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
就我所知,这套丛书的编者实际上并没有考虑到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那些自传可能需要添补个续篇;看来眼下只有我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是在一家美国出版公司表示希望出本新版自传以后,开始动笔的。我的这部著作以《自传》为题,于一九二七年在美国首次问世(由布伦塔诺公司出版),可是,由于考虑欠周,自传和我的另一篇文章编成了一书,并用后一篇篇名《非专业性学问题》作为书名,这样人们就无法知道还有自传这一部分。
我的自传有两个主题贯穿于始终:我个人的经历和精神分析学的历史。这两条线是互相交织,密不可分的。这本《自传》既展述了精神分析学是如何占据我的全部生活的,又如实地告诉人们,我个人生活中没有任何其他经历能够超过我和精神分析学的关系。
就在我写这本自传的前不久,我患的恶性肿瘤又一次复发,当时似乎就要辞别于世了;好在一九二三年做了一次外科手术,使我活了下来,并能继续工作了,但自那以后,我再也无法摆脱病痛的折磨。在以后的十多年里,我从未停止过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工作,也没有放下过手中的笔——我十二卷德文版选集的完成就是一个证明,不过我自己觉得,我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在发展过程中交缠在一起的许多线索如今已开始分离;我后半生的兴趣爱好在逐渐减退,而早先的那些兴趣则又一次浓厚起来。虽说近十年来,我的确在精神分析学方面做了一些重要的工作,比如我在《抑制、症状和焦虑》(一九二六年)一书中对焦虑问题作了修正,一年之后,我又对恋性“癖”作了简要的说明。但是也必须承认,自从我提出了两种本能(厄洛斯和死亡本能)存在的假说、自从我把精神人格分为自我、超我和伊德(一九二三也和我所处的退化期有关。我这辈子沿着自然科学、医学和精神绕了一个圈子,最后兴趣义回到了早年刚能思考问题时就便我为之入迷的文明问题上。一九一二年,在我的精神分析学研究处于巅峰期时,我就已试图在《图腾与禁忌》中用情神分析学的新发现去探讨宗教与道德的起源。后来我在《幻觉的未来》(一九二七年)和《文明及其不满》(一九三O年)两篇文章中,把这一工作又向前推了一步。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人类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即人性、文明的发展和原始经验的积淀,(宗教便是最明显的例子)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只不过是精神分析学在个体身上所研究的自我、伊德和超我三者动力冲突的一种反映,是同一过程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的再现。在《幻觉的来来》中,我对宗教基本上作了否定。不久我又找到了一个更适合于宗教的公式:尽管宗教的力量来自它所包含的真理之中,然而那种真理并不是一种实在的(materia1)真理,而是一种历史的(historical)真理。(英译:参见《摩西与一神教》第三章第二部分)