说法遭到强烈质疑。知名心理学家门宁格（Karl Menninger)则认为：“群体的冷漠就是一种侵害攻击。”
达利与拉丹并不满意这些解释。他们和米尔格兰姆都是富有实验精神的家，相信人格的影响力不及情境。再者，上述说法显然与直觉相悖。若有歹徒强暴并杀害年轻妇女，并旦过程持续近半小时，以常理判断，是没有人会袖手旁观的。人们只要拿起电话报警，就能帮忙受害者，这是多么容易！这样，既不会有生命威胁或安全上的顾虑，也不会因与这桩案件“有关”而受连累。我们可以确定，这些目击者有的育有子女，有的从事救护相关的工作，这些人并不总是残忍无情。珍诺维斯遇害当晚，必定有某种神秘力量作祟。那一年，冬天气候并不严寒，那一夜，春天的脚步慢慢接近，枝桠上早已冒出新芽，细小树枝正要伸展茁壮。
有些实验目的在于验证假设，而有些只想探求答案。米尔格兰姆并未假设受试者会不会听从指令，他只想知道受试者会怎么做。罗森汉知道其实验会导致某些后续事件，但不确定会怎样发展。另一方面，达利与拉丹观察此案与美国群众反应，发现了若干疑点。他们也许联想到其他类似的事件。比如听到火警警铃大作，但所有人都若无其事，你可能也会认为没什么问题。看见有人跌倒，却没有人伸出援手，你可能不会停下脚步帮助这些生活常见的事例或许可以解释，在那个早春夜晚、公寓住户的门窗之后，这些人究竟怎么了。达利、拉丹两位心理学家应该是这么想的吧！
于是两人开始设计实验。他们不可能以谋杀案件作为场景，因为实验情境会使人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他们以研究都市大学学生的适应情况为名义，征求不知情的纽约大学学生参与实验。与试学生单独坐在一个房间，透过麦克风谈论自己在纽约大学遇到的挑战。其他房间架设放音机，里头放着录有其他学生谈话的录音带。所有房间以音响管线连接，受试者可以听到其他房间传来的谈话，但不知道那是在放录音，他们以为是真有其人在场。实验的规则是这样的，每个人用两分钟时间讲述自己遭遇的问题，受试者必须依据排定的顺序，聆听预录的谈话内容，轮到自己时才能发言。还没轮到的时候，麦克风就不开，受试者只能聆听其他人讲述，进行方式类似团体治疗。最初参与实验的有59名，13名男性。
主试者首先播放预录的谈话，这名学生自称患有癲痫，他用踌躇为难的语调，对“在场其他人”表示，自己的病很容易发作，特别是在考前读书时。在纽约生活很艰难，纽约大学也不好混，他的声音慢慢减弱。这时另一个声音出现，听起来是个活泼健谈的人。不知情的受试者想必以为有另一个人在邻近的房间，绝对想不到只是播放预录带。受试者讲完之后，接着又陆续播送几段预录但本人不在场的访谈，直到状况出现：患有癲痫的那个人发作。因为所有人都待在彼此隔离的房间，不知情的受试者看不到对方发作的模样，也无法看到或听到“应当在场”的其他人有何反应，况且其他人不过是隔壁房间的录音带。假装癫痫发作的人起初讲话正常，接着开始胡言乱语，越讲越大声、越急切，最后则不断恳求：“我……我觉得，我需要……需要……帮忙，有……有没有……行人……能帮帮我？我……我现在……真的……很难过，有人……可以帮我吗？求求你们……我这次发作……很严重，请帮帮我吧！（喘不过气的声音）……我快死了，救救我!”一阵急促喘气声后，陷人寂静。
此时唯一在场的听众，应该会认为至少还有一两个甚至更多人在场，其他人随时可能已经起身下楼向主试者求救。而主试者先前曾宣布，基于保密原则，他会回避，只从麦克风听受试者的讨论。此外，主试者也请受试者务必遵守规则，依序发言。
达利与拉丹煞费苦心地设计了这个实验情境，尽可能使这个情况与珍诺维斯命案相仿。这起命案中，目击者知道还有其他目击者，但因各自在家，无从得知彼此的反应。达利与拉丹的实验中，受试者可以听到其他人的声音，但房间彼此隔离，看不见他人。此外，麦克风只在轮到特定个人讲话时才打开，因此无法彼此沟通。受试者知道有人癲痫发作，其他人也听到了，但因为麦克风未开，无法与他人商讨该怎么处理。
达利与拉丹仿效珍诺维斯命案，导演这出癫痫发作的戏码，历时6分钟。真实事件中受害者连续遭到多次攻击，而实验中的癫痫只发作一次。受试学生有机会去思考是否决定采取行动。实验发现，只有31%的受试者采取行动。米尔格兰姆实验中，反抗权威的受试者约为32%至35%，两者比率都不高。
后续实验结果更让人不解。
达利与拉丹调整“群体人数”后再进行实验，结果发现，受试者若以为当时在场者有4人以上，就不会采取行动帮助受害者。但受试者若认为那位同学癫痫发作时，只有自己在场，没有其他人，85%的人会在3分钟内采取行动。此外，两人也发现，不论团体人数多少，受试者若在3分钟内未向主试者报告发生紧急情况，那么往后也不太可能这么做。所以若你遭遇劫机事件，最初3分钟内如果没有反抗，就可能不会有任何行动了。紧急事件中，时间越久越不利。等待越久，会让人更加麻痹无能。这点请谨记在心。
时间会影响助人行为的可能性，而群体人数与助人行为的则更耐人寻味。你也许认为，人越多，你就会越勇敢，越不怕危险，更会主动伸出援手。我们应该最害怕夜里独行，经过漆黑窄巷吧？我们和其他动物一样，最怕独自漫步旷野，因为我们害怕敌人随时可能出现？我们一直认为，人多势众，比较安全。但从达利与拉丹的实验结果来看，却不是这样。旁观者人数众多往往阻碍助人行为的出现。例如，热闹的庆典会场中，就算你从摩天轮上摔下来，可能不会有人多看你一眼。希腊神话里的伊卡鲁斯（Icarus),佩带蜡制翅膀飞翔，翅膀不堪阳光照射融化，他从空中摔落人间，许多人目睹这一切，却都熟视无睹。但若你和另一个人身处沙漠，眼看沙尘暴就要来袭，对方愿意帮助你的几率就高多了，至少根据达利与拉丹的实验结果，可能性达85%。
受试者听到有人发病，全都惊慌失措。尽管他们没有采取行动，但也不像我们所想的和珍诺维斯案的目击者一样无动于衷。主试者从麦克风中听到受试者说：“天呀，他发作了！"有人不停喘气，有人只说得出：“糟了！”有人说：“天呀！我该怎么办?”假装发病后6分钟，若受试者仍未采取任何援助行动，主试者便会进人其所在的房间。受试者无不汗流浃背，全身发抖，开口就问：“他没事吧？有人照顾吗？”神情沮丧难过。我们不知道哪些人目击了珍诺维斯命案，但可以想像，这些人内心应该也饱受煎熬，袖手旁观多半是因为惶恐犹豫以致手足无措，而非一般所认为都市人惯有的冷漠无情在作祟。
若要珍诺维斯命案的目击者回答为何当时没有帮忙，他们都无言以对。有人说：“我不想被牵连。”惊心动魄的35分钟里，内心如何挣扎取舍，没有人说得清。达利与拉丹的受试者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却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不采取行动。
达利与拉丹推测，没有采取行动的受试者并非冷酷尤情，而是“还没下定决心要行动”。他们内心充满矛盾，犹豫不决，不知道要不要反应。此种反应，反映了其内心持续不断的冲突。相对而言，其他采取行动的受试者的内心就不会出现矛盾冲突。
拉丹发现，团体规模与采取行动的比率相关。越多人目睹一起事件，个别目击者会自觉责任越少，因为有越多人分摊责任。两人将此种当时还无人知晓的现象，称之为“责任扩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责任扩散的作用加上对举止得体的要求，让人对某些生死攸关的情境视而不见。毕竟如果只有我在这里大惊小怪，也许只是一场虚惊，那有多丢脸呀！谁能断定那情况是否真的紧急呢？一名珍诺维斯案的目击者说：“我们以为只是情侣吵架。”多位达利与拉丹的受试者说：“我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我能理解，你应该也懂。一名衣衫褴楼的男子倒卧路边，他是心脏病发，还是不小心跌倒而已？他可能是喝醉酒的游民，你一靠近察看，就会被他缠上。他也许不想要你帮忙，或许认为你是假好心，搞不好他会大声喝斥，让你在众人面前丢脸。我们的态度想法与潜在个性，到头来其实就是自以为是，是怀有偏见歧视。我们怀疑自己，我们真的会怀疑自己吗？女性主义的心理学家吉利根等人曾撰文详述，美国少女以沉默冷淡的方式来面对的茫然混乱。然而达利与拉丹的研究显示，这种失去自信的现象只是表象，人类从未失去自信。人类拥有极为发达的大脑皮质层，足以稳定思维情绪，压抑直觉反应。也许这是上天对人类的一种诅咒。
故事还没结束，且越发让人不解。达利与拉丹发现，我们不去帮助他人，不全是本性无情，更可能是因为知道有其他人在场。万一需要帮忙的“他人”是我们自己怎么办？若我们置身公共场合可能遭遇危险，起码也该为自己挺身而出、有所行动吧？
关键就在“可能遭遇危险”。若“确定”有危险，人脑就会挣脱束缚，发出警示。但生活情境多半模棱两可，隐晦模糊，难以判读，紧急情况亦然。如果有天你摸到胸部有硬块，会是乳腺癌？房子里出现瓦斯味，是因为在烧开水？达利与拉丹的实验告诉我们，就算以常理推断某个情境确实相当危急，只要我们从不同角度解读，结果便会全然改观。紧急情境不是既定事实，而是随人感受而有不同的诠释。也许就是这样，我们才会观望迟疑，没有具体行动。精神医师寇尔兹（Robert Coles)在《故事的呼唤》（The Call of Stories：Teaching and the Moral Imagination)—书中谈到，生命的意义在于个人对生活事件的解读。而上述实验过程也指出，这些解读往往会误导我们错判形势。
达利与拉丹二度进行实验，地点在一个有通风口的房间。受试者为4名大学生，其中3位为刻意安排，另外一名受试者则不知情。4人必须坐在房里填写有关大学生活的问卷。几分钟后，达利与拉丹暗中前往大楼管道间，将某种气体释放到受试者所在房间，气体对人无害，却能让人以为情况紧急。一开始，只有些许烟雾缓缓飘进房里，然而不知情的受试者已经察觉异状，其他3人事先已得到指示，此时必须神态自若，继续填写问卷。他们照做。接着烟雾逐渐变浓，加速飘散，最后弥漫了整个房间，在里面只能看见景物模糊的轮廓。后来行人因烟雾呛典，开始咳嗽。每一位不知情的受试者都面露惊恐，看着烟雾从稀薄转为浓密，尽管不明白其他人为什么会如此镇定，但还是回座继续填写问卷。有些受试者会走近通风门察看，不过当他看到其他人并不紧张担忧，便又回到座位继续填表。这种反应真是诡异！有些受试者会向他人提到通风口有烟灌人，询问这种情况是否常有。其他人只是耸耸肩，不回答。只有一位受试者在4分钟内起身下楼，告知主试者此事，另有3个人在实验结束前告知主试者，而剩下其他人完全没有采取行动。这些人之所以将紧急状况解释为空调系统的小故障，是因为他们做判断根据的是旁人的举止神态，而非实质证据。此种解释仿佛魔咒，让他们动弹不得，只能忐忑不安地等待。等到主试者进来宣布实验结束，他们的头发、嘴唇都已蒙上一层薄薄的白色粉尘。
这实在很有趣！这个实验反映出人类本性的愚昧。我们宁愿拿生命冒险，也不愿破除刻板观念，即使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还要顾虑举止是否得体。这多么不合常理呀！社交礼仪权威波斯特（Emily Post)曾感叹，现代人越来越不重视礼仪教养，但从实验结果来看，举止得体的观念至今仍然影响深远，而且深植人心，甚至凌驾于其他本能的欲望或恐惧。达利与拉丹后来改变实验形态，让受试者独自在房间里。几乎每个人一看到烟雾弥漫，就都解读为紧急事件，立即通报主试者。
社会暗示作用（social cuing)、（bystander effect)、多元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其实只是以科学词汇包装上述诡异的行径。我家对面有间美丽的教堂，石头外墙上布满青苔。有时我会上教堂听圣歌。每周日布道仪式结束后，就会有个捐款篮子传遍在场信众。研究珍诺维斯命案与烟雾实验时的某个星期天，我发现在第一位信众部还没拿到捐款篮之前，里头就已经放有一捆钞票了。几星期后，在酒吧当调酒师的姊姊告诉我，她每晚都会先放几张钞票在装小费的高脚杯中，“这样可以拿到比较多小费。顾客以为前面行人给过了，就会跟着做”。模仿是人的本能。
达利与拉丹的实验促使动物学家着手研究，野生动物是否也有类似的倾向。例如，长颈鹿会先左顾右盼，确定四下无人后，再吃掉树叶吗？灵长类动物会根据群体反应，再决定接下来要怎么做？据说小火鸡必须发出一种很特别的叫声，母火鸡听到了，才会去照顾它们。若是小火鸡没有发出那种叫声，母火鸡就不会去哺育小鸡，小鸡就会饿死。科学家录下那种叫声，把放音机绑在火鸡的天敌臭鼬身上，播放录音带，观察母火鸡的反应这种环境暗示的力量惊人，母火鸡循声前去哺育小火鸡，反被臭鼬吃掉。动物学家主张，动物与生俱来就受特定社会暗示的影响，其脑部物质与神经传导路径造就特定的行为模式。而人类所受的社会暗示则是后天学习的产物，两者层级不同。因此科学家认为人类应该不具有“接受暗示”的基因，但我则有不同看法。记得刚得知怀孕时，我不敢相信自己体内竟孕育了一个，一个完整独立的生命。这么重大的变化，我却浑然不觉，遑论要指示我的身体如何因应。事实上，身体早已做好调适，所有细胞紧密相系，持续传送带有特定信息的化学物质，引发一连串反应。经过一段时间，细胞发展出各个身体部位，长成完整的个体。某个细胞将信息传给其他细胞，连带牵动其他细胞，逐渐发育成心脏、手脚、口鼻等器官。这一切的变化恰到好处，让我有一个健康的女儿。
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斥许多复杂信号，涵盖细胞、化学、文化等各个层面，不论体内体外，内发外来，信号传递从不间断。大量信号稍纵即逝，根本没时间逐一检视所有证据，更没有时间经过审慎思考之后再做出反应，如果真要这样做，我们会先累瘫的。社会暗示作用及相关的生理机制，让我们可以孕育后代，该安静就安静。社会暗示作用让我们知道，何时跳舞、领圣餐、做爱才恰当。不过达利与拉丹的研究指出，这套解读信息的机制并非万无一失。加州大学社会学家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分析联邦调査局与加州警署的资料，发现了一个相当怪异的现象，若有自杀案件发生且经媒体大肆披露后，坠机与车祸的死亡人数顿时增加许多，菲利普斯称之为“”（the Werther effect)。典故源于十四世纪德国文豪歌德之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书中饱受感情折磨的虚构人物少年维特最后因感情受挫而自杀。此书问世后，引发当时一阵自杀潮。菲利普斯检视美国自1947—1968年的自杀资料发现，媒体以头条报导自杀案件后两个月内，自杀人数较平均值多58人，更奇怪的是，就连车祸与坠机事件也随之增多。社会科学家西奥迪尼（Robert Cialdini)这样写：“我认为菲利普斯的见解独到过人。如果这些重大事故是有意模仿自杀案件的话，那么自杀报导确实致使重大事故的增加。可能有人为了某种理由，不想让人认为他们是自杀身亡；也许想保住声誉，不让家人蒙羞痛苦，并希望家属能领到保险理赔金，所以才暗地里刻意让自己驾驶的车子或飞机发生事故。例如，客机驾驶
员让飞机向地面俯冲，或者司机驾驶的汽车突然转向撞上大树。”我只觉得难以置信。我能理解有人仿效这些事件而自杀，但维特效应或社会暗示的力量真有那么强吗？居然某位名人的自杀导致客机驾驶连番起而效之，进而引发坠机事件！假使飞机或火车驾驶员一直怀有自杀念头，但始终没付诸行动，却在某个自杀案件成为头条新闻之后下定决心，最后连带让许多人一起陪葬？达利在电话中说：“确实有人是受某种暗示而决意结束生命。但说坠机事件是蓄意自杀，也太夸张了。”西奥迪尼则坚持这些资料详实可靠。他目前仍活跃于社会心理学领域，其论述常为人引述，曾写过一本探讨社会暗示作用的书。他在书中写到：“不知有多少无辜生命在这种牛死抉择中丧命，实在令人惊心。这些数据对我影响重大。我开始留意报纸头版是否有自杀案件的报导，这些事件刚披露那阵子，我会变得比较谨慎，特别留意身后的车辆，往来旅行能不搭飞机就不搭。如果非得在这段期间搭飞机，我会投保更高额的保险。报纸若以头版刊登特定事件的报导，必会影响安全往来各地的儿率。菲利普斯博士已证实，这并非危言耸听，我们最好别掉以轻心过去一个月，媒体接连报导多起自杀事件，自杀热潮未见消退。不知西奥迪尼会有什么反应？也许藏身自己建造的平房里吧！我打电话给他，一位女士告诉我，他在德国，短期内不会回来。我问她：“他是怕坐飞机吗？”她说：“现在时局这么糟糕，后续还会有更多攻击事件。他深知这是社会暗示作用的必然结果。”
我问她：“我买了防毒面罩，他会觉得我太大惊小怪了吗？”
她说：“当然不会。但他会劝你，已经发生的事无法改变,怎样让自己过下去，并且过得更好才重要。”
我说：“他也买了防毒面罩吗?”
她没有回答。
一切显得不对劲。虽然已经进人秋天，天气却突然转热，仿佛夏日余韵未尽。鲜红欲滴的苹果高挂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果实熟透的香味。我和女儿一起摘苹果。我把她高高举起，让她够得到树枝。她摘下苹果，拿在手中，大口咬下，细小的牙齿穿透果皮，流出甜甜的汁液，引来蜜蜂觊觎。蚊子似乎变多了，裸露的肌肤满是红肿发痒的咬痕。我拿起各种杀虫剂猛喷，不过这群蚊虫似乎特别强悍，一边嗡嗡叫着，一边越飞越高。可惜在这美好的秋日，我们沦为与蚊虫和杀虫剂为伍。我还在炉子下发现一只死老鼠，从毛皮与身体腐烂程度来看，它已经死了好些天。
时局如此，谁都快乐不起来！股市指数下跌，动物焦躁不安，世界各地，许许多多像西奥迪尼、达利、维特这样的人都断言，坏事接踵而至，愚昧终致自食恶果。媒体充斥各种消息，我们只能随之起舞，事件一一掠过眼前，好像卷轴停不下来的，让人只觉头晕脑胀。我们究竟可以希望什么？你已读过几位心理学家的实验，米尔格兰姆的实验让你对人性失望，的实验让你困惑，罗森汉的发现反映出人性的愚昧。本章的实验让你备感威胁，也许即使真的遭受电击都没这么危险。你觉得染上致命的疾病，我们彼此相互传染，到最后所有人都束手无策，只会推卸责任，困惑不已。这种情况能够避免吗？
比曼（Arthur Beaman)是蒙大拿大学社会科学家，1979年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学报》(Th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上发表与人合撰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价值极高，可惜井未获得应有的重视。图书馆里总有许多布满灰尘、乏人问津的大部头书籍，比曼最初发表的论文也在其中。这篇论文篇幅极短，但随手拈来，看到的全是相关系数、双侧考验
等公式及^,#、+、-和=之类的量化符号。也许就是这些因素，让这篇论文一直默默无闻。科学实验需要某些特质，才能超越学术抽象的藩篱，如：髙明的表达技巧、适度的含糊其词与耸动震撼、若干的转折起伏。
比曼的写作风格晦涩难解.然而若能尝试突破这层表象，便能了解他的研究结果：若能教导某些人，使其了解社会暗示作用、多元无知、旁观者效应等观念，就像为我们注射疫苗，多少能抑制这些行为反应的出现。你刚看过我对这些事件、观念的叙述，这十几页、几千字的文章，不仅是篇报导，也是种教材。因为比曼发现，人一旦知道自己有多容易因为偏颇的解读而错失关键时刻，那么就会设法不让自己因此受害。所以，我不只买了防毒面罩，也用文字编写另一种防护罩，以期自己能免于另一种威胁。
比曼找来一群大学生，让这些学生观看有关达利与拉丹设计癫痫发作与烟雾实验的影片，使其循序渐进，了解达利与拉丹提出的助人行为五阶段。
·觉察：你注意到有事情发生，而你可能帮得上忙。
·理解：你认为有人需要帮助。
·责任：你自觉应该帮忙。
·判断：你决定要怎么做。
·行动：你采取行动。
这些学生看过影片，知道优良公民的极致表现必经的五阶段。和未接触相关课程的学生相比，前者主动助人的比例几乎是后者的两倍。接触相关课程的学生，或许是对冷漠产生抗体，眼见生活中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急难，他们会主动伸出援手,不管对象是因路面结冰湿滑而跌倒的女士，还是车子被撞坏的驾驶或癫痫突然发作的路人。既然教育可以有效提高助人的比率，促成有效的危机处理，那为何这方面的知识观念却不是历代学校课程的必教内容？这是我们必须检讨的问题。把这些观念知识纳人必修的急救课程、心肺复苏术合格证书的条件，甚至公告在公益事业的布告栏。我们要知道的是五项简单的助人须知。当今美国局势空前危急.我们更需要了解该怎么做。发生公车爆炸事件，我们得知道要怎么做。
这些我都知道了，我的准备理当更为充分。政治人物告诉我们，顾好自己，但也不要忽略可疑的线索。时候到了，我该进城瞧瞧。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恐怖攻击事件过了一星期，流言沸沸扬扬，据说这周末会发生第二波攻击。每个人都说：“你得先顾好自己。”没错，但我们还能做什么？所以我不顾众人劝阻，还是前往市区。秋天的波士顿，景色宜人，阳光和煦，市立墓园的草地宛如一片绿色海洋。整个波士顿出奇寂静，任何声音都会引起注意，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联想。有个孩子随着秋千上下摆动而兴奋尖叫，公园长凳上有份报纸被风吹得啪啪作响。我走到比肯希尔（Beacon Hill)这一带，眺望麻州州议会的金色圆顶。我从小最爱这栋建筑，以前常会幻想圆顶之下聚集了各式各样长着翅膀的怪物。事实也相去不远。此时政治人物不见人影，我却在铁栅门边看到一名貌不惊人的少年，大约十八九岁，理个大光头，刺了一个蓝色十字，想不注意都难。他穿着某种制服，绑带式的黑皮靴，手臂上茂密的毛发闪着微光。他口袋鼓起，看起来很可疑，好像是刀柄之类的物体。他站在街角，不想引人注意，手中的笔不知画些什么，谁晓得会不会是进出州议会的路径。前几天才听说，底特律的防空洞发现好几幅大使馆和机场的位置图，另外还找到如何驾驶飞机喷洒农药的手册。少年喃喃自语，看不出在说什么。我回想先前读过许多资料，知道旁观者会有何反应，但此刻我还是不确定自己该做什么。最保险的做法是通报相关单位有可疑人士出现。可是这样做真的很可笑！这问题和教育有关。你首先得确认需要采取行动。但是世事纠结晦涩多于清楚明了，你很难断定到底需不需要。我走近这名面貌丑陋的少年，他也许是盲目沉迷纳粹的新世代，也许他是父母心目中既体贴又叛逆的儿子。他似乎感到有人逼近，突然转头看我，只见他绿色眼珠澄净如水。
我勉强挤出微笑。
他来回打量我，也对我笑了笑。
我们并未交谈，但他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快笔涂写的东西、军人特有的蹲姿、大光头，处处都让人有不祥的预感。
他手上的铅笔很短，粗圆的黑色笔心画下极粗的线条，看不出清楚是什么图样。
我知道少年画了什么，是因为他也知道我在想什么。有时候不需言语，我们也能听懂彼此心声，有时候纵使听到凄厉尖叫，却仍无动于衷。这种对比相当奇特，却也反映出语言的多样，简直要把人搞糊涂了。少年把素描本翻转给我看，我终于知道他忙着在做什么了。纸上没有出入路线或可疑的符号，只画了州议会前草地上的一棵树，枝繁叶茂，层层交叠。每片树叶在我看来，都像是透过超音波镜头看到的胎儿面容，诉说着一个个生命起始轮回的故事。我没有细看，只觉得那幅画很美。少年把画从素描本上撕下来送我。我把画挂在书桌前，一边写这篇文章，偶尔抬头看着一片片树叶以及隐约可见的模糊脸庞。交叠的树叶传递信息、秘密以及多重含意。现在我知道助人的五个阶段，我也知道故事仍会曲折迂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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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00年前后美国广为流传的网络逋言。——译者注
Darley, J. M., & Latané, B. (1968).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 377–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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