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婴幼儿和临床婴幼儿
对婴幼儿的研究仅限于观察，必须通过推测的跨越才能把观察到的行为与主观体验联系起来。显然，建立这种跨越的资料库越广博、完善，推测就越准确。对内在体验的研究必须源自直接观察的发现，绝大多数关于婴幼儿的新信息仍然来源于自然的、或实验的观察。不过，对婴幼儿现有能力的观察充其量只能有助于明确其主观体验的范围，要得到这个体验的全貌，我们必需从临床生活中获得洞见，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使用另一个方法。
与发展心理学观察婴幼儿不同，理论在临床实践中（主要对成人）重建了另外一个“婴幼儿”。这个婴幼儿由两个人联合制造：成年后的心理障碍患者和治疗师，后者具备对婴幼儿体验的理论知识。这个重建的婴幼儿由中重现的、以及理论指导下的阐释所组成，我称之为临床婴幼儿，以区别于观察婴幼儿，对后者的行为研究是在行为发生的当时进行的。
对于思考婴幼儿感的发展，这两个途径不可或缺。临床婴幼儿赋予观察婴幼儿以主观生命，而观察婴幼儿是形成普遍理论的基础，在此之上方能推测临床婴幼儿的主观生活。
在大约十年前，这样的协作是不可想象的。在那之前，婴幼儿观察主要关注非社会性情境：如坐、握等生理性指标，或感知、认识客体的能力的出现。另一方面，临床婴幼儿一直关注主观体验的社会性世界。这两个不同主题下的婴幼儿在很长时间内各行其是，他们的共存没有问题，而协作的潜力微乎其微。
但这不再是现实。近年来，婴幼儿观察者开始探究婴幼儿如何以及何时能看到、听到、与之互动、感觉到、并且理解他人与自己。这些努力把观察婴幼儿带到了临床婴幼儿的阵线上，共同关注婴幼儿的社会性体验，包括自我感，至此，它们一面共存、一面比较和合作。
总结这两个由不同的源头派生出来的婴幼儿产生了一个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它们探讨的是同一个东西？它们之间的一致性有多大、是否能够在某一个主题下合并？初看起来，两种视角似乎都关注婴幼儿的社会性体验，若确实如此，则它们应该能够相互证实、或证误对方的观点。然后，许多人认为这两个视角并非完全着眼于同样的现实，一方的概念化对另一方的发现完全绝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不存在可以比较的共同性基础，可能甚至不存在合作的可能（Kreisler和Cramer，1981；Lebovici，1983；Lichtenberg，1983；Cramer，1984；Gautier，1984）。
这两个婴幼儿视角之间的对话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影响，是本书的次级主题，首要主题是：怎样联合二者才能阐明婴幼儿自我感的发展。要实现这两个目的都需要对每一个视角进行更为充分的探讨。
临床婴幼儿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产物。创建它的目的是给患者早期生命故事赋予意义，这个故事是在对另一个人讲述的过程浮现出来的。这正是许多治疗师所说“精神分析治疗是一个特别的编故事的方式、一种叙事”的含义（Spence，1976；Ricoeur，1977；Schafer，1981）。在讲述过程中，讲者与听者共同发现、修改了故事，历史性真实建立在被讲述的内容上、而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这个观点开启了一个可能性：任何关于个人生活（尤其是早年生活）的叙事都是同等的正当。确实也存在一些关于早年生活实际状况的不同理论、或其他叙事。早年生活叙事由、艾瑞克森（Erikson）、克莱因、马勒创立，即便是同样的案例资料，科胡特（Kohut）的视角会有所不同。每一个理论家都选取了体验的不同侧面作为核心，因此每个人会得出不同的患者感觉到的生活史（felt-life-history）。
从这个角度而言，某个叙事能够被婴幼儿期实际发生的事情所证实吗？Schafer（1981）认为不能。他认为治疗性叙事并不是简单地说明、或反映了当时确实发生的事情，它同时也通过确定关注到的、以及最突出的内容创建了真实的生活体验。换言之，叙事产生了“体验到的真实生活”，而不是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过去即虚构。从这个角度看，临床（叙事）婴幼儿与观察婴幼儿存在相互效验（mutualvalidation）的看法绝无可能成立，二者不存在交集[1]。
Ricoeur（1977）的立场相对不那么极端。与Schafer不同，他不相信不存在与外在效验的交集。他认为，如果真的不存在交集，那么“阐述在患者这里的可接受性才是真正具有治疗效果的，以此为借口，精神分析性陈述将变成辞藻华丽的劝导”（第862页）。
Ricoeur认为，确实存在关于心智如何工作与发展的普遍性假设，独立于可能被构建的诸多叙事——例如性心理发展的顺序性阶段、以及客体关联性或人关联性的发展特点。这些普遍假设是有可能加以检验的，或者得到直接观察的、或存在于任何一个特定叙事和精神分析之外的证据的有力支持。Ricoeur的立场的一个优势是：为临床婴幼儿提供了亟须的独立信息来源，以帮助考量进入到生活叙事构建的隐含的普遍假设。观察婴幼儿有可能正是这样的一个来源。
我完全赞同Ricoeur的观点，它为该领域的进展提供了部分基本原理，同我撰写本书中所做的一样，但是基于以下理解：这个观点适用于超心理学或发展心理学领域，而非任何患者重建的感觉历史（felt-history）。
关于这个构建问题，还有第三种考虑，一个不完全兼容的观点。决定何为关于事物的合理观点，现在的科学时代思潮具有一种极具说服力的、合法化的力量。当前，时代思潮偏爱观察性的方法，关于婴幼儿的流行观点在过去数年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迁，并将继续变迁下去。如果有一天精神分析的婴幼儿观点相对于观察性方法而言分歧和冲突太大了，则最终将导致不安与质疑。作为相关的领域，尽管视角不同，却大概着眼于相同的课题，它们不会忍耐太多的不和谐，目前看起来精神分析将做出让步。（这个观点可能显得太过相对论，不过科学的确是通过关于如何看待事物的范例的变迁而获得进展，这些范例最终成为信念系统。）如此，观察婴幼儿与临床婴幼儿之间共同的影响将——如Ricoeur暗示的那样——来自于这两个阵营对那些（能进行争辩的）特定主题的直接交锋，以及进化意义上的婴幼儿期特质，后者涉及双方的贡献。该过程逐渐决定了什么是可接受的、可行的、符合常识的。
观察婴幼儿也是一个特殊的产物，是一个对直观能力的描述体：动作、微笑、探索新奇事物、辨别母亲的脸、编码记忆等等。这些观察本身几乎不涉及已有的社会体验的“感觉性质”，并且也无法揭示观察婴幼儿作为更高组织水平的结构的状况，后者使得婴幼儿不仅仅是一个不断加长的、被组织以及再组织的能力清单。一旦我们尝试对婴幼儿的实际体验进行推测——即建构主观体验的性质，如自我感——我们就被迫退回去依赖自己的主观体验作为主要的灵感来源，但这恰恰是临床婴幼儿的范畴。这类信息的唯一库藏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叙事，我们自己过去的社会生活感觉起来是什么样子。由此产生一个问题：成人的主观生活，以自我叙事呈现，成为了推测婴幼儿社会性体验的感觉性质的主要来源。一定程度的循环自证不可避免。
关于婴幼儿的每一种理念都有另一种理论所缺乏的特质。观察婴幼儿呈现的是能够直接目睹的能力，临床婴幼儿呈现社会生活基本的、共同的主观体验[2]。
这两个理念的部分结合至关重要，原因有三：第一，实际发生的事件——即可观察到的事件（“妈妈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一定是通过某种方式转变为主观体验，即临床所谓的内在事件（“我感觉妈妈是在……”）。正是这个跨界点涉及观察婴幼儿与临床婴幼儿的共同参与，尽管两个视角没有交集，但确实在某些特定点上相互接触，形成交界面。没有这个交界面，我们永远不可能理解心理病理的起源。第二，治疗师越熟悉观察婴幼儿，就越能帮助患者建立更为恰当的生活叙事。第三，者越熟悉临床婴幼儿可能就越会发现新的观察方向[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