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要隔开一段距离，来看看精神分机学介绍到过去长期进行抵制的法国后出现的一些征兆性反应。这些反应好象是我以前某种经历的重现，然而，它又有其自己的特点。人们提出的反对意见简单得令人难以相信，比如有人认为迂腐、粗俗的术语伤了敏感的法国人的感情(这不禁使人想起菜辛笔下的不朽人物，谢瓦利埃·李考特·德·拉·马立南)。还有一种评论口气更为严重(巴黎大学一位心理学教授觉得这并不有失于他的身份)：精神分析学的整个思维方式与拉丁民族的特性是格格不入的。这样，他显然把精神分析学的支持者、法国的盎格鲁—撤克逊盟友给抛弃了。因此，凡是听到这种评论的人都会以为，精神分析学是日耳曼民族特性的宠儿，它自诞生之时起，就被紧紧楼在怀中。
在法国，首先是文人对精神分桥学发生了兴趣。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记住，自从开始撰写《梦的解释》，精神分析学就已经不再是一门纯医学的学科了。从它在德国出现，到露面于法国这段时间中，精神分析学被大量应用到文学和美学、宗教史、史前史、神话学、民俗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这些学科和医学本来没有多少关系；它们实际上只是通过精神分析学才和医学有了联系。因此我无权在这里详细描述这些方面的问题。然而，我也不愿一字不提地把它们打发过去，因为一方面，它们对于正确评价精神分析学的性质和意义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我毕竟已经答应对自己毕生的工作作一全面的记述。精神分析学在上述领域中的应用，其开端大部分可以在我的论著中找到。为了满足自己在医学以外的一些兴趣，我在各方面都曾做过一些小小的尝试。后来，其他人(其中不仅有医生，还有各个领域中的专家)就按照我的路子，进一步深入到许多不同的领域中去。但是，由于计划只允许我谈谈自己在这些应用方面所做的工作，所以，我只能对精神分析学应用的程度和价值作一个很不充分的描述。
俄狄普斯情结给我很多启示，我渐渐认识到，这种情结是无所不在的。诗人为什么选择或者构思这样一种可怕的主题，似乎令人难以捉摸；同样使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它通过戏剧性处理后能产生巨大的效果，这类命运悲剧为什么会具有一种普遍性。然而，一旦认识到诗人在人类精神生活的所有情感中抓住了一条普遍规律，那么上述情况也就容易理解了。命运与神渝，无非是一种内在必然性的具体表现；而男主人公不知不党违心地犯罪这一事实，显然真实地体现了他犯罪倾向的无意识性。认识这出命运悲剧，仅仅是理解性格悲剧《哈姆雷特》的第一步，《哈姆雷特》三百年来广为人们赞赏，却没有入去揭示它的含义，也没有人揣测过剧作者的创作动机。诗人创造的那个神经质人物，竞和现实世界中无数的他一样，为俄狄普斯情结所苦，这并非是一种巧合。因为，哈姆雷特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两件事，即俄狄普斯情结的主旨，向另一个人复仇；但事到临头，他身上隐隐约约的犯罪感使他手脚发软。莎士比亚创作《哈姆雷特》，是在他父亲刚去世不久。我对分析这出悲剧提出的一些意见，后来由欧内斯待·琼斯圆满地解决了(一九一〇年)。奥托·兰克不久也以此剧为例，作为他探讨剧作家选材问题的出发点。兰克在论述乱伦主题的大部头著作中指出，富有想象力的作家极为频繁地将俄狄普斯情结作为他们创作的主题，他还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中探索了改变、缓和和柔化这种素材的情况。
从上面这一点出发，进而尝试分析一般诗歌和艺术作品的创作情况，是很吸引人的。我把想象的领域看成是为了提供一种替代物来代替现实生活中已被放弃的本能满足、唯乐原则向唯实原则痛苦地转变期间所产生的一块“保留地’。艺术家就象神经症患者一样，他退出无法得到满足的现实世界，进入一种想象的世界；但是，他又不同于神经症患者，他知道如何寻找一条回去的途径，并再在现实中获得一个坚实的立足点。艺术家的创造物——艺术作品——恰如梦一般，是无意识愿望在想象中的满足；艺术作品象梦一样，具有调和的性质，因为它们也不得不避免与压抑的力量发生任何公开的冲突。不过，艺术作品叉不象梦中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性的产物，因为艺术作品旨在引起他人的共鸣，唤起并满足他人相同的无意识的愿望冲动。除此之外，艺术作品还利用了形式美的知觉快感，就象我所称的“刺激的奖赏”(incentive—bonus)。精神分析学所能做的工作，就是找出艺术家的生活印记及意外的经历与其作品问的内在联系，并根据这种联系来解释他的精神素质，以及活动于其中的本能冲动——也就是说，他和所有的人身上都存在的那部分东西。例如，我曾带着这一念头，对列奥纳多·达·芬奇进行了研究(一九一〇年)，我的研究基于达·芬奇本人对童年时代的一次回忆，主要想解释《圣母子与圣安娜》这幅作品。从那以后，我的朋友和学生对艺术家及其作品作了大量的精神分析。人们似乎并没有因为从这样的分析中知道了一点东西而破坏了欣赏艺术品的情趣。外行人在这方面也许对精神分析学期望过高，因为必须承认，对他们可能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精神分析学无法加以阐述。它既不能说明艺术天才的本质，也无法解释艺术家创作中运用的方法——艺术技巧。
我曾通过W．耶森写的一篇本身价值并不大的短篇小说《格拉狄瓦》来说明，可以用解释真梦的方法来解释虚构的梦，在“梦的工作“中我们熟悉的那些无意识机制在创作过程中也同样在起作用。我的《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一九〇五年)是一本讨论非本质性问题的书，是《梦的解释》的间接产物。当时我唯一的一位对我的研究很感兴趣的朋友告诉我，他常常觉得我的释梦工作好象是在开玩笑。为了弄清这种印象，我开始研究起玩笑，我发现开玩笑的关健在于玩笑中使用的那些技巧，它们和“梦的工作”中所使用的方法——即凝缩、移位、以及以事物的对立面或一件非常细小的事来再现莱一事物等等——是相同的。这样，就可以很省事地了解到笑话引起的高度快朋的原因。其原因就是，由于他人提供的快感(前期快感)奖赏所产生的吸引力，使得用于维持压抑的能量暂时停止了在这方面的消耗。
我对自己在宗教心理学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较高，这一工作是以证实强迫行为与宗教活动或仪式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一九〇七年)为开端的。那时，我对两者之间的深层关系还来了解，就认为强迫性神经庞是变相的个人宗教，而宗教则是一种普遍性的强迫神经症。后来荣格在一九一二年令人信服地指出，神经症患者的精神产物和原始人的精神产物之间有着广泛的相似性，这才使我把注意力转到这个问题上来。我在收于《图腾与禁忌》(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一书的四篇文章中指出，原始人对乱伦的憎恶甚至比文明人更为显著，为此，他们订立了专门性的防范措施；我考察过禁律(表现为道德约束的最初形式)与矛盾心理(ambivalence)之间的关系；通过宣扬“泛灵论’的原始宇宙观，我还发现了过高估价心理现实意义的原则——对“思维万能’的信仰，其根基也在于巫术。我将它与强迫性神经症作了全面的比较后指出，许多关于原始人精神生活的假设在那种奇异的病症中仍能适用。然而，使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图腾崇拜(totemism)——原始部落中最早的组织体制，它把初期的宗教和少数占绝对优势的禁律与处于萌芽阶段的社会秩序连为一体。被尊崇者始终是一只动物，氏族声称他们就是该动物的后裔。许多迹象表明，每一个民族，即使是最文明的民族，都曾经过图腾崇拜这个阶段。
我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文字来源，就是J.G．弗雷泽的几部名著(《图腾崇拜和异族通婚》、《金枝集》)，那里荟集了许多重要的材料和观点。但是，弗雷泽在阐述图腾崇拜方面并没有什么影响；他在这个问题上观点有过几次重大改变，别的人类学家和史学家的看法似乎也游移不定，并且很不一致。我研究的前提是，图腾崇拜的两条禁忌(不准杀害图腾、不准与同一图腾氏族中的妇女发生性关系)与俄狄普斯情结的两要素(就父娶母)之间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因此，我就想把图腾兽与父亲等同起来；其实，原始人显然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把图腾兽尊为氏族的祖先。后来，精神分析学方面提供的两项事实也帮助了我，第一，由于费伦茨正巧对一个儿童做了一次成功的观察(一九一三年)，因而就有可能谈论“幼儿时期图腾崇拜回复”的问题；第二，对儿童身上早期恐兽症的分析经常显示，动物就是父亲的替代物，在此，俄狄普斯情结引起的惧父心理转变成了对于种替代物的恐惧。这样，只要再进一步，就可以把弑父看成是图腾崇拜的核心、宗教形成的起点。
在我接触到W．罗伯逊·史密斯的《闪米特人的宗教信仰》一书以后，所缺的部分得到了补充。史密斯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者，同时又是物理学家、圣经研究专家。他在介绍所谓的“图腾餐”(totem-meal)时，认为这是图腾崇拜教中的一项基本内容。每年一度，平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图腾兽，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当着全氏族成员的面被宰杀、吞食，然后再受到哀悼。哀悼之后，便出现了盛大的宴乐场面。达尔文曾经假设人类最初都以部落为生，每个部落由一位强悍凶暴、又好妒忌的男子统治着，当我进一步考虑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眼前出现了下面一些假想，确切地说，是一种幻象：原始部落中的父亲由于是个不受任何约束的独裁者，因此霸占了部落中所有的女人；他把儿子当作危险的情敌，将他们都赶尽杀绝。有一天儿子们终于聚集在一起，合力推翻、杀死并吞噬了他们的仇敌、同时也曾是他们的理想——父亲。这一行动之后，他们相互之间发生了利害冲突，因而谁也无法继承父亲的地位。一系列的失败和悔恨，使他们懂得了在彼此间应达成一项协议；他们通过为防止再发生此类事情而举行的图腾仪式团结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以兄弟为主体的氏族，并一致同意放弃对那些引起他们杀父的女人的占有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去找外族女人，这就是与图腾崇拜有着密切联系的异族通婚的起缘。而图腾餐是上述可怕行为的节日纪念仪式，它是人类犯罪感(或曰“原罪’original sin)的起源，也是社会体制、宗教以及伦理道德约束的发端。
现在，不论我们假设也好，不假设也好，这样一种可能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不仅使宗教形成于父亲情结的范围之中，而且还以支配这一情结的矛盾心理作为宗教的基础。当图腾兽不再成为父亲的替代物之后，这位既可畏又可憎、既受尊敬又被妒忌的原始父亲，便成了上帝的原型。儿子对父亲的反抗与挚爱既彼此冲突，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妥协，即一方面试图赎弑亲之罪，另一方面还想保住自己已经获得的好处。这种宗教观极其清晰地表明了基督教的心理基础，我们知道，图腾餐仪式在基督教中仍旧以圣餐的形式保留了下来，只是稍有了些改动。不过我想说明一下，这最后一点不是我的创见，我们可以在罗伯逊史密斯和弗雷泽的著作中找到他们的有关论述。
人类学家西奥多，莱克(Theodor Reik)和G．罗海姆(G．Roheim)根据我在《图腾与禁忌》中的思路，在上述方面继续进行了探讨，他们在一系列重要著作中对我的思想加以发展、深化并作了修正。后来，在研究“无意识犯罪感”(它在神经症的受苦动机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的过程中，在进一步建立社会心理学和个体心理学联系的尝试中，我又本止一次地回到上面那些问题。除此以外，我在解释催眠的易感性时，还采用了人类发展过程中“原始部落”时期的古代遗物这一观点。
虽然我很少将精神分析学应用于其他方面，然而这类的应用还是很吸引人的。从神经症思者的妄想到人们在神话、传奇、童话中表现的想象创造，其实只有一步之隔。奥托·兰克把神话学作为他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对神话进行解释、把神话追溯到所熟悉的幼儿时期的无意识情绪、以及用人类动机说取代星相说等所有这些工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兰克的分析研究。此外，我的信从者中研究象征的也大有人在。象征给精神分析学招来了不少敌人；有许多头脑平庸的研究者，他们对精神分所学由释梦进而认识象征，从来没有宽容过。然而，象征并不是精神分析学先发现的，因为在其他思维领域里(如民间传说、传奇和神话)，象征早已为人们所熟悉，它在这些领域里所起的作用，比其在“梦的语言”中的作用还要大。
我本人对精神分析学在教育方面的应用，并没有作出什么贡献。不过，精神分析学有关儿童性生活和精神发展的发现，自然而然地会引起教育家们的关注，使他们用一种新的眼光看待教育问题。苏黎世的新教牧师奥斯卡·普菲斯特博土，在这些方面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开拓者；他觉得精神分析学的实施和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并没有什么抵触，虽说后者的确是一种升华了的东西。和他一起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当中，我还可以举出维也纳人霍格—海尔姆特博士(Frau Drl HugHellmuth)和S．伯思费尔德博士(Drl S．Bernfeld)。将精神分析学用于健康儿童的预防性
教育、用于矫正虽然不是神经症患者但己偏离正常发展的人，其效果是很有实用价值的。现在，想把精神分析的应用限于医生而旁人无权过问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事实上，医生即使持有文凭证书，但是如果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在精神分析方面也依然是个门外汉，而有的入虽然不是医生，经过适当的培训，必要时再请教一下医生，那么，他不但可以对儿童，也可以对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治疗。
由于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要反对它已经无济于事)，“精神分析学”这个词语也变得含糊不清了。“精神分析学”原先只是指一种独特的治疗方法，如今，它已成为一门学科一一无意识精神过程学的名称了。精神分析学本身很少能够独立地、完满地解决某个问题，然而，它仿佛注定要向许多知识领域提供有益的帮助。精神分析学的应用范围现在已经和心理学一样广泛，它对心理学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补充。
回顾我这一生各种各样的工作，可以说，我在很多方面已经起了个头，提出了不少建议。将来从那里也许会产生某些结果，然而是多是少我却无法预料。但是我希望我为大力发展我们的知识，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英译注：李考特是莱辛的代表剧作之一《明娜·冯巴尔·赫姆》中的喜剧人物，很有福气的法国士兵。他在赌牌时听到自己的精明手法被说成是欺骗时，惊奇地说道：“怎么，小姐?你把这叫做‘欺骗’？替运道助一臂之力，把它掌握在自己手指底下，赌起来更有把握吧。你们德国人把这个叫做‘欺骗’？欺骗！呵，德语是多么贫乏的一种语言：多么笨拙的一种语言呀!”(参见：莱辛《戏剧两种》第八十六页，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英译注：应该注意的是，这个本是医学界人物自传丛书中的一部分。
作者一九三五年补注：这一解释我想明确把它收回。我不再认为那位斯特拉福的演员就是威糜·莎士比亚。自从J·T·Looney )于—九二O年写了《莎士比亚辨》以后，我几乎相信用这个化名的其正作者，是牛深伯爵爱德华·德维尔。
〔英泽注：一九三五年，本书的英译音收到达条讣注后不禁愕然，随即致函弗涪伊德，请他再考虑考虑——问题不在于这一说法是否真实，而是要考虑一下这条注释在一般英国读音中可能会引起的反响，尤其是本书作者提到的那个倒霉的名字。非常大度地作了回复，这一点从信中摘译的一段中便可看出。回信写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于这条莎士比亚——牛津的注解，你的建议使我落到一种反常的地步——为了某种利益而天原则地进行妥协。我无法理解英国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爱德华·德维尔肯定和威廉·莎士比亚一样是个英国人。但是，既然这件是与精神分析学关心的问题关系不大，既然你那么郑郑重其事地要我不说为好，那就把它删去吧，或者只放这么一句话，‘鉴于某些特殊原因，“本人不想再强调这个问题。’不过，在美国的版本中我到想保留完整的注解。在那儿用不到担心这种自峦性的防御……。”结果，在一九二五年的英国版本中这条脚注是：“鉴于某些特殊原因，本人不想再强调这个问题。”]
英译注：弗洛伊德在首版《梦的解释》中就提出了他的想法，参见《标准版》第四卷第264页。
中译注：奥托·兰克：《诗歌与传说中的乱伦主题》，维也纳，一九一二年版。
英译注：参见弗洛伊德一九〇八年与的《创造性作家与昼梦》。
中译注：耶森(Wilhelm Jensen，1837—1911年)，德国作家。
英译注：这位朋友就是威廉·佛里斯(willhelm Fliess)。参见《梦的解释》中的一条脚注，《标准版》第四卷第297—298页。
中译注：布洛伊勒首先用这个概念来说明一个对象身上词时存在着对立的冲动、情感或意向。后来一般用于指一种既爱又恨的倾向。
英译注：本段及下面一段在1924、1928和1948年的版本中均由小号字体印出。
中译注： J．G．弗雷泽( George Frazer,1854—1941年)，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
中译注：W．罗伯逊·史密斯(W，Robertson smith，1846—1894年)，苏格兰闪米特研究专家。
英译注：见《自我与伊德》(1923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年)。
英译注：参见《标准版》第十八卷第125页。
英译注：参见弗洛伊德为普菲斯特一书所写的序言(1913年)。
作音一九三五年补注：自从写了上述文字以来，特别在对儿童的精神分析方面，由于梅拉·尼克莱思夫人(Melanie Klein)和我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的努力，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
进展。
英译注：参见《非专业性精神分析学问题》(1926年)，《标沧版》第二十卷第183页。
英译注：最后—句话是作者一九三五年补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