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学发展的内在因素就介绍到这里，现在我要转而谈谈这一学科在外界的经历。我前面介绍的那些发现，十之八九与我本人的工作有关；不过在动笔的时候，我还补充了一些后来的材料，但没有指明哪些是我的，哪些是我的学生和信从者的贡献。
自从和布洛伊尔分手以后，我有十多年间无人相从，完全处于孤立隔绝的状态。在维也纳，人们对我避而远之，国外也没有人注意过我。《梦的解释》一书于一九〇〇年出版以后，那些专业杂志对它几乎只字不提。我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一九一四年)一文中，曾以我在一家诊疗所讲学时与该所一位助教的谈话为例，说明那时维也纳学界对我的态度。那位助教从未读过《梦的解释》，却著书立说来反对我的理论。因为诊疗所里曾经有人告诉他这本书根本不值得一读。后来，这位当上了教授的先生见了我的记述不但矢口否认，而且怀疑我是否记错了。对此，我只能直言相告，我对自己写的每一句话承担责任。
一旦认识到自己被人反对是不可避免的，我对这种情况就不那么敏感了。更何况，我的孤立处境也渐渐有了改观。先是在维也纳，有—群学生来到了我的身旁；接着，——九〇六年以后有消息说，苏黎世的精神病医生E·布洛伊勒和他的助手C·G·，以及其他人对精神分析学颇有兴趣。于是，我和他们建立了个人的联系，到了一九〇八年复活节，我们这一新兴学科的同人相会于萨尔茨堡，一致同意定期举行类似的非正式会议，并决定筹备出版一份杂志，由荣格主编，取名为《精神病理学与精神分析学研究年鉴》。该杂志在我和布洛伊勒的指导下出版发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告停刊。在瑞士精神病学家加入这一运动的时候，整个德国也开始对精神分析学产生了兴趣；在众多的评论文章里，在热烈的科学讨论会上，精神分析学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可是，人们对它并不友善，它甚至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德国科学界对精神分析学也只是短暂地接触了一下以后，便群起而攻之。
就是在今天，我也无法预见后人最终将如何评说精神分析学在精神病学、心理学和一般学方面的价值。不过我想，万一有入将我们经历的这个时期载入史册的话，德国科学界是不会为当时那些代表人物感到光彩的。对于他们反对精神分析学，对于他们那种坚决的态度，我倒并不在意；这些都还可以理解，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至少还不至于让人怀疑这些反对者的人品如何。然而，他们那种不可一世的蛮横态度，强词夺理的恶劣做法，以及粗俗卑劣的诬蔑攻击，实在是太过分了。也许有人会说，我在十五年后还旧事重提，耿耿于怀，未免太有点孩子气了吧；要不是有件事情须补上——笔，我是不会去翻陈年老账的。就在若干年后，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敌国同声指控德国的野蛮行径，他们的这一指控正好概括了我在上面所写到的那些情况，可是我由于自己的切身遭遇而无法出来驳斥这种攻击，这使我感到非常痛心。
有—位反对者曾经吹嘘说，他的病人只要一谈到与性有关的事情，他就能让他们闭口；这位先生显然以为他掌握的这种技术，使他有资格决定性在病因中到底起多大的作用。关于方面的抵抗，只要用精神分析学理论来解释一下就不致于引起误会，除了这一点，我觉得我和我的反对者不能一致的主要障碍在于，他们把精神分析学看成是我个人沉思默想的产物，他们不愿意相信，这门学科的形成，是长期细致耐心、客观公正的工作的结果。既然在他们眼里，精神分析学既用不到观察又不需要什么经验，因此他们觉得，不了解这门学科照样可以反对它。另外有些人的看法没有这么激烈，他们的抵制就是一再鼓吹不用显微镜的传统研究法，以免看到那些已被他们否定了的东西。当人们必须对某一新事物休出判断的时候，大部分人竟然会做得如此不当，这确实是难以想象的。几年来，我不断地从“善意的”批评家那儿听说——就是今天也有人告诉我——精神分析学已经发展到了这般程度，它开始毫无道理地夸大其作用，并用来概括所有的现象。我觉得，要划出这样一种程度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然而据我所知，那些批评家们在作出上述论断的—‘两个星期或者若干天以前，对这个问题还一窍不通呢。
来自权威方面的攻击，反而促使精神分析学家进一步团结起来。一九一〇年，在纽伦堡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上，由费伦茨提议，成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协会设一名主席，下面分设各个地方分会。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这一组织仍然保存了下来。如今，它在奥地利、德国、匈牙利、瑞士、英国、荷兰、苏俄、印度都建立了分会，在美国也有两个分会。那次会上，我安排让荣格担任首任主席，但是此举日后表明乃是一大失策。与此同时，精神分析学的第二份刊物《精神分析学导报》开始问世，编辑为阿德勒和斯泰克尔，紧接着，由两位非医学方面的分析家H．萨克斯和O．兰克主办的第三份杂志《意象》(1mago)发行，该杂志打算把精神分析学应用到精神学科的各个领域中去。稍后不久，布洛伊勒(一九一〇年)发表了一篇捍卫精神分析学的文章。在论战中能看到达样一种真诚坦率、实事求是的态度，确实令人欣慰，可是我对他的文章还是不很满意。他太急于想表现出不偏不倚的姿态；当然，也亏得布洛伊勒，我们的学科才有矛盾心理(ambivalence)这样一个很有价值的概念。布洛伊勒在以后的几篇论文中，对精神分析学所持的批评态度，以及对该理论中一些基本部分的否定或怀疑，使我大为吃惊，照他这么说，精神分析学中还有什么东西值得他称道的呢。可是，他后来不仅全力以赴地为“深度心理学’申辩，而且还把它作为自己全面探讨精神分裂症的基础(一九一一年)。尽管如此，布洛伊勒在“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中的时间并不长，由于和荣格意见不合，他不久便退出了协会，这样，布格赫尔茨利医院也就和精神分析学脱离了关系。
官方权威的反对，并不能阻止精神分析学在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广泛传播。我在别处已经记述过精神分析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并提到了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九〇九年，我和荣格应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克拉克大学校长G．S．霍尔的邀请，前去参加该校二十周年校庆，并作了为时一周的讲学活动(用德语讲学)。霍尔不傀是一位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在我们去那儿的前几年，他就已经在自己的课程中介绍了精神分析学；他这个人身上有点“太上皇’的味道，喜欢随心所欲地授权或罢免人家。我们在那里还见到了哈佛大学的神经病学家詹姆斯，杰克逊·普特南，普特南虽然年事己高，但还是热情地支持精神分析学，他以他那德高望重的影响力，全力捍卫精神分析学的文化价值及其目标的纯洁性。普特南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作为对抗强迫神经症倾向的一种方式，他身上的伦理偏见也相当突出；他唯一令人感到不安的地方，就是他爱把精神分析学看成是某种独特的哲学体系，要让它为道德目的服务①。这次美国之行还有一件事使我久久不能忘怀，这就是我和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会面。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一起出去散步时发生的一件小事。那天我们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了下来，把手中的包递给我，要我继续往前走，他说等正要发作的心绞痛过去以后，他会马上赶上来的。一年后他便因这种病而与世长辞；我经常希望在死神到来的时候自己能像他那样无所畏惧。
我访问美国的时候才五十三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对这个新世界的短暂访问，使我深深地受到鼓舞，信心倍增。我在欧洲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在受人轻视，可是到了美国，那里的名流显要却始终与我平等相待。当我登上伍斯特的讲坛，作《精神分析学五讲》之时，我仿佛感到一个难以相信的昼梦实现了：从此以后，精神分析学再也不是什么妄想的产物了；它已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很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从我们访美以来，精神分析学在美国方兴末艾，它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官方有许多精神病学家也认为它是医疗培训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遗憾的是，在那里精神分析学渗入了大量的水份。更有甚者，还有不少与精神分析学无关的东西，也打着精神分析的旗号招摇撞骗，到处滥用，而全面地从理论上技术上进行培训的机会却少得可怜。此外，精神分析学在美国还和发生过冲突，这一理论鼓吹什么不用考虑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实在是幼稚之极。
在欧洲，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三年期间，发生了两次脱离精神分析学的运动，领头人物是以前曾在这门年轻学科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C．G．荣格。这两次脱离运动来势不小，一下子就有大批人马跟随而去。然而；他们的力量并不在于其本身的内容如何重要，而是因为他们对人们有一种吸引力：即使不拒绝精神分析所掌握的材料，也可以摆脱那些令人反感的发现。如荣格试图从抽象的、非个人的和非历史的角度，对精神分析学占有的材料重新解释，以期不必再去认识幼儿的性生活和俄狄普斯情结的重要作用，不必对幼年阶段作任何分析。阿德勒似乎定得更远；他全盘否定了性的重要作用，认为性格的形成与神经症的形成，根源都在人们的权力欲，以及对补偿体质低下(constitutional inferiorities)的需求上，他把精神分析学在心理学方面功种种发现弃之一旁，不予理会。然而，那些被他所拒绝的东西，还是以别的名义闯到他那套封闭体系中去了；如他所谓的“男性的抗议”，无非就是不正常的、带有性特征的压抑。这两位持不同观点者受到的批评还是比较轻微的；我只坚持一点，即他们的理论不应再冠以“精神分析学”这个名称了。现在，十多年时间过去了，我可以明确相告，上述这些反对精神分析学的企图已经收场，它们没有给精神分析学造成任何损失。
如果说一个组织的建立是基于其成员对几个基本问题看法一致，那么，放弃这一共同立场的人，当然不能再留在该组织中了。可是，我从前的学生的离异，却常常被人们用作攻击我的材料，说什么这是我独断专行的证据，是我大难临头的征兆。情况到底如何，我想事实胜子雄辩：虽然荣格、阿德勒、斯泰克尔，以及另外有些人先后离我而去，但还有更多的人，如亚伯拉罕、艾丁根(Eitingon)、费伦次、兰克、琼斯、布里尔、萨克斯、普菲斯特、范·艾姆顿(van Emden)、赖克(Reik)等人，他们已和我同心协力、亲密无间地共事了十五年。我这里提到的，都是我早年的学生，他们在精神分析学方面都写了不少著作，颇有建树；当然，除了他们以外还有不少人，我己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了；至于那些年纪轻轻、后来跟随我的人当中，也许会有不少可以寄予厚望的优秀人才。在此，我倒想替自己说几句话，一个心胸狭窄、自以为是的人，能够始终抓住那么多有学识、有水平的人吗?更何况像我这样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人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数团体遭到破坏，所幸的是我们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仍旧安然无蒜。一九二〇年在中立地区海牙，协会召开了战后的第一次大会。荷兰人热情地欢迎来自饥饿贫困中的中欧各国代表，其场面实在感人；我认为，这是英德两国人士在战后的废墟上第一次坐在一起，友好地讨论大家感兴趣的科学问题。在德国和西欧诸国，这次大战激起了人们对精神分析学的广泛兴趣。通过对战争性神经症的观察，医学界终于认识到精神因素在神经性疾病中的重要意义，像“疾病性获益”(gain from illness)、“遁入疾病”(flight into illness)等心理学概念，很快在人们中间流行起来。一九一八年，在布达佩斯举行了德国战败前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中欧同盟国曾派了一些政府官员前来参加，会上他们同意建立一些精神分桥所，专门用以治疗战争性神经症。可惜，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另外，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安东·冯·弗罗因德博士(Dr.Anton Von Freund)提出了一项综合性计划，打算在布达佩斯建立一个精神分析学研究治疗中心，但是，这一计划不久也因为政局动乱、计划制订者的早逝而成为一件憾事。后来，马克斯·艾丁根于一九二〇年在柏林开设了一家精神分析诊疗所，达才实现了弗罗因德博士的某些设想。在布尔什绍克统治匈牙利的那个短暂时期，费伦茨曾经作为精神分析学仍正式代表，在布达佩斯大学成功地开设了这门课程。大战结束之后，反对我们的人兴高采烈地声称，这场战事对否定精神分析学命题的正确性，提出了决定性的证据。他们认为，战争性神经症证明，性的因素不一定是神经症的病因。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因为首先，谁也没有从头到尾地分析过一例战争性神经症病例，所以就无法确切地知道引起这种病的动因到底是什么，因而自然也得不出什么结论；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学早就有了(narcissism)和自恋性神经症(narcissistic neuroses)的概念，它认为在这些情况中，．人身上的里比多所依附的是本人的，而不是某一客体。因此，精神分析学虽然以前常常被指责为不适当地扩大了性的概念，但是有人为了争论的需要，又可以忘记这条罪状，再次把我们推到“性”这个词的最狭窄的含义上。如果疏泄法这个预备阶段不包括在内的话，我认为精神分析学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孤军奋战，所有工作都由我独自担当：这段时间是从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年到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从那以后到现在是第二个阶段，在这期间，我的学生和同事已经作出了越来超重要的贡献，这样，当我今天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世的时候，可以静心地考虑自己该停止工作了。由于上述原因，所以我在这部《》中无法像记述第一阶段精神分析学逐渐形成的经过那样，全面地介绍第二阶段的进展情况，因为在第一阶段，只有我—个人单枪匹马地活动着。我觉得这里只能介绍一些自己在其中仍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新发现，特别是有关自恋、本能论、以及将精神分析学：用于精神病方面的新发现。
首先我要作一点补充，随着经验的日益积累，可以越来越明显地看到，俄狄普斯情结乃是神经症的症结所在。它既是幼儿时期性生活的顶点，又是以后备阶段发展的起点。然而，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那就别再指望精神分析学在神经症的病因中会发现—种特殊的因素。事实上，正如荣格早年还是个精神分析学家时就精辟指出的那样，神经症并元唯其独有的特殊内容，神经症的病因主要是神经症患者碰到障碍就垮了下来，而正常人则能够顺利地克服障碍。这一发现是比较令人鼓舞的。它和另外一种发现完全相符：精神分析学所揭示的深度心理学，实际上就是正常人的心理学。我们的道路有点和化学相似：物质之间性质的差别，就在于物质中结合的同种原素在量的比例上的差异。
在俄狄普斯情结中可以看到，里比多依附的是父母的意象。不过，再早一些时候，那里还没有父母意象这样的客体。这样便产生了一种情况(它对里比多理论极其重要)，个人身上的里比多把自我注得满满的，并将自我作为依附的客体。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自恋或自爱(self—love)。我们只要稍加思索便可知道，这种情况是不会完全停止的。在人的一生中， 自我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里比多贮存库，里比多由那里向客体贯注，又可以从客体身上流回原处。这样自恋性里比多(narcissistic libldo)不断地转为客体里比多(object libido)，客体里比多也不断地转为自恋性里比多。至于这样一种转换能达到何种程度，爱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例证，不管是性爱还是升华了的爱，它都会发展到牺牲自己的地步。鉴于以前对压抑过程的探讨只注意被压抑的东西，因此，有了上面这些观点，还可以对压抑的力量作出正确的评价。过去一般都认为，压抑是由自我中的自我保护本能(insitincts of self-preservation， 即自我本能ego—instincts)引起的，专门用来对付里比多本能。现在由于认识到自我保护本能同样具有里比多的性质，是—种自恋性里比多，这样，压抑过程就，可以看成是里比多内部的一种过程； 以自恋性里比多反对客体里比多，以自我保护的力量对抗爱恋客体的要求，也就是对抗狭义的性欲要求。
在心理学中，最为紧迫的任务莫过于需要建立一种关于本能的坚实可靠的理论，有了这种理论，心理学才有可能继续向前发展。可是在这方面，所需要的理论尚未出现，精神分析学就不得不做一些尝试和摸索。精神分析学先把自我本能(自我保护本能、饥饿)与里比多本能(爱)作了区别，后来又代之以一种新的区别，自恋性里比多和客体里比多的区别。当然这还不是最后的定论，从生物学的角度考虑，似乎还不能满足于这种只存在一类本能的假设。
在我后期一些著作中〔如《超越难乐原则》(一九二O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一九二一年)、《自我与伊德》(一九二三年)等〕，我一改长久以来的自我克制状况，尽量地让自己去沉思默想，我还考虑了解决本能问题的新方法。我用厄洛斯的概念把自我保护和保护人类两种本能结合在一起，使之与默默地起作用的死亡本能(或称毁灭本能)相对应。一般来说，本能是一种有伸缩性的生物体，一种要恢复某种曾经存在过，但由于外界干扰而消声匿迹的情境的冲动。从复旧的强迫性(compulsion to repeat)的现象中，就可以看到本能的这种基本的保守性。在这个意义上，生命给我们展现的图象，就是厄洛斯与死亡本能相互斗争、相互作用的结果。
上述构想是否可行，还有待于进——步观察。尽管这一构想原先只是为了最终确定精神分析学中某些最为重要的理论观点，但到后来，它已远远超出了精神分析学的范畴。我经常听到人们用一种轻蔑的口气谈论说，就一门学科而言，如果其最普通的概念象精神分析学中的里比多或本能概念那样含糊不清，那就算不上是一门真正的科学。我认为，这种指责完全是一种误解。对精神科学来说，只有把某一领域中的各项事实纳入逻辑体系的框架之中，才能做到基本概念清晰，定义明确。但是，在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领域，要普通概念做到精确无误，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在动物学和植物学创建的时候，动植物还没有什么确切的定义；即便在今天，生物学仍然不能给生命的概念以确定的含义。又如物理学，假如当初要等物体、力、万有引力之类的概念达到理想的清晰度和精确度，那么这门学科一定还在创立阶段原地踏步。在所有的学科中，那些最基本或者最普通的概念，起先总是不明确的，开始只能根据产生概念的那些现象来解释；只有对所观察的材料作了逐次的分析之后，才能使概念清晰明确，从而找到一种有效的、固定的含义。我始终觉得，人们拒绝将精神分析学与其他学科一视同仁，是极不公道的。这种拒绝就表现在他们提出的种种极其顽固的反对意见中。精神分析学一再被斥责为缺乏全面性和完整性：然而，大家都知道，以观察为基础的学科，成果只能一项—项地搞，问题只能一步一步地解决，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道路可以选择。还有，当我在尽力使长期被人否定的性功能的作用得到承认时，有人把精神分析学理论诬蔑为“泛性论”；当我在强调长期被忽视的幼儿时期偶然印象的重要性时，有人却认为精神分析学在否认体质和遗传的因素——其实，这样的事我连想都没有想过。由此可见，人们的抵制已经到了不借任何代价，极尽攻击之能事的地步了。
实际上，我在早期阶段的研究中就试图以精神分所学的观察为基础，形成一些更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我在一九一一年发表的短文《论精神功能活动的两种原则》中，就注意到(当然并不是什么创新)精神生活中唯乐一痛苦原则(pleasure—unpleasure principle)的支配作用， 以及所谓唯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对前一原则的替代。后来(在一九一五年)，我又曾试图创立一种‘心理玄学”(Metapsychology)。那是一种将所有的精神过程从三个参照系加以考虑的研究方法，我把它们分别称为动力的(dynamic)、形态的(topographical)和经济的(economic)；在我看来，这似乎体现了心理学所能达到的最终目标。然而，这一尝试始终未能完成；在我写了《本能及其变化》(一九一五年)、《压抑》(一九一五年)、《》(一九一五年)、《悲伤与忧郁症》(一九一七年)等文章后，鉴于那时要作出理论性预测还为时过早，我便把这项工作停了下来，此举看来也许还是比较明智的。我在新近发表的一些纯理论的著作中，根据对病理材料的分析观察，已经在着手解析人的精神结构了，我把人的精神结构分为三个部分：自我(ego)，伊德(id)和超我(super—ego)，超我就是因俄狄普斯情结而产生的，它体现了人类的伦理标准。
我希望这些介绍不会使人产生一种印象，好象我在后期阶段已经放弃了对病人的观察，只是一味地沉思默想。其实，在这段时间里，我时时都在接触精神分析的材料，对于临床或技术方面的一些关键细节，也没有停止过研究。即使在我停止观察以后，我也处处小心，避免与哲学本身发生任何牵连。在这一点上，我自身的条件也不允许我去接触哲学。不过，对于费希纳的观点，我向来是赞同的，而且在许多重要问题的看法上曾追随过这位思想家。精神分析学在很大程度上与叔本华的哲学见解相似，叔本华不仅强调的支配作用和性的极端重要性，他甚至还意识到压抑机制，但是，这并不能说是因为我熟悉了他的学说。我是一直到晚年，才拜读了叔本华的大作的。另一位哲人尼采的猜测和直觉，与精神分析学辛勤研究的成果也常常会出现惊人的一致，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有很长时间尽量避免和他接触；我这样做主要是想让自己的思想免受干扰，我倒不在乎哪些观点是谁先提出的。
精神分析学的第一项、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唯一的一项研究课题，就是神经症。精神分析学家都不会怀疑，在医学上把神经症从精神病(psychoses)中划分出来，归入器质性神经性疾病的做法是错误的。神经症的理论不但是精神病学(Psychlatry)的一个部分，也是精神病学不可缺少的先行理论。不过，精神分析学对精神病的研究看来还不能实际运用，它对该病还不能产生疗效。一般地说，精神病人缺乏形成正(Positive transference)的能力，所以这一主要的分析手段对他们并不适用。但毕竟还是可以找到许多探讨的方法，何况在一般情况下，移情并不会消失到一点儿也不能利用的地步：精神分析学在周期性、轻度偏执变态和局部精神分裂症方面，已经取得了无可怀疑的成就。另外，有许多病例到底是精神神经症还是早发性痴呆，往往要拖很长时间才能确诊，精神分析学在这方面至少已经给医学带来了一点好处；因为，为治疗此类病症而进行的尝试尚未结束，就已经发现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在神经症中必须花大力气才能从内心深处发掘出来的许多东西，在精神病的表层就能找到，而且是有目共睹的。因此，精神分析学的许多主张，可以在精神病诊疗所里得到最有力的证实。这也说明，精神分析学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以精神病学的观察对象作为研究材料。我在很早的时候(一八九六年)就确认，在类偏狂型早发性痴呆症中存在着与神经症相同的致病因素、情绪性情结。荣格在一九〇七年联系病人的生活经历，解释了痴呆者身上某些最不可思议的刻板动作；布洛伊勒于一九〇六年证实，各种精神病中都有类似于精神分析学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的那些机制。从那以后，精神分析学家一直在坚持不懈地设法去认识精神病。尤其是用了自恋概念之后，他们在某些方面对这种病已经有了一些认识。当然，绝大部分材料是亚伯拉罕在一九一二年阐述忧郁症时获得的。必须承认，我们在这一领域里的所有知识还没有转化为治疗手段；可是，理论上的收获也不容小看，我们可以期待着它运用到实践中去。我相信，将来总有一天，精神病学家们也会承认他们自己的临床材料就具有无可否认的说服力。目前，德国精神病学界正在受到精神分析学观点的“和平渗透”。尽管他们还在不断声明他们永远不会成为精神分析学家，永远不会属于这个“正统”学派或者赞同其夸大失实的观点，并且尤其不会相信性的因素的影响力，但还是有许多年轻的精神病学家接受了精神分析学说的某些理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应用到工作中去。所有这些现象表明，下一步的发展将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英译注：参见《标准版》第十四卷第23页。
英译注：E．布洛伊勒(Eugen B1euIer，1857一1939年)，瑞士精神病学家，苏黎世一公立精神病院院长。
中译注： C．G．荣格(Carl Gustav Jung,1851—1961年)，瑞士精神病学家，原的学生，后建立其自己的分析心理学派。
中译注：奥地利西部一城市。
英译注：参见弗洛伊德写于大战期间(1915年)的著作《对战争与死亡时期的思考》中的一段描述。《标准版》第十四卷第279页。
英译注：本段在1924、1928、1948年的版本中均由小号字体印出。
中译注：费伦茨(Sandor Ferenczi，1873—1933年)，匈牙利精神分析学家。
英译注：在德文版中，这句话为“……在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苏黎世、伦敦、荷兰、纽约、全美(Po Pan—America)、莫斯科和加尔各答的地方组织。”作者对英译本的改动曾予以特别认可。
中译注：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年)，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个体心理学的创始者。
中译注：斯泰克尔(wilhelm Stekel,1888—1942年)，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
中译注：H．萨克斯(Hans Sacks，1888—1942年)，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
中泽注：O．兰克(Otto Hank，1884—1939年)，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
中泽注：《意象》于一九一二年创刊，一九三八年停办。
中译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见《精神病理学与精神分析学研究年鉴》第二卷(一九一〇年)．
英译注：参见第67页注②。
中译注：见《精神分析运动史》一书。
中译注：霍尔(G．Stanley Hall，1844—1924年)，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家。
中译注：普特南(James Jackson Putnam，1846—1918年)，美国神经病学家。
英译注：参见弗洛伊德在普持南去世后写的讣告(1920年)以及为普特南选集作的序言(1921年)。
中译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62—1910年)，英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
中译注：男性的抗议(masculine protest)，阿德勒用语，指那些对性别有自卑感的妇女的行为反应。
中译注：亚伯拉罕(Karl Abraham，1877—1925年)，德国精神分析学家。
中译注：兰克后来也因意见分歧而离开弗洛伊德。
中译注：布里尔(Abraham Arden Brill，1874—1948年)，奥裔美国精神病学家，有“美国精神分析P学之父”之称，他为精神分析学在美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译注：普菲斯特(Oskar Pfister，1873—1956年)，瑞士精神分析学家、神学家．
英译注：参见弗洛伊德在弗罗因德逝世后写的讣告(1920年)．
英译注：参见弗洛伊德介绍一本战争性神经症著作的文章(1919年)。
英译注：在这之后，弗洛伊德实际上还积极地工作了十二年多的时间(见作者一九三五年补记的前面部分)。
中译注：客体贯注(object—cathexes)，指能量贯注于身外的客体。能量贯注于自身的是全自恋贯注(narcissistic-cathexes).
英泽注：有关这一论述，可见《标准版》第十九卷《自我与伊德》附录B。
中泽注：在精神分析学中，自我(ego)和自己(self)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届于不同的参照系，“自我”属于把看成是一种结构的存观参照系，“自己”则届于把人格看成是一种经验的参照系。
英译注：有关弗洛伊德在本能问题上的观点发展情况，编者在弗洛伊德的《本能及其变化》一文所加的按语中作过一些说明，见《标准版》第十四卷第113页。
中译注：厄洛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弗洛伊德用厄洛斯米招生命力和性的本能，他早先还曾采纳斯泰克尔的说法，把塔纳托斯——死神——作为死本能的代名词，后来，斯泰克尔背离弗洛伊德以后，弗洛伊德就不再使用这个词了。
英译注：本段后面的文字皆为一九三五年增补，可惜在一九四八年的德文版中被遗漏了。
英译注：以内斯特·琼斯在《弗洛伊德传记》(1966年，第209页)中指出，上面这些以及另外七篇已经敌失的文章实际上都写于一九一五年。见《心理玄学》的编者注，《标准版》第十四卷第105页。
英译注：见《自我与伊德》(1923年)。
英译注：本段在1924、1928和1948年的版本中均由小号字体印出。
中译注：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l-1887年)，德国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英译注：费希纳的影响尤其表现在“恒常性原理”(参见《超越唯乐原则》，《标准版》第十八卷第8-9页)，以及精神形态学的概念上(参见《标准版》第五卷第536页)，另外，还可以参考弗洛伊德论玩笑一书(1905年)第四章中的某些段落。
中泽注：叔本华(Au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年)，德国哲学家。
中译注：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年)，德国哲学家。
中译注：正移情又称里比多移情(1ibidinal transference)，指精神分析中患者对父母的或情感移向医生，这是神经症患者才有的移情。有的分析家认为，精神病患者也会产生一种移情，但通常是敌对的情绪，这负移情(negative transferencce).
英译注：见弗洛伊德第二篇论述“防御性神经症”(1896年)的论文第三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