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治疗──将人从他的精神官能症状，禁制及性格异常中解放──是件耗时的工作，因此， 打从一开始，就有缩短分析时间长度的尝试。这是不需要理由的，他们宣称是基于理智和权宜的重大考量。但其实在这之中或许也还有些不耐烦，轻蔑的痕迹在作用着，也就是以较早期 医学科学的角度来看精神官能症，认为那是对于无形的受伤不 必要的推论。如果现在处理这些症状变成必要，那么至少它们 应该尽快被处理完毕。
在此走向之中，一个特别活跃的论点是由奥图•兰克 （Otto Rank）在他的著作《出生的》 （The trauma of Brith, 1924）中提出，他认为精神官能症的真正起因是源自于出生这个动作，因为这牵涉到对于母亲的「原始固着」尚未被克服的可能性，而以「原始潜抑」持续着。兰克希望，如果此原始创伤可透过随后的分析来处理，则可解除整个精神官能症的症状。于是，这个微小片段的分析工作将可以省下其他所有分析的必要性。而几个月的时间就应足 以完成这个目标。无可置疑的，兰克的论点大胆且具巧思，但是却无法通过批判性检视的考验。此外，这是时机下的产物，形成于欧洲战后的苦难与美国的「prosperity」【1】对照张力之下，设计调整分析治疗的进行速度以适应美国匆忙的生活。我们尚未听过太多关于履行兰克的计画究竟可以为病患做些什么。或许不多过于消防队被叫来处理一间因翻倒油灯而导致着火的房子，而他们自满于仅将油灯从起火的房间移走这样的处置，无疑的，这方法让消防队的行动时间缩短很多。兰克所实验的理论和临床工作现在已成了过去式──就和美国的「繁荣」一样。【2】
即使是在战前，我自己则已经采取另一种方式来加快分析治疗。当时，我正在看一位年轻的俄国案例，一位被财富宠溺的男人，他在一种完全无望的状况之下带着一名私人医师以及一名仆人来到维也纳。【3】 在数年的过程里，要让他找回大量的独立，唤醒对生活的兴趣，以及调整与最重要他人的是可能的。但是，进展却遇到了停滞。我们只能进展到清理他童年时期的精神官能症，这是他日后病症的起因；很明显的，病人发现他目前的处境是高度舒适的，所以没有任何的意愿再往前迈进，因为可能会使他更接近治疗的结束。这是一个治疗自行禁制的案例：因为它的「部分」成功而导致失败的危险在这困境中，我诉诸于英雄式的手段就是为分析设定一个时间限制。【4】在某年的开始之初，我通知病人这将是他最后一年的治疗，不论在这段时间之内他能够达成什么。刚开始，他并不相信我，一旦他被我的极度认真说服之后，那些渴望的改变也就随之而来。他的抗拒减少，在治疗将近结束的最后几个月里，他能够使过去的所有再现，而对于那些了解他早期精神官能症及掌握目前精神官能症所必要的连结他也都能够发现。当他在1914年仲夏离开我时，我们存着一丝的怀疑就如同我们尚未完成的部分是那么地简短，我相信他的治疗是彻底而永久的。
1923年在对这病例的历史所附的注记中，【5】我已经报告我错估了。当战争接近尾声时，他回到维也纳，成为一个贫困的难民。我必须要协助他控制一部分尚未解决的。这在几个月之内被完成，我也得以如下的陈述为注脚作结，「从那时起病人已感觉正常，且举止无懈可击，尽管战争夺取他的家， 他的财产，以及所有的家庭关系。」十五年过去了，这判断的真实性并没有被反驳；但某些保留还是必要的。这名病人从此留在维也纳，在社会上保有一席地位，即使是卑微的。然而， 在他健康状况良好的这段期间之内，仍有好几次症状的发作， 可视为他长年精神官能症的分枝。感谢我弟子之一，露丝•麦克•伯朗斯威克（Ruth Mack Brunswick）医师的技术，以每次发作时的短期治疗制止了这些症状。我希望露丝•麦克•伯朗斯威克医师会自行扼要的发表这些状况。【6】有些发作仍与移情的残存部分有关，而与其有关之处，虽然只是短暂的出现，亦表现出清晰的偏执特征。其他发作的致病材料则由病人的童年历史片段所组成，在我正分析他当时并未呈现，而出现在现在──这对比是必然存在的──就像手术后的缝合处，或坏死骨头的小碎片。我已发现这病人复原历史的有趣，几乎不少于他的疾病历史。
随后我也在不同的案例中采用这种固定时间的限制，而我也考虑到其他分析师的经验。关于这种威胁式技巧的价值只有一个定论：在正确的时间点提供这种方式才会有效，但并不保证完全达成任务。相反的，我们或许可以确信，当某部分的材料在威胁的压力下浮出时，另一部分则仍会如同以往的被保留埋藏，而浪费了治疗的努力。一旦分析师设定了时限，他就不能延期；否则病人会丧失对分析师的信心最明显的解决方式就是让病人跟另一位分析师继续进行分析，虽然我们知道这样的改变会丧失另外的时间，并且放弃之前的工作成果。没有任何通用法则可用来判别何时才是诉诸于此强制性技巧的正确时机；这个决定需留给分析师的机智错误的估算将无法被矫正。狮子只突袭一次的说法于此非常适用。
Ⅱ
这个关于技术上如何加速分析缓慢过程的讨论，把我们带到另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有分析自然结束这样一种东西吗──让分析走到这样的一种结束是有可能的吗？依照一般分析师的言谈来评断的话，这似乎是有可能的，因为，当他们为某些平凡人可见的不完美感到遗憾，或是想为其开脱时，我们常常听到他们说：「他的分析没有结束」或「他没有被分析到终点」。
我们必须先决定「分析的终点」这样一个暧昧用语所指的是什么，从实务的观点这是很容易回答的。当分析师与病人停止进行分析，不再碰面时，分析就结束了。这在两种条件大致上被达成时发生：第一，病人不再因他的症状受苦，而且应该已经克服了他的与他的禁制；第二，分析师判断有很多潜抑的材料已经被意识到，很多难理解的东西都已经被解释了，很多内在的抗拒被征服了，已经不再需要害怕病态历程会再重复影响。如果一个人因为外在的困难而阻碍他达到这个目标，最好是说这是个不完整的分析，而非未结束的分析。
分析的「终点」的另一个意义是更加有野心的，在它的这个意义上，我们问的是分析师是否对病人有如此远大的影响，如果分析再继续下去的话，将不能再预期有更多的改变会发生在他的身上。这就好像是说，借着分析的方式有可能达到一种绝对的精神正常程度──更进一步的说，我们可以很有信心这种程度会维持稳定，也许就好像是说，我们已经成功的解决了病人的每一个潜抑，并且填满了他记忆中所有的缝隙。我们可以先在自己的经验里探索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是否会发生，然后 再转向我们的理论来看看它们的发生是否有任何的可能性 。
每一个分析师都会有几个案例达到如此令人满意的结果。他成功的清除了病人的精神官能症困扰，而且它不再回来，也没有被其他的困扰取代。我们也不是对这类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没有一些洞察。病人的没有被明显的改变，【7】而他的困扰在病原学上具有创伤的本质。所有精神官能症困扰的病原毕竟都是混合性的。若不是本能过强的问题──也就是说，顽强抵抗被自我驯服，【8】那就是未成熟的自我无力处理的那些早期（例如，早产）创伤在影响。通常都是两种因素的混合，先天体质的以及意外造成的。先天体质的因素愈强，创伤就愈会导致固着并留下发展上的困扰；创伤愈强，它所造成的受伤愈是必然明显，即使本能的状况是正常的。无疑地，创伤类的病原显然提供了分析较佳的舞台。只有当案例主要是被创伤影响的时候，分析才能成功的发挥它最大的能耐，也只有这样，有赖于强化了病人的自我，才能成功的以正确的解决方式来取代他早期生活所做下的不当决定。只有在这样的案例身上才能说分析绝对终止了，在他们身上，分析已经做了所有它该做的而不需要继续了。事实是，如果被这种方式修复的病人不再产生另一种需要分析的疾病的话，我们无法知道他的免疫力有多大程度不是来自于仁慈的命运使其免于太严重的磨难。
先天体质上本能的强度，以及自我在被扰乱，受限感觉下防卫地挣扎所获致的不令人满意的自我的改变──这些都是不利于分析效能的因素，也使得分析的期间无法终结。我们会很想要让第一个因素「本能的强度」也为第二个因素「自我的改变」的出现负责；但是看起来后者也有它自己的病原学而且，确实来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于这些东西的知识还是不足的。它们现在才成为分析研习的科目。分析师们在这方面的兴趣我认为是弄错了方向，与其去探究分析的治愈要如何达成（这是一件我认为已经被充分阐明的事），真正的问题应该是要问矗立在通往治愈途中的障碍物究竟是什么。
这把我带到两个直接在分析实务里出现的问题，也就是我希望在下列例子中呈现的。有一个人，他自己做分析工作做得相当成功，他得到一个结论，关于他自己与男人及女人的关系──与同他竞争的男人以及与他所爱的女人的关系──仍然无法免于精神官能症的阻碍，因此他让自己接受另一位他认为比他优越的人分析他。【9】对他自身的这种关键性的厘清有完全成功的结果。他娶了他所爱的女人，并且变成了他那些假想敌的朋友与老师。这样过了许多年，在这期间他与先前的分析师维持着晴朗无云的关系，但是后来，在没有外在原因下，开始出现麻烦了。被分析的这个人变得与分析师敌对，并且责备他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完整的分析，他说，这位分析师应该要知道并且要考虑到，移情关系永远不会纯然是正向的这个事实，他应该要注意到负向移情的可能性。分析师则为自己辩驳道，分析进行的当时，并没有负向移情的征兆。但即使他未能观察到它的一些非常微弱的迹象──考虑早期分析有限的视野，这是不能排除的──他想，若是当时那样的情结尚未在病人自身上活化，仅仅靠着把它指出，仍然很难说他是否就有力量活化一个主题（或者，如同我们说的，一个「情结」）。要活化它，势必在现实上需要分析师的部分有一些不友善的行为。更进一步说，他补充道，并非每一个分析师与被分析者在分析之中或之后的良好关系都要被视为移情；也有基于现实而存在的友好关系被证明是可行的。我现在要继续移到第二个例子，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问题。一位未婚，不再年轻，自从便与人生隔绝，因为她的腿有严重的疼痛使得她不能走路，她的状况很明显的有其歇 斯底里的本质，而许多的治疗都宣告无效。一位分析师花了四分之三年的时间去除了这个麻烦，为这个优秀而有价值的病人修复了她参与人生的权力。在她恢复后的几年里，她一直很不 幸。她的家庭里发生了一些灾难，还有经济上的损失，以及， 当她年纪渐增，她看到所有与里的希望消逝了。 但是这位一度病弱的病人面对这一切英勇地屹立着，并且在困难的时刻作为她家里的支柱。我无法记得是在她的分析结束十二年或是十四年之后，因为大量出血使得她不得不进行妇科的检验，结果发现了一个肌瘤，而必须进行完全的子宫切除术。从这个手术时开始，这位女性再次生病了。她爱上了她的外科医师，沉迷在关于她体内可怕变化的受虐幻想之中──她借此隐藏她的罗曼史幻想──而进一步的分析尝试被证明是无力介入的。她维持异常直到她生命的终点。成功的分析治疗发生在那么久以前，我们无法对此有太多的期待，它是在我作分析师的工作最早的几年，无疑地，这位病人第二次生病可能是跟被成功克服的第一次来自同样的源头：它可能是同 一些被潜抑的冲动不同的表现形式，那些冲动仅只是不完整地被分析解决了，但是我倾向于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新的创伤， 就不会有精神官能症新的触发。
这两个例子是有目的的从许多类似案例中选取出来的，它们足以为我们正在思考的主题展开讨论。怀疑论者，乐观主义者与有野心者将会对它们有很不同的看法。第一种人会说，现在已经证明即使是一个成功的分析治疗，也并不能保护当时被治愈的病人在以后不再产生另一种精神官能症──或者，确实的说，产生另一种导因于同一本能根源的精神官能症──也就是说，是他旧有问题的再次发生。其他人会认为这并没有被证明，他们会反对这两个发生在分析早年的例子，分别是二十年前及三十年前，而且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已经获得了更深的洞察与更广的知识，我们的技术也随着新发现而改变。他们会说，今日，我们可以要求并预期分析的治愈应该可以被证明是永久的，或至少如果一个病人再次生病，他的新疾病不应该是他先前本能困扰的再次活化，再次以新的形式表现。他们会坚持，我们的经验并不同意我们因这样的材料去限制可以对我们的治疗方式作的要求。 当然，我选择这两个例子的原因正是因为它们是发生在这么远的过去。很明显的，愈是新近获致的成功分析结果，对我 的讨论就愈没有用，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复原的后续历史会是如何。乐观主义者们的期望很清楚的是预先假定了一些并 。非明显是不证自明的事情他们假设：第一，真的有绝对而永久的解决掉本能冲突的可能性（或者，更正确的说，是自我与本能之间的冲突）；第二，当我们治疗某人的一种本能冲突时，我们好像可以使他免疫于任何其他此类冲突的可能性；以及第三，为了预防的目的，我们有力量激起这类的病态冲突， 那些在当时并没有背叛自身而以任何迹象显露出来的冲突，而且我们这么做是明智的。我丢出这些问题而不打算现在回答它们，或许在目前根本并不可能去给任何确定的答案。
* 有关注脚之符号使用说明，没有使用括弧者为佛洛伊德本人所加 注;【】使用粗括弧者为原英译者詹姆士•史崔屈（詹姆斯·斯特雷奇） 所加注;〔〕使用细括弧者则为本文中译者所加注。
* 译者注〔 本书的第一部分为佛洛依德文本，出自詹姆士•史崔 屈（詹姆斯·斯特雷奇）所编辑之英文标准版，第23册，（标准 版，SE 23：216-253），本书以边框页码的方式呈现英文标准 版中的原页数，以方便读者对照与参考之用。〕
【1】【德文原文版中即为英文】〔prosperity：繁荣〕。
【2】【此篇文章完成于美国经济大萧条后不久佛洛伊德。在《禁制， 症状与焦虑》（ 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1926d）中对于兰克的理论有更深刻的批评，特别是见于标准版,20,135-136以及 150-153。】
【3】见我的论文，经病人同意出版，《从一位期精神官能症病患的历史谈起》（From the History of an Infantile Neurosis，1918b）。内容并不包括此年轻人成人病症部分的细节，除了在与他的婴儿期精神官能症有连结而必要说明时，方会提及。
【4】【见标准版，17，页10-11。】
【5】【同前述，页121。】
【6】【她的报告事实上已在几年之前发表（Brunswick，1928）。更进一步有关案例之后的历史资讯，可看编辑附注，标准版，17，页122。】
【7】【「自我的改变」这个想法在下面有较长的讨论，特别是在第五部 分。也请参阅编辑注，页212上方。】
【8】【这个字在下面有细思，在页225。】
【9】【根据恩思特•钟斯（欧内斯特·琼斯）的说法，这是有关费伦奇 （费伦茨），他在1914年10月被佛洛伊德分析了三周，然后在 1916年6月又分析了三周（一天两次）。请参阅钟斯，1957年，页 158，以及1955年，页195与213。也请参见佛洛伊德为费伦奇撰写的 讣文（1933c），标准版，22，页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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