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前面讲过的内容，我还要补充说明一下，除了催眠暗示以外，我使用催眠术的方法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我用催眠法来了解病人症状的起因，因为有关这一类的情况，病人在清醒状态下反而说不清楚，或者根本说不出什么。这种方式不仅比直接的暗示性指令或禁令来得有效，而且也能满足医生的好奇心，他们在设法用单调乏味的暗示方法消除那些病象时，毕竟有权对其起因有所了解。
我形成这种特殊方法的过程是这样的： 当我还在布吕克的实验室里工作时，就结识了约瑟夫·布洛伊尔博士，他是维也纳最受尊敬的家庭医生之一，过去也搞过科研，写过几本呼吸心理学和平衡器官方面价值恒久的著作。他才智过人，年长我十四岁。我们俩没过多久便成了密友，在我生活窘迫之时，他总是给我以友情和帮助。我们在科学上渐渐有了共同的旨趣。我俩相交，得益者当然是我。遗憾的是，后来学的发展竟然断送了我们的友谊。要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井非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也没办法回避。
早在我去巴黎之前，布洛伊尔就向我讲起过，一八八O年到一八八二年问，他曾用一种独特的方法治疗一位瘾病患者，这种方法使他能够深入观察虑病症状的病因和含义。那个时候，雅内的著作尚未问世。布洛伊尔多次给我介绍该病历的某些细节，我觉得对于认识神经症，他的方法比以前所有的观察方法都管用。我决定一到巴黎，就把这些发现告诉沙可，可是，没想到这位权威人物对我的介绍并不感兴趣，因此我也就汉再提及此事，任其搁置于脑后。
直至返回维也纳后，我才再次关心起布洛伊尔的研究，我请他多介绍些情况。他的病人是个姑娘，受过良好的教育，颇有才气，对父亲感情甚驾。她在护理父亲时已经患病，布洛伊尔接收她时，她已呈现出一种麻痹、挛缩、抑制以及精神错乱的混杂病态。布洛伊尔在一次偶然的观察中发现，要是引导她讲出正控制着她的情感幻想，那么就能消除她那模糊不清的意识。由于这一发现，布洛伊尔找到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他使病人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每次都要她讲出压在心头的忧患。于是，他先用这种方法控制了她忧郁性精神错乱的发作，接着又用它消释了她的种种抑制以及躯体性疾患。这位姑娘在清醒的时候和别的病人一样，既说不出症状的起因，也闹不清这些症状与她生活中其他经历有什么联系。而在催眠状态中，她一下子就吐露了这种联系。结果，她身上所有的症状，都与她照料父亲时经历的一些动情的事情有关，也就是说，她的症状具有一种含义，它们是那些感人的情境的残留印象，或者说是无意识的回想(赔m5n5scences)。许多情况显示，当她守候在父亲的病床边时，她不得不压抑某种念头或冲动，因此，为了取代那种念头冲动，症状是大量类似情境结合的结果。当病人在催眠中幻觉般地回想起这类情况，并通过自由地表达情感，使当初被压抑的精神话动持续到结束，这时，症状使得以消除，而且不会再卷土重来。经过长期而又艰苦的努力，布洛伊尔终于用这种方法为那位病人解除了所有的症状。
病人康复后一直安然无蒜，并且能够干些正经事儿了。可是，这种催眠的最后阶段，仍然蒙着一层膘肋的纱缨，布洛伊尔从来没有揭开过；布洛伊尔的这一发现在我看来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我感到纳闷的是，他为什么要将它长久地保密，而不用它去丰富科学宝库。虽然这些都需要了解清楚，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他从个别病例中发现的情形，能否推而广之，普遍适用。布洛伊尔所发现的，在我看来，是一种根本性的状况，既然在个别病例中得到了证实，我不相信在其他德病患者身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这问题，只能由实践来解答。我开始在自己的病人身上重复布洛伊尔的探索，特别是一八八九年在伯恩海姆那儿知道了催眠暗示的局限之后，我便致力于研究催眠疗法。以后几年的观察证明，凡用这种疗法的瘾病患者身上，均可看到布洛伊尔发现的情形，在我用同样的观察方法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材料以后，我向他建议合写一本书。他开始坚决反对，后来总算让步了，主要是因为雅内的著作己抢先一步，发表了与他类似的一些研究成果，例如：将癔病症状追溯到病人以前的生活经历，以及通过催眠再现的途径；将症状消除在初始状态之中。一八九三年，我和布洛伊尔初次联名发表《癔病症状的心理机制》一文，而在一八九五年，我们的又一本合著《癔病研究》随之问世。
如果读者根据前面所述，认为《癔病研究》的主要内容的基本点，一定是由布洛伊尔首先提出的，那正是我一贯的主张，也是我在此再次说明的目的所在。至于书中提出的理论，有一部分和我有关，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天已经很难分辨出来了。不管怎么说，那套理论是很简单的，差不多就是对观察的直接描述。它并不想去确定癔病的性质是什么，只是试图说明其症状的起因。因此，那套理论强调情感生活的意义，强调区别无意识的精神行为和意识的(或者确切地说，能成为意识的)精神行为的重要性；它假设症状产生于情感的压抑，由此提出了动力的因素(dynamic factotr)，它还将症状视为大量能量转化的产物——否则这些能量就会用于它处，从而又提出了经济的因素(economic factor)。(后一种过程又称转换conversion)布洛伊尔把我们的方法称之为疏泄法(cathartic)；将其治疗目的解释为要把因误入歧途受到阻碍而导致症状产生的那部分情感引入正常轨道，使之得以释放(或曰abreaction)。这种疏泄法的实际效果相当不错。其不足之处那也是所有催眠疗法都存在的缺陷。即使现在，仍然有不少精神治疗家在使用布洛伊尔所理解的那种疏泄疗法，并称颂备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九一八年)，西梅尔(Simmel)在德军中用这种简便的疗法治疗战争性神经症时，它的价值又一次显示了出来。疏泄理论对性的问题谈得不多。在我给《癔病研究》提供的一些病历中，性的因素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过正如其他的情感刺激没有引起注意一样，性的因素也没有得到重视。布洛伊尔在写到那位女患者(她后来因是他的第一位病人而闻名)时指出，她在性的方面极不成熟。所以从《癔病研究》很难断定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起多大的作用。
疏泄疗法后来过渡到精神分析学这门学科。关于这个发展阶段，我曾作过好几次详尽的介绍，看来很难再谈出什么新的东西了。正是由于我和布洛伊尔的分道扬镳，才开创了这个阶段，因此，我便成了他末竟之业的唯一继承入。早在合作的初期，我们的观点就有分歧，但那还不致于使我们彼此分手。关于精神过程的致病时间，即精神过程什么时候不能正常地活动，布洛伊尔喜欢用生理学一类的理论来解答，他认为找不到正常发泄途径的精神过程，类似于在异常的、“浅睡眠的”精神状态中产生的过程。但这个观点，又引出了这些浅睡眠状态怎么形成的问题。而我则倾向于怀疑是否有几种力量在相互影响，是否有正常生活中所见的那些目的和意图在起作用。这样，我们两人一个认为是“浅睡眠性癔病”(hypnoid hysteria)，一个则认为是“防御性神经症”(neuroses of defence)。然而，要是没有其他因素，上述分歧还不致于使布洛伊尔放弃这一课题的研究。这些其他因素之一无疑是他的内科和家庭医生的工作占去了他不少时间，因而他不能象我那样全力以赴地从事疏泄疗法的研究。再则，我们的著作在维也纳和德国受到的冷遇，也使他感到不胜沮丧，他虽有一些良好的精神素质，但自信心和反抗心不怎么强。比如，当《瘾病研究》遭到斯特吕姆佩尔的激烈批评之后，我对他在批评中显露的无知不以为然，置之一笑，布洛伊尔却感到伤了自尊心，从此变得一路不振。不过，使他作出决定的主要原因，还是他对我下一步的研究方向难以赞同。
正如前面所说，我们试图在《耀病研究》中建立的理论，仍然是很不完整的；尤其是我们几乎没有涉及病因问题，也没有触及致病过程的根源问题。现在，随着经验的日益积累，我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情感刺激都会引起神经症病象，引起这一类病象的，通常只是性的情感刺激，即眼下经历的性冲突，或者早年性经验的结果。我根本没想到会得出这种结论，它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因为我开始研究神经病患者时，对此根本不抱任何疑问。一九一四年我在写《精神分析运动史》的时候，曾想起布洛伊尔、沙可和克洛巴克(Chrobak)对我的一些评论，他们的评论本来可以使我更早一点获得这些发现，但在那时，我却没能领会这些权威们的意思；实际上，这些评论除了表明他们自己的观点或打算捍卫的观点外，还另外有些启发性的东西。它们在我心中静静地隐伏着，直到我试行疏泄法时，才俨然以一种独创性的发现显现出来。在我把癔病的病因归于性欲的时候，我也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向医学的初始阶段倒退，正在追随柏拉图的某种思想。直到我看了哈弗洛克·埃里斯(Havelock Ellis)的文章以后才意识到这一关系。
这样，我在自己的惊人发现的激励下，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我走出了癔病的圈子，着手探讨一般所称的神经衰弱症患者的性生活，他们那时常常大批大批地来我这儿就诊。这一实验委实砸了我这个医生的牌子，但它却给我以信心，就是在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我的信心仍丝毫不减。在治疗中，有许多含糊不清，神秘化了的现象需要克服，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就可看到所有这些病人在性功能方面都存在着种种严重恶习。由于一方面这类恶习相当普遍，另一方面神经衰弱也是一种极为平话的疾病，所以它们常常同时出现，这种同时出现的现象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不过，同时出现反映的问题要比单独一种情况多。通过进—步的观察，我觉得从大量错综复杂的神经衰弱症临床症态中，可以区别出两种不同的基本类型，虽然它们也许会或多或少地混合出现，但还是可以看到它们的单纯的形式。在一种类型中，主要病象表现为：焦虑发作并伴有其等位症，余留形式以及长期性替代症状；我给这种类型取名为焦虑性神经症(anxiety neurosis)，给另一类的命名是神经衰弱症(neurasthenia)。这样就不难证实，两种类型各以不同的反常性生活为其致病因素：前一种类型的治病因素是性交中断、兴奋受抑制和性欲节制，后一种类型是由于手淫过渡、遗精过于频繁引起的。在几个特别有启发性的病例中，临床病象竟会由一种类型转变成另一种类型，这证明，在潜隐的性活动的规律方面，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此，如果能够除去恶习，恢复正常的性生活，病症就会显著地好转。
由此，我就把神经症统统看成是性功能失调的结果，所谓“真性神经症”(actual neurosis)就是这类失调直接的中毒性表现，所谓精神神经症(Psychoneurosis)则是失调在精神上的表现。得到这么一个结论，作为医生，我的良心感到无比宽慰。我希望自己在医学领域里填补了—项空白，因为，医学界在涉及如此重要的生物学功能时，除了传染病或机体严重损害引起的创伤，还没有考虑过其他类型的创伤。此外，达一结论在医学方面也可以得到证实，即性并非是纯精神性的。性也有肉体的一面，它可能是一些特殊的化学过程，性的刺激也可能是某些独特的，然而现时尚未知晓的物质。我想，一定还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再也没有别的疾病比施用某些毒物而产生的中毒现象、和缺乏某些毒物而导致的脱瘾症状，或者比甲状腺引起的突眼性甲状腺肿，更象真性自发神经症了。
自那以后，我已没有机会再去探讨“真性神经症”了②；也没有什么人来继续这方面的工作。如果现在回头看看自己早期的一些成果，我觉得那只是些基本轮廓，问题本身可能还要复杂。但是总起来说，那些成果在我看来似乎还未过时。要是我后来能用精神分析学检查一些单纯性神经衰弱症病人，我一定会乐于为之的，可惜我还没有碰到这种机会。为了避免误解，在这里我想指出，我根本没有否认神经衰弱症中存在着精神冲突和神经症中的那些情结。我要说明的是，这类患者的症状并非由精神方面决定的，也无法通过分析加以排除，这些症状应该说是性失调的化学过程引起的直接中毒性结果。
在《癔病研究》发表后的几年里，由于获得了上述关于性在神经症病因中的作用的结论，我向各种医学协会宣读了这方面的论文，但遇到的只是怀疑相反对。有相当一段时间，布洛伊尔极力以他个人的巨大影响支持我，但也没有什么结果，而且，不难看出，他本人也不敢承认神经症的性欲致病说。其实他只要举出他的第一个病人，便可搞垮我，或者至少难我一下，因为那个病人表面看来性的因素丝毫不起什么作用。但是他没有那么做，后来我对那个病例有了切实的理解，并根据他的一些陈述重新推断了他的治疗情况，这时我才知道他不反对的原因何在。原来在疏泄似乎结束以后，那位姑娘忽然产生一种“爱恋”(transference love)；布洛伊尔没有将这一情况和姑娘的病情联系起来，因此沮丧地退却了。对他说来，提及这样一桩令人尴尬的事，显然不是好受的。那时，布洛伊尔一度对我的态度在欣赏与激烈批评之间游移不定，后来，就好比一般在关系紧张时总会有摩擦一样，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小的争执，于是两人便彼此分手，各奔前程了。
我研究一般的神经性疾病的另一成果，就是改进了疏泄的技术。我放弃了催眠术，想用其他—方法代替它。因为我极不愿意只治疗疡病方面的疾病。何况不断增加的经验，也使我甚至对催眠术用于疏泄是否有效，产生了两个重大的疑问。首先，即使效果再好，一旦我和病人的个人关系受到干扰，那些效果便会倾刻之间化为乌有。当然，要是能够得到调和，还可重新产生效果；不过这种情况表明，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个人感情毕竟比整个疏泄的作用还要大，而且这种情况又非各种努力所能控制的。有一天我碰到一件事，它使我长悬不解的疑窦顿然获释。在我的一些最听话的病人中，我对其中一位施行了催眠术，不料在她身上竟产生了难以想象的效果，当时我正在对她的病痛追根寻源，以设法减轻其痛苦。有一次她醒过来后，一把搂住了我的脖子。碰巧—个佣人走了进
来，这才使我们从痛苦的争执中摆脱出来，从那以后，我和病人都心里明白，不能再使用催眠疗法了。对于这件事，我并不认为自己身上有什么迷人的魅力，我倒觉得我已抓住了活动于催眠状态后面某种神秘要素的实质，要排除这种要素，或者至少把它分离出来，就必须放弃催眠术。
不过，平心而论，催眠术在疏泄疗法方面毕竟出过大力，它开阔了病人的意识领域，使病人能对清醒时无知的情况有所了解。看来，要找一种方法来代替催眠术谈何容易。正当我为此而犯难时，我想起在伯思海姆那里经常看他做的一种试验。在这种试验中，受试者从梦游状态醒来以后，似乎忘记了梦游状态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但伯恩海姆认为那人的记忆力还在；他坚持要受试者尽力回忆，断言受试者对所有情况完全清楚，只要讲出来就可以了，与此同时，他还把手放在那人的额上，结果，那些忘却的记忆果然又恢复过来，虽然起初还有点支支吾吾，但到后来；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而且思路也很清晰。因此，我也决定采用这种方法。我觉得，我的病人肯定“清楚”那些只有在催眠中才能碰到的事情；我想，我一边强制种方法比起催眠术似乎更费劲些，可是也许更有效。因此我就放弃了催眠术，只保留了一个惯例，那就是要病人躺在沙发上，我坐其身后，不让他看见我。
英译注：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l862—1926年)，本问世不久布洛伊尔即去世，另外又在别处详细地写到过他(1926年)。
中泽注：此词另有记忆恢复，再现恢复之意。
英译注：本段和下段所讨论的问题，编者在《癔病研究》的引言中作过详尽的论述。(《标准版》第二卷第xxI页) 。
中泽注：指被压抑的内心冲突以躯体症状象征性地显示出来。详见书后“专门术语解释”。
英译注：参见《标准版》第二卷第2l页．
英译注：斯特吕姆佩尔(Adolf von Strümpell, 1853—1925年)，德国著名神经病学，他曾对《癔病研究》提出过非常严厉的批评。(《德国神经病学杂志》1896年，第八卷第159页)。
英译注：参见《标准版》第十四卷第13－14页。
共泽注：一八九九年一月三日，弗洛伊德在致佛里斯的信中，提到过埃里斯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一八九八年十月出版的《圣路易斯精神病学家与神经病学家》杂志上，论述《癔病与性冲动之关系》o，并有“从拍拉图开始，以弗洛伊德告终”之言。
中译注：焦虑等位症，指以心悸、气急等躯体症状代替意识性焦虑。
英译注：见弗洛伊德一八九五年的著述。
中译注：见“”。
英译注：参见《性学三论》，《标准版》第七卷第215页、第216页注及第127页编者注。
英译注：弗洛伊德写完木书后，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年)中又进一步讨论过这个问题。(见《标准版》第二十卷第109页)弗洛伊德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一系列参考书目，可查阅编者为弗洛伊德论述“激进的”精神分析学一文所加的脚注。
英译注：欧内斯特·琼斯的《弗洛伊德传记》中，对此情况有过完整的描述(第246页)。
英译注：弗洛伊德在很晚的时候有一篇末完成的文章，对这一时期有过详细的叙述。这篇文章用的是英文题自，名为《精神分析学的一些基本教训》(19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