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人本主义精力阐发的发蒙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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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

郭永玉

南京师范大学学院，南京 210097

摘要

弗洛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综合了欧洲传统的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批判精神和救世情怀这些基本要素，他试图用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标准和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工具来剖析他所处的社会和身边的人，并探索实现理想社会和人的发展的途径。这一事业的价值实际上是启蒙。他从现代人的不处境出发，深刻分析了威权主义、民族主义、消费主义的病理机制，进而提出了基于人本主义原则的方案。弗洛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对于21世纪人类发展问题的解决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弗洛姆;启蒙;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社会改革

我们生活在启蒙的时代，但不是已经启蒙的时代。

——康德(康德，1784/2014;盖伊，1995/2019，p.31)

埃利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是20世纪的学者，他始终抱有强烈的问题，那就是：现代人的困境与出路。由于他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热切关怀、深邃的洞察力和热情洋溢的文风，所以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围。他的著作在西方社会广泛传播，在中国也拥有众多读者。因而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弗洛姆都是一位知名度相当高、而且对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影响相当大的人物。内蒙古心理网弗洛姆的思想背景十分庞杂，他千方百计地把不同的思想捏在一起，对它们进行创造性加工，形成一种新思想。对其产生最大直接影响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和，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病理学。这两种学说好像互不相干，但弗洛姆从中提炼出一些核心的元素，它们其实是欧洲文化的基本材料(弗洛姆，1986/1987，王建朗，胡晓春 译，p.153，171)：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批判精神和救世情怀。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是相伴而生的，二者都是批判和改造现存社会文化的武器和原则，救世主义则是目的和归宿。它们又源自犹太―基督教和启蒙运动(郭永玉，1993)。弗洛姆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是犹太人，都受到近代德国及欧洲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尽管他们的思想存在巨大差异。弗洛姆用这些基本材料并借助精神分析的心理病理学进行创造性加工所得出的综合物就是人本主义的精神分析学说。

这种学说所持的价值理想就是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他一生的事业就是用这种理想的标准来剖析他所处的社会和身边的人，并探索实现理想的途径。这个工作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7、18世纪的启蒙学者，因为启蒙运动的核心概念正是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邓晓芒，2003)。为什么到了20世纪，弗洛姆还要重拾旧业?这是因为启蒙运动过去了，但启蒙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启蒙的本意和目标，也就是人的潜能和自由的充分实现是永无止境的。况且，20世纪的人类世界偏离启蒙理想的事件和现象太多、危机太深重、教训太深刻了。内蒙古专业心理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重温弗洛姆的思想，不仅没有感到过时，有时反而更强烈地感到其现实针对性。以下论述是作为20世纪启蒙学者的弗洛姆的理论对于21世纪仍然重要的几个主题。

1 现代人的不安全感

弗洛姆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就是说无论个体成长还是社会发展，总趋势都是个人独立性和力量感的增强。但这一过程还包含另一面，就是人与自然、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日益疏远，因而越来越。为了克服孤独，人又产生了一种回归和倒退的倾向。所以人“永远摆脱不了两种相互冲突的倾向：一种是脱离子宫离开动物的存在状态而走向人的存在状态，离开束缚走向自由;另一种是回到子宫，回到自然，回到确定性和可靠性” (Fromm，1955，p.33;弗洛姆，1955/1988，欧阳谦 译，p.25)。前行还是退行，要自由还是要安全?这就是人的存在的悖论(弗洛姆，1947/1988，孙依依 译，p.57)。人在精神上始终被这两种相反的倾向和力量折磨着。

弗洛姆认为，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能给人带来安全感。生产工具和劳动技能主要从前辈那里继承下来，革新和发展的过程是缓慢的，竞争也不激烈。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确定的。个人一开始就是一个部落、一个家族、一个团体的一员。内蒙古心理咨询理论技术这样的社会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却给人带来安全感。其实，这里所说的“个人”，是从现在的眼光看的。古代人不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个人”，也不把他人看作“个人” (弗洛姆，1941/1987，陈学明 译，p.63)。自己和他人都是某群体的一员或一部分。

到了现代社会，人类逐步征服了大自然，人在统治自然的能力方面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物质世界，这一世界矗立在大自然之上，人生活于这一世界之中而与大自然越来越疏远。人建造了高楼、开设了工厂、发明了汽车以及各种工业品。但是这些人所制造的东西却反过来主宰了人。因为这些东西不受人的意志控制，而受经济规律控制。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成果反过来成了他的上帝(弗洛姆，1941/1987，陈学明 译，p.159)。

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弗洛姆认为，传统社会那种坦率的、富于人情味的关系越来越少见，取而代之的是相互利用和相互操纵。市场规律也统治着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内蒙古心理很显然，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必然建立在互不关心乃至相互漠视或敌对的基础上，必要时应毫不犹豫地将对方置于死地。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同样充满了冷漠和敌对，为了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他们彼此间互相利用。商人和顾客的关系也不例外，在商人眼里，顾客只是被操纵的对象，商人只关心赚钱，对于顾客的需要能否得到满足这一问题不感兴趣。不仅在经济活动中，而且在所有的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实质上都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弗洛姆，1941/1987，陈学明 译，p.161)。

从人与的关系来看，弗洛姆认为现代人会把自己也当作商品。体力劳动者出卖体力，商人、医生和职员则出卖“”。就是说要使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国人常说“人才市场”)上取得成功，自己就必须具备一些人格特征，如精力充沛、有能力、有创新精神、能给人留下好印象等等。像其他商品一样，是市场在决定着这些人格特征的价值。假如某人所具有的人格特征不被市场所接受，那他就会一无所有。如同一件卖不出去的商品，虽然有使用价值，但没有交换价值，就分文不值(弗洛姆，1955/1988，欧阳谦 译，pp.143-144)。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上述趋势愈演愈烈，同时发展出新的特征。弗洛姆也将其笔墨更多地放在其同时代。此时，传统的束缚越来越少了，个人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他取得经济成功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了。因为资本高度集中，内蒙古心理学专业网站社会的极少数人掌握着大量的资本，他们操纵着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命运。广大的中产阶级成员受到威力无穷的垄断资本的威胁，在庞大的垄断巨人面前，简直不堪一击。白领工人的人数随着企业的大型化而不断增加，他们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也有发挥聪明才智获得成功的机会，但他从事的是非常专业化的工作。他只是企业这台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这台机器迫使他跟着运转，但他不能控制这台机器。大型企业那威力无穷的力量也使工人的处境发生了变化。在一个拥有数千名职工的现代化大企业中，工人们很可能从未见过老板，即使他知道老板是谁，老板也不大可能认识他。老板在他的心目中只具有抽象的特性，只是一个间接与他发生联系的无形权力。在这种无形的权力面前，一个工人根本就是无足轻重的。现代人的无足轻重之感与作为一名顾客的感受也有很密切的关系。作为一名顾客到现代化的商场去买东西，“他会被气派十足的大楼、琳琅满目的商品、多不胜数的营业员弄得晕头转向，面对着这一切他马上会自惭形秽，一种自我渺小感油然而生。他区区一人，对偌大的百货商场而言太微不足道了” (弗洛姆，1941/1987，陈学明 译，pp.166-171)。

2 现代人应对不安全处境的心理策略

因此资本主义解除了传统社会强加在个人身上的束缚，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增加了，但人的孤独无助、渺小无能、不安全、无意义等消极也增强了。人在这种矛盾处境中会有哪些心理与行为反应?这个问题是弗洛姆心理学的核心部分。弗洛姆曾经深入分析了现代人试图通过信奉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等策略来缓解甚至消除上述消极情感，这些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到今天甚至愈演愈烈，这让我们深感弗洛姆理论的深刻性和前瞻性。其后的一些研究者对弗洛姆心理学中的有关主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受到弗洛姆的理论启发，另一方面为弗洛姆的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

2.1 威权主义

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一个多学科的社会科学概念。在心理学中，它是指一种性格或人格，体现在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威权主义性格的主要特征反映在个人对待权威的态度上。一方面他仰慕权威，愿意屈从于权威;另一方面又渴望自己成为权威，迫使他人屈从于自己。权威(authority)是指某种人与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人被视为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本质在于权力(power)。只要手握权力(无论这权是属于个人还是属于组织)，就会自动地引起别人的爱慕、倾倒，无权的人也就自动地受到别人的轻视。威权主义性格既崇尚权威，又蔑视权威，既屈从，又反抗，二者似乎相反，其实是完全一致的(弗洛姆，1941/1987，陈学明 译，pp.223-224，228)。屈从和反抗都是为了争夺权力，为了使自己成为权威。屈从和反抗一样，都出于对权力的依赖、崇拜和追求。

威权主义性格的矛盾性可以用心理病理学的施虐和受虐概念来加以揭示。受虐倾向的人深感自卑、软弱无力和无足轻重(弗洛姆，1941/1987，陈学明 译，p.188)，通过使自己屈从于某种强大的、具有永恒价值的外在势力(教会、家族、国家、组织等)，并使自己成为这个势力的一部分，以克服自我的弱小和孤单以及生命的短暂和无常带来的不安全感。因而对具有威权主义性格的人来说，服从是最高的天职。在强调威权主义文化的社会里，往往有现成的“理论”来为这种性格倾向做出“合理的”解释，如宗教(政党)领袖、帝王往往被视为正义、理想、天意或民族精神的化身。施虐是与受虐相对立的倾向，它有三种类型(弗洛姆，1941/1987，陈学明 译，p.191)：一是强迫他人依赖自己，把他人当工具使用;二是不只是统治他人，而且还榨取别人的物质、情感和智慧;三是看到他人痛苦就幸灾乐祸，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受虐与施虐虽是对立的两极，但这两种倾向往往不可分割，因为二者有共同的根源，即个人的渺小、孤独和不安全感;还有共同的基础，即相互依赖，谁也离不开谁。这种现象叫做“共生(symbiosis)”，即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或与外在的任何其它力量)以这样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双方都使对方丧失了个人的完整性，一方离开了另一方就不能独立存在。所不同的是受虐者通过受压迫来获得安全，施虐者则通过压迫别人来寻求安全(弗洛姆，1941/1987，陈学明 译，p.209)。由于施虐与受虐具有共同的根源和基础，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两种倾向往往可以存在于同一人身上。集这两种倾向于一身的人见到强者就退缩，见到弱者就欺负;在权力大的人面前就情不自禁地谄媚，在权力小的人面前就不由自主地逞强(弗洛姆，1941/1987，陈学明 译，p.228)。世界是由有权者和无权者、高贵者和卑贱者这种对立的两极所构成的。人要么统治他人，要么被他人统治，别无他择。弗洛姆就是通过“施虐-受虐性格(sado-masochistic character)” (Fromm，1941，p.164)来揭示威权主义性格的心理病理机制的。这种病理机制的实质是个体独立性的发展受到压制，并使人的未成年状态的依附关系不仅不能得到克服，反而得到鼓励。

后来的研究者受到这些理论观点的启发，开展了相关实证研究。如对于威胁与威权主义，弗洛姆(Fromm，1941)曾提出经典假设，即在威胁的情况下，以威权方式社会化的个人倾向于服从权威。Manzi等人(2017)的研究从这一假设出发，整合了先前的研究者对该假设的研究证据，进而考察了威权主义的形成过程。他们在研究中首先测量了参与者的家长自主支持水平，接着通过材料启动的方式对参与者感知到的社会威胁进行操纵，并进行了操纵检验，最后测量了参与者的威权主义。结果发现，对于报告了较低水平的父母对自身自主性支持的参与者，当他们感知到较高水平的社会威胁时，会倾向于使用威权主义的方式应对，即倾向于支持权威、维护权威，而报告了较高水平家长自主支持的参与者往往不会以威权主义的方式应对社会威胁。这一研究结论支持了弗洛姆(Fromm，1941)的观点：以威权化方式社会化的个人倾向于服从权威。

从世界历史的潮流看，威权主义与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它不是现代的，更像是传统社会的遗毒。但它一直没有从世界上消失，有时还成为一些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这正是弗洛姆担忧并离开德国的原因，也是促使他写作《逃避自由》(1941)的动力。沿着弗洛姆学术思想启发的方向，后来的研究者通过在不同国家和社会的研究验证了弗洛姆理论的前瞻性。弗洛姆(Fromm，1936)曾提出，权威是一种假性安全，可以在面临威胁的情况下发挥缓冲作用。Decker等人(2013)的研究以此为出发点，结合社会科学质化方法和精神分析方法，对面临经济危机的德国社会中潜在的用以抵御繁荣消失后的疼痛的威权主义倾向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发现，在经济衰退或危机时期，经济繁荣对社会产生的凝聚作用丧失，右翼极端主义态度在社会中凸显。又比如弗洛姆(Fromm，1941)曾将右翼威权主义界定为一种心理-政治机制，人们可以借助它来弥补对周围环境失去的个人控制，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威胁与威权主义之间的联系。Manzi等人(2015)在此基础上，于意大利开展了一项研究试图验证此观点，他们通过材料启动的方式操纵参与者的社会威胁感知，而后测量他们的控制感和威权主义。结果发现，遭遇了外部安全威胁的人体验到更低的控制感，继而促使他们去信奉权威、崇拜权力。这一研究再次验证了弗洛姆(Fromm，1941)关于威胁与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的经典观点，同时也发展了这一观点，证明了控制感在其中起到的中介作用，以及生活意义感的调节作用。更大规模样本的研究也为此提供了证据支持，Roccato等人(2014)利用38个欧洲国家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欧洲的一些高犯罪率的国家(即处于高安全威胁环境中)，人们的威权主义倾向会更可能引发其威权行为(如种族、政治与上的不宽容)。Miller (2017)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简称WVS)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伴随社会威胁出现的，是民众更强烈的威权主义倾向，经济发展状况糟糕(如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国家的公民更有可能明确地反对民主政治体制，并且更有可能倾向于支持威权政府和政治强人。弗洛姆的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要真正从文化心理上实现启蒙的理想，其过程是多么艰难。因为人性中前行与退行两种力量永远是并存的，个体化的两面性也是与人的存在并存的。

2.2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也是一个多学科的社会科学概念。从心理学来看，它是对本民族的认同，虽包含认知，但更基于情感。情感是比认知更深层、更原始的部分。因此它往往与母亲、家庭、家乡、氏族、种族、国家、教会等有密切的联系，起源于对血缘和土地的以及与此相关的童年经验。

从弗洛姆心理学的视角理解民族主义，就要从人的基本需要及其满足方式入手。除了生理需要，人的基本需要都起源于人的处境，特别是个体化的困境，也就是一方面走向自由和独立，另一方面又感到孤立无援和微不足道。在这种自由与不安全并存的处境下，人有5种基本需要：植根的需要、关联的需要、超越的需要、认同的需要和定向的需要。每一种需要的满足都有健康和不健康两种途径或方式。健康的途径或方式包含母爱、人之爱、创造、自我认同和理性定向，不健康的途径或方式包含乱伦、、毁灭、一致性认同和非理性定向(Fromm，1955，pp.35-66;弗洛姆，1955/1988，欧阳谦 译，pp.26-64)。在具体的人身上，决定一个人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取决于哪一面占优势。那些不健康的特征更多地与民族主义相联系。

植根(rootedness)的需要是指人的成长意味着与母亲和自然的分离，同时又有一种回到母亲怀抱、回归大自然的需要。正如一个孩子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就要离开母亲，但同时又深深地依恋母亲。母亲象征着自然、大地、温暖。这种与母亲的血缘关系所带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往往被延伸到家庭、氏族、民族、国家以及教会，个人依靠这些组织，感到它们是自己生存的根基。健全的人渴望母爱又不为这种依恋所束缚。如果过于依恋母亲形象，受血缘、自然和土地的束缚，独立性和力量感得不到充分发展，就陷入了乱伦的态，强烈地依赖母亲形象，这种依赖往往表现为融合了种族或民族偶像崇拜的国家崇拜，即排斥、敌视其他种族或民族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乱伦形式(弗洛姆，1955/1988，欧阳谦 译，p.57)。

关联(relatedness)的需要是指人为了克服孤独，就要与他人建立联系。人之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发展起来的与他人、与世界联系起来的健康情感。建立爱的关系意味着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同时又与他人结为一体，这是一种与他人共享、共同拥有一个世界并使个人更坚强更的状态。如果没有建立起爱的关系，似乎还停留在状态，总是像婴儿一样将他人视为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以自己为中心来建立与他人的关系，而不是将他人视为值得尊重的与自己平等的独立的人，这就是自恋(narcissism)。所谓“巨婴”就是这种状态，永远只知道自己的需要，他人和整个世界都是准备好随时满足自己需要的对象，永远不能从对方的立场去看问题。自恋是与爱相对立的另一种与他人关联的方式。按照精神分析的心理病理学，自恋也是一种心理发展固着或停滞的表现，停留或退回到婴儿时代是获得安全感同时避免长大避免独立承担责任的途径。它与乱伦一样也是人性中的一种原始的力量，而要发展起人之爱则需要成长的努力。几乎每个人都保留着不同程度的自恋，在不太严重的限度内是正常的。但严重的自恋可能导致自我毁灭，像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那喀索斯(Narcissus)一样。如果个体自恋转变为对部落、民族、国家、宗教等的集体自恋，将自恋的能量用于这些群体的利益上，就既满足了个体自恋，又避免了被孤立的危险。当一个人说“我”如何聪明、善良、勤劳、勇敢、伟大，别人都如何愚蠢、恶毒、懒惰、怯懦、渺小时，他是令人生厌的。但他把“我”换成“我的国家(或民族、人民、宗教和政治团体)”，并对其他群体加以贬斥时，他就会受到拥护(弗洛姆，1964/1988，都本伟，赵桂琴 译，p.69)。一个有天赋的自恋者，往往就这样成了一个领袖，但这一结果仅仅对其个人有利，并不会对群体内其他成员有益。后来的研究者直接引用了弗洛姆关于集体自恋的论述(Fromm，1973，1980)，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发现集体自恋对于内外群体均会产生消极后果。如Cichocka和Cislak (2020)引用了弗洛姆(Fromm，1973)关于集体自恋的观点，即集体自恋是创造一种理想化的群体，旨在弥补个人的缺点。在此基础上从政治、群际关系、内群体关系三方面，研究者例举大量实证研究阐述了集体自恋的消极影响。在政治方面，集体自恋与对民粹主义领导人和政党的支持有关(Federico &Golec de Zavala，2018;Marchlewska et al.，2018)，集体自恋者甚至愿意支持那些从长远来看可能伤害他们内部团体的政策;在群际关系方面，集体自恋与外群体威胁的夸大感知，以及对此做出敌对反应的倾向有关(Golec de Zavala et al.，2013)，这可能导致个体对威胁的敏感性增加，从而可以解释对外群体阴谋论的信奉(Cichocka et al.，2016;Golec de Zavala &Federico，2018);在内群体关系方面，集体自恋者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持自己在群体中的积极形象(Whitehouse，2018)，他们往往会高估内群体成员的英雄事迹以及内群体对世界历史的总体贡献(Putnam et al.，2018)。该文通过回顾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据证明源于弗洛姆的集体自恋在理解当前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中的启发作用，即集体自恋是补偿性的，既不服务于外群体成员，也不服务于内群体成员。相反，集体通过提供一种基于群体的自我提高策略来满足自恋者个人的心理需求(Cichocka &Cislak，2020)。

超越(transcendence)的需要是指人作为一种生物又要超越生物被动状态的需要。这种需要驱使人去恋爱和生育，去种植东西、生产物品、创造精神产品。毁灭则是生产与创造得不到实现的表现，也是一种与生命成长方向相反的过程。人的毁灭冲动往往表现为破坏性，很可能导致更不利的后果，所以不得不将其压抑下去。等到终于有了正当的理由，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出于责任、良心、正义感，是为了民族、国家或崇高的教义，那种被压抑的激情就找到了正当的理由释放出来，他会感到强烈的兴奋、快乐，甚至崇高和伟大。几乎所有的侵略战争都是在民族、国家或神圣教义的旗帜下发起的。弗洛姆还进一步从病理学上将这种倾向表述为恋尸癖，但主要不是在性变态的意义上，而是从迷恋暴力、鲜血、死亡、战争的意义上去分析这种人。这种人与真正为真理或正义而牺牲的人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别无选择，除了放弃正义或真理没有任何其他活路;前者则不同，在这些人的观念中，牺牲生命本身就是最崇高的(弗洛姆，1964/1988，都本伟，赵桂琴 译，p.21-22)。基于以上分析，如果一个民族的社会心理结构中更多地包含毁灭、破坏和死亡冲动，而不是创造、建设和生命之爱，那么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袖就可能将其汇聚成一种危险的民族主义灾难。

认同(identity)的需要是指人在脱离母亲和自然的“原始束缚”过程中，形成了自我意识，人需要认识自己，需要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自我意识健全发展的人能够逐步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并不断增强自我的力量感。“我是我自己”。但人身上也有相反的一面，就是向家庭、氏族、民族、职业、阶级、国家、宗教等认同，与这些群体的成员保持一致性或顺从性而失去了自我的独立性。在民族认同上，弗洛姆是一个犹太人，且因此受到纳粹迫害而不得不流亡国外。他当然认同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特别是犹太传统文化，青年时代还加入过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但当他发现这种组织与他的理念相冲突后，就坚决放弃了任何犹太民族主义的抱负，并且在以后的年代里他还积极为巴勒斯坦人争取权益(Thompson，2009，p.6)。这与希特勒形成强烈对比。当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成员自我意识得不到充分发展，也就是停留在童年时代，不能将个人自由和独立置于优先地位，而是集体性地认同自己的民族，就形成了民族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

定向(a frame of orientation and devotion)的需要是指人需要为自己确定一个目标，从而赋予生命一种意义。定向即对意义的追求。人不能过一种生物的自生自灭的无意义的生活。有的人能够客观地认识世界、他人和自己，因而他的目标是符合实际的，真有意义的，即理性的。理性的发展需要教育条件和自己的持续努力，非理性则基于本能。所以很多人的认识发展不能达到客观性，他们相信某种图腾动物的力量，某种神的启示或自己种族、民族、国家的优越性，从而得到某种目标，即非理性的目标。当然人们会将不合理的目标解释为合理的，但这种合理是表面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政治领袖往往把所发动的政治、军事行动解释为正义的、神圣的、崇高的，并将其与社会成员的非理性价值观相结合，就有可能将民众引向危险的方向，导致政治心理学中的“乌合之众”现象。民族主义就有这种危险性。

因此，弗洛姆系统论证了民族主义是社会成员心理发展不成熟的表现。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其成员的心理结构中充满着乱伦、自恋、毁灭、一致性认同和非理性定向这样一些停滞于童年或者退行性的心理力量，也就是人性中原始的、幼稚的、无需努力就存在着的那些东西，而独立、平等、创造、自我意识和理性定向这样一些朝向成长的努力向前的心理力量，也就是启蒙精神所鼓励的人性的力量，是需要学习、努力和超越意识引导的力量。当然在具体的人身上，两种力量都是存在的。一个人总体上朝向成长还是朝向退化，取决于两种力量何者占优势。一个社会也是如此。民族主义只有在个人或社会成员朝向成长的力量占优势并且为了保护民族成员免受奴役，为了保护民族成员的个人生命、自由、尊严的时候才是健康的和必要的。

2.3 消费主义

如果说弗洛姆对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他早年在欧洲的生活经验，那么他对消费主义(consumerism)不知疲倦地批评则主要是基于他后半生在美国的生活经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生活的重要特点是尽可能生产和尽可能消费。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现代人被那种买到更多、更好和更新的物品的可能性所迷惑。这种消费本质上是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是一种与真实自我相异化的虚幻活动，是借助于物质占有和感官满足来获得暂时的安全感。社会通过传媒和市场机制控制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和内心世界，大众只是被动地接受和消费。“世界是我们欲求的对象，是一个大苹果、一个大瓶子、一个大乳房;我们是一些只知吸吮的乳儿，总是期待着、渴求着⋅⋅⋅⋅⋅⋅” (弗洛姆，1955/1988，欧阳谦 译，p.167)。Ward等人(2012)通过对来自澳大利亚不同地区的44户家庭的主要负责采购食物的成员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结果发现，为了推销而对食物提供多种信息会破坏人们对其原本的认识，并可能导致有害健康的消费行为。消费者不断被信息轰炸，以至于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吃什么，只好听从广告的推荐。这一研究结果与弗洛姆对消费社会的描述不谋而合。

当人要提高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水平，要有更多更好的食品、艺术作品和书籍时，这样的消费需要是合理的。但我们现在的消费欲望已经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本来，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为了使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但现在消费变成了目的本身。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迫使我们不断地去购买。与弗洛姆的思想一致，有学者指出，消费在当今变成了一种狂欢，而狂欢式消费令我们变得冲动，我们渴望立即满足，而不去关注这种行为潜在的负面后果(Passini，2013)。实证研究表明，非理性消费行为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下降(Bauer et al.，2012;Tsang et al.，2014)。这两项研究虽未直接以弗洛姆关于消费主义的理论观点作为理论基础，但其结果却恰恰反映了弗洛姆对消费主义负面后果的担忧还没有过时。

闲暇时间的娱乐也成为一种消费。这些娱乐活动并没有在内心引起什么真正的反响，没有对宇宙人生的创造性感悟，没有什么审美的喜悦或崇高感。一个带着相机四处游玩的“旅行者”，只是忙于拍照，除了通过照相机镜头得到的印象，他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看到。自动相机“操作简单到只需轻轻一按”，除此之外不用做什么，也不需要知道什么。照相机代替他观光，他由“愉快”旅行得到的收获除了照片，什么体验、灵感也没有(弗洛姆，1955/1988，欧阳谦 译，p.138)。

弗洛姆将人的生存方式区分为重占有(to have)的生存方式和重存在(to be)的生存方式。前者关注的是占有对象(包括物、人、精神)。我不是我自己，而是我所占有的对象所体现出的我。重存在的生存方式则关注生命的存在本身，以人的潜能(爱和理性)的实现为生存的目的(弗洛姆，1976/1988，关山 译，pp.19-20)。每个人都有占有和存在两种倾向，但不同的人占主导地位的倾向不同。弗洛姆指出，占有与存在是两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是对于世界及自我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据为己有的关系。重占有不重存在是消费社会的人的特征。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的中心就是对金钱、权力和荣誉的追求。表面上看，占有与消费似乎是矛盾的，占有意味着保存旧的，消费意味着替换新的。但在消费主义的时代，二者没有矛盾。因为消费时代的占有欲望具有喜新厌旧的特点。占有一样东西很快会令人厌烦，因为很快市场上又推出了新的型号或款式，占有的欲望就会被新的产品所吸引。弗洛姆特别分析了当时西方人对于汽车的这种消费主义态度，人们一两年换一台汽车是常见的现象。一个人之所以去买一辆新车，只因为旧车不新潮了(弗洛姆，1976/1988，关山 译，p.78)。如果弗洛姆能活到今天，不知他对今天人们的消费行为会如何地痛心疾首！

要理解消费主义对人的影响，我们需要了解市场经济规律。物物交换本来是一种最古老的经济机制。但传统的地方市场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有本质的区别。传统的市场为人们提供了以交换商品为目的的机会。生产者和主顾们是互相熟悉的，生产者多少了解主顾的要求，所以能按照主顾的具体要求来生产。现代市场所反映的需要往往不是人的真正需求，而是人们不断变化的“口味”，而人们的“口味”更新周期越来越短。除了追求“新奇”，人的“口味”几乎无规律可循，而什么样的“新奇”能对得上人们的“口味”则无法预知。因此，现代市场上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是“品牌”而不是产品质量。

这种市场机制对城市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发生着深刻的影响，进而影响社会各阶层人的性格形成。市场的价值观念，即强调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使人们对他人、尤其对自己也形成了类似的价值观念。作为性格特征的市场倾向(marketing orientation)的本质就是把人当作商品并以交换价值来衡量人的价值(弗洛姆，1947/1988，孙依依 译，p.79)。一个人即使有真才实学，如果不善于推销自己，不能在市场上卖到好价钱，那他的真才实学就不能得到承认。一个人无论当教师还是当推销员，他都是那样一个人，他的“使用价值”不会一夜之间翻10倍。但他放弃当教师而去做推销员，他的“交换价值”即他的收入就可能在一夜之间翻10倍，尽管当推销员所发挥的才能可能比当教师时要少。

如果一个人感到他自身的价值首先不是由他所具有的人之特质所构成，而是取决于瞬息万变的竞争市场，那他就不能确立，因为他不断地需要他人的肯定。因而，人们被无情地驱使着去为成功而努力，任何挫折对其自尊都是一种严重的威胁。结果就产生了孤立无援之感、不安全感、自卑感。Saunders和Munro (2000)开发了Saunders Consumer Orientation Instrument (简称SCOI)用以测量Fromm (1955)所提出的市场倾向的性格，研究发现，SCOI水平越高的人，其物质主义水平就越高，同时也预示着更高水平的。也有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尊与消费能力挂钩，自尊就变得商品化。Isaksen和Roper (2012)对英国约100名开展了一项质性研究，揭示他们对于消费的态度和感受，尤其是对于时尚的消费。结果发现，在这些青少年群体中，自尊已经被商品化，未能跟上消费趋势的个体就会感受到更高水平的社会排斥、来自同伴的负面评价和更低水平的自尊。该研究虽未直接提及弗洛姆的理论对其影响，但其研究结果恰恰能够证明消费主义对于青少年的消极影响，与弗洛姆关于市场性格的理论相一致。

今天，我们需要更迫切地重视弗洛姆的观点，因为在弗洛姆的时代，消费主义只是被视为个人与社会的问题，它在当今则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因为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消费主义所主导的生活方式被推销到世界各地，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思潮在当今世界产生的影响无处不在(张文富，2012)，过度的“占有”倾向正在威胁地球和人类的生存(Thompson，2009，p.154)。Carrasco和Bilal (2016)通过弗洛姆对“have”和“being”概念的区分(Fromm，1976)来理解当前研究者们为何热衷于研究社会资本而非社会凝聚，试图剖析这种倾向对公共健康的影响。他们认为社会资本与“have”有关，而社会凝聚与“being”有关，对社会资本的强调导致与社会凝聚对立的倾向，进而可能会伴随着公共健康水平的下降(Kerrigan et al.，2015)。在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进程，消费主义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消费主义刺激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拉动了消费，扩大了市场，客观上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但是，消费主义的消极影响更值得警惕，有学者认为，消费主义在中国具有三种危害，分别是：(1)作为服务于资本逻辑的附属性意识，导致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的流行，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鲍金，2013;张文富，2011);(2)形成大量浪费的消费模式，给生态环境造成沉重负担(赵玲，高品，2018;刘敏，2011);(3)过度崇尚消费自由，构建一个消费自由的乌托邦，成为所谓“阶级平等”的保护色(余保刚，2016;马尔库塞，1964/2008，刘继 译)。从现实来看，大量的年轻人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扭曲的价值观，错误地将消费能力等同于个人价值，在无休止的消费中寻求价值的实现(林江，李梦晗，2021)。令人感到忧虑的是，科技的进步和移动新媒体的发展为消费主义信息的即时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吴义周，2017)。商家通过无形的网络监控为不同消费群体量身定制的商品营销广告铺天盖地而来(蔡昉，2019;Zuboff，2019)，大量年轻人抵抗不住诱惑被怂恿去购买商品，用无止境的消费来满足自尊的需要、身份的认同，最终背负上沉重的债务。

3 弗洛姆的社会改革方案

弗洛姆认为，从古典时代、中世纪一直到19世纪的文学作品以及哲学、神学著作，都力求说明理想的人和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20世纪这类描述明显减少了，而把重点放在对人和社会的批判分析上。尽管这种批判分析是必要的，而且它本身蕴含着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判断，但由于没有正面勾画出什么是理想的人和社会，就动摇了人对自己和未来的信念。因此，弗洛姆在对现代社会和人进行批判的同时，总是明确指出应该是什么样的标准。

弗洛姆在对现代人的性格进行批判分析的同时，还提出了成熟、健康的性格倾向，叫做生产性倾向(productive orientation)。生产性是一种基本的人生态度，是人在一切领域中对客体的反应方式，包括对他人、对自己、对事物的心理反应方式，它关心人的理性和爱的潜能的实现。那些不成熟、不健康的性格倾向都是非生产性的(nonproductive) (弗洛姆，1947/1988，孙依依 译，p.73)。生产性是个体化的积极方面，是前行的力量和过程;非生产性是个体化的消极面，是退行的力量和过程。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都属于非生产性倾向。

人虽然能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但不健全的社会造成了人的心理疾病，这本身就是人性对病态社会的一种反抗。一方面社会结构塑造了人，另一方面人性中又有一种力量反过来改造社会环境。因此，面对社会，个人的两大使命是适应和改造，这也是心理健康的两大基本内涵。只讲适应不讲改造和只讲改造不讲适应，都是片面的。一般认为能适应现实社会的人就是健康的人。按照这个逻辑，那些成功适应现实社会的人是健康的，但在弗洛姆看来，“在异化世界的范畴中被看作是健康的人，从人本主义的观点看来，可能是病入膏肓的人” (弗洛姆，1955/1988，欧阳谦 译，p.204)。而那些被异化社会视为病态的人反而是健康的。当然，弗洛姆这里是从社会批判的角度而言的，而不是从心理病理学的角度而言的。“病人最健康”是一种极端愤世嫉俗的论断。较为完整的心理健康的概念是，在一定适应的基础上谋求成长和发展，并增进自我与他人的生产性潜能的充分实现。

弗洛姆继承了人本主义传统——他认为这种传统正是人性中不断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提出了一套改革社会从而促进人的心理健康的理论。弗洛姆理想中的健全社会是“人本主义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humanistic democratic socialism)”。这个社会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为克服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弊端而建立的。弗洛姆认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体制的现实是，庞大的官僚机构掌控着国家的经济体系，相应的官僚集团获取着最大的经济收益，在这个体制中个人只能绝对服从(弗洛姆，1963/1986，张燕 译，pp.149-150)。以瑞典为代表的“全面福利官僚主义” (弗洛姆，1976/1988，关山 译，p.188)也不符合弗洛姆的标准。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本主义社会，一个以全面发展人的个性为宗旨的社会主义社会” (弗洛姆，1963/1986，张燕 译，p.149)。简言之，健全社会的标准就是自由而又安全，充分个体化而又社群团结，也就是克服了人的存在悖论的社会。

为了实现这样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进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心理各个领域的变革。只有当经济和政治体制、精神和哲学方向、社会结构和文化活动同时发生变革，社会才能达到健全和心理健康。只注重一个领域的变化而排除或忽略其他领域的变化，对整个变化而言是有害的。

弗洛姆主张在经济上，要保证每个人的收入水平都达到能够维持人的尊严生活的起码程度，即不再用饥饿去迫使人们接受他们根本不愿意接受的劳动条件。人要生存下去，必须拥有、保留、维护和使用某些物品，比如说身体、食品、住房、衣服和工具，这些都是为保证生活所必需的。但要避免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所造成的浪费，要通过渐进的启蒙教育来鼓励健康的消费(弗洛姆，1976/1988，关山 译，p.187)。收入平等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值得追求的，但可以做到不用饥饿的经济威胁去迫使人们接受根本不愿意接受的劳动条件或违心地屈从于一个权威。要消除这样一种依附关系：不听话，就敲你的饭碗。同时，那些有天赋、想建立一种崭新生活方式的人也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要他愿意过一种简朴的生活。只有消除了劳动中和社会关系中的经济上的强制力量，个人才能得到自由发展(弗洛姆，1955/1988，欧阳谦 译，pp.345-346)。

在政治上，弗洛姆主张不能把民主仅仅理解为几年一次的普选投票，而应把民主原则切实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作为这个原则的基础是保证所有人特别是工人和农民都能积极参与整个生产和管理过程。现代民主社会的选举不能保证公民真正参与决策，他只是在若干争夺选票的候选人之间，简单地表达他的偏爱。选举人除了表示同意或不同意之外，不能再做什么。民主制度有必要在现有普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弗洛姆进一步提出“参与民主制”的设想，认为真正的民主意味着所有成员都能全面了解情况、自己做出判断、积极参与决策。这在大众投票的气氛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弗洛姆认为还是可以做到的，例如可以建立成千上万的面对面群体，每一群体500人左右。在这种群体中，重大的问题可以得到彻底的讨论，成员之间能够相互接触和了解，那些非理性的蛊惑人心的因素很难左右人们的思想。每个成员都必须掌握一切重要的信息，对专门问题进行充分讨论之后，再投票表决。只有用人本主义的管理来取代官僚主义的管理，人们才能积极负责地参与决策(弗洛姆，1976/1988，关山 译，pp.190-194)。弗洛姆的这种设想到了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已经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

在文化上，要建立一种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人本主义学，把自古以来的人本主义理想变成社会生活的具体准则，并使这些准则成为人的信仰，即在人本主义伦理学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人本主义宗教，这种宗教不是偶像崇拜，而是这样一种生活态度：“把人的一生献给生活的最高原则的实现——这种最高原则就是爱和理性，其目的是把人造就成应该而且可能成为的那种人，一个同上帝相类似的人。”这里的“上帝”象征着充分实现了人的潜能的全面发展的人(弗洛姆，1950/1988，郑维川译，p.110)。

传统的威权主义伦理学以服从为最大的善，不服从为最大的恶，视反抗为不可宽恕的罪行。人本主义伦理学则主张“为了识别何为善何为恶，就必须懂得人性”。因为这种伦理学相信道德规范应该以人性为依据。这样，判别善恶的标准就在于是否促进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是否促进了人的潜能的实现(弗洛姆，1947/1988，孙依依 译，pp.29-34)。

传统的威权主义宗教把神视为无所不能和至高无上，人则被视为无能为力和微不足道，人面对神只能服从、敬畏和崇拜。人本主义宗教则强调人自身的力量，将人视为生活的最高价值。人本主义宗教的体验，是个人与全体浑然一体的感受，这种体验建立在个人与世界的密切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在理性与爱的基础上(弗洛姆，1950/1988，郑维川 译，pp.41-42)。当然，弗洛姆并非要创立一种新宗教并将自己视为教主，他只是将人类文明传统的各种宗教加以人本主义的诠释并将其发扬光大。

4 弗洛姆启蒙思想的当代意义

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基于理论逻辑的，不如说是基于实际生活的。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主要见于二战前欧洲特别是德国，消费主义主要见于战后的美国及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者对于具有悠久传统文化又处于快速现代化并融于全球化过程的中国都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并且有助于我们理性地回应当今一些西方人士对中国崛起的警觉。从理论逻辑上的确难以揭示三者之间的关系，但从心理机制上则可以更深入地揭示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以消极的、逃避的即退行的方式、不健康的方式去应对不安全的现实处境。威权主义借助于权力的力量，民族主义借助于国家(群体)的力量，消费主义借助于物质占有和感官满足，都是通过依靠外力来获得暂时的安全感。但由于都不是通过内在理性和爱的能力的成长，所以在弗洛姆看来也就都不是健康持久的获得安全感的途径。这些方式只是为了克服不安全感，而真正健康的方式应该是得到安全感，也就是致力于理性和爱的潜能实现的个体化的方向，这是一条前行的不归路，而不是朝向传统等级社会、朝向母亲及其象征物、朝向物质占有和感官满足的方向退行。这里的健康与不健康，积极与消极，前行与退行，都应该被置于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框架下加以理解，即健康的发展是理性和爱的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成长，不健康的发展是理性和爱的能力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长，反而固着在或退行到口唇期、肛门期或性器期。极端的退行不仅是退行到童年，而且要退行到母亲的子宫(当然是心理上的、象征性的)以克服不安全感。弗洛姆发展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发展理论和病理学思想，将其运用于揭示社会现象的心理病理机制，将传统等级社会、母亲及其象征物、财富占有与消费视为朝向过去的、退行方向的目标。

弗洛姆去世40年了，21世纪的今天，人的自由没有增加，不安全感也没有减少，威权主义阴魂不散，民族主义狂飙突进，消费主义愈演愈烈。我们读他的著作，完全没有隔世之感。对此，我们应该感到悲哀，还是应该感到鼓舞?我们应该感到悲哀，因为弗洛姆所热爱的人类社会并没有因为他深切的批判而明显变好;我们也应该感到鼓舞，因为弗洛姆的著作远没有过时。当然，世界历史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弗洛姆深深忧虑的冷战结束了，核威胁大大减少了，但新的国际冲突没有停歇过，新冷战正在形成过程中。“过去四个世纪的历史表明，尽管面临压制、备受曲解，启蒙运动的火焰一旦被点燃就不可能再熄灭。启蒙运动至今仍然是人们挑战权威、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是全世界革命者的灵感之源，是做出改变的有效方法，是变革的价值准绳” (伯恩斯，2013/2019，祝薪闲 译，p.8)。弗洛姆基于启蒙价值即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原则，结合他对社会和人性的专业研究所提出的变革思想，对于21世纪人类的进步事业仍然具有启发性。“弗洛姆对我们共同人性的价值观深信不疑，这是我们向21世纪传递的重要信息。虽然我们可能不完全同意弗洛姆的所有观点，但它们⋅⋅⋅⋅⋅⋅为加深我们对人类处境的了解提供了一种途径，并指明了一些建设性前进的路径” (Thompson，2009，p.140)。

弗洛姆的思想在21世纪仍然充满生机与活力，不仅在社会大众的生活中持续发挥着影响力，而且在民粹主义兴起、全球化倒退、物质主义盛行的当下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多方关注(e.g.，Cichocka &Cislak，2020;Golec de Zavala et al.，2020;McLaughlin，2019;Silver，2019)。社会学学者McLaughlin (2019)指出，在危机四伏的当今世界，作为弗洛姆思想特色的社会心理视角(psychosocial perspective)，即整合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理论视角，尤其对当今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具有启发意义。在心理学界内部，弗洛姆无疑一直是精神分析传统的经典理论家，近年来其思想还启迪或催生了一系列实证研究(e.g.，Carrasco &Bilal，2016;Jasko et al.，2017;Golec de Zavala &Federico，2018;van Tilburg et al.，2019)。需要指出的是，包括前文提及的研究在内，这方面多数的实证研究并非直接照搬弗洛姆的理论，对其进行检验，研究者更多是在特定研究主题下引用弗洛姆的观点作为提出假设的理论背景或依据之一(e.g.，Jasko et al.，2017;van Tilburg et al.，2019)。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研究者(e.g.，Golec de Zavala et al.，2020)更为直接地检验并扩展了弗洛姆的理论观点，有些成果还发表在了诸如《人格与杂志》这样的顶尖期刊上。这些研究更多地涉及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病理学的具体主题，而不在本文论及的范围。至于弗洛姆的人格理论则仍然在当今的教科书中占有一席之地(Schultz &Schultz，2005;艾伦，2006/2011，陈英敏 等 译)，这种人格理论正是弗洛姆对启蒙思想的科学贡献。通过国际弗洛姆学会(International Erich Fromm Society)官网，以及网站Erich Fromm online，我们可以了解有关弗洛姆的著作和丰富的研究文献、当代的研究者及其活动以及弗洛姆广泛的世界影响。国际弗洛姆学会自1985年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于在社会科学、精神分析、哲学和宗教等领域推进对弗洛姆思想的学术研究，官方出版物是年鉴Fromm Forum，有英语和德语两种版本，1990年至今已经出版了31期，主要刊发研究弗洛姆学术思想的文章。自1987年起，该学会组织来自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们相继出版了研究弗洛姆在教育、宗教与伦理、社会、精神分析方面学术思想的专著13本。此外，该学会不定期召开国际弗洛姆研究会议(International Erich Fromm Research Conference)、国际弗洛姆研讨会(International Erich Fromm Seminar for Doctoral Students and Postdocs)。自1995年起，该学会每年颁发the Erich Fromm Prize，用以表彰那些在学术研究或社会活动领域维护或复兴弗洛姆传统中的人文思想上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曾获奖者中既有著作等身的学者，如著名哲学家Noam Chomsky，也有致力于社会进步的政治活动家，如德国前内政部长Gerhart Baum。该学会还在德国图宾根市建立了弗洛姆研究所(Erich Fromm Institute Tuebingen)，用以存放和管理弗洛姆文献遗产以及学会的出版物。2016年12月13日，柏林国际精神分析大学(IPU)的弗洛姆研究中心(Erich Fromm Study Center)成立。该研究中心旨在进一步促进对弗洛姆社会心理思想和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并通过国际弗洛姆研究会(International Erich Fromm Seminar)促进弗洛姆社会心理思想研究的国际交流。本文前述相关研究和这些学术活动的开展都是弗洛姆的思想所具有的魅力和强大的生命力的表现。

弗洛姆从其成名作《逃避自由》开始，在长达4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的价值标准和学术使命始终清晰而坚定。他是一位典型的启蒙学者。依据康德的经典定义，启蒙是人类脱离自己招致的未成年蒙昧状态。因为人处于未成年状态简直是太安逸了！启蒙则意味着要敢于认识，敢于去发现，毫无拘束地行使批判的权利，并甘于自主自立的寂寞，进而将自己当作一个成人，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人(康德，1784/2014，张国敬 译;康德，1784/1991，盛志德 译;盖伊，1995/2019，刘北成，王皖强 译，pp.13-14)。这就意味着，只要人还有提升的空间，只要哲学家所说的“人的可完善性”仍然存在，启蒙运动就仍将在人类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人类不断进步的先决条件(伯恩斯，2013/2019，祝薪闲 译，p.9)。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人类，一方面自我的成长永无止境，另一方面也要永无止境地去克服人性中倒退的力量。人一方面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充分个体化的人，另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要退回到童年甚至婴儿。只要这种矛盾存在着，启蒙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弗洛姆的理论也就会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感染力继续给人们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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