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想法一一得到了实现；于是，我从催眠术那里解脱了出来。可是，随着技术的改进，疏泄过程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原先为催眠所遮盖的几种力量的相互作用，这时已变得清晰可见，这一认识为我后来创立自己的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病人为什么会忘却那么多外界和内心生活的事情?为什么通过一种独特的技术，又能使他们回忆起来?经过观察，我总算找到了详尽的答案。凡是被遗忘之事，多多少少总是痛苦的；在患者的跟里，那些事情不是触目心境、令人生厌，就是见不得人的。由此可见，这正是那些事情被人遗忘，也就是不再成为意识的原因所在。要使被遗忘的事重新成为意识，就必须克服病人身上的某种抵抗；必须通过病人的努力，促使并强迫他去进行回忆。医生努力的程度，则因病人而异；它和必须回亿的事情的难度成正比。显然，医生要花多少力气，取决于病人抵抗(resistance)的强弱。这样，我只消把观察到的情况付诸文字，就形成了压抑(repression)的理论。
在这种情况下来设想致病过程，就比较容易了。让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某个人内心曾涌起一种异常的冲动，但又遭到其他强有力的冲动的抵制。我们应该预料，精神冲突将会经历如下的过程：两种动力的量——为了讨论起见，就称之为“本能”和“抵抗”——将在完全意识的情况下进行一番较量，直到本能受到排斥，能量贯注(cathexis of energy)回收以后才会平定下来。这是解决冲突的一条正常途径。不过，在神经症中，由于某些尚未知晓的原因，精神冲突找到了另外一条排遣的途径。自我在和讨厌的本能遭遇时刚一交锋便退缩回来；于是它阻止本能冲动接近意识，也不让冲动直接释放出来，但本能冲动却仍然贯注着满满的能量。我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压抑”；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而这种精神现象过去还不曾有人认识过。它显然是一种相当于企图逃遁的初级(a primary mechanism of defence)，但它仅仅是以后正常的谴责性判断的前兆。这种最初的压抑活动，还会引起进一步的后果。一方面， 自我为了对抗被压抑的冲动要卷土重来的频频威胁，不得不长久地耗用能量，即一种相反贯注(anticathexis)，以致搞得精疲力尽。另二方面，已经成为无意识的被压抑冲动，则通过迂回曲折的方法，找到了释放的途径和替代性满足的方式，使得压抑的目的全部落空。在转换性癔病中，迂回曲折会引起躯体性神经支配；被压抑的冲动在躯体的某些地方爆发出来，产生症状。于是，症状就成了折衷的产物，因为尽管它们是一些替代性的满足，但由于自我的抵抗，它们还是改变了模样，偏离了原先的目标。
这样，压抑的理论就成为我们认识神经症的—块基石。与此相适应，在治疗方面，我们也应该采取不同的治疗观。治疗的目的不再是“疏泄”误入歧途的情感，而是要揭示种种压抑，并以判断活动取代压抑，那些判断活动最终可能会导致接受或者谴责以前被拒绝的东西。为了表明我对这一新情况的认识，我不再把自己的研究和治疗方法称作疏泄法，而命名为((Psychoana1ysis)。
我们可以把压抑看成是一个核心问题，把精神分析理论的全部内容与压抑联系起来。不过，在这之前，我先要提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雅内认为，患有癔病的妇女都是些苦命人，她们体质虚弱，精力无法集中，这正是她们精神分裂、意识受到限制的原因所在。但是，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成果表明，那些病象乃是动力因素——精神冲突和压抑的产物。仅这一点区别，就足以推翻一些人所谓精神分析学再有价值，也不过是雅内思想的舶来品的论调。读者一定从我的记述中已经了解到，从历史的角度看，精神分析学与雅内的发现没有半点联系，就其内容而言，不仅与雅内的观点相去甚远，涉及的范围也比雅内大得多。精神分析学对精神科学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并引起大众的广泛兴趣，这与雅内的著作是毫不相干的。对雅内本人，我向来怀有敬意，因为他的发现在相当程度上与布洛伊尔所见略同，不过，相比之下，布洛伊尔的成果出得还要早一些，但发表的时间却迟于雅内。遗憾的是，当法国人开始谈论精神分析学时，雅内的表现很不光彩，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并且还进行恶毒攻击。他后来表示，他所说的“无意识”精神话动一词，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意思——只不过是“facon de parler”，这样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把自己的研究工作也彻底毁了。
但是，对致病性压抑以及还要提到的其他病象的研究，促使精神分析学以认真的态度使用“无意识”这个概念。精神分析学认为，凡是精神方面的东西，首先是无意识的；而另外一种性质——“意识”则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这一说法自然会遭到哲学家们的否定，因为在他们看来，“意识”就是“精神”，他们决不会相信“无意识精神活动”之类的荒唐说法。然而，这有什么办法呢？对哲学家们的这种特性，我也无可奈何。关于冲动的频率和力量，人们是无法直接感受的，它必须象外界某种事实那样推断出来，这种来自哲人完全陌生的病理材料的经验，是决不可能意识到的。顺便可以指出，这就象人们一贯对待别人的精神生活那样，实际上是在对待自己的精神生活。通常，人们会毫不迟疑地指出别人身上存在着某些精神过程，尽管他们没有直接认识到这些过程，只是根据言行作出这样的推断。但是，凡是对别人适用的，对自己也一定适用。如果谁还要进一步争辩下去，想要证明别人身上的隐秘过程实际上属于另一种意识，那么他必然会碰到一种他所不知道的意识，一种“无意识的意识”(unconscious consciouness)，不过这个词不如“无意识的精神”(unconscious mental)的设想来得确切。但是，如果有谁象某些哲学家那样表示准备考虑病理现象，可又声称构成病理现象的过程不能称为精神的(mental)过程，而应该是“类精神的”(psychoid)，那么观点之争就会降格到毫无结果的词语之争，然而，即使这样的话，为了简便起见，最后还是会采用“无意识的精神”这一说法。至于再要追究这种无意识的基本性质是什么，这就象过去探讨意识的性质—样，既不明智也无稗益。
要简略地说明精神分析学怎么会在无意识中作进一步的区分，把无意识分为前意识(preconscious)和真正的无意识的，这就更加困难了。有些理论为了更好地处理材料，接触无法直接观察的事物，先通过一些假设来直接表示某些经验，因此完全可以认为，进一步的划分对于这些理论的充实，是十分正常的。不少历史悠久的学科，其发展也有这么一个过程。精神分析学试图把精神结构看成是由许多可以用空间概念来表示相互关系的机制或体系组成的，它与大脑的构造毫无联系(我把这种探讨力法称为形态法)。对无意识作进一步的划分，正是这种尝试的一个方面，这些观念都是精神分析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其中哪些地方一旦证明不太妥当，就可以毫不在借地把它放弃，或者作些改动。尽管如此，还有大量与真实经验更接近的情况有待于描述。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通过探讨引起神经症的沉积的和潜隐的原因，我越来越频繁地看到病人身上性冲动与抵抗性欲之间的冲突。在致病的情境中，压抑性欲的情况已经开始，被压抑物的替代——症状也已经出现，我在探讨这些情境时，被一步一步地带入病人过去的生活之中，直至他的幼儿时期。结果，我终于看到诗人和人类的研究者们的一贯主张的正确性，他们认为：虽然幼年时代的大部分印象会被遗忘，但有些印象却会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留下深深的烙印，甚至会形成日后患神经性疾病的倾向。然而，由于这些幼儿时期的经验几乎总是涉及性的刺激及其压抑，我无意地发现自己遇到了幼儿期性欲(infantile sexuality)的事实——这又是一种奇异的现象，而且和世人最顽固的偏见是相抵触的。儿童时代在人们的眼里一向是“纯洁无邪、没有性欲的，据认为，与“肉欲”(sensuality)这一恶魔的冲突，要到招惹麻烦的青春期才会出现。由于在幼儿身上不太可能看到达种性欲，所以偶尔出现的性活动不是被当作退化和早发性精神病的征兆，就是被当作一种先天的反常行为。精神分析学认定，在人诞生之时，性功能就已经开始活动了，它甚至还会在幼儿时期通过一些重要迹象显现出来，这一论断引起的广泛抨击和强烈愤慨，对精神分折学来说也是少有的。不过，在精神分析学中，还没有别的什么发现能够象这一主张那样轻而易举、完满透彻地得到证明。
在进一步谈论幼儿时期性欲问题之前，我必须先谈谈自己一度犯过的错误，因为那个错误几乎给我的全部工作以致命的打击。我那时所采用的专门方法，能使大部分病人再现童年时代受某个成人性诱惑的情景。，在女病人那里，诱惑者几乎都是父亲。我当时对她们的讲述信以为真，以为自己在这些儿时受到性诱惑的经历中，发现了后来产生神经症的根源。由于在几位病人身上，与父亲或叔伯兄长的关系一直延续到她们记事清晰可信的年龄，因此我对自己的看法就更有信心了。如果有谁对我的这种轻信表示怀疑，这不能怪他；不过我要申辩的是，在那段时间里，我有意把自己的判断力暂时搁在一边，以对每天注意到的奇异现象，保持一种不带偏见、兼收并蓄的态度。然而我最后不得不认识到，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诱惑的情景，那只不过是病人虚构出来的，或许是我本人强加给她们的幻想，面对这种情况，我一时感到灰心丧气，无所适从了。与此同时，我对所采用的技术及其效果的信心，也经受了一次严重的打击；然而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些情境是通过我认为正确的技术方法找到的，而这些情景的内容也确实与我己着手研究的症状有关。我冷静下来以后，终于从自己的发现中找到了正确的结论：原来，神经症的症侯与真实事件并无直接联系，而是和含有愿望的幻想有关，就神经症而言，其心理上的现实感要比物质的现实感来得重要。即使到现在，我还是认为自己并没有把诱惑的幻想强加于病人，也没有作过什么“暗示’。其实，那是我第一次碰上了后来显得极为重要的俄狄普斯情结(0ediPus comPlex)，但是，由于它有幻想作伪装，我未能把它识别出来。此外，在神经症的致病方面，幼儿时期的诱惑仍占有一定的份量，但比重不大。不过诱惑者往往是一些年龄较大的孩子。
由此可见，我的错误和有些人的错误完全相似，他们相信罗马先皇的传说故事(由利维等人所记)都是历史事实，殊不知那实际上是为避免记住某些不重要、或者不光彩的时代和事件的一种反应。一旦认清了错误，一条研究儿童性生活的道路便展现在我的面前。这样，就有可能把精神分析学运用到另外一个学科领域，通过精神分析学的材料，去发现生物学方面的新知识。性的功能，正如我所发现的，在人的生命之初就已存在，可是，它最初依附于其他的生命机能，以后才能独立出来；它先要经过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发展过程，“然后才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成人的正常的性生活。性功能最先显现在所有基本本能(component instincts)的活动中。这些本能依附于体内的性觉区(erotogenic zones)；其中有些是以成双成对的相反冲动出现的(诸如与、窥视冲动与被窥视冲动等等)；这种相反冲动自己相互作用寻求快感，它们多半是在本人身上寻找客体。因此，性功能最初是一种无集中的目标、以自淫(auto—erotic)为主要特征的功能。后来，开始出现了一些组合；在口欲(oral)冲动的作用下，形成了最初阶段的组织结构，在这之后是肛门虐待(anal-sadistic)阶段，只有等到第三个阶段来到之后，生殖器(genitals)的主导才得以确立，性功能才开始服务于生殖的目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 由于基本本能中有不少成份已无法为最终目的服务，因此不是被弃置一旁，就是转为他用，但还有一些成分则改变了目标，被引进生殖组织中去。我把性本能的能量——仅仅是这种形式的能量——命名为里比多(1ibldo)。尔后我又假定，里比多不会始终平静地通过规定的发展过程。因此，某些成分过于强烈，或者某些含有早熟性满足的经验，在里比多发展过程的不同点上，都会出现里比多的固结(fixations)。要是再发生压抑的话，里比多就会流回到那些点上(这种过程可称为倒退regression)，能量在那里爆发出来，成为症状。到以后我才进一步知道，原来固结点的定位，就是神经症选择(choice of neurosis)的因素，也就是日后疾病出现的形式。
要达到容体的过程，在精神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种过程是在里比多的形成中产生的。经过自淫阶段，无论是男是女，他(她)的第一个爱的客体(love-object)都是母亲；刚开始时，男孩多半无法把自己的身体和母亲的营养器官区分开来。其后，但仍在幼儿初期，所谓的俄狄普斯情结那种关系渐渐形成：男孩把性的愿望集中到母亲身上，并产生了视父亲为情敌的敌对冲动，女孩也会采取类似的态度。这时，俄狄普斯情结带来的各种变化以及后果都是不可忽视的；同时，人类生来就有的两性体质也显现了出来，而且还增加了许多共存的主动倾向。幼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不清楚两性之间存在差异；在这性的探究(sexual researches)时期，他们会产生一些典型的性的观念(sexual theories)，但由于他们自身尚未发育完好，这些观念往往是非混淆、真假相间，并不能解决性生活方面的问题(即婴儿来自何处的难题)。于是我们看到，幼儿的第一次客体选择，就是一种乱伦的(1ncestuous)行为。上面描写的整个发展过程相当快就过去了。因为人类性生活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它的两相出现(diphasiconset)，也就是有两个高潮，高潮之间有一段间隔。幼儿四五岁时是第一个高潮期。高潮过后，早期的性的高峰就此消失：一度显得活跃异常的性冲动被压抑所克制，于是出现了一个潜伏期，这个阶段要一直延续到青春期，在此期间，道德方面的反应形成(reaction—formations)、羞耻以及厌恶等便建立了起来。在一切生物中，似乎只有人类才有性发展的两相出现的情况，这也许正是人类易致神经症的生物因素。到了青春期，幼儿早年的那些冲动以及与客体的关系又重新活跃起来，其中就有俄狄普斯情结这样的情感联系。在青春期的性生活中，存在着早年的冲动与潜伏期的抑制之间的冲突。在达之前，以及在幼儿早年性发展的高潮时期，某种生殖组织已经形成；不过在那一组织中，只有男性的性器在起作用，女性的性器还没有发现(我称这一时期为阳具Phallic主导时期)。在这一阶段两性的区别不是根据“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而是根据“具有阳具”或者“被去势”。产生于这一关系的去势情结(castration complex)对性格的形成和神经症的形成都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上面简略地介绍了我在人类性生活方面的一些发现，为了使之清晰易懂，我已把自己在不同时期得到的各种结论汇集起来，经过增补和修改，编入后来多次重版的《性学三论》(一九一五年)一书，希望能有助于人们了解我扩大性的概念的用意(对于这种扩大我曾作过多次强调，但也多次引起人们的反对)。这种扩大具有双重意义；第一，它使性与性器的关系不再那么密切了，它认为性是一种更为广泛的肉体功能，首先以快感为目标，其次才为生殖服务。第二，它把性冲动看成是包括所有纯粹的感情与友爱的冲动，即通常由含义极为模糊的词语“爱”所指的那些冲动。然而，我认为这种含义的扩大，并不是什么创见，那只不过使它恢复原状罢了：即把我们观念中已经形成的一些不适当的限制去掉。
把性与性器分离开来，有利于我们将幼儿的性活动、性变态者的性活动，与正常成人的性活动归于同一范围。幼儿的性生活迄今仍被人们完全忽视，性变态者的性生活虽然已为人们所认识，但仍在受到道德上的指责，得不到理解。从精神分析学的观点来看，即使那些最怪癖、最令人反感的性变态行为，也可以解释为是性的基本本能的表现，这些本能脱离了性器的主导，象在里比多发展的最初阶段那样，在为自己寻找快感。在性变态少最重要的是同性恋了，其实这个名称并不太符合实际情况。同性恋与人类体质中的两性倾向，以及阳具主导引起的副作用都有关系。通过精神分析学，我们能够指出每一个人身上存在的选择同性恋客体的某种迹象。至于我把儿童说成“多形性变态”(Polymophomly Perverse)，那只是借用了一个广为流行的术语；这个用语丝毫不含有道德上的评价。精神分橱学与这类价值的评价毫无关系。
我所说的性的概念扩大的第二个方面，可以用精神分析学揭示的事实来证实，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表明，所有感情的冲动，最初都完全带有性的性质，不过到后来不是其目标受到抑制，便是得到了升华。因此，性本能的这种可以受到影响或转向的特征，能够使这些本能服务于各种文明活动，甚至能耐文明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
我对幼儿性的方面的惊人发现，首先是在分析成人曲过程中得到的。但是后来(大约一九零八年以后)，通过对儿童的直接观察，就有可能全面详尽地对这些发现加以证实。的确，这样轻易地就让人相信幼儿的性的活动是一种正常现事实而把幼儿时代无性欲的美好传说保持那么长久?我想，这种惊人的现象肯定和大多数成人身上掩饰幼年生活的记忆缺失(amnesia)有关。
中译注：在精神分析学术语中，贯注指的是精神能量或里比多专注于(concentration)或投入(investment)某一方面，如某个人或某一事物。
中译注：这里的逃遁，是指从现实逃入疾病中去(flight into sickness)，以摆脱一切责任的精神过程，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等把神经症症象描述为逃入疾病的表现。
中译注：一种对刺激及其强度的认识。
中译注：在精神分析学中，指将原观念、冲动所负载的情感或里比多转移贯注到相反的观念或冲动中去。
英译注：本段在1924、1928和1948年的版本中均由小号字体印出。
英译注：在1928年和1948年的版本中，“facon”一词被改为“maniére”。中泽注：法语意为“说说而已”。
英译注：参见本第83一84页。
英译注：在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致佛里斯的信中，第一次谈到他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后来他在关于神经症病因中性的作用一文里，公开表明了这一观点的改变(参见《标唯版》第七卷第274—275页)。直到他去世前几年，他才解释说他的病人的那些幻想，开始时其实是和她们的母亲有关，而不是和父亲有关(参见《女性的性欲》第三部分，1931年)。
中译注：利维(Tjtus Livius Livy，公元前69—17年)，罗马历史学家。
中译注：精神分析学把口、肛、性器划为三个最重要的性觉区。
中译注：里比多在躯体某一部位固结，就会转为躯体症状，故又称“躯体性依从”(somatic compliance)。
作者一九三五年补注：关于幼儿时期性砍的材料都来自对男性的研究，由此得到的结论也和男孩有关。因此，想要在两性间找到一种完全对应的东西，是极为自然的；可是，这实际上办不到。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告诉我们，男女之间在性的发展方而存在着巨大差异。幼女的第一个性的对象和男孩一样，也是她的母亲；女子在她的正常发育结束之前，她不仅必须改变性的对象，而且还得改变主要的性觉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麻烦，还可能会产生一些男性所没有的抑制状态。〔英译注：弗洛伊德在本自传发表之前，在——篇有名的文章《俄狄普斯情结剖析》(1994年)中对男女在性发育方面的这种对应已经提出了怀疑。不久之后，他在另一篇论述两性之间的差别产生的影响的文章里(1925年)，全面地提出了一种新观点(参见《标准版》第十九卷编者对这篇文章的说明)]
作者一九三五年补注：这种潜伏期是一种生理现象，但是它只能在文明体制中使性生活完全中断，因为文明体制已把压抑幼儿时期的性砍作为其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大部分原始民族那里就看不到这种情况。
英译由参见《标淮版》第七卷第191页。
英译注：参见对小汉斯的精神分析(1909年)．
中评注：一译健忘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