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成功与否部分取决于患者的动机
这名女孩的父母将她带来接受咨询，因为他们担心她爱上了一位生活作风有问题的“贵妇”。“贵妇”年长这位女孩10岁，与一位已婚妇女一起生活，而且还和数名男性关系暧昧。女孩不顾父母的反对，依然追求这名“贵妇”，而后者对她的不懈努力漠然视之。一天，当女孩挽着“贵妇”胳膊的时候，恰巧碰上自己的父亲，看到父亲满面怒色，她便跳入火车轨。在未遂之后，这名女孩对贵妇的爱恋更是有增无减，绝望无助的父母只得求助于。然而，女孩却表现得不太主动，似乎接受治疗更多地是为了让父母高兴，而非出于自愿。于是，弗洛伊德一开始就从总体上讨论了治疗成功的必备条件。尤其重要的是，他认为患者必须切身感到接受精神分析师救助的需要，且由于备受病症折磨而希望克服这些困难。针对患者，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师需要借助患者内心足够强大的异性恋倾向，来对抗同性恋倾向的冲击，这对男性和而言都是如此。
从异性恋到同性恋
接着，弗洛伊德试图重构这位女孩自童年以来的力比多发展路线，然而童年没有给女孩留下太多。不过，女孩回忆说，自己在13—14岁的时候，非常渴望做母亲并有个孩子。弗洛伊德由此推断，她已经度过女性正常的情结。此后不久，这名少女便开始被成年女性所吸引。从分析来看，女孩的这种同性恋倾向似乎出现在母亲再度怀孕的时候，此后女孩的三弟出生。对此，弗洛伊德解释如下：在她16岁那年母亲怀孕时，女孩就有地明确表达了想有个孩子的愿望，这与她在层面想为父亲生个孩子的愿望相对应，而且最好是个男孩：“但是，重要的并非她没有孩子，而是在无意识中她所仇恨的竞争对手：母亲。在愤怒和苦闷驱使之下，她躲开父亲和其他所有男性。在首次经过如此深重的挫折之后，她便弃绝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并开始为自己的力比多寻求替身。”
在弗洛伊德所提到的多种可能变化之中，这个女孩的无意识选择指向了男性认同：“她自己变成了男性，并像父亲那样将母亲当作性爱对象”；接着，她将柔情献给了这位“贵妇”所代表的替身。当女孩发现自己对这位“贵妇”心存爱慕而遭父亲谴责时，这种姿态反而得到强化。此后，在坚持不懈地追求这位“贵妇”时，“她明白了如何去中伤并报复父亲，而她现在正是以同性恋的姿态来挑衅自己的父亲”。最后，弗洛伊德还补充说，这个女孩被具有男性气质的女性所吸引，这其实是满足了她的双性恋倾向：“她最终选择的对象不仅符合她的女性理想，而且也符合她的男性理想，因为这个对象同时满足了她愿望中的同性恋和异性恋倾向。”
男性认同与性认同
随着分析的深入进行，弗洛伊德在这位女孩针对“贵妇”表现的男性认同（她像男人那样去追求这位“贵妇”）和某些男性（选择生活不端的女性）的特殊对象选择类型（,1910h)之间建立了联系。其实，弗洛伊德发现，这名女患者有将“贵妇”从不端生活作风之中“挽救”出来的愿望，与男性意欲从“水深火热之中‘挽救’心爱之人”的愿望类似。
针对女孩自杀的动机，弗洛伊德首先将其视为绝望的表现，因为她认为父亲逼迫自己放弃了心爱之人。然而，从更深的层面来看，自杀企图既代表了惩罚的实现（惩罚），也代表了愿望的实现。弗洛伊德解释说：“从后一个观点来看，它代表了愿望的胜利，因为她在愿望落空变为同性恋之后，就认识到了为父亲生个孩子的愿望，而她现在‘摔倒’也都是因为父亲的错。”（“德文词语‘niederkommen’，其字面意思为‘落下’，它同时有‘摔倒’和‘分娩’及‘产下’的意思。”）至于将自杀企图视为自我惩罚，弗洛伊德做了如下解释：“针对自我惩罚，女孩的行为明确告诉我们，她已在无意识层面形成了针对双亲的死亡愿望。这或许是对父亲破坏自己的报复，或许更可能是对母亲的报复，且这种仇恨自从母亲怀了弟弟那天起就已产生。”最后，在诸多自杀动机之中，弗洛伊德从这名女孩身上也发现了他之前所描述的患者的自杀机制:“其实，精神分析已经为这种自杀之谜提供了解释。可能这时个人的精神能量只能以自杀为出路，因为一方面个体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杀死他所认同的对象，另一方面他无法收回自己针对另一个人形成的死亡愿望。”
这里，我顺便附带几句阐述。在类似这位女孩的女性同性恋案例中，女性同性恋的羡嫉和仇恨都定向于父母身上，即定向于生殖期的母亲和生殖期的父亲身上。于是，当女性同性恋确定自己“爱女人”的时候，患者并不爱生殖期的母亲，而是爱前生殖期的母亲。同时，她希望除掉生殖期的父亲，以便占有他的阴茎并与前生殖期的这个部分客体发生认同。
患者对弗洛伊德表现出的敌对转移：报复父亲的再现
在接受弗洛伊德的治疗过程中，这名女孩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父亲在此冲突里所扮演的角色。然而，弗洛伊德从无意识层面发现，不论在治疗过程中还是结束以后，“首要的角色都应该属于他”。其实，在一个女孩听命于父亲的背后，隐藏着对他的挑衅与报复。这种姿态在分析的两个阶段中表现方式不尽相同。在第一个阶段，分析并无抵抗出现，女孩也表现出了合作意愿；然而，弗洛伊德逐步意识到，她并不关心分析构建的结果，而且分析进展也并没有按预期进行。在第二个阶段，弗洛伊德明白了患者的“冷淡”来自她对父亲的报复心理，而且这种心理还转移到了分析师的身上：“其实，她已将个人对男性的拒斥转移到了我身上，这种拒斥从父亲辜负她之后就占据了她。总体而言，对男性的怨恨很容易在医生身上找到满足：这种怨恨无须掀起情感风暴，患者借此轻而易举地就将医师的所有努力化为乌有，并依然牢固地处于病态之中。”当意识到这种消极转移时，弗洛伊德终止了分析治疗，并建议患者继续接受女性医师的治疗，而如今人们则以积极转移的名义来分析消极转移。
此外，弗洛伊德也注意到，这名女孩仅出现过一次积极转移。那是在治疗初期，转移通过梦境表达为“期盼从治疗的逆转之中得以康复”。弗洛伊德认为，这揭示了患者渴望被男性爱慕且生育孩子的怀旧情怀。在觉醒状态下，女孩还明确表达了结婚的愿望，不过这仅是为了逃避父亲的专横，以同时与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发生性关系。由此，弗洛伊德认为，这其中涉及了“说谎”的梦,因为这些梦部分隐藏了患者的诱奸想法：将父亲放倒并使他获得快感，其实这都来自同一个情结。这里我们也发现，弗洛伊德针对患者所采取的姿态有些超然，这正是当前的精神分析师所要避免的。
同性恋、异性恋及双性恋
对这个临床病例的精神分析研究有助于向前追溯这位女性患者心理发展的路线，它以正常的俄狄浦斯情结为起点，最终却发展为同性恋。不过，若说我们可以逆流而上追溯这条道路上相继的线索，然而要反向顺着这条路线走完全程并预见它的演变趋势就不太可能：“我们绝对没有办法事先知道哪些决定因素是次要的，哪些因素是主要的。只有到了最后，我们才能说哪些主导因素发挥了作用。因此，在分析方向上每次都可以确切地知道其中的因果关系，而在综合方向上进行预测就不太可能。”换句话说，对弗洛伊德而言，要从本项研究之中推断认为的所有少女如果俄狄浦斯情结受挫就有可能会成为同性恋，这无疑是错误的。
这项研究也告诉我们，出现在时期的同性友爱和情谊“在男女之中都是完全正常的事情”。就这位女孩的个案来说，她的同性恋倾向是有意识的，而与正常俄狄浦斯情结相对应的性倾向则是无意识的；弗洛伊德由此认为，她的同性力比多支流仅停留在表层，而且这条支流“很可能是幼儿固着于母亲的线性延续，且从未发生改变”。弗洛伊德提到了母女关系所扮演的角色，但他在这方面并未做出更多的阐述。最后，弗洛伊德还注意到，这个女孩表现的“男性情结”尤其突出，他将这种情结与“阴茎羡嫉”联系起来，这也决定着她对自己身为女性以及母性愿望的鄙视。由于本案例的精神分析基于双性恋心理的存在，因而就有可能得出以下结论：“在所有正常个体外显的异性恋倾向之外，其无意识都潜藏着相当比例的同性恋倾向。”
弗洛伊德概念的纵向演变
弗洛伊德对女性性欲构想的演变
弗洛伊德的“性一元论”
在“一个孩子被打”和“一位女性同性恋病例的心理学起源”这两篇文章之中，弗洛伊德依然援用了他最初有关幼儿性心理发展的构想，其中女孩的性心理发展与男孩的相对应，且二者都受制于正向俄狄浦斯情结的影响：男孩希望弑父娶母，而女孩则希望弑母嫁父。
对弗洛伊德而言，女孩的性心理发展在本质上以两性共有的幼儿性理论为中心展开。根据这个理论，“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个体都具有阴茎，正如小男孩从自己的身体认识到这点那样”。（1908c）从这个观点来看，当小女孩步入发挥决定作用的阳具期，和男孩一样，她会对阴茎产生浓厚的兴趣。然而，当看到这个器官之后，小女孩立即就会意识到她并不具备它，这就决定了她在心理上会产生“阉割情结”，这种情结不同于阉割，因为小女孩不可能体验那种丧失阴茎的焦虑，她本来就没有它，正如弗洛伊德后来所指出的那样。（1933a）小女孩受这种情结影响，就会出现“阴茎羡嫉”：与男孩相比，她感觉自己处于劣势，于是她希望自己也是个男孩；而且，通过比较阴蒂和阴茎不同的长度，她由此推断自己被阉割过。对男性生殖器的过度重视，以及认为母亲也像男性那样拥有阴茎的想法，就会对小女孩（也对小男孩）产生影响，由此阻碍她对于阴道的发现，从而促进了她“对阴道的否决和忽视”。（1908c）弗洛伊德将女孩最终的变化归因于阉割情结，因为这个情结可以引发女孩对拥有孩子的渴望。
然而，如果不能成功逾越这个情结，小女孩“因为没有可见的阴茎，就认为与男孩相比自己严重处于劣势地位，她不仅羡嫉拥有阴茎的男孩，而且在这种动机驱使下，也希望自己能变成男人。这种祈愿后来会在中重演，并通过梦境在她的女性角色中出现”。(1916—1917）人们将这种个体发展构想称为弗洛伊德的“性一元论”，因为它在本质上将男孩和女孩的性心理发展建立在阴茎的有无之上，并片面地认为力比多带有男性特征。
至于俄狄浦斯情结，在这个概念于1910年明确出现之前就已经被影射过。在有关这个主题的早期撰述中，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在男孩和女孩中对称存在，其模式大致如下：男孩对母亲会表现出柔情式，并有杀掉父亲并取而代之的愿望；而女孩则对父亲表现出柔情式依恋，且有杀掉母亲并取而代之的愿望。
另外，弗洛伊德在这个时期还确立了男性主动姿态和女性被动姿态的对立，他后来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针对主动-男性与被动-女性之间所进行的不太寻常但却必不可少的显著区分，我可以想象得出读者从中碰到的困难（1918b）后来，在“一个孩子被打”（1919e)中描述“男性的女性姿态”和“男性的女性受虐狂”时，弗洛伊德似乎谈到了受虐性变态的本质问题，但当谈到女性性欲的特殊本质时，其言辞就显得模棱两可。其实，他曾多次肯定了女性受虐狂的本质，正如他把受虐狂明确看作是个体“希望化身女人的表现”那样。
早期母女关系所发挥的作用
若说在第一个阶段，弗洛伊德假定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呈现出严格的对称结构，那么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的观点就开始朝以下方向发生变化。
1919年，在论文“一个孩子被打”和“一位女性同性恋病例的心理学起源”之中，弗洛伊德已经提到了母女关系中可能出现的幼儿固着现象，不过并未就此进行深入探讨。不久后，在1923年对多拉个案的增注中，他承认自己之前仅对患者的父向转移进行了解释，而忽视了母向转移，即多拉对于K女士的“同性爱恋”。此时，离他于1905年发表本个案已近20年。利用第二次治疗失败的经验，弗洛伊德逐渐认识到了女儿在早期对母亲依恋的重要性，并明确指出多拉的同性恋是“她无意识心理中最主要的倾向”。对此，他还增注予以说明：“在我认识到神经症患者同性恋倾向的重要性之前，对他们的治疗要么经常失败，要么彻底陷入惶恐境地。”(1905e，1923年增注）
同年，在著作《自我与本我》（1923b)中，弗洛伊德描述了俄狄浦斯情结的两种表现形式：鉴于双性恋心理的作用，在男孩和女孩之中不仅存在着正向或积极的俄狄浦斯情结，这与异性恋倾向相对应，同时也存在着反向或消极的俄狄浦斯情结，而后者与同性恋倾向相对应。
1925年，弗洛伊德认识到他所描述的俄狄浦斯情结具有一个“前史”，它是男孩和女孩在前俄狄浦斯阶段对母亲的爱恋，母亲是第一个性爱对象，这个阶段要先于俄狄浦斯情结出现。在认识到了早期阶段母子关系的重要性之后，弗洛伊德对男孩和女孩的性心理发展加以区分。因此，与女孩有所不同，当男孩放弃前俄狄浦斯阶段对母亲的爱恋时，他转向另一个女性作为母亲的替代，故而并没有改变性爱对象。与之相反，当女孩放弃前俄狄浦斯阶段对母亲的爱恋时，她首先转向父亲并进而转向其他男性来代替父亲，故而遇到了额外的问题：她必须改变性爱对象，这使她从对母亲的爱过渡到对父亲的爱变得更加复杂。
那么，是什么让女孩放弃自己的母亲，并转向自己的父亲呢？弗洛伊德再次援用了他的性一元论来对此加以解释：尽管他依然相信是阴茎羡嫉让女孩转向了自己的父亲，不过他附加了一个新元素，认为替父亲生孩子的愿望是阴茎的替代物。他将这种孩子代替阴茎的过程称为“象征等式：阴茎=孩子”。由于这种等值关系，“她（女孩）对阴茎的渴望在弃绝之后，转而被她对孩子的渴望所替代；在此计划中，她将父亲看作性爱对象”。这种新的观点使弗洛伊德得出了矛盾的结论：“尽管俄狄浦斯情结在阉割情结的冲击下变得暗淡，但正是这种阉割情结造就了俄狄浦斯情结。”
在论文“女性性欲”（1931b)之中，弗洛伊德充分肯定了早期母女关系的重要性以及这种纽带在从母亲向父亲的过渡——即女性心理发展过程中对象的改变——之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弗洛伊德这里已经不再区分“前生殖期的母亲”和“生殖期的母亲”，其中后者与“生殖期的父亲”结成夫妇。另外，弗洛伊德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阴茎羡嫉在女孩的性发育早期发挥了主导作用，而且女孩（和男孩）不可能在幼年就对女性的生殖器官阴道有所认识（1940a[1938])。这也正是弗洛伊德缘何不认为女性有与男性之中的阉割焦虑相对应的丧失生殖器的焦虑，不过取代阉割焦虑的是爱的丧失，“当母亲不在身边时，这种爱的丧失就明显成为了哺乳焦虑的延续”。
依我看来，在探讨弗洛伊德有关女性性欲的论述时，不要忘记他在个体性心理发展之中赋予阴茎首要的地位，这是他对男女性心理发展描述的一个侧面，它在本质上更多涉及幼儿性欲如何实现突破以发展为成年人的生殖性欲。另外，弗洛伊德本人也认识到，他有关女性性欲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如果你想对女性有更多的了解，就得借助个人的生活经验，或者向诗人请教，或者干脆等科学为你提供更加深刻更加完善的信息。”（1933a）因而，我们需要依靠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师们对女性积极的描述来补充弗洛伊德的观点。
受质疑与可质疑的弗洛伊德观点
自20世纪20年代起，弗洛伊德有关女孩心理发展和女性性欲的观点就成为了学者争议的对象。不少精神分析师紧随弗洛伊德的步伐，其中就有伊莲娜•德奇和玛丽•波拿巴，后者还如此写道：“受虐狂基本上都是女性。”然而，其他学者如卡伦•霍妮和梅拉尼•克莱因，则试图强调女性身份发展的特殊性。针对弗洛伊德提出的阴茎羡嫉和女性的受虐狂问题，卡伦•霍妮首先发表了不同意见，不过她的观点被世人遗忘了很长时间。研究动态逐步向摒弃“性一元论”的方向迈进，通过强调女性感知来定义女性性欲。其中，琼斯就尝试着对女孩的性欲发展予以描述，为此他还假设存在女性力比多，并引入“性欲消失”的概念来描述女孩和男孩之中性欲消退的情况。在琼斯的构想之中，引入“性欲消失”概念旨在定义一种比阉割畏惧更为基本的焦虑，且这种焦虑在他看来仅以男性为中心展开。
至于梅拉尼•克莱因，她取得了两个重要的发现。第一个发现涉及男女早期对母亲身体的幻想性攻击，这最终将导致个体害怕失去母亲，且对于女孩而言，这还会导致担心母亲袭击自己的生殖器来报复。在克莱因看来，女孩害怕被割掉子宫的这种恐惧与男孩害怕被割掉阴茎的焦虑类似。第二个发现涉及小女孩对母亲心存攻击的重要后果，它导致女孩转向新的对象（父亲），并对其表现出女性姿态。当女孩的攻击性与她对母亲的爱恋结合起来的时候，也就实现了女性认同过程。对克莱因而言，这个动力过程催促着幼儿寻找新的对象，从而建立象征来取代原初对象，这种原初对象是原始焦虑之源，故而象征在幼儿发展阶段中异常关键。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运动起步，尤其盛行于美国和法国。这场运动将精神分析视为压迫女性的因素之一，而且还重新审视了母女关系的价值。不过，精神分析最终还是夺回了地盘。在罗齐娜•皮洛伯格看来，这种失而复得或许以1972年朱丽叶•米切尔出版《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为起点。在该著作中，作者肯定了女性对于精神分析方法变革的价值。自此以后，有关女性的精神分析研究不仅势如潮涌，而且发展方向各异，并最终超出了这本著作的框架。达纳•伯克斯泰德-布林从这些“爆炸性”观点之中提出了两个主要的发展趋势，其中一个由法国学派代表，另一个由北美学派代表。在法国，叶琳娜•卡瑟古埃特•斯密格尔作品集的发表再次引发精神分析中女性性欲这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这群作者再次对“阴茎羡嫉”作为早期女性性欲组织中心角色（正如弗洛伊德所构想）的观点提出异议，他们捍卫自己的观点并认为女性性欲从生命之初就有自己的特点。至于那些追随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者，他们也和一样部分认同弗洛伊德“性一元论”的观点。故而，法国学派内部的立场观点不尽相同。在美国，精神分析领域有关女性性欲的争论始于1966年谢尔菲发表的那篇论文，其中作者将论据的起点建立在马斯特斯与约翰逊有关性高潮的生理学基础之上。尽管饱受批评，但榭尔菲的观点还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而布鲁姆在1976年领导的研究工作算是对此的一个回应。那么，当前的状况又是怎样？对伯克斯泰德-布林而言，北美精神分析师们有关女性性欲的讨论还远未穷尽这个主题：“什么都没有得到解决；如果算有的话，就是这些文章引发了更大的差异，而且乍看起来，这些观点的共同目标都是为女性讨回公道。”在叶琳娜•卡瑟古埃特•斯密格尔看来，如果弗洛伊德有关女性性欲的理论继续引发争议，尽管临床证据已有不少，这就说明或许这些争论在内部都撞到了障碍——尤其与童年的痛苦有关——并由此阻挡了我们认识的步伐。
这里，我将引用罗伯特•杰西•斯托勒的话来结束我们对弗洛伊德有关女性性欲的回顾，这名学者以他对性别和性征的精神分析研究著称：“尽管弗洛伊德研究的女性都是没有阴道的，但我认为他理应看到，除阴茎之外，女性唯一想得到的就是一个阴道。”
弗洛伊德概念年谱
俄狄浦斯情结中乱伦对象的性欲化—变态性幻想—施虐—受虐幻想—幼儿固着于母亲—异性恋—女性同性恋—认同—女孩的男性认同—男性的女性受虐狂—儿童神经症—性倒错—男性的女性姿态—敌对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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