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今天的演讲中，我想要聚焦于精神分析理解中的一个特别方法，将治疗中病人与治疗师之间的具体遭遇置于我们关注的中心，允许我们一睹病人在这种状态下暴露出来的潜意识冲突。
我将谈论“情境性理解”，这个术语指的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一个特殊发展，它出现于上世纪60和70年代的德国。这个概念的发展主要因为两个德国精神分析师，Hermann Argelander 和 Alfred Lorenzer，他们那时都与法兰克福的Sigmund 研究院有关。在我的文章中我将主要涉及Hermann Argelander的概念和介绍其理念的著作“中的第一次访谈”。
今天我们将“情境性理解”看得如此有价值是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个工具，在心理治疗中，病人的内心世界在与我们相遇中打开，我们用它去做直接的观察。这个概念如此重要，因为它帮助我们去理解治疗师是怎样知道病人内心正在发生什么，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病人正在扮演这个情境，好像他在一个剧场内——而且我们不仅是这个表演的观察者，我们实际上也积极地参与其中。
我将要描述在Argelander的书中首先呈现的理念，然后用两个临床例子来说明我们怎样用这个概念进行工作，之后再探讨与概念化病人治疗师关系所相关的他的概念的理论影响。
一、“心理治疗中的第一次访谈”：
Argelander的书出版于1970年。他是工作于Sigmund Freud研究院的精神分析师，并且在该研究院创始人Alexander Mitscherlich退休之后，他成为继任者。在他的书中，他提到当我们探索从病人那里获得的信息时，我们不得不区分三种不同的来源：我们获得的客观信息、主观信息和最后一个但相当重要的信息，我们称其为情境性信息。
客观信息以事实为特点，它是可被证实的，且包含逻辑证据。从这样的客观信息中所发现的结果是基于智力的理解，他们可能明显是另一个人，即使那个人并没有亲眼目睹这个情形本身。
主观信息给出的数据较少可靠性，病人个人所赋予的个人和个体意义更具有决定性。主观信息的特征是情形本身的证据，这意味着信息、既定情形中正在发生的和病人赋予的意义三者之间的一致。
情境性信息不同于上述提到的两种信息来源：它是以我们所说的情境性证据为特征的，它包括他人的反应。根据这个理解，情境性信息总是发生于关系中的事物的结果。情境性证据承担情境中他人的反应，其反应作为理解的一个参考。
Argelander声称一个“完整的”精神分析首次访谈在病人与治疗师之间展开时，它应该可以整合这三种信息来源后形成一个关于情形的潜意识含义的概念，并导致呈现一个。格式塔这个概念与格式塔心理学这个术语有关，它由德国心理学家Max Wertheimer在20世纪初期概念化而来。其核心理念为：我们的感知是由各种外部冲动塑形而成，并以某种形式组织起来，这就是德语术语格式塔的意思。Argelander用这个格式塔的概念来证实出现于病人和分析师之间的现象是遵循格式塔现象形成规则的。它是病人与访谈者之间相互的人际依赖的结果，在这个情境中访谈者不再是一个客观的观察者，而是用他自己的进行互动并创造了一个整体情境。当情境出现于病人和分析师之间，它也反映出访谈者的个人情感反应。
Argelander认为具有一个“情境功能”，它潜意识地试图用环境客体来扮演其内在冲突。在初始访谈的帮助下，他想要证明聚焦于病人在分析情形的此时此地所上演的以及由移情和反移情所激发的情境性安排这两个方面可以直接和简明地促进发现出现于情境中的潜意识冲突。应用这个情境性理解的方法，当病人的冲突在双方相遇的互动过程中上演时，分析师可以参与其中。通过允许自己卷入到情境之中，分析师愿意接受病人潜意识地委任于他的角色。然后，他的任务是当潜藏的冲突潜意识上演时，去应用他对 “情境性信息”的理解，去理解并描述这个冲突。他将出现的情境理解为病人童年早期主要情形的再现，这部分被压抑了而不能被病人所意识到，但取而代之地在情境中再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是压抑和呈现之间的妥协，类似于中的症状形成。这就是 Argelander所描述的“情境性证据”。
二、临床例子
在理论介绍之后，我想给你们一个临床实践中初始访谈的例子来说明“情境性理解”这个概念以及我们怎样应用它来获得关于病人内在世界及冲突的想法。（Anne Laimböck的例子）。我希望这会有助于解释出现的情境是怎样由病人的潜意识情结所塑形的。初始访谈看起来特别适合情境展示，因为它是两个主人公的初次碰面，还没被之前的关系所影响或污染。
电话中是一个痛苦的声音。她说她有些问题，她的内科医师转诊她到我这里。她说话方式中的某些东西使我没有像我通常所做的那样去进一步询问她的问题。我对她问题的忽视导致了一个不寻常的开始。在等待室，我碰到了一个痛苦的、但控制的、50多岁的女性，带着责备的表情。我看见她的腿缠着绷带，她可能是用一条腿走路的。我可以立刻看到对这个病人来说到达我办公室的三级楼梯是个难题。那里有一个电梯，但只能用专用钥匙开启。如果我知道她的困难，我就会和她在电梯里碰面了，她就不会遭遇多余的上楼问题。
她的责备的表情让我有点内疚，但对这个女性我也有点反感。我的内疚感使我提到了我的惊讶，而且我告诉她如果我知道她行走困难，我就会和她在电梯里碰面。她马上反驳说没有必要，她挺好的，然后她拿着她的拐杖，费劲地拖着身体，但自己走进了咨询室并坐了下来。现在，我坐在她对面，并且我想知道我怎样可以帮助一个显然不需要帮助的女人。她如此受伤，但又想要自己处理。
第一次咨询的评估表明这个病人呈现了一个与母亲的潜意识的核心冲突。她看起来因为她母亲没能在情感上以充分好的方式照顾她而深深受伤，如果不是那样，对她来说事情（即将到来的）会变得容易些。现在她必须使用拐杖，并且没有支持的、凭自己的力量困难地走上去。并且，电梯作为一种直接的、不费力的上楼方式可能也具有一个新的意义。你不得不做的就是变成老板的妻子并让每件事情都顺利，正如她在初次访谈中告诉我的。但对她来说这种方式似乎也被阻碍了，这使她充满指责和愤恨，因此她拒绝支持的可能性。分析师的内疚感镜映了母亲的这些感受。治疗师没能从病人觉得自己装备贫乏这个感觉上支持病人并帮助她处理这个幻想的障碍，而是感到深深的无助。
在我刚刚描述的这段情节中，当潜意识冲突在相遇中展开时，设置的外部环境及分析师作为一个人很明显地被我的病人用来在情境中上演其冲突。
另外一个说明“情境性理解”的例子是最近发生在我的实践工作中的，我想要呈现给你们这个例子是因为很明显我的牵连帮助了我去理解我的病人过去史中的某些重要东西：
我在等待一个年轻的30刚出头的女性，她要来进行第二次在躺椅上的会谈。在约定时间，门铃响了，我按了开一楼门的按钮。几秒钟后，我听到了两个人在楼梯上非常恼怒的声音，我立即意识到我犯了个难得犯的错：我同时预约了两个病人！现在我感到不得不做一个非常自发的决定，并且我也不得不让其中的一人失望了。我的反应可能仅仅一半是意识的——我决定把预约给那个男病人，他是在长时间的缺席后再回来我这里，因为遇到了严重的麻烦而极度想要与我会面。因为他来的不规律，我忘了他今天要来与我会面，而与我另一个病人的躺椅上的会面恰恰是最近刚定下来的。可能我想要与她开始精神分析治疗的愿望使得我在寻找治疗时间时没有仔细核查所选择的时间是否真的是空挡。
现在我面对着两个病人，一个年轻的女性和一个中老年男性，我请男病人进来，然后对女病人抱歉说我犯了个错，并提供给她第二天的一个预约时间。令我惊讶的是她表现得非常理解并接受了我的建议，当她消失时，我自发的有一种感觉：她可以接受这个。
第二天她来了，在她躺到躺椅上后她开始了长时间的沉默。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她责备的态度，气氛变得越来越充斥着张力。所以我让她提到昨天发生的事情。当她开始说话时，她回忆起我让她离开时她的感受，她的声音听起来充满了指责。她谈到她对我明显偏向那个男病人的极度失望，并说她在与那个男病人一起上楼时她已经有了猜想。然后她补充说：“而且，当然你会让我离开，这是一直发生的，因为人们认为我可以接受这个！”
这真的是在病人和分析师的实际“情境”中上演了冲突，是由我同时预约了两个病人这样的“式错误”所带来的。很明显，这是因为我的错误安排所犯的错，同时它证明这是非常有助于促进一个卓有成效的过程的，因为病人的问题被活化了并且从情感上呈现出来了。现在有可能去谈论她从童年起就有的被搁置一边的感觉，因为她从未感到自己是真正重要的，却总是忍受。这种情况引起的巨大愤怒总是不得不被压抑，因为如果她清晰地提出要求她害怕会被拒绝。所以事实上这样的结果经常出现，因为人们过去经常认为她是忍耐和强劲的——而且能够接受这个！
三、理论思考——情境作为病人所导演的剧本的一个互动
情境性理解可以被概念化为见长的移情和反移情意义以及与这些过程有联系的精神分析内省力的巨大可能性的进一步发展。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Paula Heimann (1950)的工作，她强调当病人的内在世界经由反移情在分析师的情感反应中活化时，反移情作为更深地理解病人内在世界的来源是非常重要的。她的工作被看作是一个起点，之后大量富有成效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分析师更好地理解病人与分析师之间在潜意识水平上真正发生的东西。从意识到反移情作为理解病人冲突的一种方法这个Heimann的发现，我们可以将其直接联系到Argelander所描述的“情境性理解”。对于他来说，这是自我的情境性功能，它表示出将潜意识材料与意识的情境相联系的能力以及根据内在世界塑形外部情境的能力。Rolf Klüwer是另一个来自于Sigmund Freud研究院的精神分析师，他因在德国发展了聚焦治疗而闻名，他做了一个总结“从Heimann对反移情的理解到情境性理解之间有一条直接的连线。” (1995) 因此，在对病人与分析师之间的互动交流进行情境性理解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将移情与反移情过程中发生的错综复杂的事情看作是一个基础去强调。在这两个主人公的互动中，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是进入情境互动的语言和非语言信息及表达的整体连续谱，而后可以被分析师意识到和理解。
如果我们当真将移情-反移情相关性看作是深入理解的一个途径，我们对发生在我们面前的病人的创作会变得开放。在病人和治疗师之间的互动中展开的情境不仅是一个单一的体验的呈现，而且它是一种从许多单个情境中出现而来婴儿的配置。它是根据自我情境功能而出现的现时创造，它是以格式塔现象的原则为导向的。情境的实际意义与两个搭档都相关联，它不能被看做是独立于它的主体间背景。在这个意义上它必须被认知为一个动力结构，它是在两个人的主体间领域中被创造的——是某种新的、不仅来自于病人的过去的真正的东西。
另一个来自于精神分析实践的例子有助于说明自我的情境性功能是怎样用设置去展现潜意识主题的：(Joseph Sandler的例子，由Rolf Klüwer引用)
在与一个年轻男性进行心理治疗的初期阶段，我意识到我倾向于讲更多的话，超过我通常所做的。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我意识到我害怕病人会打破治疗。这个比平时讲更多话的行为试图留住病人并减少他的恐惧——同时它表示对我所感觉到的病人的潜在攻击倾向的回避。这些自我分析性的反思帮助我恢复了平时对待病人的行为。同时我仍能感觉到有一种要讲多点的诱惑。一段时间之后，我意识到它与病人的讲话方式有关：他有办法稍微修改他的声调使得他说的每一句话听起来都像一个问题。之前，病人和我都没有意识到这点。我让他注意到这个现象，并让他看到他是多么需要通过我的声音来获得平静和安抚。之后他想起来因为害怕被他暴躁的父亲暴打他曾经多么拼命地试图纠缠父亲加入谈话，如此让自己确信他父亲没有对他生气并且自己不会受到躯体暴力的威胁。在之后的过程中，有证据表明病人渴望父亲的爱和情感，想要成为父亲喜爱的孩子，同时他也害怕自己投射到父亲身上的对父亲的攻击性。
再次，如果我们看一看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由分析师的反移情所引起的个人反应怎样有助于对潜意识状态的更深理解，病人带着这个潜意识状态并试图在情境中表达，而后它被识别出来并被言语化。以这种方式识别和言语化我们所感知到的信息的可能性与日常的人类之间的接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了避免冲突，潜意识的脚本在日常接触中被或多或少地忽略了。 相反，在精神分析状态中它们有很高的价值。这里我们尽力使出现的情境浮到表面，作为精神分析师，我们给病人的剧本提供一个舞台，然后在这个剧本中我们扮演一个角色。为了能目击这个情境，我们撇开我们个人的见解和意见，采取一种Sigmund Freud 称作为“自由流动性关注”的态度来聆听病人试图通过他的剧本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四、 结束语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情境性理解”处理的是病人正在表演的潜藏的戏剧，而且病人邀请分析师在他上演的故事中扮演一个活跃的角色，不包括与分析师的意识层面的关系。病人置于情境中的潜藏的戏剧在乍一看时被分析师感知为缺乏意义的——用通常追踪逻辑思维轨迹的方式他是不理解的。它看起来是一个谜，将情境感知为一个谜可以将注意力导向情境潜藏的内容，为隐藏的信息打开感官，这些隐藏的信息起源于更早的中，它们潜意识地浮现到感知表层。在情境中，病人潜意识地退行到之前的客体关系水平——这已经成为他的精神结构的一部分——而后这是他传递给他的分析师的情境的起点——如果他足够开放地聆听信息。
对我来说，似乎很有趣的是，“情境性理解”这个概念分别由Argelander 和 Lorenzer在60年代的同一时期的法兰克福发展而来，它极大地影响了德国的精神分析，但在其他以起源于英国或美国的理论为主导的国家的影响没有这么大。在我看来，这无疑具有历史原因，即根植于纳粹政权背景下以及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精神分析师被迫大量地移民到英国和美国，其中许多是犹太人。这种人才流失导致德国精神分析的巨大贫困，留下的精神分析师不得不或多或少地秘密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一个数年的真空期，直到60年代早期开始了一种出国一段时间的精神分析同事的再输入，或者从国外邀请同事来德国。在那时，精神分析深受Melanie Klein及其追随者的理念的影响，客体关系理论也变得越来越流行。这些新的发现产生了被称为“关系转向”的精神分析理论概念，越来越强调病人和分析师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以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的方式去主要聚焦于病人的潜意识。所以主要目标不再是使个人的潜意识尽可能的意识化，而是去帮助病人在分析关系中产生一种新的、治愈性的体验。这个极富成效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精神分析师会见病人的方法，在这个背景下，“情境性理解”这个概念也在不同的理论中找到了它自己的家，用以处理涉及两个主人公的主体间过程和创造性行动。
参考文献：
Argelander, H.: (1966): Die Psychodynamik des Erstinterviews. Psyche Z Psychoanalyse 20, 40-53
Argelander, H.: (1970): Das Erstinterview in der Psychotherapie (Wissenschaftl.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Heimann, P.: (1950): On counter-transference. Int. J. Psychoanal. 31, 81-84
Klüwer, R.: (1995): Agieren und Mitagieren – 10 Jahre später. Z. Psychoanal. Theorie Praxis X 45-71
Klüwer, R.: (2000): Das szenische Verstehen und psychoanalytische Prozesse. In Drews, S. (Hrsg.): Zum „Szenischen Verstehen“ in der Psychoanalyse. Frankfurt/Main (Brandes&Apsel), 21-42
Laimböck, A.: (2013): Psychic Reality, the Scene and the Emergence of Interpretation: szenisches Verstehen. IPA Congress, Pr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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